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6-9）北守南攻：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战略变迁

卧龙动 2022-10-17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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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北守南攻：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战略变迁

跟明朝相比，清王朝比较拿得出手的，也就只剩下版图巨大、幅员辽阔这一点了，算是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份有价值的遗产。但考虑到英国以海岛小国，在大航海时代竟能凭借海权优势建立跨越六大洲三大洋的“日不落”帝国版图。清军所占领的那些人烟稀少只能长草的北方荒原，跟大航海和工业革命所可能带来的利益相比，意义也就没有那么大了。

中华文明是一个发端于黄河流域中上游的农耕文明。在一开始，它四面八方都是蛮族，所谓南蛮、北狄、东夷、西胡。经过上千年艰难的战争和开发，到了秦汉时期，终于基本战胜了南蛮、东夷和西胡，将农耕文明扩展到葱岭以东、阴山以南的整片低海拔地区。最主要的威胁，就剩下北方了。这种扩张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农耕技术进步和地理屏障的构造综合作用的结果。狄夷并不是都被消灭了，很多是实现了农耕化，也变成了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

北方的威胁始终无法消灭，主要是因为那些地方实在不适合农业耕作，无法建立定居文明。西北方的新疆地区虽然看起来更加遥远，甚至还有大片比大漠更加荒凉的沙漠戈壁，但受葱岭、天山等高大山脉的影响，这些地方冬天不至于过度寒冷，山上积雪定期融化，形成地表水或地下暗河，可以形成据点式的农耕区域。在农耕区域驻军，搞军事屯垦，也可以实现长期管理。而北方的大漠既荒凉又寒冷，只适合游牧民族生存，而且战略纵深极深极广，漠南漠北南北东西纵深都有数千公里，中原政权无法建立稳定的控制。

这种条件下，如何对付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就成了农耕帝国最重要的战略问题。

既然完全的征服不可行，剩下的战略选择其实只有两种：消极防御和积极防御。

所谓消极防御，就是修建长城和堡垒，军队躲在高大的城墙后边，等着游牧民族来进攻骚扰。依托城墙进行防守，仅在他们退兵的时候出去追击一下，其它时间基本不出城墙。

所谓积极防御，就是只把城墙和堡垒当做休整和后勤保障据点。军队不定期的主动出击、远征大漠，对那些不愿意臣服于中原政权的势力，进行反复打击，一直到打服或者打散为止。打击完成之后，退回长城或堡垒据点休整。

很显然，只有积极防御才是应对北方蛮族威胁的正确方式。消极防御只会让北方游牧民族逐渐内部统一，形成强大的政权，然后集中力量对长城沿线的关键据点进行运动式打击。中原政权无法在数千公里的战线上，比大漠骑兵更快的速度集中兵力防御，只能被动挨打，最后防御体系必然崩溃

汉唐时代，主要执行的就是积极防御战略。由于统治阶级积极进取、内政清明、技术先进、军力强大，国家安全和内部繁荣都得到了很好的保证。这才创造了强汉盛唐的伟大文明。

在向北积极防御的同时，华夏农耕文明其实在向南积极开拓。这就是本卷第三章“开发江南”所讲的，农耕技术从干旱少水之地，逐步向湿润炎热的区域扩张。这种扩张是真正的扩张，而不是积极防御，是把蛮荒之地永久性的变成农耕区域和中原政权的郡县制管辖范围。它在地图上看不大出来，不像漠北地区一样，建一个都护府或者册封一个汗王，就算国家疆域在地图上就“扩张”了一大片。那种“扩张”其实不是扩张，是防御，最多算是据点控制。在南方地区的开发和扩张，是沿着大江大河，先在优良港口建立据点式控制，然后开发周边冲击平原，再逐步占领小块平原，并依托交通要道建立城池堡垒，然后深入山野地区，开垦梯田修建水库，把山地野蛮民族转化为农耕人民，最终实现编户齐民，将整个地区纳入郡县制大一统的范围。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军事征伐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不过，南方地区以丘陵为主，又被河网分割，当中原政权在一些主要据点站住脚以后，周边山地蛮族就无法统一起来对抗农耕文明的扩张。军事征伐不会表现为北方那种气势恢宏的大规模战役，动不动就是十多万大军深入大漠上千里，一战歼灭敌军多少俘获牛马多少等等。大兵团南下的战争，自从秦始皇开通灵渠征服南越以后就很少了。剩下的主要是润浸式的，小股部队的长期深入作战。这个过程也相当艰辛，而且极为漫长。但最终的成就沉淀下来了，建立起来了比北方的黄河文明更为繁荣的长江-珠江文明，实现了农耕文明内部的跨越。可以说，自远古传说中黄帝派遣使者到南方建立统治，到舜帝亲征三苗并死于征途，到楚国越国逐步融入中原，再到秦始皇派大军征服南越，到诸葛亮平南蛮、孙吴平北越，一直到西晋南迁，到了唐朝中后期，中华农耕文明终于基本实现了从干旱文明向湿润文明的过度。

湿润文明相对于干旱文明，首先体现在单位土地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然后，在此基础上，就能发展出更加繁荣的城镇和手工业体系。也可以养活更多的科技和人文研究者。这些都是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度的必要前提。另外三大古文明：埃及、两河和印度河文明，都发源于干旱地带。在干旱文明时代，它们尚可勉强与中华文明并驾齐驱，在一些局部领域可能还比中华文明更为领先。但它们都未能成功的发展到湿润文明，就被周边的蛮族征服和消灭了。随着南方的开发，汉唐帝国作为干旱文明与湿润文明并存的农耕文明，其疆域之广阔、人口之众多、经济之繁荣远远超过了三大古文明地区的水平。这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军队将士英勇奋战的结果，也是中国在地理方面优势的体现。黄河长江两大河流相隔如此之近，而江南以南又是广阔的大海，没有更多的力量可以威胁中华文明向南扩张的步伐。

与干旱文明相比，湿润文明同时也能供养数量更为庞大的军队。依托江南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出，以及更大的人口基数，中原政权实际上具备了相对于北方蛮族更为明显的战略优势。

但历史并未朝这个方向发展。上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糟粕力量开始发挥作用，从内部侵蚀中华文明的肌体。从唐朝后期开始，封建宗法制时代遗留下来的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的尚武精神开始衰退，精英阶层被湿润文明创造的物质财富所诱惑，文官阶层做大，军队战斗力下降，逐渐放弃了向北积极防御的战略，转而采取消极防御战略，甚至投降绥靖政策，以割地纳贡称臣的方式换取北方的暂时安宁。

北宋的经济高度繁华，税收收入和人口数量都超过汉唐，也可以养活比汉唐数量更为庞大的常备军。但在东北打不过辽国，只能纳贡称臣；西北方打不过西夏，就在以范仲淹为代表的自作聪明的文官们的主持下，疯狂修建堡垒，大搞堡垒战术。由于西夏实在人口太少、土地极为贫瘠，北宋方面依靠百倍于对手的财力和人力投入，历时上百年，勉强耗过了这么一个蕞儿小国。西夏的国土开始逐步萎缩。但北宋最后也没消灭掉西夏，仅仅是取得了战略优势，范仲淹等人就在过去一千多年里被儒家学者吹成了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出将入相的全才型战略大师。这种目光短浅的消极防御战术耗尽了北宋的战略力量，西北方的堡垒花钱再多建得再牢靠也没法搬到东北方。当女真人的金帝国在东北方崛起以后，就长驱直入，把北宋给灭了。西夏在北宋灭亡后又继续存在一百年，对此不知鼓吹堡垒战术的文官们会作何感想？

后来，南宋偏安一隅，将黄河流域尽数丧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湿润型文明国家，其经济实力、人口数量、科技水平仍然大大高于金国和蒙古。

在此过程中，中华文明也开始了从湿润型农耕文明向海权文明的进军。

中华文明所在的区域，地理排列十分“整齐”，北方是适合游牧民族的荒原，中间是适合农耕文明发源的干旱大河黄河，往南是适合干旱文明向湿润文明发展的长江，再往南就是适合从陆权文明向海权文明发展的大海。受此影响，中华文明在南宋之前的发展轨迹也非常清楚，就是从干旱往湿润进军，从陆权往海权发展。发展空间越来越广阔。

早在唐朝，中国的航海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沿着海岸线长途运输的水平了。通过近海航线的开辟，跟东南亚、南亚乃至中东地区都建立了贸易关系，宁波、泉州、广州等港口兴起。到了南宋，海洋贸易已经十分兴盛，沿海地区逐步超越长江内陆，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

但令人遗憾的是，南宋统治阶层仍然继续不思进取、苟且偷安，继续执行消极防御政策，拒绝积极进攻收复故土，甚至连积极防御也无力执行。由于没有将湿润文明和海洋贸易所能带来的战略优势转化成为真实的军队战斗力，最终被蒙元所灭。这个过程，就好像雅典被马其顿消灭、罗马帝国被日耳曼蛮族消灭一样。一个非海岛型的文明，即使海权力量再强大、文明再发达，如果在陆地上防御能力出现缺陷，就会遭遇灭顶之灾。

幸好，以朱元璋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奋起战斗，终于消灭了野蛮政权、恢复了中华正统，才让中华文明没有像古希腊古罗马一样被彻底毁灭。

明朝的建立，再次实现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大一统。朱元璋定都南京，但他的儿子，驻守北京的朱棣在他死后发动兵变夺取了皇位。这也可以理解为北方军事力量的一次胜利。由于地理上的因素，南方经济虽然繁华，但被山地和江河切割，很难组织大兵团进行快速机动。北方黄河流域虽然土地产出更少、人口更少，但兵团机动性更强，而长江的宽度又不足以抵抗北方大兵团南下，因此要保卫长江-珠江的湿润文明和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大一统政权必须有效的统治北方，并抵御长城以北的蛮族军队南下。

这种情况下，朱棣决定将明朝首都迁往北京。这是中国大一统历史上第一次，政治军事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这种分离是逼不得已的，是中华文明的范围扩大了一定程度以后必须出现的分离。

这个时候，朱棣为明王朝制定的战略在总体回到了汉唐的轨道：向北防御、向南扩张。防御，还是积极防御，朱棣多次亲自带领大军深入蒙古大漠，将蒙元政权从新打散成为游牧部落；扩张，也是积极扩张，以国家力量建立强大的海军，组织大规模船队下西洋，扩张贸易航线，并在马六甲等地方建立军事据点控制海上航线。开启了中国从海洋贸易走向海权帝国之路。

这个战略更汉唐在总体上一致，但过力度和汉唐相比有所变化：向北投入的力量减少了，向南投入的资源更多。北方始终以长城防线为主要防御范围，在西北方不再积极进取，基本放弃了汉唐时代在中亚的霸权，收缩了在新疆的控制。在南方则投入了更多的力量从事航海活动。这种变化，是疆域扩大和经济中心发生转移之后必须做出的抉择，也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明朝中前期的中国实际上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时期，就是航海技术和火器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成熟；全球贸易分工网络，也还在萌芽阶段。工业革命，就更是遥遥无期。要利用先进的火枪和火炮碾压野蛮民族，暂时还做不到。航海贸易要创造足够财富支撑北方军事行动，也还差一些。所以，明朝再强大，也不可能做到南北两个方向同时积极进取，一方面在西北方恢复汉唐的强盛，一方面在南方海洋上纵横驰骋，这是做不到的。必须有所取舍。

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朱棣的战略：建都北京，向北积极防御；发展海军，向南积极进取。以南方为主攻方向，等到航海技术、火器技术发展成熟，航海贸易高度繁荣以后，再回头去扫荡北方那些还只会骑马射箭的落后文明，就易如反掌了。

当然，朱棣不可能预见到航海技术的进步和工业革命的爆发。他的战略只是根据当时的技术水平和形势所做的决定。实际上，“北守南攻”的战略格局经过千年演变，时间跨度太长，不可能是某一个政治家，甚至也不是某一个精英集团能够定下来的战略。它是由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所推动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一个追求创造更多物质财富，享受更美好世俗生活的过程。北方游牧民族总会想着南下，享受温暖地带的农耕定居生活。那些真的南下进入黄河流域的游牧民族，也确实逐步变成了农业民族。寒冷干旱的黄河流域之所以一度比湿润温暖的长江流域更发达，那是技术条件限制，没办法。一旦农耕技术发展到位，人民自然会喜欢居住在更加温暖、物产更加丰富的南方。文明的重心必定会往南转移。“向北防御、向南开拓”是不可抗拒到的历史潮流。当中华文明发展到可以进行远洋贸易的时候，自然也会立刻发现海洋贸易的优越性，继续走向海洋、走向海权。

就好像植物有趋光性一样，文明也有“趋光性”，即主动向着物产更加丰富、气候更为舒适、交通更加便利的方向生长。

汉唐时期，中华文明还以干旱文明为主，王朝定都长安，在向北积极防御的同时，还向西北方向进行了积极开拓。这个时候，西北方向战争不断、名将辈出。因为南方开发还不成熟，尤其是海洋贸易航线还没有出现。西北方向的“丝绸之路”的国家最重要的对外贸易通道。尽管汉唐帝国对外贸并没有多少依赖，但那毕竟也是一条财富通道，是连接另外一个文明地区的唯一路线。因此才值得投入那么多兵力去开拓进取，而且在无法彻底征服的地区，还要搞好关系，不惜采用“和亲”的手法来促进团结稳定。“和亲”的主要目标并非边境安全，而是贸易通道的安全。以汉唐的实力，维护边境安全只需要军队就可以了，而贸易通道延伸太长，远远超出了边境范围，日常商旅往来，也不可能每次都派军队一路保护，那就没办法，必须要交“过路费”。

所以，汉唐的军事优势，在北方战线上，相对于明朝是更大的，但是汉唐要搞“和亲”而明朝不搞“和亲”。不是说汉唐更软弱而明朝更强硬，也不是汉唐更开明而明朝更保守，关键在于是否需要保护贸易通道。到了明朝，海洋贸易路线已经取代了“丝绸之路”成为国家对外贸易的主通道，陆地贸易由于成本太高变得不划算了。这个时候，国家的正确战略就是在北方搞好军事防御就可以了，“和亲”之类的就无所谓了，没必要跟北方蛮族搞一家亲。反而应该搞封锁，严防先进技术和战略物资流入不愿意臣服中原政权的北方蛮族手中。这就跟西欧本来被奥斯曼土耳其封锁了贸易通道，但是等到他们通过大航海绕过奥斯曼土耳其之后，就反过来对奥斯曼土耳其的纺织品搞禁运是一样的。

明朝中后期，朝廷关于是否要跟蒙古“互市”的争议，其实都是细枝末叶的小事儿。汉唐那是主要贸易通道在那个方向，必须得把从贸易中赚的钱拿来分一点给周边小国或者游牧民族，大家一起发财，中原政权和商人们赚大头。北宋和明朝后期的“互市”则主要是单方面让利，是军队战斗力下降后被迫妥协退让的无奈之举。如果宋明军力优势可以比肩汉唐，那就应该对北方那些不老实的游民部落搞贸易封锁，专心发展海洋贸易就行了。

时代形势发展变化，国家战略也相应需要发生改变。到了湿润文明和海权文明时代，还抱着干旱文明时代的战略战术不放，那就是食古不化、保守落后了。

明成祖朱棣的战略基本就是立足于这个转变，对汉唐战略的一个微调。向北防御、向南开拓的整体方针不变，但减少了在西北方向的进取开拓，加强了在海洋上的投入。这显然是正确的。

尽管战略正确，这仍然是一个相当惊险的操作。不仅要南北兼顾，还涉及到了从陆权到海权的转型。在陆权时代，不管黄河干旱文明还是长江-珠江湿润文明，那都是陆权型文明，依靠陆军保卫就可以了。北方的军队可以调往南方，南方的军队也可以调往北方，路途虽然遥远，总还有个战略腾挪的空间。如果大力发展海军，在海上投入过多，北方战略资源不足，也没办法把海军调到北方去跟蛮族骑兵作战。反之，在陆军上投入太多，平时北方没有大的战事，也就只能白白耗费资源，不可能调到南方去远征大海。在海陆两条战线无法协同的情况下，国家军事开支也必然大幅度增加。

因此，要用好朱棣的战略，就要求统治阶层必须有清醒的危机意识，时刻考虑南北双方战略投入的均衡，并保持有力的中央集权，集中调度利用好国家资源，算好一本大帐，不能算小账。

但是，朱棣死后，儒家文官集团掌权。后来又爆发了土木堡之变，武将勋贵集团势力损失殆尽，文官利益集团更是一党独大。为了遏制武将勋贵集团，控制皇权，他们恢复并加强了两宋时期“以文制武、消极防御”的错误策略。向北，积极防御被放弃，文官领袖于谦依靠高大坚固的城墙保卫北京城的功绩被吹上了天，长城防线也跟着全部改为龟缩政策，军队分散在九边重镇消极防守，避免让任何一个武将或者皇帝本人能够一次性的统帅一支过于庞大的军队。文官集团中真正能征善战、积极进取的人比如跟太监汪直密切合作的王越，也遭到打压和内部清洗。这种消极防御政策，让北方游牧民族开始逐步实现内部统一，势力日渐强大。

最后，在东北方向独当一面的武将李成梁被污蔑攻击，丢了兵权，努尔哈赤趁机壮大。萨尔浒之战，不懂军事的文官大将统兵，分兵冒进，遭遇惨败。明廷陷入文官党争，满清趁机占领辽东，并统一蒙古诸部落，形成了满蒙一体的强大北方政权。面对巨大压力，文官领袖孙承宗一拍脑袋，“发明”了堡垒战术，在山海关到锦州一带狂修堡垒，号称收复了好几百里的失地。其徒子徒孙如袁崇焕等人，坚信堡垒加大炮足以战胜满洲，无需使用职业武将去血战沙场。他们以“不服文官节制”的罪名杀掉了主张以运动战加游击战收复失地的武将毛文龙。然后，清军绕过东北方的“孙承宗防线”，直接从北方长城入寇，围攻北京、血洗中原。袁崇焕手足无措，终于被下狱处死。但文官集团仍然拒绝反省，继续耗费巨资维持宁锦防线，满洲就继续绕过这片堡垒连续入塞，最后利用锦州“围点打援”，彻底消灭明军主力。消极防御战术一败涂地、害死了明朝。

在南方，文官们声称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经过十多年的斗争，终于把下西洋的官方船队给停了。然后力推海禁政策，一边不准国家政权参与，一边禁止普通商人下海，地方豪强联合海盗集团垄断沿海贸易，将大航海时代的财富尽数纳入私囊。国家财政因此损失惨重。由于无法从航海行动中获得财富，也就无力投入巨资发展近代化的远洋海军，全球版图被西欧列强瓜分殆尽。中国只依靠自己数千年积累下来的先进手工业技术，在西方列强构建的全球贸易网络中发了一笔洋财。但这笔财富也继续被东南豪强们拿来奢侈享乐，未能转变为富国强兵的根基。

这样，尽管明朝中后期的国家战略实际上还是“北守南攻”，但已经从“积极防御加主动开拓”变成了“消极防御加被动开放”，南北两个方面都被束缚住了手脚。北方放任野蛮民族统一壮大，南方放任西方列强纵横海洋。永乐时代海陆双重霸权的辉煌一去不返，终于落得了一个神州陆沉、海权拱手的可悲局面。

在东西方文明即将开始大碰撞的前夜，我们回顾一下中华文明在农耕时代的发展历程，这也是对《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前三卷书内容的一个总结。我们借用《易经》中几个与龙有关的卦辞来做个形象的概括。

第一阶段：见龙在田。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农业耕种开始孕育华夏文明，我们的祖先从游牧与渔猎进入农耕时代。“夏”的甲骨文形象就是一个拿着农业工具的人的形象。到西周，确立了基于宗法制的封建国家体制，中华世俗化国家成型，农耕文明基本发育成熟。

第二阶段：龙战于野。春秋战国时代，农耕文明走向强盛，诸子百家思想争鸣，向外扩张和内部征战并立，长达五百多年的大混战之中，华夏民族意识和文明意识形成，郡县制出现，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奠定基础。

第三阶段：飞龙在天。汉唐时期，大一统帝国体制建立，大一统盛世出现，从黄河文明逐渐扩展至“长江-珠江”湿润文明，农耕文明进入中高级发展阶段。另外三大古文明都止步于干旱文明。中华文明一飞冲天、雄睨天下。

第四阶段：潜龙在渊。两宋时期，农耕文明至湿润文明后发展到鼎盛，中华文明继续向南迈向海洋，开始从古代农耕型陆权帝国向近代化海权帝国转型。

第五阶段：亢龙有悔。元明清时期。往南深入发展以后，海权初具但陆权尽失，龙首向南而龙尾在北，尚未遨游大海，先被北方蛮族抓住了尾巴，使南宋亡于蒙元。中华文明的南征之路遭遇巨大挫败。朱棣上台以后，迁都北京，政治军事中心回到北方，如同巨龙回头，先巩固北方防御再图南下，构建一个海权和陆权均衡发展的战略格局。

遗憾的是，这一战略再度遭遇失败。清军入关，“北守南攻”之局未成。在北方蛮族主导下，国家战略被强行扭转为“南守北攻”：以南方地区的物产和财富，驱动满洲铁骑征服亚洲内陆，将北方版图扩展到极大。南方则几乎完全放弃海军发展，执行消极防御和思想文化上的闭关锁国政策。

满洲时期的军事成功，和汉唐时期的军事成功，虽然在地图上看起来差不多，但有着本质的区别。汉唐时期，海上既无敌人也无贸易，南方为大后方，北方为国家经济中心，向北积极防御，向西打通丝绸之路，连接两河文明，战略价值极大。满清时期，丝绸之路中断，强敌崛起于海外，贸易通道也早已改走海路，南方为国家经济中心，此时再倾尽国家财力征战于西北，岂不大误？还有人说什么清朝统治者再造汉唐盛世，并将乾隆与汉武帝、唐太宗相比，也是荒谬。汉唐西征，顺文明大势而行；满洲北略，逆文明大势而动。一顺一逆，高下可判。用满清在西北的武功，与汉唐相比，便是现实版的刻舟求剑、东施效颦。一千年沧海桑田，时移世易，中华文明的巨轮早已扬帆南下，欲于当年燕然勒石之处再造汉唐飞龙在天之功，其可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