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生中的三大苦手

第一个苦手：利害分析法

代表人物：蒋、张

蒋

在力量对比下，就分析出了机会和威胁。

发动412反革命政变

1、先树立起反共的旗帜，最坚定、坚决，先发制人，借此抓住了机会（江浙大资本、英美势力），获得了大量的资本支持，攫取了最丰厚的头部资源，形成了先发优势。

2、其他军阀慢他一步，又因和他采取同样的策略，只能占据次优资源，其后发展即服从于“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规律。

3、蒋挟北伐余威，在影响力上迅速完成了全国化，其他军阀的影响力都是地方性的。

4、蒋倚仗着巨大的财力，“一手持枪、一手持金”，分几步削除了国民党内的威胁，又削弱了我党的威胁，短短十年，就走上了国民党第一人的宝座。

以致于毛主席感叹“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个苍龙指的就是蒋。

在解放战争中，

蒋：“我如不能战，既示不能和。我如能战，则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故无论我能战与否，言和谐有百害无一利”。

美国人主张，一定要放弃一些地方，因士气不明，兵力分散，不如把队伍拉下来，整调装备，才能再行进攻共产党，魏德迈说“攻不动，守不住，不如放弃。”蒋不同意说“有放不得之苦，放弃一地，共产党就会全部推下来。”

这是典型的从利害出发、利害分析法的结论。

张

在力量对比下，就分析出了机会和威胁。

草原分兵

以致于毛主席感叹这是“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第二个苦手：教条主义、宗派主义

代表人物：王明

这是迷信权威、书呆子治国，不能结合当地实际，轻视客观条件、乱搬硬套。

教条主义者，

1）不能明白教条背后 的隐藏条件和公设。

2）不能解析教条成立的环境。

3）从教条出发、从权威出发，直愣愣，只有原则性，缺乏灵活性。

而教条主义，很容易形成宗派，因为教条本身极具诱惑性、号召力，信仰相关教条的人很容易就汇聚成宗派。

以致于毛主席感叹，

“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

教条主义+利害分析法，结果造成了我党90%的损失。

所有的利害分析法，

1）都要以“strengths”为基点进行支撑，一旦对对方的“strengths”低估了，或者对自己的“strengths”高估了，那么利害分析法在执行上，就抓不到“opportunities”（此时“opportunities”就成了实质上的“陷阱”），就不能取利，而是受害。

2）小害会积为大害，当“strengths”衰减时，就可能被“害”反噬、吞噬。

3）小全局，全局小，难以看到远处的利、害，如果能看到远处的利、害，就能得到与辩证法相似的结论。

第三个苦手：辩证法

利用辩证法分析，

1）从“弱”走向“强”，于是从长尾（广大的农村、农民）出发，这就造成了第一个矛盾。弃厚从薄，违背利害分析法。

2）从“失”走向“得”，于是先弃后取，弃地存人，这就造成了第二个矛盾。丢利转移，违背利害分析法。

3）从“集中”走向“分散”，这就造成了第三个矛盾。从“集中”走向“分散”，既违背防御、又违背进攻，违背利害分析法。

这里毛主席定位——主要矛盾是我国太弱，应该组织起力量，而不是牺牲力量，要组织起力量，就必须从“集中”走向“分散”，分兵以发动群众。

4）从“分散”走向“集中”，这就造成了第四个矛盾。在外敌威胁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在威胁还没有迫在眼前的时候，很多人看不见，此时就会以为违背利害分析法。

看见敌人、明显的敌意，就应该从“分散”走向“集中”，集中以应付敌人，集中晚了就会出大亏。

……

辩证法的独特结论、更大的全局，就会和利害分析者的结论相背，而能运用辩证法者少，就造成了自己的少数派地位，于是曲折的历史经历就这样发生了。

“历史是症状，我们是疾病”，所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所以“团结——斗争——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