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王阳明：浅谈王学各派

王阳明被后世誉为完人、圣人，是真正完成儒家三不朽伟业之人，功绩甚多，涉猎广泛。仅以思想论，他开创的阳明心学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且几经流变，遗泽远播海外。

王学的分派原因

首先，阳明学形成源头之混杂是阳明后学分裂的一大动因。

心学虽然是儒学的一大流派，细究其源头，则王阳明受到佛道思想影响深远，而于诸子百家亦多有涉猎。这在他本人身上，固然是事功奇绝，成为“完人”、圣人，至有“以人掩书”之叹，并且本人也能够融会贯通、兼收并蓄、取其精华。但他能做到的事情，不代表其传人也能够坚持。

各派学说的逻辑、发展轨迹自成一体，阳明之博取百家在包容之外，也有逻辑生隔阂、生分歧之处。譬如佛道原本出世，而心学作为儒学的流派，毕竟重视入世的事功，本难以协调。

况且王阳明晚年分良知学为向上一路、向下一路，而称各有入处，各有修行法门，实际已经开启身后分裂之端，源头不纯，其流各有清浊是理固宜然，甚至这种分裂未必没有王阳明的许可。

其次，社会风气的逼迫使得王门传人各奔西东。

王学固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显学，并且已经在一段时间内受到许多学者、官员的认可、推崇。但王学的发展也存在更大的阻力。

一方面，程朱理学的地位是官方认可的，理学既然是官学，王学想要争取地位，就非常困难，其时官场中仍以程朱理学为主流，所谓学而优则仕，官场的权力争夺往往以攻乎异端为借口。

阳明学的出现引起理学的反扑——宗阳明学者、官员的增加是对宗程朱学者、官员、士子生存环境、官场地位、政治权力的威胁。

于是，在强势的反扑之下，阳明学几次被定性为伪学，并一度被迫放弃用以讲学的书院，明令儒生不得习其学。

另一方面，王学产生前后，士林官场普遍洋溢着辟佛、驱老之风气，乃至将佛老视作儒学不振之公害。

——当然啦，这一幕想必时人极为熟悉，儒学每至变革之际，必要贬斥佛老，然而阳明学恰恰与佛老关系甚深，则王学对佛老的态度，也是它遭到排斥、打压的缘由。

在此基础上，王学传人屡受冲击，至于摇摆不定，其分裂是题中应有之义。

其三，弟子传人秉性的差异是王学分裂至此的直接原因。

门人既多，则志向不一，继承的主要思想内容也各有差异。

如王畿亲佛学，其“四无说”有浓厚释教色彩；欧阳德不喜佛老，重视实践，其说偏向于慎独省察；王艮出身微末，故重视实施于日常琐事之中，立“淮南格物”派……门人的数量、质量、品性，成为阳明学分裂的重要原因。

最后，这也是学问演进之必然。

远的，如墨家三分、儒家八分，近的，如佛门分南北两派。王氏说学我者活，似我者死，弟子如果不能在老师的基础上有所发挥，一味坚持老先生的见解，没有任何变化，则学说必逐渐式微、奄奄一息、甚至消亡。

王学分派的标准问题

阳明学在王守仁身后分裂已成事实，但如何分辨不同的派别，自王学分裂以来，众说纷纭。

中国最早的系统、全面研究王学的学者，当属黄宗羲。

黄宗羲晚年倾心编写《明儒学案》，系统、完整地剖析了明代的学术脉络。

对于王学的分派，或者换言之，阳明后学，黄宗羲按照地域分类，而能兼顾其思想倾向，对各传人的主张、生平有较为简洁明了的记载，有史有述。

黄宗羲按籍贯将阳明后学分为：浙中王门，代表人物为徐爱、钱德洪；江右王门，代表人物有邹守益、欧阳德；南中王门，代表人物有徐阶、唐顺之；其余有北方王门、楚中王门、闽粤王门等，又将源出王门而独立宗旨者，即收入止修学案、泰州学案。

这种分法较为全面，且影响较大，但有一定缺陷。

其一，不同宗旨的学者因籍贯相同而被归为一处，不利于稽考其思想差异；其二，许多王门传人四处为官，并不长期呆在故乡；其三，诸如北方王门等概念包含多省份，不适于清晰定位。

其后，王学的研究热潮出现在国家动荡之际，一在明亡后，众学者指摘王学流弊，将矛头指向以李贽为首的王学末流，进而迁怒王学。

一在清末以来，旧秩序的惨烈收场使学人反思国故，这种情况下，王学的知行合一等思想更迎合世界大势，因而对于王学的研究也就有所进步。

民国时期，嵇文甫按思想倾向将阳明后学分为王学左派和王学右派两大类，并着重论述李贽的思想，自此王学左派这一概念深入人心，获得广泛认可，这显然受到世界史的影响。

于此稍后，朱谦之按学问宗旨将王门分为左右两派，并称“左派主动，右派主静，左派主张本体即是工夫，近顿悟的；右派主张由工夫达到本体，主渐修的。”这种分法，显然消解了其中的政治意味，但又更近于禅宗之分裂。

不论重思想还是重学问，左右两派终究过于笼统，况且大部分门人并没有强烈的左右倾向，而是徘徊于左右之间，这种非左即右的二元论，很难应用于一种持续时间长，门人众多的思潮。

后日本学人冈田武彦受嵇氏影响，将王门划分为左派现成派、右派归寂派、正统修证派三种。

这种划分方法结合了左中右的思想倾向和现成、归寂、修证三种学术宗旨，较为巧妙也较为周全，因而影响较大。

其后，钱明分阳明后学为现成和工夫两大系统，前者包括虚无派、日用派，后者包括主静派、主敬派、主事派；杨国荣分为现成派、归寂派、工夫派三类；陈来分为正统派、自然派、中间派三类。

这显然都受到冈田武彦的影响。

应当说，王门的分派各有道理，且分派本身目的即在于更清晰简洁地认识、了解和研究阳明学，但各种分派方法客观上造成了理解和研究的困难，也无意地忽视了各派传人个体间的思想差异，今人至于以分类为要，则不妨缓行。

略论王学及其传人的思想倾向

上面已经提到王门的各种分派，但对于阳明学及其流变略有疏漏处，这里以王阳明及几个后学的重要人物为纲，简单介绍一二。

1、阳明之源

首先，王阳明少有异志，追求成为圣贤，他的家境、家风、学识，乃至以后的科举路、仕途、经历都为阳明心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在王守仁身上，不仅有积极入仕，报国安民、建功立业的世俗渴望，也有看淡名利、超然物外、修佛学道的旷达洒脱，更有倾心儒家欲与孔孟并驾齐驱，开宗立派的宗主情节。

王守仁能将三种倾向兼容，也就是他能够开宗立派的关键。

心学与理学之分庭抗礼，有所发挥处正在于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致知和致良知仅一字之差，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所谓良知，一是指其天赋性，匹夫匹妇皆可为圣贤；二是指其判别性，所谓知善知恶是良知；三是指其具足性，吾性自足，何须外求。

2、龙溪之流

阳明之后，王畿近于佛，天泉证道，主张四无说。

他提出良知“不学不虑，本来具足，众人之心与尧舜同”，无知而无不知，能生天地万物。他提出的心体合内外、有无、虚实、寂感、动静之道。至于修行的“工夫”，他认为“本体即工夫”，主张静坐顿悟，固不废书，但不必拘泥于言语。

相对于老师，王龙溪对良知有所发展，王阳明认为良知与万物为一体，王龙溪则解释为良知生万物，则这又是将良知，也就是人的思维提升到本源的高度。

也是因此，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到王龙溪处，演变为“心生万物”（大乘教义）、“天地一气”、“乾坤一气”（道家易学），进而演变为“心物一气”（心学），这种沟通三教，试图左右逢源的尝试，反而使得自身理论呈现出不严密性，引起其他门人的诘责。

3、黄子之变

王学门人里一位同样颇具传奇色彩的是黄绾，此人盖出朱入王之辈，远宗孔孟，及长，倾心阳明，无弗入也，至阳明辞世，慨然以王学门人自居，扶危救困，然学术思想又为之一变。

黄氏的特殊之处首先在于他也早有成圣志向，朱子学“存天理灭人欲”毕竟使他无可排遣颇为苦恼，因而阳明学之致良知直接地为他提供了解决私欲的途径。

但他远宗孔孟，是一个始终追求回归原典的学者，而心学实际上用心学的理论重新包装了儒家经典，混合儒释道三教理论，这是王阳明与黄绾之最大分歧处。

因而，在心学的一些核心概念上，他也有自己的解释。

在格物致知问题上，王阳明主张“'格物’是'致知’功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黄绾认为“致知是格物功夫，格物是致知功效。”

对于致良知，黄绾则称，“格物”效验就是“物格”，“知至”就是“致良知”工夫的圆满，二者在形式逻辑上同一的，格物完成的同时，致良知的工夫亦告完成。

换言之，“求尽其道于吾身，则吾身之物格；吾身之物既格，然后家、国、天下之物皆由之而格矣，故曰'致知在格物’。”这里也能明显看出他贯通原典与心学的尝试。

总的来说，由于思想的分歧，个人的经历，黄绾可算王门的“反叛者”，或者说他自始至终没有全盘接受阳明心学，与其他弟子有所不同。

4、泰州之别

王艮是王阳明的得意弟子，并且知名度较高，但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不将其归为王门，而别立《泰州学案》，盖其思想有若干创新处。

首先，以经解经，以意逆志。所谓以经解经，就是不顾汉学注疏、宋学章句，只以经文互相理解，而不理会前人注解；所谓以意逆志，就是对于经义有疑难，也无从前后串解者，就以己度人，推敲作者意图，颇有“六经注我”之风范。

——此人半路出家，本非自小业儒之人。

其二，良知为本，闻见为末。所谓良知，就是本心，所谓闻见，就是典籍经义，故本句意在强调重视自己的人生体验，以典籍为辅助。

其三，安身、保身为本。这又是王艮与阳明相差较大的一点。

朱子学固然以存天理灭人欲为纲，心学实际没能摆脱这一束缚，仍然是灭人欲，存天理。

而所谓安身、保身，换句话说就是重视自己的个人私欲，适当排遣而非压抑自己的个人私欲，看重个体生命价值，不盲目殉道，这为明末李贽等人肯定人欲大开方便之门。

其四，百姓日用即天道。这还要归功于他出身寒微，故重视匹夫匹妇，向来印象中的心学在底层群众中广泛迅速普及，泰州学派之重视百姓日用，居功甚伟。

以上几位不过稍稍列举，王门之全貌，此处得窥一斑而已。

小结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固为一大功业，但若无门人弟子发展、传播，不免可惜，渐至凋亡、王学的分派是学说发展演变的必然，究其原因，既有王学思想本身的，也有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而王学的分派也使得王学思想含义更为深远，推陈出新，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