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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老师此前给我的问题清单里面，有一个是：如何应对危机和不确定的未来？ 在谈这个问题前，我先顺便提一下，你们浙江绍兴有位竺可桢院士很了不起，研究地理气候的，气候变化跟历代兴衰有很大关联的。过去分析历代兴衰，很少从气候变化或瘟疫的角度研究，实际是有很大关系的。 再比如，西方几百年来的科学技术、金融国际化、现代企业管理的产生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哪里的问题。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他的观点与现在流行的看法是不同的，他认为很大程度上受欧洲几百年前持续很久的火器战争的推动。他和马克斯·韦伯同时的，齐名的，他俩一起创办了德国社会学会，他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解读和马克思·韦伯的观点也是不同的，国内知道他的很少。布罗代尔（法国历史学家）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认同他的观点：“桑巴特认为，战争制造资本主义，这话反过来说也对……桑巴特曾正确地指出：技术使战争面目一新。作为现代技术的缔造者，战争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加速建立。从16世纪起，就有一种新式的战争，它猛烈地调动信贷、智慧和技巧……”战争带来的提升工具等等相关需求，可比追求真理的力量大太多了。香港的大风出版社出版了桑巴特《战争与资本主义》中文版，大风出版社的网址是：www.hkstrongwind.com 里面有不少很有价值的书。这些就不多谈了，有兴趣的自己去研究。 所有对历史的解读，都是后人根据一些史料以及想象推理猜测的，都不等同于历史的真相。都可以参考，但不能迷信。 回到正题。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学院的教授彼得·圣吉（Peter M.Senge），在南老师诞辰100年的时候,写过一篇纪念文章《没有比伟大的老师更伟大的祝福——做南怀瑾先生学生的几点思考》（见南怀瑾学术研究会网站的百年纪念栏目http://www./Item/658.aspx），里边有段话：“我们可以修正心理行为，这挑战了我们现代外向型文化中包含的最根深蒂固的一个假设——我们对自己的思想和感受无可选择。尽管我们在外部世界拥有科技和实力，但内心深处，我相信我们都能感受到自己是自己思想情绪的受害者，无力改变它们的运转，我们脱离了内心世界的更深层力量。” 这是他对西方文化的一个反思，也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差异。这个差异导致很多的问题。彼得·圣吉成大名时，反而内心不安，他到处寻找安定内心的办法，最后在南老师这里找到了。他在南老师这里学到了修正甚至超越内心思想情绪的方法，这个方法在中国文化里是有的，儒释道都有，但是尘封已久。 我们在六、七年前，和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教授们交流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的数据是，现在欧美发达国家约70%的人，经常靠心理医生帮忙调节内心，依赖他者干预。他们的文化，缺少依靠自己超脱或解脱思想情绪困扰的办法，而我们的儒释道都有办法，但已尘封很久，南老师把它重新发掘出来。 这个时代，世界上的人们，普遍不安，焦虑，尤其需要这些方法。 首先，不安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人性的问题，人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面之一。不了解人性，或者了解不透彻，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乃至人生观、价值观，基础都是虚的，靠不住的。你要想了解人性，也是东方传统文化里边研究得最深，比西方研究得更深入。这个就不展开谈了，但是十分的重要。推荐诸位去研究《百法明门论》，重点研究其中的“五十一心所”部分，务必要对照观察自己的心理行为研究，否则没用。对于了解人性，知己知彼，乃至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文化研究等等，绝对是有帮助的。 很多的问题，似乎是制度或文化导致的，其实是人性的问题。任何理想的制度设计，文化设计，都会被人性的弱点钻空子，破坏了。人性了解得不够，不可能有自知之明，也不可能了解他人的，更不可能了解历史与现在未来。 五十一心所还是粗的，概括性的，但就像做菜时的各种调料一样，配比不同，演变出来的心理形态，千变万化。烦恼严重了，控制不了就变成精神疾病。 南老师认为，19世纪的绝症是肺结核，20世纪的绝症是癌症，21世纪的绝症是精神病。现在焦虑症、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已经高发，是世界性的，除了人性问题，与这个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当今世界危机、不确定性和普遍焦虑的原因有多方面。 人性本身的弱点，五十一心所涉及的那些烦恼、随烦恼等等，是基础的一方面。 还有历史文化的差异，比如刚才彼得·圣吉反省的，西方文化缺乏依靠自己超越思想情绪烦恼的办法，更多的依赖于外部支持。而西方文化在主导世界。东方人自己丢弃了本土文化的宝贝，跟着西方亦步亦趋。 再有，更重要的方面，是国际政治争霸、经济的竞争，以及资本运作，企业竞争，多维度的，纷纷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与裂变，各领域竞争全面化、无限化，尤其近几十年，迭代裂变，愈演愈烈，导致全世界几乎人人难以置身局外，都要面对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的此起彼伏的变化，应接不暇，疲于应对，很多事是顾不上，不确定性和焦虑不安当然越来越多，是必然的结果。 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基因，对国际是输出和平，协和万邦，没有争霸与殖民的诉求，没有动力与需求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历史上版图的变化，多是先挨打、后反击所致。近代以来，是挨打之后的应变，不得不面对国际霸权压力，不得不发展工业化与科学技术，用经济学观念说，有这个很大的需求了。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一旦转向重视发展科学技术了，也是势不可挡的。但是我们出于历史文化的基因，仍然没有国际霸权的诉求，还是输出和平为本，是人类和平的重要支持与建设力量。 外部的国际霸权压力，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方方面面的竞争压力，传导到国内的每一个行业，也包括教育，孩子们也陷入激烈竞争。外部竞争和内部竞争互动，而且竞争趋于无限化。所谓“卷”，竞争累了，当然就想“躺平”，可是逃避一时逃不了一世。 不确定性成为现在和未来的常态，源自上述方方面面。任何一个人，面对不确定性时，本能的反应是焦虑不安，因为不知道会变向何方，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出现。你自己现在可能没事，可是家里人出了状况呢？单位、公司、行业、社会、国家、国际的不确定性会传导的，连锁反应的。大家被所谓现代化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密切互动的。一个人的不确定性，会变成家里的不确定性，会变成更多人的焦虑不安。领导变化的，领导和参与国际政治争霸的力量，领导和参与科技创新的，领导和参与企业与金融竞争的，都在推动变化，都在生产不确定性，越竞争，越加剧，越加速，此起彼伏，相互传导，所以今天全世界普遍陷入不安、焦虑，焦虑处理不好就滑向抑郁了，心理疾病层出不穷，这是今日世界性的必然现象。 而且资源有限，人类现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一百年消耗的地球资源，是过去人类消耗的总和还不止，所以才提出来所谓“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过去提出这个概念吗？没有，因为过去本来就是可持续发展的，不用提。现在可持续发展吗？不可持续，快速消耗，各种污染，环境破坏，贫富分化。然后还有货币依赖，因为工业化推动大规模城镇化，城镇化之后你靠什么维持生活？靠花钱买，没钱就活不下去了，所以就业成了大问题，就业成为现代城镇人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压力与基础，一旦就业不稳定，压力、不安、焦虑马上就来了。不只为了欲望，为了就业和竞争，很多人也会打破底线的。 再如，信息时代，信息生产和流通迅速，加速了一切的裂变。谁都可以生产和传播信息，可以不负责任，真正靠谱的信息很少，垃圾很多。而且信息时代派生眼球经济，注意力成为被争夺的稀缺资源，为了流量，制造各种光怪陆离的信息吸睛成为新常态，消费着浪费着人们的身心健康。互联网、电脑、手机，这三样东西人们今天离不了，这三样东西诞生于国际军事争霸，先军用，后民用，但军事政治用途一直存在，也是信息战、心理战、舆论战、文化战的战场。我们使用这些工具时，一不留神就成为被各种消费利用的对象，还影响身心健康。 现代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享受了好处，也要承受这些问题。 还有，我们百年文化断层，缺乏共识，各种观点与立场的撕裂，人心痛苦，文化重建也很艰难。 老子讲“五色令人目盲”，现在我们的眼睛，已经被手机差不多废掉了。“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感官已经消耗得迟钝衰弱了。“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今天这个时代的人，身心问题层出不穷，消耗得太厉害了。 庄子讲“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他是有预见的，有远见的，你一旦踏上这条路，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一定是不断迭代升级竞争，逐渐所有人都跟不上，最后是都承受不了，精神都出问题。所以大家要一起想办法，怎么因势利导，寻找出路，复古不可能，但是这样下去，也是不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越来越危险。 再有，全世界现在运行的主流逻辑，索罗斯《开放社会》里是有些反思的，他的政治观点我们不谈，他是职业金融家，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他对他熟悉的领域与社会的反思，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己所处时代的运行逻辑，也有助于理解为何大家现在这么焦虑不安。我们看见很多社会现象接受不了，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如此。 以下摘录索罗斯《开放社会》一些段落，供大家参考：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造就了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一个不能为失败者提供任何希望和援助的体系，很容易被绝望的行动所破坏。 在当代民主社会中，集体决策基本上是不同利益集团竞争的结果。人们总是力图使规则的制定（或解释）能够有利于自己。 市场原教旨主义往往在政治中强化损人利己的行为。 经济活动必然产生社会后果，不能以人是自私自利的说法为由，对这些社会后果不予考虑。 财富创造是一个动态过程，它既不自我约束，也无法保证社会正义。 我要指出的是，社会价值在市场中得不到体现。市场反映的是现有财产的分配，而不能根据社会正义的准则对这些财产进行再分配，因此，社会正义存在于市场经济之外。……这样也就产生了政治干预经济，以保持社会稳定和减少不平等的必要性。问题是，政治决策甚至比市场更不完善。这是有利于自由市场的一个强有力的观点，也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最有力的武器，但他们常常滥用它。政治干预会影响市场效率，并不意味着政治就不应该干预经济。政治也许是腐败和低效率的，但我们不能没有它。 市场价值是“超道德”的，而社会价值是道德的；市场价值是关于胜败的，而道德价值却是关于对错的，它不在乎胜败。 一个被很好界定的社会，一定有明确的价值观。社会成员或许会恪守这些价值观，也可能违反这些价值观；可能得到这些价值观的支持，也可能受到这些价值观的压制。至少他们知道这些价值观是什么。而我们不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很难确定生活中的对与错、是与非。 市场经济的“超道德”破坏了“道德”，甚至在完全依靠道德来规范的社会领域里，也是如此。 职业价值就这样被利润动机所取代，法律和医学——且不说政治、学术研究机构、甚至慈善事业和非政府组织 ——之类的职业，已经变成了商业。 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掌握货币的人也就是最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 资本主义体系强调竞争，并以货币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货币价值取代了内在价值，市场主导着不适合它的生存领域。本来，法律、医疗、政治、教育、科学、艺术甚至人际关系，这些成就和才艺都应该有自身的价值标准，现在统统被转换成货币了。它们被按照货币价值来衡量，而不是用其内在价值来衡量。 社会价值比市场价值更难以度量，但社会却不能失去它们。如今，市场价值已经上升到了社会价值的地位，但它们不能发挥社会价值的功能。 市场价值无法取代公共精神，用传统的说法就是公民美德。每当政治和商业利益交织在一起时，政治影响就有被用于商业目的之危险。当选议员们首先应该关注其选区利益，这是一个早已确立的传统。但是，合法的事情与不合法的事情之间的界限又在哪里呢？商业利益收获突出的地区 ——以及自私的政客——已把这界限推到了令大多数选民难以接受的地步。结果，他们的理想幻灭，忿忿不平。 对外政策往往只听命于对国内问题的考虑。由于存在着按不同道德标准投票的集体，这种倾向在美国尤为明显。还存在着用政治手段推动商业利益的传统。一位东欧国家的总统告诉我，在他和法国总统希拉克的一次会谈中，法国总统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劝说他在国有水泥公司的出售中要关照一位法国买主，这使他极为震惊。军火销售更不用说了。 政治腐败不可避免，但一般认为人们会为这种行为感到可耻并尽力掩盖它。现在，利润动机成为了一种特殊的道德原则，某些国家的政客甚至为未能利用其地位谋求个人利益而感到万分耻辱。在我建立基金会的国家中，我就亲眼看到过这样的事情。 只要按规则竞争，人们就应该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必为此而感到内疚。不过，在规则制定中，公共利益应该居于首要位置。的确，当人们为自己假装具有公益心来辩护时，伪善就会悄然而至。不过，这总比当今政治中盛行的明目张胆地追求自私利益要好得多。 问题是人们根本无暇顾及公共利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建立在市场竞争基础之上，而市场竞争已经变得如此激烈，以至于连最成功的人都必须为生存而奋斗。……生活中应该有比生存更美好的东西。不幸的是，适者生存已经成为文明社会的标志。 我们必须有基本的是非观念，它是引导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或一个政治家的心灵之光。没有它，代议制民主制度就无法发挥作用。利润动机使这个心灵之光黯淡了，权宜之计取代了道德原则。在高度竞争的交易社会中，对他人利益的关心有可能变成自己发展的障碍。现在，一个逆自然选择的过程正在发挥作用：无所顾及、毫无负担的人会走在前面。如果允许利润动机主导政治领域，整个社会就会失去道德基础。 公共利益不能在市场行为中得到表达。公司不会以创造就业为目标；它们雇佣工人（尽可能少而廉价）的目的是为了营利。医疗保健公司不是为了拯救生命而开展业务，它们提供医疗保健的目的也是为了营利；除非为了遵守规定或维持公司的公共形象，否则，石油公司决不会去关心环境保护。……如果医疗管理之类的产业允许把利润作为动机，就一定会造成许多严重的社会后果。 金融市场本身也犯错误。市场总是正确的说法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市场机制本身也需要一个试验和犯错误的过程来矫正自己。中央银行尤其适合担当这一任务，因为它与金融市场打交道并接受反馈，这使它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强调金融市场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而拒绝承认它的不稳定性。他们会说：看！1997－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市场恢复得多么快呀！但是，他们不考虑货币当局恢复平衡的作用。 事实上，如果没有货币当局的积极干预，国际金融体系可能至少已经出现了四次崩溃：1982、1987、1994和1997年。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确统治着该体系之内的人——而且很难退出。另外，象其它帝国一样，它也有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分。中心地区往往以边缘地区的牺牲为代价来获取利益。更重要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具有扩张主义倾向。它一味追求征服，决不是寻找一个均衡状态。只要还存在着没有被纳入到该体系的市场和资源，它的扩张就不会停下来。……随着这一体系的扩张，其经济功能会主导公众和社会生活。它会渗透到原本被认为不属于经济范畴的领域——文化、政治、医疗、教育和法律。 尽管具有非地域性，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还是有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分的。中心地区的地理位置模糊不清，实际上，人们首先把它看作是美国，欧洲次之，日本则处于过渡地带。中心地区是资本的供应者，边缘地区是资本的使用者。中心地区也是领导者、创新者和信息交换中心，其最重要特征是它不仅控制着自己的经济政策，同时还掌握着边缘地区的经济命运。 发行货币是一种国家特权。如果一个国家发行的货币在国际金融交易中被广泛接受，就意味着该国比那些不能用自己的货币向外借款的国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与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相比，这是位于中心地区的一大优势。 边缘国家必须听命于中心国家——首先是美国。由于中心国家的货币政策受国内政治所左右，所以边缘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了他人手中。 未来碰到不确定的时期，资本会回流到它的发源地。这就是为什么全球性经济动荡对边缘地区的影响总是远远大于中心地区的另一个原因。通常，中心地区的微小波动会被放大为边缘地区的危机。” 以上摘自索罗斯《开放社会》，有助于大家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运行逻辑，有兴趣的可以研究原书。 以上图文来源于中国美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作者美院风景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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