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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灞桥老牛坡遗址从20世纪70年代发现伊始就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作为商代关中区域社会的中心聚落,学者已从遗址的分期、文化属性及其与中原商王朝的互动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1],为认识关中地区商代社会奠定了基础。结合前贤研究成果,梳理已有考古材料,不难发现老牛坡聚落的出现和发展,除受中原商王朝势力的影响外,商以前的文化发展和经营基础、便利的地理区位和优越的河谷阶地条件等,都对其区域性中心聚落地位的形成和确立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地貌与聚落的关系出发进行探讨,对全面认识老牛坡聚落及整个关中社会应有所补益。近年来,以地貌、水系等地理环境为视角考察聚落的布局及变迁等研究渐成趋势,诸多学者的个案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思路[2]。 鉴于老牛坡遗址的研究现状,本文根据以往发掘材料和新近考古工作收获,从聚落变迁历程和商时期聚落功能分区方面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尝试从地貌的视角出发讨论其在聚落变迁及内部功能分区中的作用。 一、聚落变迁历程 老牛坡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发现有仰韶、龙山、夏、商时期及秦汉以后的历史时期遗存,尤其以商时期遗存最为丰富。通常而言,从较长的时间阶段考察,更利于分析聚落的整体变化。现从以下几个大的发展阶段来考察老牛坡聚落的变迁情况(图一)。
(一)仰韶时期 老牛坡遗址仰韶时期遗存发现极少,仅在个别商代遗迹下发现有灰坑,遗物零星发现于晚期堆积中,发现陶片破碎较甚。据此情况,发掘者曾认为这里可能是沙河沟南岸卞家寨附近规模较大的仰韶时期遗址的外延部分[3]。后经发掘,沙河沟南岸附近的新街遗址是一处面积约30万平方米且以仰韶时代晚期和龙山时代早期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为主体的史前聚落[4]。老牛坡遗址所见仰韶时期遗物在文化面貌上与新街遗址同时期遗存一致,但该时期遗存分布较少,尚不具备聚落特性。因此,其可能还是一处附属于新街聚落的小型居住点。 (二)龙山时期 老牛坡遗址龙山时期遗存主要属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发现有房址、灰坑及墓葬等遗迹,遗物有陶器、石器和骨器等。分布地点有原发掘分区的Ⅰ区1地点、Ⅱ区1地点和2地点。许家寺西北分布有该时期遗存,遗迹有规整的袋状灰坑和小型墓葬。相较于仰韶时期遗存,该时期遗迹种类和遗物数量开始增多,分布范围也逐渐扩大,表明该区域此时或已形成了小型聚落。至于聚落规模,因遗存较少,尚无法确定具体范围。然而,沙河沟南岸的新街聚落从庙底沟二期文化后逐渐废弃,几乎未见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存,这种现象表明,该区域的聚落中心可能已从沙河沟南岸转移至北岸的老牛坡一带。 (三)夏时期 该时期遗存同龙山时期遗存发现情况类似,仍是零散分布。具体发现有:Ⅲ区1地点商代晚期墓地中灰坑2个、墓葬4座,Ⅰ区1地点、2地点灰坑1个、墓葬3座,2010年在燎原村北约250米处发现墓葬3座、灰沟1条[5]。另外,在许家寺东北发现有该时期灰坑、墓葬及小型房址等较以往发现更为丰富的遗存[6]。从发现来看,除袁家岩村以东区域未见遗物外,在遗址最东南端及许家寺西北区域都有分布。特别是许家寺附近该时期遗存种类相对丰富且有一定的集中分布范围,其可能是该时期的一处小型聚落点。在文化面貌上,这里的遗存虽然与二里头文化存在一定的相似因素,但大量花边口沿器和随葬石璧的习俗具有地域特色,因此学者多将此类遗存命名为“老牛坡类型”。因过去遗存发现较少,该类型又被归入分布在丹江流域的“东龙山文化”[7]。 (四)早商时期 从区域范围看,这一时期二里冈文化势力已进入关中东部,出现了华县南沙村[8]、耀县北村[9]、西安灞桥老牛坡和蓝田怀珍坊[10]等早商时期遗址。在这样的背景下,老牛坡聚落开始扩大,早商时期遗存发现有Ⅰ区1～3地点,Ⅱ区1、2地点及调查发现的少量地点。根据遗存点分布情况推断,该时期聚落面积近30万平方米。在文化面貌上,关中东部的早商遗址同郑州地区早商文化面貌高度一致,学者将之归入早商文化的“二里冈型”[11]。南沙村和怀珍坊遗址的主体年代均属二里冈时期,聚落规模分别为30万平方米和5万平方米。耀县北村遗址整体范围约18万平方米,其中第一、二期为早商时期。在聚落内部,南沙遗址发现有灰坑、陶窑及墓葬,北村遗址发现有灰坑和墓葬,怀珍坊遗址发现有灰坑和属于冶炼工人的小型墓葬。老牛坡遗址早商时期聚落面积虽近30万平方米,但仅发现少量灰坑遗迹,这可能是受限于发掘面积或晚商遗存破坏所致。在聚落内部,这里可能存在着高等级的夯土建筑和青铜冶铸作坊等,如Ⅱ区2地点的晚商三期二号夯土基址下就发现有一层较早的建筑面和一些柱洞,这可能是早商时期大型建筑的线索。一些灰坑中还发现有炼渣和陶范,表明可能存在铸铜作坊。整体而言,老牛坡早商遗迹种类发现虽少,但聚落面积已达到关中东部区域内同时期聚落的最大规模且可能已出现高等级建筑和青铜冶铸作坊,这些表明其区域性中心聚落雏形已初露端倪。 (五)晚商时期 晚商时期是老牛坡聚落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文化面貌上,该时期遗存与殷墟商文化虽保持一定联系,但有较明显的差别且具有自身特色。对该阶段遗存的文化属性,有研究者将该时期遗存作为晚商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称之为“老牛坡类型”[12]。有研究者认为老牛坡遗址在第三期之后业已脱离了商文化系统,是一支独立的土著文化,并称之为“老牛坡遗存”[13]。文化属性的认识虽不同,但该阶段遗存具有独特的地方文化特色毋庸置疑,这应是商文化势力从关中地区逐渐退缩的结果。然而,不同于其他地区性中心聚落在晚商时期被废弃的境况,老牛坡聚落表现出明显的扩张态势。在以往工作基础上,我们通过调查全面摸清了晚商遗存的分布范围,并借助GIS系统最终测算出该时期聚落面积(也是遗址的整体面积)约140万平方米[14]。相对于早商时期,该时期聚落向外扩张趋势和规模明显。在聚落内部,该时期遗迹种类丰富,有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灰坑、墓葬、车马坑、陶窑、炼炉等,遗物有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玉器,陶器,陶范,炼渣,卜骨及石器等。高等级建筑及青铜礼器墓葬的发现表明,聚落内部存在明显的等级分化,陶窑、陶范及炼渣等性质明确的遗存表明,聚落内部应有明显的功能分区。无论在聚落规模还是在文化内涵上,老牛坡聚落的发展水平远高于关中地区其他晚商聚落。因此,有学者认为老牛坡遗址在晚商时期是关中地区一个重要的区域性中心聚落[15]。 大致在商末周初之际,在周人率诸部族灭商的社会背景下,老牛坡商人遭遇了灭国绝祀之灾,墓地被毁,聚落覆灭。此后,遗址范围内第五期遗存仅有零星的文化层堆积,散见于发掘区内打破第三、四期遗存的小型墓葬和采集到的遗物,远没有聚落鼎盛时期的遗存丰富。 二、晚商时期的聚落功能分区 聚落内部功能分区是聚落结构研究的基础和核心,性质明确的遗迹或遗物是划分功能区的依据。在早商时期,老牛坡聚落内部可能存在不同性质的功能分区,诸如小规模的冶铸作坊等,但根据现有材料,尚不能明确该阶段各功能分区的具体情况。晚商时期,随着聚落规模的日渐扩大,内部功能分区趋于完备,而且此时期遗存材料发现丰富,可以明确划分出包括高等级建筑、贵族墓葬和手工业作坊在内的不同功能分区(图二)。下面重点讨论晚商时期的聚落内部功能分区情况。
(一)高等级建筑区 目前老牛坡聚落内已揭露出2座晚商时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分别位于老牛坡坡道(报告中Ⅰ、Ⅱ区的分界线)的两侧。一号基址位于Ⅰ区2地点,长约30、宽15米,夯基厚约1米。基址上残存房基3座,规模较大的F3(87XLI2F3)为一座面阔4间、进深2间的中型房址,长11.3、宽5.8米;东、西、北三面残留有夯土墙,墙上及中间有柱洞,共三排,排列整齐,两个门道位于东墙靠两端。二号夯土基址位于Ⅱ区2地点,南北长23、东西宽约12米,夯基厚约1米;表面残存有15个卵石柱础坑,直径约30厘米,排列规律,南北3排,东西7行,间距2.5～3.5米。在二号基址以北3米处,还探出一排东西向的3个石柱础,其深度与二号基址的柱础处于同一平面,且间距亦与之相近,因此应属于二号基址。发掘者依据残存基址和柱础情况推断,在基址西侧还应有南北并列且相互对应的两排柱础。可见,该基址应属于一座有南北5排、东西8行,至少40根立柱的大型建筑。1988年春,在Ⅰ区2地点发掘期间,还发现了多处夯土和石柱础,因被破坏严重,规模和结构不清。在二号夯土基址下还叠压有更早期的建筑基址,该区域内至少在晚商第三期以前就开始有大型建筑,且持续时间较长。依上述线索,可知在一、二号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所在的老牛坡坡道附近分布有一定数量的夯土建筑基址,表明该区域应是一处高等级建筑区。 另外,在袁家岩村东南附近发现有直径约1米的石柱础,许家寺附近也发现有分布较为集中的石柱础[16],说明这些区域也应有高等级建筑基址分布。因距老牛坡坡道附近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有一定距离,后者可能是聚落向北扩张过程中出现的大型建筑区。 (二)贵族墓葬区 1986年春,在Ⅲ区1地点发掘墓地一处,在约5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商代墓葬38座、车马坑和马坑各1座。这些墓葬排列紧密,井然有序,相互间无叠压打破关系,应是一处独立墓地。发掘者根据墓葬规模和殉人情况,将墓葬分为中型殉人木椁墓、中型殉人墓、小型殉人墓和小型单人土坑墓四类。依据墓室面积、葬具、殉人和随葬品等方面的差别可将墓葬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的墓室面积为6～17平方米,葬具基本上为一椁一棺,殉人在6～12人之间,随葬品种类丰富且等级较高。第一等级墓葬中除规模最大的M41的墓主可能为老牛坡的最高统治者外,其余墓主应为高级贵族。第二等级墓室面积为2～5平方米,葬具为一棺,殉人1～3人,随葬品种类较丰富,墓主人应为低等级贵族或平民中的上层。第三等级墓室面积为2～4平方米,葬具为一棺,无殉人,随葬品种类和数量较少,墓主可能是平民中的下层[17]。以上分析表明,该批墓葬是聚落内的一处贵族墓葬区,除高等级贵族墓葬外,还分布有少量平民墓葬。 另外,1976年在袁家岩村(简报称“袁家崖”)发现出土青铜礼器的高等级墓葬[18]。对于该墓的时代和性质,学者指出可能属于周初时期的“殷遗民”贵族墓葬[19]。我们前面已指出袁家岩村附近的商代遗存是老牛坡聚落向外扩张的结果。这座可能属于“殷遗民”的贵族墓葬在这里发现,说明该区域也许分布着一处从晚商延续至周初的贵族墓地。 (三)手工业作坊区 在老牛坡遗址商代遗存中,发现有各类能够反映手工业经济部门面貌的相关遗物,有与制骨业有关的各类骨器,有与青铜冶铸业有关的铜器、陶范、炼渣等,有与制陶业相关的各类陶器、陶拍等,还发现陶窑。根据现有资料,我们能初步辨识出青铜冶铸作坊区和制陶作坊区。 1.青铜冶铸作坊区 遗址内商代二期的个别灰坑(如88XLⅠ2H18)发现有少量铜镞、铜戈陶范和炼渣遗物,显示出老牛坡聚落在早商二里冈文化时期就开始出现了青铜冶铸业。到了商代晚期,老牛坡聚落规模扩大,相应发现了更加丰富的青铜冶铸遗物。同样位于灞河中游且属于早商时期的怀珍坊遗址,距老牛坡遗址较近,也发现有炼炉残块、铜饼等与冶铜有关的遗物。通过对两遗址发现的炼渣进行铅同位素检测分析,二者的数据几乎重合,说明使用铜矿的来源应当相同[20]。通常情况下,冶炼遗址位于采矿遗址附近有利于节约运输成本。怀珍坊和老牛坡遗址紧邻秦岭山脉的北部边缘,有学者认为冶炼矿石的来源就在秦岭中,特别是秦岭北麓[21],由此推测遗址所在的灞河流域一带应是商人冶炼铜矿的中心。 根据遗物的种类和分布位置的不同,可将聚落内的青铜冶铸作坊分为冶炼区和铸造区。冶炼区大致位于Ⅰ区靠西南的1地点附近,现312国道及旁边台地区域。在1990年道路拓宽前,路西南断崖上曾暴露一处以炼渣为主的堆积坑。该堆积坑范围长约18、深0.5～2米,坑内除夹杂少量的红烧土及陶片外,还包含有丰富的炼渣堆积。目前在国道西南台地地表仍可见到炼渣,且断崖上还暴露有炼炉。大量的冶炼遗物和相应遗迹的存在,表明该区域应是聚落内的一处青铜冶炼区。研究者在遗址的两个灰坑堆积剖面和黄土台地的表层进行了系统采样,通过磁化率和重金属等指标分析,对该区域表土层进行了重金属污染评估。研究结果表明,现地表层的土壤确曾受到重金属砷和铜的不同程度污染[22]。冶炼区的炼渣类遗物检测分析结果显示,老牛坡聚落内的青铜冶炼生产中存在冶炼砷铜的情况[23]。 铸造区大致位于Ⅰ区偏北部的3地点,高等级夯土建筑区的西北部。1976年发掘时,在150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了一批与铜器铸造有关的残陶范、炉渣等遗物。其中陶范22块,有人面形饰范、牛面形饰范、戈范、钺范、圆形泡饰范及少量容器范。通常情况下,陶范集中出土地点及周边应分布有铸铜作坊区。聚落内既有青铜冶炼遗存,还有铸造作坊,说明老牛坡商人完全具备独立生产青铜器的能力。另外,发掘报告将编号为86XLⅠ3T2③:2、86Ⅰ3T1③:4和8886XLⅠ2H14:36的3件器物也归入铸造类遗物,但将之称为陶模并认为有可能是铸造袋状足类器的范模的认识值得商榷。这类器物为尖锥状,中间为空腔,尖端有孔,外饰绳纹,个别器物表面留有铜液凝固斑点。对于此类器物,有学者根据周公庙、孔头沟等遗址内发现的同类器与其他铸铜遗物共存的出土背景,分析认为应是先周晚期开始出现在“周人文化系统”遗址内的一种铸铜工具,而非中原商人的发明[24]。若此判断无误,这类属于先周文化的周原地区诸作坊的铸铜工具及铸铜工艺,应是来自以老牛坡遗址为代表的晚商文化,而非直效殷墟[25]。 2.制陶作坊区 老牛坡报告中公布有晚商三期的陶窑6座。Y1和Y2位于Ⅲ区1地点贵族墓地的北部,两者相距约10米,其中Y1旁边的H21可能是其操作坑。Y3～5位于Ⅲ区2地点的中心位置,三者前后相连。发掘者根据其相互关系认为Y3废弃后修建Y4,Y4废弃后再修建Y5。Y6同样位于Ⅲ区2地点,东北距Y3～5约80米。Y6南侧1.6米处有灰坑H7,其内出土有与制坯工序有关的陶垫。发掘者根据Y6与Y3～5处于Ⅲ区2地点的同一台地上且南北相距仅约50米,推断此区域应是当时的制陶作业区。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发现制坯工具中的陶垫均出土于Ⅲ区,根据陶窑附近出土制坯工具的原则,判断Y6处存在一个制陶作坊。根据中心聚落陶窑集中分布的原则,判断Ⅲ区存在一个商代三期的制陶作坊区[26]。 我们的调查还新发现3座陶窑,其中1座大致位于原发掘区的Ⅲ区2地点附近,2座位于Ⅲ区1地点附近且距离较近。这些陶窑的存在表明,在以往发现陶窑数量较多的Ⅲ区两个地点附近还有陶窑分布,按照制陶作坊区陶窑集中分布的原则,进一步说明了该区域制陶作坊的存在。考虑到两个区域相对分离,中间暂未发现陶窑,或可划分成两个制陶作坊区。 三、地貌视角下的聚落观察 地理环境往往是构成一个社会特点的决定性因素之一[27]。尤其在古代社会,地理区位、交通及地貌条件等在聚落布局和社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更高。作为商王朝经营“西土”的重要据点,老牛坡聚落从出现到发展成一处区域性中心聚落与其所在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图三)。 在秦岭山体强烈抬升和渭河谷地沉降的相互作用下,西安以东的秦岭北麓地势陡峻,河流多短流发育,河道直且水流急。灞河作为渭河南岸最长的一条支流,河谷深入秦岭腹地,纵深长,且与汉江最大支流丹江相对,共同在秦岭东段切开一条狭长的低谷地带,成为沟通关中和秦岭山区乃至汉江流域的重要通道。从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武关道出秦岭后就是沿老牛坡遗址所在的灞河东岸经灞桥进入长安城的[28]。 通常认为,商人是出于获取秦岭山区的铜矿及其他资源的需要,从早商时期开始以此为据点,并持续发展成为西部的一个地区性中心[29]。据研究,秦岭山区中的洛南附近分布有铜矿资源[30]。由东而来的商人欲进入秦岭山区,除从洛阳盆地出发沿南洛河谷地西行外,北侧只能从老牛坡遗址出发沿灞河谷地进入,两者之间约300公里内似乎再无其他重要通道。老牛坡遗址以西的商文化遗址规模小且分布稀疏,无力深入秦岭腹地。灞河两岸除老牛坡遗址外,在怀珍坊遗址也发现了与冶铜有关的遗存[31],表明这一带应是商代在西部冶炼铜矿的中心区域。老牛坡遗址位于灞河中、下游的交界处,占据河谷和秦岭山区的咽喉之地,符合商人获取铜矿等资源并保持与商文化中心区联系的战略需要。 从人地关系视角来看,一个遗址尤其是一个区域性中心聚落的发展往往与地貌有密切关系。从宏观地貌上看,老牛坡遗址所在区域位于秦岭北麓,为秦岭余脉骊山周围黄土台塬西北端的铜人塬(又称横岭塬)外缘的灞河河谷阶地。阶地作为河谷中最突出的地貌类型之一,是古代聚落的主要分布区域。受骊山隆起运动的影响,灞河中游东岸阶地发育成熟,部分区域甚至能发育出五级阶地[32],且阶面较宽,适宜人类活动。灞河西岸阶地发育较差,多为陡坡,易发生滑坡等地质灾害,非人类活动的理想场所。研究者早就注意到灞河沿岸的古遗址多分布在东岸而很少在西岸,并认为这种现象是对地理环境选择的结果[33]。老牛坡遗址所在灞河东岸的二、三级阶地距河流水源近且高于低平的一级阶地,适宜人类居住。再向上为山前的黄土台塬,地势较高,距水源较远,并非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的理想活动区域。遗址范围内陆势东南高,西北低,虽受后期平整土地影响,但整体上是从河谷向上呈缓坡状,沿河分布宽约1公里的阶面为聚落的形成和扩张提供了充足的地理空间。 从微观地貌上看,老牛坡遗址南侧的沙河沟南岸的地势较高,北岸较低,而遗址所在区域的河谷阶地则发育良好,二、三级阶地横向较宽,纵向较长,地势整体较平坦(图四)。前文提到,大致在龙山时代晚期,聚落中心从沙河沟南岸的新街遗址转移至老牛坡一带,这可能是地貌变化的结果。研究表明,灞河两岸的一级阶地形成于距今8800±1160年以来[34],说明在仰韶时期及以前,现今的一级阶地可能还是河床及河漫滩发育,河道尚未下切至现河床的深度,其内及沙河沟的水位都应较高,能满足居住在地势较高区域的仰韶居民的用水需要。随着河床的下切,水位下降,沙河沟南侧的新街遗址距水面可能越来越高,用水不再方便,聚落开始向低处接近水源的老牛坡附近转移。经过龙山时期和夏时期的开发,商人出于获取铜矿的需要,从早商时期开始以此为据点。早商时期的聚落位于最南端的燎原村以北区域,紧邻沙河沟汇入灞河的河口处(见图一),这里地势低平,可能是当时聚落的主要水源地。晚商时期聚落规模增大,向外扩张趋势明显。结合聚落内各时期遗存分布及遗址和周边地貌情况(见图一、图三),聚落在向外扩张过程中,顺河发育的阶地地貌提供便利,使其顺阶地走向主要朝袁家岩一带扩张。向南虽在新街遗址内零星发现有晚商时期遗存[35],但受限于沙河沟,聚落总体上无明显向南扩张的趋势。向东,安家庄至车丈沟一带,现地表高出灞河河床逾100米,地势较高且距河流稍远,制约了聚落的东向扩张。 在聚落内部,Ⅲ区的贵族墓葬区位于遗址的东南端,远离高等级建筑区,是聚落中地势最高区域,应是规划时有意为之。在墓地内部,属第一等级的墓葬主要分布在靠东侧地势稍高的区域,以彰显墓主身份的尊贵,属于第二、三等级的墓葬则靠近西侧稍低区域。位于老牛坡坡道附近的夯土建筑区,大致处于聚落的中间位置,虽属于靠近河流地势较低的二级阶地,但较周边的地势仍稍高,这可能是出于利用水源目的而作出的选择。通常情况下,手工业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用水,近水区域应是手工业作坊的理想场所。用水较多的青铜冶炼作坊就位于靠近河流水源的遗址边缘,而反观制陶作坊却分布在地势较高区域,这表明当时除了利用自然河流水源外,可能还存在人为的水源利用方式,诸如开挖水井和修建蓄水设施等,在许家寺西北区域就发现有长方形的水井遗迹。 四、结语 通过梳理老牛坡聚落发展演变历程可知,老牛坡遗址在仰韶时期可能附属于沙河沟南岸的新街聚落,而龙山时代晚期至夏时期,聚落虽有发展,但规模较小。直到早商时期,在中原二里冈文化势力的影响下,这里开始具备中心性聚落的雏形。晚商时期,老牛坡聚落不同于其他地区性中心聚落被废弃的境况,反而日渐发展成为一个面积约140万平方米的区域社会中心。在晚商时期,聚落内部功能分区明显,但囿于资料,我们仅划分出少数功能区。在上述基础上,我们从地貌角度出发,尝试分析了地貌在聚落形成和扩张过程中的影响程度,特别是河谷阶地地貌类型对聚落的影响。当然,以上对老牛坡遗址的考察分析,是在聚落考古的视野下梳理线索,从地貌的角度出发形成了一些初步认识,希望为后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提供帮助。  注释 向上滑动阅读 [1] a.宋新潮:《试论老牛坡商文化分期及特征》,《文博》1992年第2期。 b.张天恩:《关中商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以上仅列出部分代表性研究成果。 [2] a.张海等:《盘龙城聚落地貌演变的初步研究》,《江汉考古》2018年第5期。 b.宋江宁:《关中盆地史前到秦汉时期的中心区转移现象考察—兼论周原与丰镐遗址内涵差别巨大的原因》,《南方文物》2017年第4期。c.王辉等:《后李文化的地貌学观察》,《南方文物》2018年第4期。 [3]刘士莪:《老牛坡》第2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本文有关老牛坡发掘材料除单独注明外,其他均引自该报告,下文不再逐一注释。 [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蓝田新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4、585、586页,文物出版社,2020年。 [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发掘新收获》,《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2期;《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2010年夏时期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3期。 [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老牛坡遗址聚落范围调查简报》,《中原文物》2021年第1期。 [7]张天恩:《论关中东部的夏代早期文化遗存》,《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1期。 [8]a.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b.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省华县南沙遗址1983～1984年发掘报告》,见《三代考古》(七),科学出版社,2017年。 [9]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耀县北村遗址198 4年发掘报告》,见《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10]西安半坡博物馆、蓝田县文化馆:《陕西蓝田怀珍坊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11]《关中商代文化研究》第152页。 [12]《关中商代文化研究》第154页。 [13]雷兴山:《对关中地区商文化的几点认识》,《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2期。 [14]同[6]。 [15]宋江宁:《区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商代关中的考古学研究》第202～207页,花木兰出版社,2018年。 [16]同[6]。 [17]宋江宁:《区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商代关中的考古学研究》第202～204页,花木兰出版社,2018年。 [18]巩启明:《西安袁家崖发现商代晚期墓葬》,见《文物资料丛刊》(5),文物出版社,1981年。 [19]雷兴山:《西安袁家崖墓葬年代为西周说》,《华夏考古》2008年第1期。 [20]长孙樱子等:《关中东部地区商代冶金遗物的科学分析研究》,《文物》2020年第2期。 [21]《关中商代文化研究》第179页。 [22] Wu M., et al., Heavy Metal Pollution from Copper Smelting during the Shang Dynasty at the Laoniupo Site in the Bahe River Valley,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31(11), pp.1675-1693, 2021. [23]同[20]。 [24]雷兴山:《论新识的一种周系铸铜工具》,《中原文物》2008年第6期。 [25]张天恩:《商周之际青铜制造重心徙移的观察》,见《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 [26]王迪:《中国北方地区商周时期制陶作坊研究》第49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27]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第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28]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第43页,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 [29]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至二里冈时期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谈起》,见《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 [30]霍有光:《试探洛南红崖山古铜矿采冶地》,《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1期。 [31]同[10]。 [32]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渭河研究组:《渭河下游河流地貌》第54页,科学出版社,1983年。 [33]张彦煌:《浐灞两河沿岸的古文化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 [34]雷祥义等:《灞河阶地黄土—古土壤系列及其年代意义》,《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2年第2期。 [3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蓝田新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498～501页,文物出版社,2020年。 （作者：李彦峰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原文刊于《考古》2022年第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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