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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皮乌斯在她1922年写的一篇回忆录里说：“散文能使作为人的诗人失去遮拦。散文不比诗歌，在散文中，诗人用以藏身的'灌木丛’要少得多。”因此，这个不写散文的女诗人的身世多少有几分神秘。在回忆录里，她把内心世界塞到冷静、简约的记事风格之下，经常熄灭女性应有的感性热烈，似乎也没多少自我剖白的兴趣。因此吉皮乌斯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低调的，更何况她还有个大名鼎鼎的丈夫：梅烈日科夫斯基。 现在有了她的诗集（汪剑钊先生这本译作相当出彩），终可一睹吉皮乌斯内心世界之一角。很明显，吉皮乌斯既是个非常纯粹的宗教诗人，又是俄罗斯象征主义诗歌的传承者之一。她那些热烈地呼唤上帝之爱的诗歌清澈明快，意象舒张，甚少晦涩之处；她给宗教主题配备的意象密集而奔放。诗人时而放声呐喊“上帝，我的上帝，太阳，你在何方？”（《八月》），时而沉醉于“此刻世界上再没有别人/唯有上帝，天空和我”（《瞬间》），时而满怀自负地宣称“我像上帝一样，渴望了解每个人的一切”（《路人》），这种对至高至善的向往甚至覆盖了她浓厚的乡土意识，而后者几乎是俄罗斯文人的共同特征。俄罗斯抒情诗传统自十九世纪以降就在西方精神的两大源头——希腊和希伯莱文化——之间显示着独立寒冬的自傲和犹疑，哲思不足而文情过剩，吉皮乌斯的出现加剧了这一倾向。她念念不忘把自己置于上帝的目光之下，置于圣父—圣灵—圣子三位一体的神学体系之中，这体系标出唯一的一个远端，坚实地将她包裹进去。 强悍的宗教背景孕育了激情澎湃的诗句，也凸现了这位女诗人在本土同胞——“诗坛双璧”阿赫马托娃和茨维塔耶娃面前的殊异之处。无论是阿氏的《安魂曲》还是茨氏的《约会》，其悲壮都与婉转的女性色彩水乳交融，但在吉皮乌斯为数众多的以爱情为题的诗篇里，其性别特征始终是暧昧不明的。这些诗歌绝大多数以男人的口吻叙说，爱者与被爱者皆面目朦胧。1903年的《吻》，也许是吉皮乌斯形式上最为纯粹的一首爱情诗歌：“安妮斯，何时能把我的微笑/靠近你迷人的嘴唇？/不要像胆怯的鱼儿被吓跑/未来怎么样——我也不知情。”温柔的嘴唇、按捺不住跳动的心脏、“滑动的吻”，似乎标志出诗人最接近爱情的一刻，然而这爱情却仅止于这种无限靠近——恰如诗人与上帝的关系一般。那个饱含爱的激情的主人公不住地鼓励对方“看着我，别害怕，我的目光多纯洁”，但他自己心里仍然在回味“允诺的那一瞬间多么美丽”。一边是无法抑制的青春冲动，一边是以几乎静止一般的靠近；词句间渗透出的温暖的呼吸，仿佛构成了这漫长的一吻的全部。 诗写到这个地步，难免要遭到事关同性恋的猜疑。一个正常的女人怎么会对“吻”的意象进行这般暧昧的描述呢？吉皮乌斯写了许多表达对女性的爱恋的诗歌，在这些诗歌里，爱情永远只停留在形成阶段，说话人不停地许愿“我将给你带小门的透明屋子/献上一朵鲜艳的百合花”（《致群山中的她》），或迷惑“难道我们之间的一切永远缺乏露水/既没有露水，也没有爱情”（《露水名字》），或追忆“我爱过她，爱得几近疯狂……/在我垂暮之年她是否能明白？”（《她走过去…》），所有这一切，皆宿命般地无从化为确切的感官经验。这是否说明，同性恋如同一种难言之隐，始终在诗人的心灵里作痛？ 吉皮乌斯的秘密在《洞隙》一诗中有所明朗：“在人间我只爱非人间的东西，/我爱她……她和你——是一个环节”。按我的理解，这里的“你”应是指代上帝（在另一首诗《爱情》中，指代上帝的是“他”——“上路吧，痛苦与欢笑的人们，/大家都向他走去”）；“只爱非人间的东西”透露着她不满足于世俗之爱。诗人把自己想象为爱情中人，却有意识地回避着肌肤之亲，萦绕在她脑海里的是爱情的形上象征，是它与宗教追求合而为一，作为上帝赐予人间福祉之明证的幻境。于是，她努力不使自己完全介入爱情叙事之中，而要在情节之外同时保持一个宗教布道者的使命感和落寞状态。在这两种力量的扯动下，她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放在恋爱中男子的位置，主动地靠近，按捺不住地冲动，但只字不提带有女性色彩的泪水和欢笑——情到浓时的自然结晶。爱人的终极境界是和爱上帝的统一。到了《自由》一诗中，吉皮乌斯这样向人们宣示她与上帝的确切关系：“我只是以儿子的名义/呼唤上帝，生命的创造者。” 不久前，我终于在吉皮乌斯的日记里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我不想要鲜明的女性特征，同样也不想要鲜明的男性特征。每时每刻都有人反感我——在女人身边我女性的一面就活跃起来，跟男人在一起则男性的一面活跃！我在我的思想、欲望、精神里更像个男人；但在身体里——我还是个女人。两者纠缠在一起，令我对其一片茫然。 “我的吻与那作为迈向爱的（纯物理的）形式的第一步的'吻’迥然不同；我的吻迈向真正的爱。” 至此，吉皮乌斯的“倾向”似乎不言而喻了。但我更关心的还是她所谓的“真正的爱”（real love）——在我看来，这种爱只能作为天路历程的一部分而存在，作为诗人精神世界无限扩容的界碑而存在。当她设定属于上帝的席位的时候，与其说这个上帝是驾驭万物的全知全能者，最终审判的主持者，毋宁说他是光明和善的象征，一个此世者可以无限接近的超验存在，或可被替换为精神世界的最高层次；而同时，“此世”又是人所不可轻易抛弃的、实践责任伦理的舞台。所以，吉皮乌斯能从德国人保罗·蒂利希那里得到支援，后者主张“绝对信仰”、一个“超越上帝的上帝”，主张人要为自己的存在找到终极的依据——“存在的勇气”。我们看到，吉皮乌斯在自己的诗里执拗地呼唤上帝，在诗的结尾表达把自己献给上帝的愿望，与蒂利希的诉求遥相呼应。“一切愿望，远的和近的愿望——/被铸成一个伟大的圆环。/我的渴望，恰似着火的风，/恰似飓风一样狂烈而无限。”（《深夜》）——正是“女性”彻底缺席之处，涌动着“存在”本身的豪迈。 古米廖夫说过，俄罗斯象征主义诗人的神学追求，表现在“我们像梦见最高奖赏一样梦见最后一刻的形象，它一刹那也不愿打断我们的注意力，但是永远不会降临。” 吉皮乌斯的上帝正是这样一种“最高奖赏”，当它降临的时候，处在最后一刻的人将获得永恒的欢悦。为此，她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经营她的虔诚，经营一个融化了爱情魔法的精神世界。那么她得到了什么呢？还是用吉皮乌斯回忆录中的话来作答：“如果说俄罗斯当时的儿女中有很多人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青春年华，如果说年老时他们的白发散发着芬芳，这莫不是因为每个人的心灵中都埋藏着宗教真理的种子？不必自欺欺人：没有坚实的老根，长不出朝气蓬勃、生机盎然的幼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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