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理，我在小区门口超市买菜类，手机里的钱不够了，你用微信发我100块钱吧！”51岁的妻子闫冬梅，识字不多。因为她在童年时代，家里穷交不起1.5元学费，加上父母说待她“娇”，只上了半年“育红班”，就“光荣毕业”了。结婚29年来，她曾许多次地在我面前说，小时候错过了好好上学读的机会，长大后不识字、没文化，是今生最大的遗憾。“你是高中毕业生，识的字真多，上班后还整天在单位读书看报写文章，要是你识的字能够分给我脑子里一点点，看看有多好？”她很羡慕和期盼地说。白看她识字不多，但是出门购物用微信扫码付钱时，很在行“不差钱”，现在还是管着几十名环卫工人的“头”类。历届党中央领导持续接力，惠民政策一年比一年多，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亿万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我们已经进入了伟大和谐盛世新时代，5G手机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出门购物时顺手掏出手机用微信“扫码”转账支付，早已成为大多数群体支付的高效快捷方式。其实，几年前我对手机微信这个“高科技+新事物”，也不是很懂。一次，在外打工的慌子叔打来电话，说让我加他同手机号码的微信，以后闲时方便视频聊天，还不要钱。我立即问：“啥是微信？我以前和人聊天用过QQ！”结果，没过多久的一天早晨，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的儿子，回家度假后要回单位。临行前，我就掏出500元钱给他，让他平时消费用。“都啥时代了？买东西还有谁从口袋里掏现金？出门带着手机就行了。我在火车上就是买一个包子、一瓶水，用手机微信一扫码就立即付账了。现在就是在大街上买一块钱的物品，或是在医院结付数万元的治疗费用，用手机一扫二维码，就立即转账支付OK了，小偷都摇头无奈地失业了。”后来我有了微信，看到了微信的方便快捷效果后，也真感到当时的思想落后和愚蠢。去年7月下旬，我农村老家的葡萄成熟。妻子打印了两张二维码，一张贴在了叔家的墙上，另一张贴在了三轮电动车前帮上。一天，有一位邻村女青年，在果园里采摘了20元葡萄，她用微信扫码付账后转身推车走人时，却被77岁的母亲拦着不让走：“我也听见你的手机'嘀’的一声响了，你说你给钱了，票子呢？我咋知道你的钱'嘀’哪里去了？”幸好我的及时到来和道歉后，才给母亲解了非常难看的围。后来，我和母亲聊天时，她讲了许多六七十年代大集体时“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故事，我讲了近年来高科技突飞猛进发展、许多村庄尽享惠民政策乡村振兴的新鲜事。“以前人往家里打（固定）电话，人能听见，我信，因为电话有绳子连着类，声音管钻进去。那手机没绳子连着，咋管能说话呢？真能！听说现在大街上有年纪的老头老婆卖青菜，篮子上都栓一个小牌牌，人家付钱时只要手机'嘀’了一声，钱就跑到他们手机里头了，还不用像掏票子那样麻烦找零钱，就是真能！”母亲感叹地说。购物消费进入“扫”时代，这是当今社会高科技突飞猛进的见证，更是党中央持续实施利民惠民政策，迈入和谐盛世新时代的最好历史见证。
2014年10月，我离开基层乡镇政府到县城单位工作，终于实现了带着妻子儿女在县城生活居住的梦想。偶尔在周末会老家农村时，年纪大的邻居长辈和同龄人们，都很羡慕地说我们是“飞出了农村”的“城里人”。我今年51岁，自1971年3月出生至2017年8月，一直生活居住在鹿邑县贾滩镇闫庄村。记得在七八十年代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商品粮”一词在全国城乡叫的非常响亮，令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穷人”来说，是万分的向往和羡慕。那时我模模糊糊的印象和观点是：凡是在县城生活居住有工作、有工资、没有地、不种地、穿着干净的人，都是国家干部，都是家有“粮本”吃“商品粮”的人，他们每天吃的白米白面，都是国家免费供给的，比农村人的身份和生活条件强几万倍。我的干爷姓朱，以前是居住在我们贾滩镇政府所在地大街西头的普通人。听父亲介绍说，在八十年代初，干爷和干奶经过多年的努力打拼，带着孩子彻底告别了农村，举家住进了县城。再后来，干爷的大女儿在县委大院里工作；大儿子和儿媳妇在街道上租了门面房，经营干服装加工和修补生意；时年22岁的小儿子在县新华书店上班，还风风光光地娶了时任某局局长的“千金小姐”。令我至今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在七十年代时，我和父母、姐、哥及两个妹妹，一家七口人住着下面是土墙、上面是麦秸草的低矮房。那时年幼的我，每年的夏季只能偶尔地吃过一次西瓜、小瓜子（即甜瓜）。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很奢侈地见到少得可怜的花生、洋糖和瓜籽。在脑海中多次听人讲过南方热带生产的香蕉、桔子等水果名字。如果当时能在街上或富裕的邻居家一年能看见一次，也是直接流口水般的万分幸运了。我还记得，每到春节期间，我们姊妹兄弟五人只要得知家里来了客人，便会立即疯跑回家，争着向长辈客人搭讪、问好，而后每人便会得到一毛或两毛钱的“袋子钱”（即压岁钱）。拿了钱后，我们都是相互欢笑着离开，背着父母到一旁小心翼翼地摸着、看着，而后整整齐齐地折叠起来放在口袋里保存着。还记得那是1986年春节后的正月初六，15岁的我冒着刺骨的寒冷，坐在父亲借来的自行车后座上，去居住在县城的姑奶和干爷家走亲戚时，姑奶、表姑娘（姑奶的女儿）、干爷和干奶四人，共发给我12块“袋子钱”。特别是在干爷家，干奶还笑呵呵地拿出了香蕉、桔子、花生、糖果等放在茶几上，还一次一次催我多吃点，并抓起了几把放进我的口袋里。吃午饭时，干奶打开了14寸黑白电视机，我们一群人看着电视，吃着饭。我高高兴兴地回到家后，见到同龄的伙伴们，就一遍又一遍地絮叨说：“人家城市里吃'商品粮’的人真幸福、真排场，屋里放着好些好吃的东西，看着电视吃着饭，给的'袋子钱’真多，真比咱们打坷垃的农村人强一万倍。”又记得那是1991年秋季的一天，村里一位在县城跟着嫂子在大酒店打工的女孩，嫁到了县城。村里人无不羡慕不已地说：“看，这妮子多有福，高攀上了城里吃'商品粮’的了，命真好！”1978年12月改革开放至今四十多年来，历届党中央领导持续一任接着一任干，频频改革开放和惠农惠民政策的落实，让城市乡村沧桑巨变俱欢颜。欣逢和谐盛世，新时代在与时俱进、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如今“小洋楼”已在全国农村普遍开花地“试比高”，空调、电脑、电冰箱等高档奢侈品，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为当今农村人增添了自豪、快乐和幸福感。周末回农村老家和父母聊天时，我把自己多年来对“商品粮”的印象、经历等老话题，讲给他们听。77岁的母亲笑着说，她们的那一代人，都是从“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苦日子里算是逃命过来的。“现在还分啥商品粮不商品粮类？都是以前几十年过去的老黄历了。像我们这些七八十岁还在世的老年人，能活到现在这样的好社会，都很满足知足，以前谁也做梦想不到，今天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现在农村人出门都是水泥路，买东西去超市，上城坐公交，手机每人一部。只要兜里有钱，平时生活好、身体好，一家人团圆健康，我看农村城市都一样。”母亲还拿我们的家庭来作比较：“你们姊妹兄弟五个都建好了楼房；你大（父亲）是村里保洁员，一月工资600块；你小妹秀琴师范毕业后是教师，一月工资4000多；现理你也参加工作二三十年了，现在又在县城单位上班，住着单位分的廉租房，你闺女结婚嫁的好，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周口工作；您哥和您嫂子常年在外地打工，每年能挣十来多万，我看在县委大院里上班的干部，说不定还不胜他俩类。”“再说了，去年咱庄建设了美丽乡村，庄西边六里地的汪庄正在建飞机场，庄西边四里地的高庄南边正在建火车站，还听说今后庄后边的河两岸打算建湿地公园。平时出门到庄外，处处都是满地满眼的庄稼，家家户户小院里都有小菜园，空气环境和人居环境都很好。叫我看，现在生活居住在城里的人，说不定今后还都想着往农村跑类。”父亲接过话茬说。
平时，我和其子慌子叔的关系较好。每年农历12月4日孬爷过生日时，我一般都去前往祝寿祝贺。2015年3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县摄影家协会主席闫广军带着几位文友，来到我农村的家中做客和采风。闫广军掂着装有黑白胶卷的相机，在村内溜着寻找“闪光镜头”时，孬爷正躺在家门口的墙根处晒太阳。于是，闫广军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突然跑过去站稳脚步，倾斜着左身子，挤着左眼、歪着头，对着孬爷的身子，不停地转换照相机的角度，一个劲地“咔嚓咔嚓”抓拍。“他白须飘飘、历经沧桑的骨瘦面容，真像个以前战场上下来的老战士。”他说。“其实我的小名叫王箫，笙箫的'箫’，因为我兄弟的小名叫王好，村里人就叫我王孬，乱叫一辈子了，叫垮了炸！”孬爷哈哈大笑地向大家解释说。 了解孬爷的人都知道，他是个闲不住、身体不错和脾气温和的老人。经常骑着个破拉车在村内和附近周边村庄溜达。按照他的话说，一来可以锻炼身体，也可以顺便捡拾点破烂到街上卖。可在2015年4月初时，孬爷的身体明显的不如从前了。儿媳在外地城市照看外孙女，慌子叔只有丢掉县城建筑工地上的活，在家陪伴伺候他。“现理，您爷以前跟着国民党部队打了五年日本，又跟着县联防队11区队长付恒修，参加游击队打国民党部队四五年。”2015年11月18日晚，慌子叔来我家中说。“你除了瞎胡扯，我咋从来没有听村里人说过？”对他突然在酒桌上的“天方夜谭”，我根本不相信。“我活48岁了，也是前天听他讲的，他也向我也隐瞒几十年了。不信你明个抽时间去问问，听他亲自讲讲？”第二天晚上，我采访了孬爷。他虽然有点耳聋听不清，但是叙述往事来却记忆清晰。什么民国、国民党军长刘峙、上海西郊、汉口、九江、河南省南部大别山及付恒修、抗联打游击等等，让我听得入了迷。孬爷说，他是第一次向外人讲述从16岁参军、辗转许多地方、5年参加国民党部队抗日秘密的：民国25年1937年13岁时，母亲病亡，哥哥王连灵23岁，妹妹7岁，弟弟王心亭3岁。由于当时的国情原因，家境十分贫困，全家人整日以四处要饭为生。在嫂子离家出走后，哥哥便到了东30公里处的安徽省亳县，参加了刘峙军长领导下的国民党部队。1940年4月的一天，哥哥从部队回来探亲，看到家境和他骨瘦如柴，为了能吃上一口饭和活一条命，就把他带到部队当了一名勤务兵，后随部队转到了郑州。“记得当年农历6月16日，部队转到了上海市西郊驻扎时有13000多人。有一天在和日本军队交战时，打了一天一夜，部队只剩下8000多人，哥哥王连灵也战死在沙场，我和战士们一起痛哭着，把哥哥和牺牲士兵的尸体，掩埋在了上海市西郊。”此后，他就随部队转到了江苏南京，也是经常和日本部队打仗；1941年，他随部队转到了江苏九江；1943年19岁时随部队到了湖北省汉口；1944年随部队到了河南省南部的大别山一代。“1945年夏天，国民党部队驻扎在河南省驻马店，这一年我和咱公社王统村一名人喊'王连长’的老乡，一起徒步几百里回家探亲，因当时父亲身体不好，弟弟妹妹年幼需要照顾，就没有返回国民党的部队。”孬爷说，他返回老家后，还跟随县11区区队长付恒修，参加了四五年的抗联打游国民党部队的游击战争。 1945年秋季一天，他到鹿邑县城办事时，见到了一名家住县城南王皮溜镇小付庄村叫付恒修的人。在得知付恒修是共产党员时，他强烈要求参加八路军“打抗联（国民党联防队）”。并联络了附近村庄的郭保、郭欢、董敬荣、张天增等七八名老乡一起，在县政府领了枪支后，去了县城东边的太清营子寨抗联指挥部。此后的四五年至全国解放，他跟随着这只八路军领导的抗联队伍，在淮阳县的顾家寨，周口，漯河，郸城县的安平、五台庙等地参加和国民党部队的战争数十次。“其中在郸城县五台庙傍晚进行的一次和国民党部队的战役中，时任党领导下的11区队队长付恒修，左腿不幸中弹，血流不止，我就撕下衣服给他包扎住伤口，并连背带扶地连夜向西跑了20多里的一个救护站救治。”在参加“打抗联”后，为躲避国民党部队的枪杀追赶，他就离开抗联队伍回到了家中务农。 “在解放后的高级社时期，生产队长向上级举报说我参加过国民党的部队，被扣上了'分子’的帽子，弄类二三十年瞎巴类抬不起头。好多人都认为我真孬，绝对不是啥好人。”于是，他就如实地把付恒修带领抗联部队打游击的事情，向来人详细讲解了一遍。1964年冬季的一天，鹿邑县组织民工在玄武镇进行挖河清淤时，时任县某局局长的付恒修，在人山人海的现场突然见到他后，泪流满面地拥抱着说：“老王啊，没想到你还活着，更没想到今天还能在这里见到你，你可是我的救命大恩人啊。”2018年2月17日下午，我再次到家采访孬爷和聊天时，他强烈要求我用手机给他找了一张照片（如图）。“现理，我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中了，估计也没有几年活头了，今天向你讲这些事，目的就是让你宣传宣传，让许多人和咱庄后代们都知道：您孬爷我的名字叫'孬’，可是我这个人'真不孬’！我一辈子也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任何人的任何事。”2019年3月2日晚9时，孬爷王连贵在突发疾病两天后安详去世，终年95岁。第二天大年三十，是孬爷出殡下葬的日子，上午村里很多人前来帮忙和参加了葬礼。并且大都和我的心情一样，在沉痛之余，又对这位数十年来村里长寿第一名的长辈，突然肃然起敬起来。作者简介：李现理，男，汉族，1971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文化，鹿邑县作家协会会员；1992年3月至今从事新闻报道写作和文学作品创作，多篇作品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农民日报、河南日报、周口日报等媒体发表并获奖，2018年12月出版了28.2万字作品专集《二十六年新闻路》。“拾粪”印记||李现理 人到中年恰如秋||李现理 李现理|爹娘健在最幸福 李现理|老干部王书金轶事 李现理|“忘记他，我养你！” 李现理|城里人﹒乡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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