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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本不应妄议前人，更何况名垂千古者；然心底却时不时比较唐之子厚和宋之醉翁，弥时而不能释怀，何矣？借古人自省也。 子厚和醉翁皆材且良，而仕途多舛，子厚贬永州有八记，醉翁贬滁州有亭记，皆为不朽之作，二人的品质和经历何其相似，然子厚英年郁郁而终，醉翁告老寿终正寝，何矣？在二人悟性也。 悟者，从心也，醒心而见悟，见悟而无意必固我，遂有自适自乐：自得其所、人得其所和物得其所。子厚以山水自遣而愤于不遇，“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醉翁以山水醒心而乐得其所，“善取乐于山泉之间”（曾巩《醒心亭记》）。子厚耿耿于怀而醉翁醉遣万物也，态度不同致心境天壤之别，子厚心昧而醉翁心醒也。微醒心，何乐哉！ 传一司马以“三腿马不宜远行”为推辞，甘愿偏居普宁鮜溪，潜心立说，留下“春秋写满司马第”故事，可谓活得通透。鮜溪至今仍似与世隔绝，却恰因如此而得其所以然，山如画，水无涯，人纯朴，家溫馨！吾见鮜溪山水人家日复一日，吾见鮜溪春夏秋冬年复一年，虽不为人知仍运行独好，似醉翁洒然而醒，悟通人生如此方能怡然自得。 吾又读吕祖《醒心真经》，知社会各阶层自古便有贪得心、奢靡逸乐心、谄媚趋附心、炫燿名誉心等多达29种不轨之心，致居心不一、观理不清、立志不高、当为不为、无耻无格和知过不改，感吕祖之心在唤醒社会各阶层的敬畏心、惭愧心、欢喜心、决断心、精进心和坚忍心，以至“道化一家，天人一家”之大醒。 二醒而经世致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理论联系实际，提出经世主张，使之合乎道义、合乎人情和合乎分寸，并努力实行之，死而后已，如醉翁“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争取“三立不朽”；如此，即使不能不朽而存，亦可心安而得，如苏轼所言：“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 三醒而豁达知命。有道是“穷达有命，祸福惟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得失寻常事，天理不可违”，尤其是名誉犹风不可搏和影不可捕，做人须有宠辱不惊、死而无憾的淡定心态，如陶渊明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如此，便可如醉翁醒心而望，目新其所睹，耳新其所闻，心新所以然，而乐无穷也。试问：微醒心，何乐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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