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满怀期望专程去了磁县新开的北朝考古博物馆一趟，结果发现了一件比较特殊的展品 —— 在展厅最前部分陈列的一铺北朝石床残件1。这铺雕工精美的石床前档残件似乎并没有公开出版过，更显新奇难得，正是北朝艺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观其制式与雕刻手法，可与现存的几铺作品产生紧密联系，只可惜也是采集而来，馆方没有提供清晰详细的出土资料，否则又将成为研究纷乱而迷人的北朝艺术史的一件有力证物。
翻查资料，我在2018年游览巴黎时，拍摄到赛努斯基博物馆珍藏的一件白理石雕石床前档残件2，馆方资料显示为1921年入藏，其雕刻风格与纹饰内容均与北朝考古博物馆藏这件极为相似，几乎如同出一辙，两者可互相印证考据。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内陆续出土发现了一批珍稀的北朝至隋代的石质葬具，这些被确认为是石椁或石床的作品，雕刻精美，融合了中原汉文化、中亚粟特文化、草原文化、佛教、祆教等多重艺术主题元素，具有极为丰富而深刻的图像学价值，成为研究中古丝路汉胡历史的重要一环，并极大地鼓励了丝路考古、国际粟特学与中亚文史圈的研究热情。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前半叶已经陆续出土了一批这种北朝的石棺床，并流失去了海外，因为数量稀少，缺乏更多确实可信的相关出土资料，这些零星散落在各大博物馆的异珍并没有得到更多的研究和关注，直至国内的相关石棺床陆续出土发表，在明确的墓主人身份、墓葬时间与地点等重要数据的支持下，这批石雕葬具重新回到了博物馆与考古界的视野，并成为目前国内外炙手可热的学术研究热点。北朝考古博物馆陈列的这铺仅剩前档的石床，其形制与装饰风格十分鲜明，与我去年在郑州市博物馆（老馆）的 “长渠缀珍 ——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文物保护成果展” 中看到的一铺具有明确纪年的围屏式石床3，可形成紧密关联。如石床右腿上的浮雕翼兽、上沿的莲瓣纹与下沿的齿状波浪纹均几乎完全一致，差异是中段的分格神兽纹，一为减地深浮雕，一为平面线刻。郑博这铺出土资料详实，来自纪年明确的东魏武定六年（548年）冯僧晖谢氏墓，此墓未经盗扰，出土现场首次清晰显示了墓主人入葬时是如何被放置于这种石床之上4，确定了石床的功能，十分重要。
2007年安阳固岸墓地M57号谢氏冯僧晖墓石床出土现场。 郑博的这铺安阳东魏石床，除了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纪年与地点资料以外，其保存完好的围屏上的线刻孝经故事图，又是另外一个亮点。近年发现的多个北朝石床最引人入胜之处，就是其浓厚而丰富多彩的西域文化元素，而冯僧晖谢氏石床围屏上的精美线刻孝经故事图，则代表了纯粹的中原汉文化传统，这对于汉胡文化融合的模式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美国维珍妮亚艺术博物馆也珍藏了一铺华美的贴金彩绘围屏石床5，其围屏上的线刻孝经故事图与子母式双阙围门，几乎与冯僧晖谢氏石床完全一致，这铺困扰了西方学者们的北朝杰作，现在终于可以判定为东魏北齐之交的作品。
出现在河南安阳的东魏孝经故事图石床，有没有其他地方更早的先例呢？肯定有！我在2017年参观大同市北朝艺术博物馆，发现了一铺雄伟壮观的北魏石床6，造型简单大方，气势憾人，它的围屏已经佚失，但前档中段部分就以分帧式减地浮雕线刻了孝经故事图7，人物背景细节生动，刀法硬朗朴拙，还附故事榜题，很可惜这么重要的北魏前期作品缺失了明确的纪年与出土地资料，但从富有特点的人物造型来看，属于北魏平城时期（384-494）无疑。也就是说，孝经内容早在北魏前期已经被使用在墓葬艺术中。
大同北朝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这铺孝经故事图石床虽然没有明确的出土资料，但其造型结构的风格上可以参照另一幅同地区的作品，那就是具有明确纪年的司马金龙墓石床8，出土自1965年发现的北魏太和八年纪年（484）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极受北魏王朝宠信的汉鲜混血琅琊康王司马金龙，生前地位权势显赫无双，他的墓出土了总数达430余件的精美随葬品，是迄今发现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北魏平城时期的文物，其中这铺细砂岩雕刻的石床，应该是迄今所知最早的纪年墓出土北朝石床，从形制与纹饰主题上都成为北朝早期石床研究的坐标性参照物，以此对比北朝艺术博物馆的孝经故事图石床，再结合安阳冯僧晖谢氏石床与维珍妮亚博物馆石床，即可整理出一条发展的脉络。基于北魏统治者拓跋鲜卑的游牧民族背景，与平城位居丝路交流中心的结果，司马金龙墓石床上已经明显呈现出多种来自西域的艺术元素，如中段曼妙的缠枝忍冬纹与穿梭其中的伎乐童子，其下沿边饰的水波纹，几乎成为了一种固定的装饰元素，并反复出现在后来的多铺石床上。这种水波纹，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的同类棺床装饰纹样上。如英国布里斯托博物馆（Bristol Museum & Art Gallery）收藏的一件埃及木质彩绘棺床9，其围板下方的水波纹可以作为一种参照。
除此以外，另一种重复出现的石床边饰纹样，就是所谓的莲瓣纹，如大同北朝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彩绘石床10，其左右腿上的深浮雕焰肩神兽纹与安阳冯增晖谢氏墓出土的石床形制一样，上沿的莲瓣纹也同样是一种几乎成为定制的纹样，又如另一铺早在上世纪初期就流失至海外的弗利尔艺术博物馆（Freer Gallery of Art）藏北齐石床前档11。这种所谓的莲瓣纹，其实也很像是西方所谓的卵锚纹（egg-and-dart），一种标志性的经典纹样之一，很早就大量出现在古埃及与古希腊的建筑装饰上，如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藏一段雅典卫城的大理石柱顶楣构件12。这不禁令人对北朝时期东西方通过丝绸之路交流的层次与深度浮想联翩。
2000年后陆续出土的北朝石质葬具石床与围屏石榻，引起国内外考古界与学术界的强烈兴趣，因为这些石床上雕刻了多元文化的内容，图像信息极为丰富，如前述代表地道传统中国儒家文化的孝经故事。上图见美国弗利尔艺术博物馆藏的北齐石床前档的中央部分13，则是一组与佛教有关系的图像 - 站在莲花上的左右脇持菩萨转向中间一朵宝相莲花中涌现的博山炉，这是毫无疑问的佛教艺术格式，是同时期佛教造像碑上的流行元素之一，但却也出现在葬具之上，可见北朝石床装饰采纳的包容性极强。当然，石床上出现的中亚粟特人及其信奉的祆教文化元素，是最让学者们迷恋的部分。长久以来，活跃在丝绸之路历史上的中亚粟特人，充当了真正的东西方在文化、商贸、外交、艺术、信仰等多方面的交流使者，在长达超过300年的时间里，大量入华的粟特人在中国各地形成了大小不一的生活圈子，他们的生活、社交、信仰是如何与中原汉文化进行融合，是中亚史与丝路研究的重要课题，粟特人的石床上刻满了丰富多彩、生动迷人的现实生活场景图，真实再现了在华粟特人的面貌。
从考古发掘来看，最迟从北齐开始，在华粟特贵族、权贵、富商也开始选用来自汉文化的石质葬具 - 石椁与石床，于是近40年来出土所见几铺北齐至隋之间具有明确纪年墓志的石椁或石床墓主，几乎全部是来自中亚粟特各国的粟特人或后裔。下图统计了自 1982年起陆续出土的7铺北朝至隋的纪年墓葬发现的石椁和石床14，墓主人均有明显的粟特家世或背景，这些石椁和石床上雕刻了丰富生动的粟特文化相关的图像内容，如狩猎、酒席、歌舞、家宴等真实生活场景，也出现了一些十分珍贵的、属于粟特文化独有的图像 —— 祆教相关的内容15,16,17。
左：北周大象元年安伽墓宴舞图 中：隋开皇十二年虞弘墓出行图 右：北周大象二年史君墓鸟祭司图 来自中亚地区的粟特人，普遍信奉祆教，又称拜火教，它来自更古老的、曾经是古波斯帝国（Persian Empire，前550-前330）与第二波斯帝国萨珊王朝（Sassanid Empire，224-651）的国教 —— 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琐罗亚斯德教以复杂而神秘的丧葬仪式与遗体处理方式而著名，包括犬视、曝尸、兽食、天葬、纳骨等等，曾在萨珊王朝时盛行于中亚各地，而中亚地区人民崇奉的应该是经过了本土调适后的琐罗亚斯德教，中国称之为祆教。自8世纪开始，受入侵的阿拉伯穆斯林的胁迫与驱赶，中亚地区的大批教徒纷纷向东迁徙。新罗僧人慧超适路过中亚，在《往五天竺国传》中记载：“从大食国已（以）东，并是胡国，即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总事火祆。”这些经商或迁徙而来的中亚粟特人首先到达当时中国新疆的高昌、焉耆、康国、疏勒、于阗等地，故这些地区也开始流行该教，新疆地区的诸多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种传播。在北魏时期（约516 - 519 年），祆教传入了汉族地区，《魏书》记载北魏灵皇后“幸嵩高山，夫人、九嫔、公主已下从者数百人，升于顶中，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至北齐后主末年，甚至“躬自鼓儛，以事胡天。”可见祆教的流行以及北朝上层社会对祆教宽容甚至鼓励参与的态度。 除了常见的狩猎出行、歌舞酒宴图以外，在虞弘、安伽、史君三墓中的石椁石床上，都出现了极为奇特的半人半鸟形象，这就是典型的琐罗亚斯德教中象征护持火坛的祭司形象。以动物或猛禽神兽的身体配以人首的各种艺术形象，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的远古文明中，都一直存在。不过戴面纱口罩手执法杖的鸟身人首祭司形象，却是琐罗亚斯德教独有的标志形象，这种仪式传统沿用至今18。正统的琐罗亚斯德教并无偶像崇拜，而以拜火作为与神沟通的手段，火坛则成为该教的重要象征符号，为了防止人的不洁唾液的污染，信徒与祭祀都必须佩戴标志性的口罩或面纱。有学者认为火坛两旁的鸟身祭司可能就是琐罗亚斯德教《伏魔法典》中记述的斯劳沙神（Srosh) ，其化身就是公鸡，也就是石床上的半公鸡半祭司的复合生物形象。也有学者考证此鸟身祭司为突厥斗战神形象，本为拜火教神祇Verethraghna（Warahrān/Bahrām) 的化身之一。无论如何，鸟祭司是最鲜明的祆教文化形象，显示了墓主人的本初文化渊源与信仰。
在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的一铺隋代开皇九年安备墓出土的白理石石床前档上19，同样也有一对生动的鸟身祭司分站火坛侧，形象特征更为明显，他们戴标志性的口罩（ Padam），手执法杖，地下放着一堆用来装豪麻汁的胡瓶，这是最经典的祆教祭祀场景。我于2017年参观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家历史博物馆时，看到了一件广泛流行于中亚地区的粟特人纳骨瓮20，上面模印的纹饰中央就是一位形象相同的执仗鸟祭司，另有撒马尔罕国家历史艺术与建筑博物馆珍藏的一件纳骨瓮21，也装饰有中央火坛与两旁的戴面纱祭司。前苏联中亚史专家巴尔霍特（V.V.Barthold，1869-1930）认为这种广泛流行于中亚地区的纳骨瓮，是区分中亚拜火教与萨珊波斯拜火教的重要标志之一。也就是说，从西亚传播到中亚粟特人之间的拜火教也已经发生了异化，如果将这种纳骨瓮与北朝的粟特人石葬具比较，则可以看出来华的祆教又相应地发生了更多的调适性的变化。
作为祆教显著的标志 —— 圣火坛，反复出现在各铺石椁与石床上，并有着不同的造型变化，如上述安备墓白理石石床前挡上的火坛19，是双龙交缠托举的样式，但这个造型却明显来自同时期的北朝釉陶器熏炉22，最核心的火坛居然融合性地采用了中原艺术图像，又如这些粟特人墓葬中发现的墓志铭23，更是完完全全遵循了最传统正规的中国墓葬仪式与行文格式，也是最重要的一环：追溯祖源，以示家世渊源；歌功颂德，以显勋荣才德。由此可见，盛行于中亚地区的祆教及其丧葬习俗，随入华粟特人进入中国后，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调适性变化，如在中亚地区实行的曝尸、兽食，后由祭司收拾骨殖、过火，最后安置于纳骨瓮中，这些程序，在中原的文化影响下，已经变成了石椁与石床的安葬形式。千里跋涉而来的粟特人，为了获得经商的便利与官方的认可，一直积极与中原文化融合，诚如安备的墓志铭所言：“君种类虽胡，入夏世久，与汉不殊”，他们积极主动采纳了中原传统文化习俗，但在这个漫长的融合过程中，粟特人与粟特生活圈仍然坚守保存了一些其民族与宗教最根本的原则与传统，反复出现在这些石床与石椁上的火坛与鸟祭司，与墓志铭文的对比，说明了这种融合与坚守的折中与取舍。
在走向辉煌灿烂的大唐盛世的前夕，北朝至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民族与文化大迁移、大融合、大创造的阶段，近年来陆续出土发现的北朝至隋时期来华粟特人石质葬具，其丰富而生动的图像内容，为中古时期丝路文明中西文化交流史提供了一组极其重要的注脚，作为丝路上最活跃的使者，中亚粟特人显示出坚韧强大的生命与文化生态适应力，他们不但带动促进了东西方物质文明的交流，其本身也是文化融合的实践者。北朝石棺床真实记录了这种深层次文化与信仰传播、融合、调适与取舍的过程，包含了火祆教、佛教、道教、萨满，以及中原传统文化的元素，对于丝路历史乃至中亚古史的研究，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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