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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inism 10月20日19:00，“青少年女性数字媒介文化实践”课题组、苏州大学新媒介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2022秋冬读书会与系列讲座第二场学术活动于线上举行，共有300余名师生参与讨论、碰撞思想。本场读书会围绕荷兰学者凡·祖伦（Liesbet van Zoonen）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展开讨论，由研究中心主任马中红教授主持，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博士生胡良益担任分享人。  活动伊始，马中红教授指出，女性主义发韧于上世纪初，但一直到60年代女性主义才与传播、媒介接合起来。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常被提及的早期论著是贝蒂·弗莱登的《女性神话》（1963），揭示了大众媒介建构“幸福女性”的假象，开启了女性主义研究中“媒介与女性”的议题。此后，塔克曼出版于1978年的《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 （Hearth and home: Images of Women in the Mass Media）是“性别与传播”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论文集，收集了14篇讨论电视、杂志、报纸等大众媒介中妇女如何被描绘以及电视对儿童与青少年影响的论文。塔克曼在序言中敏锐地指出，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妇女注定要遭受象征性歼灭 (Symbolic annihilation of women)，也就是被责难、被琐碎化，甚至不被媒介呈现。 讲座回顾 01 研究背景 分享人从两个方面来明确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研究背景。 在现实层面，我们常以为流行文化充斥着性别歧视、压迫妇女，所以女性主义者应该理所当然地反对流行文化、娱乐产业。矛盾的是，女性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尊重妇女的选择与体验，那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女性主义到底是什么？女性主义者不能接受当下“流行文化”的产物吗？ 在理论层面来看，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暗示着彼时研究的“偏见”：一是，流行文化的风靡可能会对妇女、女孩产生不好的影响，这是一种以内容、符号、意义、精神为代表的文本决定论（textual determinism）；二是，忽略了妇女在文化体验中的愉悦，即受众在接受信息时存在自我解读、自我建构、自我生产的能动（agency）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有必要对女性主义的主张进行拷问、反思与重构，同时对媒介文本的生产、媒介效果的接受进行深入且全面的评判，这也就成为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出发点。 02 理论资源 本书的理论资源丰富，包括意识形态（精神分析）、文化研究（编码/解码）、女性主义（刻板印象与色情），以及传播学当中的仪式观等。 分享人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俄狄浦斯情结）、拉康的阳具中心理论、穆尔维的拜物对象（fetish object）谈起，着重强调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并指出社会性别是被隐藏在社会与文化实践中的意识形态所建构的。更重要的是，当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国家机器在社会各个方面进行作用时，个体一方面无法阻挡这种意识形态的进程，另一方面，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已经变得不可见，成为了一个叫所谓“共识”（common sense）的概念。总之，媒介成为了意识形态控制社会的代理机构。 03 研究方法 分享人认为，《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分别针对媒介生产和媒介效果（受众解读）两个研究对象，进行了有针对性地考察。就前者而言，以内容分析、符号学分析、文本分析为主，就后者而言，强调一种诠释为概念的人类学考察，提出要通过三角检测法去印证同一个观点，主张回到日常生活的具体场景中去，以展示、联系、思考妇女的经验。 04 研究发现 分享人进一步归纳了本书中的研究发现，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提出了社会性别的定义。社会性别不同于生理性别，它是被隐藏在社会与文化实践中的意识形态所建构的，是在矛盾中不断建构成型的。 二、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女性主义传播范式——作为仪式的传播，即个人通过媒介再生产形成特殊的文化体验，同时媒介文本的解读来源于受众的主观经验，并对意义进行自我形式的再生产。 三、认为媒介生产的性别建构不是简单的增加女性从业者，而是包含着紧张与冲突，一是个人之间持不同的职业价值和个人观点，二是组织需求之间的相互冲突。 四、媒介文本的性别建构存在多种形式的凝视。就男性凝视女性而言，它激发了男性的“窥淫”（scopophilia）愉悦和“自恋认同”（narcissistic identification）；就女性“凝视”男性而言，则更多处于一种异性恋的浪漫想象。 五、流行文化的产物能给予妇女特殊的情感体验。小说中的情感补偿、肥皂剧中“出轨”的反叛，都在表明流行文化所构成的、得到呵护的乌托邦世界，正以一种实际的补偿带给妇女们疗愈的感受，满足女性对于权利地位的渴望。 六、针对流行文化与女性主义政治之间的矛盾，作者认为，一方面，要强调媒介宣传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流行文化中所可能潜藏的政治力量。 主题讨论  在主题讨论环节： Q1：参与者“刘姝彤”首先提问：当今女性无论是否走入职场，都正处于生活的夹缝与困境中，面对这一现象，女性应如何了解自身需求，理解自身处境？ A1：胡良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应，他表示，第一，女性自身要长期系统性地建立自己的女性主义知识体系；第二，需要让一些话题变得可见、可讨论，进而一方面获取不同角度的思考，另一方面收获姐妹情谊的力量，相互扶持着、帮助着走出困境；第三，要联合、相信男性，共同对抗结构性的压迫。 A2：马中红教授补充到，性别议题逐渐受到更广泛的关注，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也与媒介环境有关，如今网络话语的引导、建构均归自媒体所有，主流媒体失声，由此导致公共讨论空间缺失，个体间不同的主张难以有效地交流融合，性别矛盾反而进一步激化。  Q2：参与者“YangZheng”就女性主义的范式问题进行了提问，他提出，本书用女性主义研究女性形象合乎情理，但在《Feminist Media Studies》杂志中出现了许多利用女性主义研究其他群体媒介形象的现象。由此，当女性主义突破了凡·祖伦的研究，到达新的媒介群体例如酷儿文化、亚文化、性少数群体时，应当被如何定义？它应当作为一种方法还是一种视阈？ A1：胡良益认为，按照传统的研究路径而言，女性主义可能只是提供了一种切入的角度，而非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当建构主义的主张纳入性别研究时，就可能无法对研究对象、或是所处的位置做一个明确的、固定的、稳定的定义，而是时刻处于变动、碎片和过程中。也就是说，“女性主义”成为了一种相对灵活的弹性概念与切入视角，帮我们能从更多样的角度去审视问题。 A2：马中红教授表示，首先女性主义是一种立场，她们的共同目标是追求性别平等。其次，女性主义本身虽不是方法，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则与方法有关，这其中征用了许多其它研究方法，如精神分析、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等，并与女性主义立场相结合，形成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最后，女性主义进入后现代女性主义之后，国外对于“女性主义”这一概念也存在一定争议，由于女性主义这一观念已延伸至各个研究领域，因此女性主义本身存在的必要性也遭到一定的质疑，伴随着女性主义的声浪越来越大，其超越自身范畴进入其它学科中的情况与日俱增。因此以上三个方面均会影响女性主义的界定。 主持人总结 最后，马中红教授对本场读书会进行了精彩总结，她表示，读书会平台的搭建或许解决不了部分现实问题，但是希望能够在该平台发现问题，形成女性和女性、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对话，并由此引发更多的思考和交流。同时期待该系列活动第二部分学术讲座环节能使大家看到男性主义和女性主义更大的研究空间。在参会者们的依依不舍中，读书会圆满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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