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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大他者不存在……”

 欧陆思想联萌 2022-10-18 发布于北京


译:蓝江

《关于元宇宙,精神分析能告诉我们些什么》

(第二部分)

四、“大他者不存在……”

我们的论点是,这两个倾向都没有抓住重点;它们要么太强(声称元宇宙涉及一种“大他者”的象征律法,并在精神上悬置了律法),要么太弱(认为这是俄狄浦斯在元宇宙的直接延续)。事实是,今天,在某种意义上,“大他者不再存在”—— 然而,在什么意义上,大他者不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根据拉康的说法,对大他者而言,这与对上帝而言是一样的(并不是说今天的上帝已经死了——上帝从一开始就已经死了,只是他不知道而已……)。它一开始就不存在,也就是说,“大他者”的不存在,最终等同于大他者是象征秩序,是在不同于直接物质因果关系的层面上运作的象征的人为秩序。(在这个意义上,大他者确实存在的唯一主体是精神病患者,也就是那些将直接的物质性后果归咎于文字的人)。简而言之,“大他者的不存在”与信仰、象征性的信任、信念、“按他们的话的价值”接受他人所说的话的概念是严格相关的。

在马克斯兄弟的一部电影中,格劳乔在被抓到撒谎的时候,愤怒地回答道。“你相信哪个,你的眼睛还是我说的话?” 这种明显荒谬的逻辑完美地诠释了象征秩序的运作方式,在这种秩序中,象征性的面具-命令比戴着这个面具和/或承担这个任务的个人的直接现实更为重要。这种运作涉及恋物癖的否定结构。“我很清楚事情是我看到的样子/这个人是个堕落的弱者/,但我还是很尊重他,因为他戴着法官的徽章,所以当他说话时,是法律本身通过他说话。”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实际上十分相信他的话,而不是我的眼睛,也就是说,我相信另一个空间(纯象征权威的国度),它比其发言人的现实更重要…… 因此,对现实的玩世不恭的还原是不够的:当法官说话时,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话(法律体制下的话语)比法官这个人的直接现实有更多的真实性——如果一个人把自己限制在他所看到的东西上,他根本就错过了重点。这个悖论正是拉康在他的“非欺骗性错误”(les non-dupes errent)中的目标。那些不让自己陷入象征性欺骗/虚构并继续相信自己眼睛的人是犯错最多的人……一个“只相信自己的眼睛”的犬儒主义者所忽略的是象征性虚构的实在性,是这种虚构构成我们体验实在的方式。同样的差距也在我们与邻居最亲密的关系中发挥作用。我们的行为就好像我们不知道他们也有臭味,也有排泄物等等。——最低限度的观念化,迷信化的否定,是我们共存的基础。

今天,随着新的数字化技术使完美的人造图像成为可能,更不用说元宇宙技术,“相信我说的话(论辩),而不是相信你的眼睛!”这句格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现实。也就是说,这里的关键点是要注意“你相信谁,你的眼睛还是我说的话?”的逻辑,即“我很清楚,但还是……/我相信/”,可以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即象征性的虚构和想象性的拟像。在法官佩戴徽章,在这种实际的象征性虚构的情况下,“我很清楚,这个人腐败如斯,但我还是把他当作/我相信/象征性的大他者,并通过他来言说”。我不承认我的眼睛告诉我的东西,我选择相信象征性的虚构。相反,在元宇宙的拟像中,“我很清楚我所看到的是数字机器产生的幻觉,但我还是接受让自己沉浸在其中,表现得好像我相信它一样”——在这里,我放弃了我的(象征性)知识告诉我的东西,我选择只相信我的眼睛……

这个反转说明,今天,大他者的不存在已经达到了一个更为激进的层面。越来越多地被破坏的正是这种象征性的信任,这种信任在所有怀疑的数据面前依然存在。也许这种“大他者不存在”的新状态的最受人关注的是“委员会”(committees)的涌现,它们注定要决定所谓的伦理困境,当技术发展以越来越多的方式影响我们的生活世界时,这些困境就会出现:在医学和生物遗传学方面(在什么时候,一个可接受的甚至是理想的基因实验或干预会变成无法接受的操纵?),在普遍人权的应用中(在什么时候保护受害者的权利变成了强加的西方价值观?),在性道德中(什么是适当的、非父权的诱惑程序?),更不用说元宇宙的明显案例(在虚拟社区中性骚扰是什么样子的?在这里如何区分“纯语言”和“行为”?)。因此,为了走出困境,人们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以一种最终决断,确立精确的行为准则……这些委员会的工作陷入了一个症候性的恶性循环。一方面,他们试图在最先进的科学知识中使他们的决定合法化(在堕胎的情况下,科学知识告诉我们,胎儿还不具备自我意识和体验痛苦;在病入膏肓的情况下,科学知识定义了安乐死是唯一有意义的解决方案的门槛);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激发出一系列非科学的伦理标准,对的科学本身的发展进行限制。

五、……然而,它正回到实在

在所谓的“控诉文化”中,可以看出这种大他者的退缩的第一个悖论,以及其潜在的反感逻辑。主体非但没有兴高采烈地假设大他者的不存在,反而把失败和/或无能归咎于大他者,仿佛大他者因其不存在而有罪,也就是说,无能不是借口——大他者要对其不能做任何事情这一事实负责:主体的结构越是“自恋”,他就越是把责任推给大他者,从而宣称自己对它的依赖性。因此,“控诉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对大他者发出的呼吁,即进行干预和纠正(对受损害的性或少数民族进行补偿,等等)——具体如何做,这又是不同的伦理法律“委员会”的问题。因此,“控诉文化”难道不是今天的歇斯底里,是对他者提出的歇斯底里的不可能的要求,这种要求实际上希望被拒绝,因为主体把他或她的存在建立在他或她的控诉上——“只要我让他者对我的痛苦负责和/或有罪,我就是?”这种控诉逻辑与真正的“激进”(“革命”)行为之间的差距是不可逾越的,后者不是向他者控诉并期待他者采取行动,即把采取行动的需要置换到他者身上,而是暂停现有的法律框架,自己完成这一行动……那么,那些真正被剥夺权利的人的控诉有什么问题呢?

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破坏大他者的地位,而是仍然向大他者提出自己的要求。通过将他们的要求转化为法律主义的申诉条款,他们在攻击他人的姿态中确认了他人的地位。

此外,一系列的现象(伦理/宗教上的 “原教旨主义”的复苏,主张回到基督教父权制的性角色划分;新时代对宇宙的大规模再性化(resexualization),即回到前现代异教徒的性化宇宙论;“阴谋论”的大量出现,而这是一种“认知图绘”的民粹形式)似乎都在对抗这种大他者的退却。把这些现象视为简单的“倒退”,视为“逃离自由”的新模式,视为不幸的“过去的残余物”,只要我们继续更坚决地走解构主义的道路,把每一个固定的身份历史化,把每一个自然化的自我形象的偶然性揭开,这些现象就会消失。这些令人不安的现象反而迫使我们更详细地阐述大他者的退却的轮廓。这种“大他者不存在”的变态——象征效果的日益崩溃——的矛盾结果正是一个大他者的不同侧面的重新出现,它有效地存在于实在中,而不仅仅是一种象征的虚构。

当然,对存在于现实中的大他者的信念是偏执狂的最简洁的定义;为此,今天意识形态立场的两个特征——犬儒的疏远和对偏执狂幻想的过分依赖——它们是严格意义上的共生关系。今天的典型主体是在对任何公共意识形态表现出犬儒主义的不信任的同时,毫无节制地沉溺于关于阴谋、威胁和对他者的过度享受的偏执性幻想。对大他者(象征性虚构的秩序)的不信任,主体拒绝“认真对待”,依赖于这样的信念:有一个“大他者的大他者”,一个秘密的、看不见的、全能的行为体有效地“扯动傀儡的线”且运行着。在可见的、公开的权力背后,有另一个失场的(obscene)、不可见的权力结构。在拉康意义上,这个隐秘的行为体,扮演着“大他者的大他者”的角色,是大他者(调节社会生活的象征秩序)一致性的元保证(meta-guarantee)的一部分。正是在这里,我们应该寻找最近叙事化困境的根源,也就是“宏大叙事的终结”这一问题的根源。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文学和电影中,全球性的、包罗万象的叙事(“自由民主与极权主义的斗争”,等等。达成一种全球性的“认知图绘”"的唯一途径似乎是“阴谋论”的偏执狂叙事——不仅对右翼民粹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而且对自由主义中心(肯尼迪遇刺的“阴谋”)和左翼取向(美国左翼认为某个深层政府正在试验神经毒气,使权力机构能够调节人口,人们常常痴迷于此类叙事)。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绝大多数能够吸引公众兴趣的电影都是不同版本的阴谋论,因为它们吸引人们是电影剧情而不是火爆的动作。由于这些剧情太过简单直白,以致于我们不会吧阴谋论叙事看成法西斯主义的偏执狂对于臭名昭著的“中产阶级”的反应,而这些“中产阶级”感觉到自己遭受到现代化进程的威胁。将“阴谋论”看成一种漂浮的能指会更有成效,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它可以被不同的政治立场所占有,使它们能够获得一个最小的认知图绘。

因此,这是大他者的一个版本,在其所谓的消失之后继续存在。另一个版本是以新时代荣格的宇宙再性化(“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为幌子而运作的。根据它,有一个潜在的、深深扎根的原型身份,在当代角色和身份的混乱中提供了一种安全的避风港;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危机的最终起源不是难以克服固定的性角色的传统,而是现代人的平衡受到干扰,他们过度强调男性的理性意识等方面,忽视了女性的怜悯等方面。虽然这种倾向与女权主义有共同的反笛卡尔和反父权的偏见,但它把女权主义的议程改写为重申在我们竞争性的男性机械主义宇宙中被压抑的原型女性的根源……然而,另一个版本的真正的大他者是父亲作为性骚扰他的年轻女儿的形象,它站在所谓的“虚假记忆综合症”的中心。在这里,悬置的父亲作为象征权威的行为人,即象征性虚构的化身,也“回到了实在界”。(引起这种争议的是那些主张恢复童年性虐待记忆的人的论点,即父亲的性骚扰不仅仅是幻想,或者至少是真实和幻想的不可分割的混合物,而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在大多数家庭中,在女儿的童年中“真的发生了”——这种顽固的态度与弗洛伊德同样顽固地坚持“原型父亲”的谋杀是人类史前的一个真实事件相类似。) 这种父亲的“回归实在界”的另一个方面无疑是流行的伪科学痴迷于探讨所谓的基督墓和/或后代(来自他与抹大拉的玛丽的所谓婚姻)之谜,它集中在法国南部的雷恩勒城堡周围地区,将圣杯神话、凯撒耳派(Cathars)、圣殿骑士、共济会等编织成一个大的连贯的叙述。这些叙事试图以基督及其后裔的肉身真实性取代圣灵(信徒团体)的象征性虚构的日益削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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