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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春，方国瑜师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先后从钱玄同、余嘉锡、马衡、刘复诸先生，攻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之学，又得高步瀛、吴承仕、黎锦熙诸先生的启发诱导。方国瑜在国学研究中开创新篇，多有发明，贡献显著。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古文字学研究别出心裁；质疑孔子学说见解独到；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研究上独树一帜；在《慎子》整理与研究上别具一格；批判经学一针见血；在音韵学上超迈前人。 关键词：方国瑜；国学研究；杰出贡献 
研究国学，首先要掌握文字学的知识，国瑜师常说做研究要善于读书，读书先要识字，识字必须在小学（文字学）上下工夫。研究古文字不仅涉及字的形体、声音、训诂等知识，还要懂得金石（考古）、历史、民族、民俗等多种学科，要想取得成绩决非易事。国瑜师早年治文字学，学养广博深厚，成绩卓然。他的《字说五则》，考证了“卯”为“披裂牲体而祭之”；“亥”有二首六身；“古”之本义为“苦”；“身”之初义为“身孕”；“至”之初义为“倒”[1]（P1-5） [编者按：本文注释均出自《方国瑜文集》第五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10月版]。这五个字的考说，纠正了前人的误解或补充了前人的不足。国瑜师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传统的“十二支”作了新的解说。他说，十二支，前六字，子、丑、寅、卯、辰、巳，取像于人；后六字，午（石）、未（木）、申（火）、酉（水）、戌（金）、亥（禽），取像于物。这一解说，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较为科学，具有很强的说服力[2]（P8）。国瑜师并未就“十二支名义”考究“十二支”的原始，而是通过“十二支”的起源进一步探究“初民对自然界朴素之认识”。初民早就认识石、木、水、火、金五种物质，后来发展为阴阳五行生克，推演甚广，可由此“探讨初民之意识形态，盖创造文字反映当时之社会生活”[3]（P8）。 国瑜师还对武、革、贞、伐、信、用等字作了别出心裁的解说。《说文解字》认为“止戈为武”。几乎已成定论。国瑜师认为，甲骨文、钟鼎文“武”字从“止”，“止”皆有“行走”之意，“从戈，从止，则持戈行役也。持戈行役为武之事，故武以'戈’'止’二字连属”[4]（P34）。“革”字，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更也”。国瑜师认为“许氏望文生训，不足据也”。“古字每多假借，求其本义，当以较切于初民所需要者为准。'皮革’与'三十年而道革’二意，当以皮革为先，道革为后也”。王国维先生说“鼎字或从贞作”。国瑜师认为“贞”字是抽象意义的词汇，“无可像亦无可指。因音与鼎同，故借鼎字”。王国维的说法恰恰颠倒了。《说文解字》认为“伐”“戍”为两个字，在本国境内自卫是“戍”，在境外征讨为“伐”。国瑜师认为“戍”“伐”当为同一个字，甲骨文、金文“戍”“伐”不分，“一字两用”。后世“戍边事繁，不能与'伐’字混”，才逐渐分成两个字。许慎、段玉裁认为“信”字是会意字，“人言则无不信”。国瑜师指出：“盖人之出言不定为诚信也。”“信”字应该是“从言人声”的形声字，而不是会意字。许慎《说文解字》说，“用”字是“可施行也，从卜中”。段玉裁说：“卜中可施行，故取以会意。”国瑜师认为“用”字就是“墉”字，“穿壁以木为交窗也”。“用”字当是“墉”字的本字，“用”应该是象形字，而不是会意字。《说文解字》认为“身”字，“象人身，从人申，省声”。国瑜师通过甲骨文、金文，并用纳西象形文字多方考证，确定“身”之本义，“由形、音、义三方面观之，必为'怀子’之意”[5]（P50）。国瑜师对武、革、贞、伐、信、用诸字的解释，大胆突破许慎、段玉裁等“说文解字”专家的陈说，有所发明，有所创新，得到章太炎等国学大师的肯定，在古文字研究上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 汉字中一至十的“数名”起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这十个数字都拿阴阳五行来解释。认为数名的本义都是由阴阳五行发端的。国瑜师指出：“阴阳五行的思想在成周之世才有，到秦汉才发达。而数字符号在商以前已有了。”“人类应用符号数字最早，因为拿符号代替语言和记忆，出于人类生活所要求，而数字符号之要求最早，所以未有一切文字之先，就有了数字符号”。“在开始过社会生活的人类，还没有阴阳五行的思想”，“人类的数字符号运用的要求，在阴阳五行思想发生之先，当着造数字符号的时候，绝不是根据阴阳五行”。“许慎以阴阳五行解释为数字符号的本义，是完全错误了”[6]（P52）。近人丁山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上，发表《数名古谊》，用假借例解释了几个数字的含义。丁山认为数名是假借已有的字作为数字符号之用。国瑜师认为丁山对数名起源与许慎的解释虽有不同，但其错误则是相同的。国瑜师认为：“人类应用数字符号的需要最古，当着初民还用不着绘画日月鸟兽……的时期就有了。刻画数字符号的事实，我曾经到过居住在澜沧江边民族的茅舍里，他们没有文字，但他们房里的板壁上、柱子上，随处画着用黑炭画成的一条一条的不甚整齐的直画或横画，这是他们用来记数的。可见记数的符号，是人类需要最古的。”“记数符号是补助先民记忆之不足，在那时已有画个符号的要求，万不至先有五六七九口传的数名，过了若干年后，才借用一个同音的符号来代替的事实。所以，我们总可以断定五六七九等字原始文字中就有的符号，绝不会到后世才借用别字的”[7]（P56）。 国瑜师在纠正古人许慎、近人丁山关于“数名”的误解后，提出“数名”的原始意义。过去对“数名”的解释，大多引经据典来证明。国瑜师认为，初民在创制“数名”的时候，还没有什么经典，“所以初民的符号，未必能拿经典来证明”。国瑜师认为一至四的数字，初民是用“积画”的方法，“按着数目积画”来记录数字，“是最忠实的方法”，“但数目多了，都要用这个办法，那太笨了。初民当然也感觉到，数目多了，不能用积画的办法，而用一种简便的符号的必要”。“数字符号既要简单，又要易别。于是数目多的符号怎么办呢？他们就想出了用两画相交的方法表示出来”。国瑜师说，“我家的女仆，她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她做砂糖买卖”，“当她收买或出卖的候，总是几千或几万合。数目多了，逼着她不能不应用数字符号。她又不懂字，于是她与顾客在柜台旁边一面数着，一面画起符号记数。每数一百画一横数，多了，一横一横的白粉画在计数板上，画满了，等她数完以后，再看看数了多少，她有一个较为巧妙的法子，就是每五画上加个'×’号，于是一五一十地一数，数目再多也变成简单了”[8]（P58）。国瑜师通过他家中女仆记数的方法，推定出“五”字的由来。又通过他观察到的北平（北京）卖油的商人，每天挑着担子到买油户量油，按照每天一斤或数斤记账。……他在簿子上每天画一横，到第十天画一直。到算钱的时候，他一望而知有若干十数。国瑜师就是通过这样的实例，认为“这种质朴的应用数目符号”与初民创制数名的方法是相通的。国瑜师通过他发现的“图腾文字”也就是东巴文字的比对，“摒开前人的说法，用很质朴的话来解释”，对六、七、八、九、十几个字创制原始做出了更加接近初民用意的解释。独辟蹊径，令人耳目一新。至今，尚无人提出比之更加合理的诠释。
国瑜师在《〈论语〉作者辨正》中指出，汉以来《论语》作者之传说，非科学方法立场。非有真凭实据，凭空臆说，不足为信。国瑜师指出：“《论语》作者于古未闻，自汉而后，每多捕风捉影之谈。”[12]（P145）《论语》之作出于儒门，在孔门弟子老死以前。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短期所做。《论语》是“孔门语录，弟子传授其徒，支派不同，而有齐论、鲁论、古论之别，各有增损，不能定何人作，谓为儒门语录可也”。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国瑜师在研究儒家学说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说：“《论语》一书，纯为儒家学说，则出于儒家可无疑意。所记者都是孔子及门弟子之言行，则作于孔子既生以后，门弟子老死以前，亦无可疑意。然当日儒门弟子夥矣，将指定为何人作乎?不可知也，不惟全部为何人作不可知，即一篇章为何人作亦不可知，因古未之言，后人不可附会也。”当时，胡适先生提出：“事事要问拿证据来。”国瑜师进一步说：“事事要问拿完全无缺的证据来。”“片面之词，不能使读者心服，汉以来《论语》作者之传说，非科学方法立场，非有真凭实据，凭空臆说，何足为据哉！”[13]（P152-153）国瑜师说：“吾人读书，不可盲从古人，甘心做古人奴隶，然亦不可盲弃古人，与古人绝缘也”[14]（P151）。早在70多年前，国瑜师就对儒家学说提出科学的质疑，勇敢地向盲目膜拜孔子的传统提出无畏的挑战，撕去孔子和儒家学说“神圣”的外衣，以实事求是的方法，科学严谨的论证，指出孔子学说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但20世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孔子学说已经失去往日的价值，不能再因循“尊孔读经”的老路，而要变革求新。国瑜师既尊重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努力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同时又不盲目崇奉，一味颂扬，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其时代局限，在新时代应该突破其局限而努力创造新思想。 三、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研究上独树一帜
为人类生活不仅存在生存竞争，也存在生存互助。“竞争越厉害，互助越扩大”。竞争导致了团体生活的组织的建立，于是个人除了自己的生活知识以外，又需要团体生活的知识，也需要经过一番团体的教育了。团体的发展，“管理团体生活的机关也要有多数人来负责，政教系于一人，非能胜任，于是一般所谓之'王官’，同时料理团体教育事业作'民师’了，不过这时的教育完全受政治支配之下，不能超出政治的范围，仍然没有脱离政教合一的意味，所以主宰教育的人，不会发生出惊奇可喜的思想，不过承主政者的意旨，很单调的辅翼政治罢了”[17]（P158-159）。国瑜师探讨了古代教育思想勃兴的原因，指出“补救时弊”、“意见不同”、“思想自由”三点，为前古所无，所以促成春秋战国时期教育的进步与繁荣。“在这时候的教育、不惟不受政治的支配，反而要去支配政治了”[18]（P161）。但是在春秋以前，有家族制度的教育、部落制度的教育和封建前期的教育。“在家族制度时代，'父’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家族的教育权操于'父’一人，全家族唯有服从父的命令，'家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家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成为唯一的信条了”[19]（P163）。通过对“君”“王”“后”“辟”等字的考究，国瑜师认为，部落制时代，首领的地位与职权是独一无二的。“在这种'唯我独尊’，'政教备于一身’的时代，教育组织与方法一定是很简单的，不外'生之畜之’（《老子》），'与众共治，……与众共巧’的团体生活了。所以那时'能为师者然后为能为长’（《礼记》）。'师’、'君’系于一人，'作之君，作之师’（《尚书》），并不会有专门的教育，可他使我们特别要称述的教育思想，一定不会发生出来，这是可以断言的。至于有人把夏以前的教育思想说得多么精密，读虞夏书和诸子，后儒的铺张说个不亦乐乎！但我们找不出真确的凭据。从社会进化的历程上看，这种话是不可靠的，我们要保存'史’的真实性，这一类话不能盲从了”[20]（P165-166）。国瑜师把春秋以前划为封建前期，汉儒鼓吹，这个时期的教育有什么“辟雍”“泮宫”的制度，行“六礼”“七教”“八政”“六德”“六行”“六艺”之教，国瑜师指出：“这时代的经济政治都没有组织好，所有的教育当然比部落时代进步得多，但像这样严密组织，我们无从确证，汉儒之言不可轻信。”[21]（P167）在讨论中国古代教育的发生与进步时，国瑜师对“师”的由来和特质作了新的考证，提出新的看法。他说，“师”字和“臣”字一样，其原意是“服从”，师的“惟一职分就是服从”。“由此可见，那时的师，对人民是很尊贵的，所以说'师以贤得民’（《周礼》），'师教人以道德之称’（师氏郑玄注），'行可以表仪者人师也’（《韩诗外传》）。但对于君王是卑贱的，不过是他的一件工具”[22]（P168）。“在这个时期的教育虽然有专守，但主教者并没有什么主张，处于这种情景之下，不会发生出什么思想来”[23]（P169）。 在民智未开的社会里，一般人过着自然生活，也有他们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推动了教育思想的发展。国瑜师指出，这个时候的教育思想只讲“天的威权”、“君的威权”。这个时期的教育，阶级思想非常之严，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左传》昭公七年）。教育权操于统治者阶级的手里，无非教人民如何服从长上，如何替君主出力，如何安分守己地造一般臣奴。“在这种教育观念之下，惟有不识不知的俯首听命，不容去问，'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不要那样。’所以很长久的维持这种教育思想，不会发生异军突起的派别，教育思想实在不会发达”。国瑜师特别考证了“教”字的本义。他说：“'教’的本义无非去接受、领会、仿照已有的事物，此外没有别的含义。”“像这样的教育思想，在学术上不会有什么发展，而它的内容很质朴，方法很简单，用不着拿后世的眼光去精密的研究”。这样的教育“无非制造一般顺民”。国瑜师，以无畏的勇气和高超的胆识，指出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并非如汉儒宣扬的那样完美，而是十分粗疏，也是毫无人性的教育。国瑜师通过对古代教育思想的批判，呼唤思想自由，补救时弊，不受政治支配的独立教育思想，只有追求真理，突破教人安分守己，做一般顺民的教育观念，教育才会进步，社会才能发展。教育独立自主，教师独立自强，教学独立创新是现代教育的基本特点。国瑜师在研究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时，正是从现代教育思想的高度，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古代的教育观念，“无非制造一般顺民。君主利用'天治’、'礼治’的本旨，发出应该如此的命令，为什么要如此不容过问，只管去接受仿照就是了”[24]（P171）。古代的教育思想就是奴化教育、愚民教育，不值得称道，我们不应该盲目跟着古人走，应该开创独立自主的现代教育。 国瑜师还特别强调：“许多人把上古看作黄金时代，文物制度之美备，谈个不亦乐乎，就看几种整理上古教育史的书，也不免犯这种毛病。”“我们惟有根据实物（如文字），用社会进化眼光，去判断某种传说是否有近似的价值，如果背乎此，只好忍手不谈。所以我说，关于上古史的书不可不遍读，不可不辨别，经过一番审查才去应用它”。“我们初做学问，应该有这种态度，方不至为古人所愚”[25]（P173-174）。 四、在《慎子》整理与研究上的开创性成就
近人张钧衡得到明万历年间吴人慎懋赏刻本《慎子》，以为：“高出各本之上而各藏书目亦未著录。”江阴缪荃孙叹为“惊人秘笈”，“《慎子》善本当推此也”。当慎懋赏的《慎子》一出版，梁启超就指出这是一本伪书。国瑜师在课余，“读周秦以下诸子百家之书，见其文与此本合者，辄随手记诸简端”。在此基础上，国瑜师写成《慎懋赏本〈慎子〉疏证》，一一探求慎懋赏所记录《慎子》的源头，指出其剽窃、作伪与谬误。 国瑜师在1931年作《〈慎子〉疏证》，1932年又作《〈慎子〉考》，对《慎子》的著作的流传、版本、研究作了全面系统的考究，作了认真的标点、校对、疏证。这是整理《慎子》最重要的著作，也是迄今为止，整理研究《慎子》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入、最细致的著作，尚无出其右者，为深入研究《慎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国瑜师在国学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也是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做出的重要贡献。
国瑜师指出：布帛由直线和横线构成，直线为经，横线为纬。这就是“经”字的原意，后来引申为“南北曰经，东西曰纬”，又引申为“丈地画界”的经界。经又引申田中的路径，经就是路。再从路，引申为“步过”。经是空间的延长，引申为时间的长久，经界为不相违犯而设，引申为事理之例贯。“这样看来，经字就没有什么不可解的意义。但后来讲的神妙了，说什么'三极彝训’'五常之典’'圣王大法’'词章枢纽’，哪里是古人的本意！”[27]（P195） 国瑜师说：“我们要知道古代的思想是简陋的、粗索的、朴素的，绝不像后人一样精细深刻。”“人类思想不断的进步着，后来者居上是当然的”。古代，“经”字也用来“名书”。“经字名书是很普遍的，不一定儒家才有经书，也不一定六经才能名经”。后儒总要说“经”字是六经专有的，只有六经可以称经，其目的“无非是把经字看做一种神圣的东西，有莫大的权威”。以显示其至高无上，不可侵犯。“六经是几部古书，但不能附会于周公，也不是最可靠的信史，更不是万古长春的政典。要读这几部书，我们要抓开一切的穿凿附会的话，用很冷静的头脑去求它的真正价值，不要被一般儒盗所蛊惑了”[28]（P209）。“经字名书，本极随便，没有什么深义”。“就以六经的本质上说，虽然不外乎人事，但不是什么讲道德、说仁义，可以做万世不磨的社会准则”[29]（P210）。国瑜师认为，六经的一部分可以用来治世，但不能以用于古代而说可以用于万世。因为时代变迁，社会需要不同了，凡是一种制度依时而异。宜于古的不必宜于今。治世的制度要跟着时代变迁，没有万古不变的道理。汉以后莫不奉六经为准则，其实只成为口头禅，何尝以六经治天下？“经书”就是“旧书”的意思。“六经”就是“六部旧书”，“这是战国末年命名六经的本意”。“六经”可以作为“研究古史的资料，不配把它们待做人生标准的典籍”[30]（P213）。应该还六经本来的价值，用不着再迷恋了。要爽爽快快地将“以六经治天下”这样的说教废弃，“把六经送入古物陈列所”。 国瑜师对六经的批判，带有“五四运动”反孔批儒的特色，是新世纪青年学生思想解放，追求真理，奋发图强的表现。国瑜师提出治世的思想与制度，“要跟着时代变迁，没有万古不变的道理”的理念，至今依然是警世箴言，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六、在音韵学上的杰出成就 国瑜师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以汉语史为研究方向。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明代云南学者兰廷秀及其《韵略易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目录学著作著录兰廷秀的《韵略易通》，但不知兰廷秀的爵里籍贯和生平事迹。国瑜师依据云南文献，考证出风行天下的《韵略易通》的作者是云南省杨林人兰茂。兰茂，字廷秀，号止庵。生于明朝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曾为王骥征讨麓川提供方略。正统七年（1442年）写成《韵略易通》。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兰廷秀卒，享年80岁。因为兰廷秀秉性简淡，不乐仕进，隐居乡里，以著述自娱。他“潜心理道，研通经史。凡医卜星象之书，靡不穷究”。“乡里呼为小圣”。由于兰廷秀未曾显宦，所以他的著作“风行中国，而大人先生未详爵里焉”[31]（P88）。 云南著名学者赵樾村（藩）、袁树五（嘉谷）两位先生叹惜兰茂《韵略易通》原书已佚。国瑜师考证：兰茂《韵略易通》初刻于南中。山东莱州人宿度（二山），由进士官至浙江参政。在浙江当官时得到《韵略易通》的南中刻本，带回老家刻于东莱。明高举刻《古今韵摄》，其卷六就是《韵略易通》，为兰廷秀原本。国瑜师在业师钱玄同先生家中读到这个刻本。民国六年（1917年）云南省图书馆得到嵩明李星槎所藏《韵略易通》二卷。其书署“本悟禅师集，书见禅师校法，孙通雷梓”。赵藩（樾村）、袁嘉谷（树五）两先生以为李星槎所藏的《韵略易通》就是兰廷秀的原书。赵藩认为本悟禅师仅只是抄录兰廷秀原书，“其徒通雷乃窜易名称而刊于清初”。袁嘉谷断言，《韵略易通》不是本悟禅师所作，“不过藏有抄稿传其弟子，遂忘止庵之名也”。于是削去本悟禅师之名，改署“嵩明兰茂止庵著”，刻入《云南丛书》中。国瑜师亲见兰茂原书，对照本悟禅师的书，认定本悟禅师的书与兰茂的原书大体相同，“而修改之处自有条贯，与止庵书别行无碍”。袁嘉谷先生削去本悟之名，署兰茂（止庵）的名，则未免“窜窃”之嫌，“谓本悟此作依止庵书而修改之则可，谓抄录止庵书而窜名别刊则不可”。民国十一年（1922年）东莱人王富揆在家乡购得毕拱辰《韵略汇通》，认为就是兰茂的《韵略易通》。国瑜师指出：毕拱辰依据兰茂原书“分合删补”，作为幼童初学入门之书，将书名更改为《韵略汇通》。这本书虽然与兰茂《韵略易通》有渊源关系，但不能混为一书。王富揆也是没有见到兰茂原书想当然错把毕拱辰的书说成是抄录兰茂的书。 兰茂的《韵略易通》分韵二十部。前十部有入声，后十部无入声。分声母亦二十部。每韵诸纽以声为序，而每纽以四声为序，条理精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兰茂的《韵略易通》说：“尽变古法以就方音，其凡例称'惟以应用便俗字样收入读经史者，当取正于本文，音释不可泥。’此则亦自知其陋矣。”国瑜师一针见血地指出：“迂儒之用以攻止庵书者，正即止庵书不可磨灭价值也。”[32]（P93）清儒知考古而不知适今，不知“时有古今，地有南北，音不能无流变”。研究音韵，不能以古遗为准，必须注意古今的不同，地域的差异。所以，兰茂的《韵略易通》是依据地方语音制韵之作，具有时间和区域特点的韵书，“视《切韵》一系莫辨古今南北者为可贵也”[33]（P94）。 国瑜师说，兰茂的《韵略易通》是依据云南方音而作，同时受到《中原音韵》与《洪武正韵》的影响。国瑜师将《韵略易通》与《中原音韵》《洪武正韵》作了细致的比较后，认为兰茂的《韵略易通》与《中原音韵》《洪武正韵》的韵部无多出入，正由元明两代音韵相近，云南语音和中原音韵“相差甚微”。中原本无声部之作，梵音东来，始仿照创制声部。先为十四声法，后来舍利创字母三十，为声部成立的标志之作。唐末守温增加六母，为三十六字母。自从三十六字母确定后，宋元人之作《切韵图谱》奉为准绳，清儒更进一步，认为“昔人传三十六母，总括一切有字之音，不可增减，不可移易，凡欲增减移易者皆妄作也”。兰茂面对三十六母的威权，没有遵循不移，而是从实际出发，向三十六母挑战，他所著《韵略易通》不拘古法，以求合于当世，作二十声部。这是当时云南的读音，与中原的读音亦甚相近。兰茂的《韵略易通》与守温的《五方元音》相比较，其声部两者相差甚微，但是字母则分合之处甚多。就其大者而言，送气声母，守温分别清（发音时声带不振动）、浊（发音时声带振动）。兰茂的《韵略易通》不分别清、浊而合并为一部。国瑜师指出：“唐宋之音可分，而元明之音不分，故止庵合二为一，此乃中国音读之一大变迁。执三十六母以言，今昔之不可通者有如此，尤觉止庵书之可贵也。”[34]（P101） 国瑜师还就本悟、毕拱辰的书与兰茂的书作比较，他们两人的书都对兰茂的《韵略易通》做了订正。有本悟、拱辰两本书相同而与兰茂书相异的，是时代使然；拱辰与本悟之间互异的，则是地域使然。兰茂的《韵略易通》代表了一时一地音韵的特点。《四库提要》批评兰茂的《韵略易通》是“尽变古法以就方音”，其实正是《韵略易通》的长处，而不是其短处。清代学者迷古而不知时宜，墨守前训而不知创作，帖括之士，等而下之，使得一部多有创新的优秀音韵著作湮没不彰。国瑜师是发现兰茂《韵略易通》在音韵学、汉语史上学术价值并彰显传扬的第一位学人。由此可见，国瑜师在中国音韵学上亦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对隋唐声韵的研究是国瑜师对中华文化的又一重大贡献。魏人李登始作《声类》一书，推动六朝韵书的研究，韵书编撰不下数十种。隋代陆法言作《切韵》一书，唐人研究声韵的著作不下数十家。宋人陈彭年等又集其成而作《广韵》。自《切韵》行而六朝之书废，《广韵》行而隋唐之书废。《广韵》音读之纪录，上承汉魏，下启近世，自宋代以来，音韵之学必以《广韵》为宗韵。国瑜师依据近世在敦煌等处发现的唐写本《切韵》、《广韵》等韵书，考究隋唐韵书的渊源，校录《切韵》《唐韵》的序文，提出了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写成《隋唐声韵考》和《（广韵）声读表》两书，成为20世纪研究隋唐声韵的传世之作，得到董作宾、罗萃田等语言学家的赞赏。其后，国瑜师经三年不懈努力，写成《广韵声汇》一书，取36字母，分47类，以《广韵》全书之字，依声类分别，是研究隋唐音韵和汉语史的创新之作。得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导师们的一致肯定，同声赞扬。马裕藻教授说：“纵观全书，颇多心得。”“允为创作”。“近代研究音韵学者，对于古声类之探讨，颇有长足之进展，其有赖于此书之资助者，当非鲜浅”。《广韵声汇》一书不仅是国瑜师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毕业论文，而且是20世纪汉语史、音韵学最重要的创造性成果，是中国音韵学研究史上不可忽略的标志性著述。 七、余论
正当国瑜师在音韵学、汉语史、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上渐人佳境时，帝国主义对我国边疆，特别是对中国西南边疆的侵略给他极大刺激，他再也无法安心地在书斋继续对古代音韵学做深入研究，强烈的爱国情感，深厚的民族自尊，促使国瑜师从音韵转向界务，从古代转向现实，从中原转向边疆，开始了西南边疆政治、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的研究。国瑜师在回顾他人生的这一重大转折时说：“长期以来，边地历史遭到歪曲诬蔑，真相被隐晦，考究史事之作甚少。至近世始稍有改变，则因帝国主义侵略，俄、日在北方，英、法在南方，窥我边陲，危及堂奥，有识之士，留心边事，乃有西北地理及满蒙之学，蔚为风气，多有著作，打破已往沉寂。而西南，则英帝自印度侵占缅甸，法帝囊括印支三国，侵入我云南。当中英、中法交涉界务时，有'既失藩篱于前，又蹙边境于后’之叹。时人多有愤慨文章，登诸报刊，至于研究史事只专著则甚鲜，比之西北、东北、北方逊色多矣。”[35]（方国瑜：《滇史论丛·自序》，载《滇史论丛》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第3页。）正是严重的边境危机使国瑜师放弃已取得显著成就的语言学研究，从当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回到边城昆明，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来到云南大学，开始了西南边疆问题的研究，并做出前无古人的杰出贡献，改变了中国西南边疆研究的滞后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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