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向，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动力。鉴于数字经济影响的广泛性，为分析其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基于2010—2019年我国30个省份（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先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进行基准随机效应回归，并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异质性进行检验，再进行分位数回归，进而以产业结构升级、电子商务、城镇化为中介变量进行基于拔靴（Bootstrap）法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负相关关系，且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西部地区，最后是东部地区。当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较小时，数字经济会抑制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扩大，且抑制作用逐渐增强；当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较大时，数字经济所发挥的作用由抑制转为促进。数字经济不仅直接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而且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电子商务、城镇化间接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因此，应支持农村地区数字产业发展与产业数字化发展；注重农村地区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好电子商务平台；加快推动城镇化进程，逐步实现农村现代化。敬请阅读。
当前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中美关系趋紧，美国和欧盟等多个国家和组织制裁中国，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外经济社会发展不稳定，这些都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了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我国适应时代需求、顺应当前形势的战略性发展方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侧重于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消费端在市场机制中作为重要动力，推动整个经济循环。实践表明，当前农村的消费需求没有被充分满足，潜力巨大。农村消费增加会拉动经济增长，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拓展农村消费市场对促进国内大循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城乡差距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但相关研究更多从收入差距视角展开，而研究城乡差距问题不能仅基于单一视角，消费差距作为城乡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成为另一研究视角。
2021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数字经济独立成章，提出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2021年12月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 “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将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数字经济一方面通过电商平台和物流运输使居民消费更为便利，另一方面通过产业升级间接增加居民收入，进而使居民消费也随之增加。数字经济发挥驱动效应，将城镇与农村连接得更加紧密，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使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这反映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改善。综上所述，数字经济会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2.1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相关研究
城乡二元结构下我国可被划分为农村地区和城镇地区，两者的区别之一就是消费水平不同。有多种因素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对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一是生产是经济运行的重要环节，产业发展会间接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苏洋等[ 1 ] 从产业结构升级入手分析城乡消费差距形成机理发现，整体来看，尽管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了经济发展，却拉大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细分来看，产业结构升级对基础型和发展型城乡消费差距有正向作用，对成熟型城乡消费差距有负向作用。二是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在不断变化。刘东皇等[ 2 ] 认为，城镇化通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间接扩大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王健等[ 3 ]从空间角度研究得出，城市化不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三是公共政策、公共服务与企业及居民息息相关。吕承超等[ 4 ] 认为，在城镇化中级阶段，增加政府保障支出会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而在高级阶段会出现相反的结果。于井远等[ 5 ] 指出，公共服务差距会影响城乡消费差距，人力资本增加会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四是对外开放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刘东[ 6 ] 研究发现，城乡对外贸易发展不平衡，导致城镇居民收入、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均优于农村，产生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促使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扩大。五是资源配置扭曲会对市场产生负面影响，会造成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刘飞等[ 7 ] 认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产生与城乡社会保障扭曲有关，两者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调整社会保障城乡配置的政策存在消费“陷阱”，地区不同，经济协调水平不同，社会保障支出对消费的影响作用不同。此外，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产生还与要素市场扭曲有关，两者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8 ] 。六是商品流通业发展也会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刘佳等[ 9 ] 认为，在静态下物流产业发展显著缩小了城乡消费差距，在动态下物流产业发展扩大了城乡消费差距，但总体而言是缩小了。蔡慧等[ 10 ] 发现，流通业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更加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消费差距。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数字化发展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促进了经济结构转变，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呈现出新形势。马香品[ 11 ] 指出，数字经济推动了生产方式的重构与融合，促进了生产方式与居民消费间的循环升级，改变了居民消费行为与消费决策；机理变革重塑了居民消费的信息传递模式、心理情景模式、需求动能模式，优化了消费循环升级的实现路径。丁志帆[ 12 ] 认为，数字技术正在改变消费内涵，一方面促进了消费多样化，另一方面创造了新消费需求。无论是传统消费升级还是数字消费发展都依赖于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衡发展。目前直接研究数字经济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关系的文献较少，研究数字经济不同形式 — —电子商务、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等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关系的文献较多。闫军等[ 13 ] 认为，电子商务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有负向作用，而在西部地区作用方向相反，其中在中部地区两者间的直接影响是负向的，以收入差距为中介变量的间接影响与直接影响相同。张杰等[ 14 ] 认为，在农村电商发达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直接和间接地表现出缩小趋势，而在农村电商欠发达地区表现相反李连梦等[ 15 ] 认为，电子商务总体上扩大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具体来看，电子商务缩小了居住类消费和交通通信类消费的差距，扩大了其他类别消费的差距。陈薇等[ 16 ] 考察了电子商务、物流配送效率与城乡消费差距三者间联动效应，发现电子商务与物流配送效率两者双向促进，电子商务通过提高物流配送效率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程名望等[ 17 ] 认为，互联网的普及显著缩小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且存在边际递减现象。吕雁琴等[ 18 ] 发现，无论是在静态情况下还是在动态情况下，数字普惠金融均会抑制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扩大。现有文献主要通过电子商务、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等具体数字经济形式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本研究将首先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测度 2010—2019 年我国 30 个省份（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其次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① 考察区域异质性，并进行分位数回归，论证数字经济对不同分位点上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最后运用多重链式中介模型验证产业结构升级、电子商务与城镇化的链式中介效应，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作用机理。
3.1 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数字经济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我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推动经济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使部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获得更多的劳动报酬和福利。一些农村产业能够借助数字经济拓展农村市场，挖掘农村生产潜力。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增加，特别是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其收入增加会带来消费更大比例的增加。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处于世界前列，数字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居民对未来收入有良好预期。一般来讲，持续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显著大于短期暂时性收入的影响。持续性收入预期稳定，因而能促使居民增加当期消费。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消费结构实现了升级，农村居民除需要基础型消费（基本物质消费）外，还需要发展型消费和成熟型消费，且后者增速更快，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消费差距在不断缩小。从产出角度看，产业结构升级使得生产端能够提供更加多样化的产品，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改善消费短缺现象，增加消费市场上商品和服务的交易量。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尽管我国居民收入增加了，但收入差距却扩大了，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高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低，导致消费总量增加幅度小，有效需求不足。同时，高收入人群随着收入增加，其消费支出占比减少，投资需求增多，而投资能促进企业扩大再生产，使高收入者获得资本收益，加剧资本与劳动力分配不平衡，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富人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其收入增加不能带来消费同比例的增加，这导致流通货币数量占比降低，大部分财富不能通过消费流入市场。农村居民收入基数小，增长幅度小，导致其消费信心缺乏，消费能力不足，而消费能力不足反过来又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但从总体上看，产业结构升级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H1：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产生负向影响。3.2 数字经济通过发展电子商务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电子商务为居民提供了消费平台，对消费影响较大。电子商务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子商务具有交易成本低、交易范围广的特点，能够充分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电子商务能为居民提供便捷的交易方式、丰富多样且价格相对较低的商品，使消费者能在有限的预算约束下增加消费支出。电子商务平台上企业众多，竞争激烈，企业会通过补贴等方式来增强竞争力，提高消费者消费倾向，进而促进消费。电子商务催生了“新零售”，使零售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让消费变得更加方便，大大拓展了消费空间。电子商务带动了物流业快速发展。当前国内物流设施逐步完善，物流基本实现全覆盖，跨境物流范围也逐年扩大，人们能够方便地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各级政府都出台了一些政策，鼓励农村物流发展。物流有助于打开农村电商市场的大门，物流末端配送事关消费者消费体验，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预期，此外物流也是发展农村贸易的础。电子商务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显著，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电子商务的创造效应更强，可以创造新的消费，将交易范围由本地区扩大到全国，使居民可以跨期和跨空间消费[ 19 ] 。与城镇地区相比，农村地区商品市场较小，可供选择的商品较少，而电子商务可为农村居民提供便利的消费平台，有助于改变商品不丰富、有效供给不足的状况，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电子商务是共享型和普惠型平台，既能为消费者提供消费平台，又能为城乡居民提供就业平台，在农村地区具有产业扶贫功能。帮助农村脱贫攻坚是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其中消费扶贫属于社会力量参与的扶贫行动。电子商务的出现降低了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更多的人选择互联网创业，农村地区居民也是如此。比如， “淘宝村”的农产品之所以能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实现销售畅通，就要归功于电商直播平台，正是借助电商平台，农产品才得以销往全国各地。借助电商直播平台这个销售渠道，农产品产、供、销链条进一步畅通，消费者能更加全面充分地了解农产品及相关信息，这些均有利于拓展农产品市场，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农村居民也可将农产品做成品牌，扩大投资，获得财产性收入。除此之外，电子商务还能与其他相关产业（如物流产业、金融产业等）联动发展，增加就业机会，进而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发展电商平台有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H2：数字经济通过发展电子商务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产生负向影响。3.3 数字经济通过推动城镇化进程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城镇与农村长期分离，不利于经济进一步发展。在城镇化进程中，数字经济发挥了驱动作用。数字经济为城乡融合创造了机遇，电子政府、数字治理、智慧城市都是数字经济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方式。在供给侧和需求侧方面，数字经济能发挥带动效应、放大效应和乘数效应，助力城乡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有效需求，加速城镇化进程。农村居民进入城镇后，能够获得较高的工资性收入，进而增加消费，产生消费观念与消费方式的改变，形成新的消费偏好和消费心理。城镇市场上的个性化产品与优质服务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加之消费行为存在“示范效应”，这些会促使农村人口“被动”消费、增加消费量，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缩小[ 20 ] 。农村土地资源有限，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镇，用于农业的劳动生产要素减少，从事农业活动的居民收入增加。随着农村劳动力流出，土地可由少数人集中管理，土地资源可被统一规划，这为农业结构升级创造了条件。数字经济在推动城镇化的进程中，从集聚、人力资本积累、市场规模、生活条件等方面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产生了一定影响[ 21 ] 。在城镇化过程中，随着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思想、文化、技术交流机会增多，这有利于技术溢出与产业升级，使农村居民能够接触高技术产业，实现自我发展，增加收入，缩小与城镇居民的差距。流向城镇的农村人口为城镇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积累了人力资本，他们无论是从事基础性工作还是从事高技术含量工作都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城市规模关系着市场规模，城市规模扩大往往意味着更高收入、更多社会互动、更多专利，这有助于城市发展。城市越大，吸纳的农村人口越多，流入城镇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提升越显著，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越可能缩小。城市基础设施更完善，教育医疗水平更高，城镇化有助于改善农村人口居住环境，缩小城乡居民生活环境差距和消费差距。H3：数字经济通过推动城镇化进程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产生负向影响。数字经济通过前述多种因素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并非独立发挥作用，而是相互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增加对数据要素的使用，增加利用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拓展业务的比重，从而扩大电子商务平台的使用范围。电子商务平台能有效传播信息，使各类经济主体获得新知识，而知识的共享和应用能带来技术创新，并反过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电子商务能拓展商品交易空间与规模，推动互联网、金融、物流等服务业发展，进一步加快城镇化进程。在城镇化过程中会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普及和优化互联网，而这又会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进而促进城镇化发展。城镇化能产生集聚效应，有助于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机制见图1。H4：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发展电子商务、推动城镇化进程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产生交叉影响。4.1 变量的选取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gap),测度指标为泰尔指数。泰尔指数来源于信息理论中熵的概念，是衡量收人差距的指标，被很多研究用来衡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本研究借鉴徐敏等122的模型,构建如下公式:
其中，gapt表示第t年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i=1表示城镇地区，i=2表示农村地区，pit表示第t年城镇(i=1)或农村(i=2)地区的消费量，pt表示第t年的总消费量。zit表示第t年城镇(i=1)或农村(i=2)地区的人口数量，zt表示第t年的总人口。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dig)。由于阿里研究院发布的《2018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与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涉及指标很少，本研究根据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123-241编制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选择适合且可获得相关数据的指标。本研究从数字基础设施、信息产业水平、电信业水平、数字科研四个方面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共选取9个二级指标，具体参见表1。
用涉及四个方面的9个指标来衡量数字经济尽管不够全面，但这些指标作为数字经济较核心、较综合的指标，与数字经济关联性强，基本能够反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选用CRITIC方法计算权重。CRITIC方法是一种客观权重赋权法,用数据信息所包含的冲突性和变异性来确定指标权重。其中,变异性用数据的标准差衡量,标准差越大，变异性越强,权重越大冲突性用数据间的相关性衡量,相关性越弱，冲突性越强，权重越大。本研究借鉴陈小辉等[25]使用的模型，用CRITIC方法生成第t年指标i的客观权重wit。公式如下:其中，Cit为第t年指标i所包含的信息量，rtij为第t年指标i与指标j的相关系数。（3）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为产业结构升级(upgr) 电子商务(ele)与城镇化(urb)。参照陈小辉等[25]的研究，产业结构升级(upgr)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衡量，公式如下:参照闫军等[13]的研究，电子商务(ele)用人均快递件数即各省份快递业务量与各省份人口数量的比值衡量。借鉴程名望等[17]的做法,城镇化(urb)用城镇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重衡量。参考王健等131于井远等151程名望等1171的研究，设控制变量为人均可支配收入(inco)、城乡居民收入差距(indis)、政府财政支出(gov)、交通设施发展水平(tra)、受教育程度(edu)。
对面板数据进行基准回归和豪斯曼检验，发现随机效应结果更优，因此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考虑到我国区域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将采用该模型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基准回归。考虑到数字经济对不同分位点上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可能存在不同，将采用该模型对数据进行分位数回归。对控制变量取对数处理。基准模型如下:
其中，i分别代表省份或地区，t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gap)，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dig)，控制变量为人均可支配收人(lninco)、城乡居民收入差距(lnindis)、政府财政支出(lngov)、交通设施发展水平(lntra) 受教育程度(lnedu)。本研究借鉴解栋栋[26]使用的分位数模型，具体如下:4.3 数据说明
考虑数据可得性，利用2010—2019年我国30个省份（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住户调查年鉴》及各省份统计年鉴。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其中对控制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结果见表3。统计结果显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差距较大，最小值为0.000，最大值为1.195；数字经济的差距更大，最小值为0.007，最大值为7.243。
从总体看，数字经济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负相关关系，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是因为，随着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信息技术惠及农村，农村消费环境改善。电子商务为农村居民提供了便利的消费平台，多样化的商品使消费者拥有了多样化的选择，这有助于农村居民提高消费水平，缩小与城镇居民的消费差距。在大数据支持下，消费市场信息传递更为迅捷，信息不对称状况缓解，消费者能以更加合理的价格购买商品，消费规模扩大。数字经济催生了新业态新模式，一方面能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使流向城镇的农村劳动力拥有更多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能借助数字经济带来的便利，使农村农产品市场实现创新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农村居民可通过互联网共享信息，来自外界的信息有助于农村居民消费观念与消费意识的改变，进而有助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缩小。此外，互联网的普及使农村居民有更多机会接触和获得股票、基金等金融资产，有更多方式增加收入，这有助于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负相关关系。随着收入增加，有效需求增加，消费也随之增加，特别是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此收入增加有利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消费差距越大。收入增长速度与消费水平提升速度呈正相关关系，二者变化方向一致。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具有消极影响，财政基础公共服务支出能保障农村居民权益，避免不确定性风险，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社会保障性支出是国家财政基础公共服务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措施和手段，有利于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条件，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交通设施发展水平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交通运输是贸易发展的前提，基础设施越完善，越有利于扩大农产品贸易范围，而贸易发展有助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接受教育有助于农村居民自身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一方面，教育能帮助农村居民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实现收入增加，从而有利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缩小；另一方面，教育能帮助农村居民形成新的消费习惯，使之更注重消费品质，从而产生多样化的消费意愿，这有利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缩小。由分区域基准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数字经济抑制了三个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扩大，但对三者影响程度不同。其中，中部地区受影响最大，然后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受影响最小。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本身较小，发展数字经济可以提高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且提升幅度不会差距过大，因此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影响最大。数字经济对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居于东部与中部地区之间，这是因为尽管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数字经济起步较晚，发展规模、发展潜力、发展政策均不如中部和东部地区，发展条件不充分，但数字经济对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边际影响要大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数字经济发展更全面、渗透率更高，电子商务发展更成熟，基础设施建设更完善，物流交通便利，金融业比较发达，资本利用率高，这些加剧了资本与劳动要素分配的不平等，使得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也随之扩大。分位数回归结果见表5。可以发现，随着分位数由低到高，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作用由负向转为正向。当分位数低时，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抑制作用逐渐增强且显著，在中等分位数（0.5）上达到最强。当分位数高时，数字经济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且不再显著，直至抑制作用转为促进作用。当分位数低时，城乡居民所拥有的数字经济提供的就业与创业机会均等，城乡居民均可借助数字经济实现自我发展，这有助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缩小。当分位数低时，存在边际递增规律，引入数字经济能带动产业创新发展，使农村居民拥有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当分位数高时，发展数字经济会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扩大。这是因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大的地区多为经济较发达地区，在这些地区城镇居民可借助低成本大数据要素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充分享受数字经济红利，而农村在基础设施、投资环境、消费环境等方面均落后于城镇，发展数字经济的机会较少，难以充分享受数字红利，结果使得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被拉大。
本研究对产业结构升级、电子商务、城镇化首先分别进行独立中介效应检验，然后再进行多重链式中介效应检验。对比逐步检验法、索贝尔（So⁃bel）检验法、拔靴（Bootstrap）法等，最后选用普利彻（Preacher K J）等[ 27 ] 推荐的拔靴法，该方法能有效解决变量的测量误差问题及多重中介效应问题。表6列出了独立中介效应与链式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以及链式中介效应中显著的四条路径及其间接效应占比。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与理论分析及现有研究结论一致。
产业结构升级、电子商务、城镇化独立中介效应的效应值均为负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H1、H2、H3均得到验证。产业结构升级、电子商务的直接效应显著，而城镇化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三者的间接效应均显著，且效应值为负值，这说明三个中介变量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其中，城镇化的中介效应最强，效应值为-0.072 4，占总效应的52.96%，占比在一半以上。数字经济能带来智能化发展，使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融合能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条件，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多重链式中介效应的总效应和间接效应值均为负，总效应在5%的水平上显著，直接效应不显著，间接效应占比为50.48%且显著。四条路径的效应值均为负，不存在遮掩效应，H4得到验证。其中，占比最大的为路径2，效应值为-0.042 1，占间接效应的61.01%。这是因为，数字经济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使产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过程中，能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使城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涉及变量最多的路径4显著，这说明五个变量互相关联，数字经济能促进产业智能化发展，产业结构升级能扩大电子商务应用范围，电子商务能拓展商品交易空间，削弱地域分线，推动城镇化发展，从而使得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缩小。占比最小的为路径3，其影响效应在路径4中也有体现。数字经济能通过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电子商务、城镇化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三者并非独立起作用，而是交叉影响。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因素很多，会存在变量遗漏、内生性等问题。根据邦德（Bond S R）[28]的研究，对于内生性问题，系统广义矩估计（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方法优于差分GMM方法。因此，本研究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内生性检验，以确保得到一致的参数估计量。结果如表7列（1）所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一阶滞后项（L.gap）系数显著，数字经济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之间仍呈负相关关系，且系数值相差较小，说明不存在因内生性问题而影响结果准确性的现象。稳健性检验采用两种方法：第一种是替换被解释变量，用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来衡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结果如表7列（2）所示；第二种是剔除样本，即通过删减首尾年份的数据缩减样本量，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7列（3）所示。两种回归结果均显示，数字经济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负相关关系，由此可得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5.1 结论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聚焦于技术创新，引领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有力促进了消费需求的释放。本研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探究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并采用多重链式中介效应检验两者间作用机制，最后对实证结果进行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随机效应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有缩减效应，中部地区受影响最大，西部地区受影响较大，东部地区受影响最小。第二，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不同，数字经济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当分位数低时，数字经济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负相关关系，且边际效应递增；当分位数高时，数字经济的抑制作用不显著，且抑制作用逐渐转化为促进作用。第三，独立中介效应检验与多重链式中介效应检验均显著，这说明数字经济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电子商务、城镇化三个中介变量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且变量间存在交叉影响。第一，支持农村地区数字产业发展与产业数字化发展，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根据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同一性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决定消费依然是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在农村发展数字经济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成本降低、收益增加，进而有利于扩大农村消费市场规模。适合农村发展需要的数字化道路是电商扶贫与消费扶贫，要注意深入落实需求侧管理，扭转需求侧结构性扭曲，引导需求与供给适配，引导居民消费升级，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与生活质量。第二，注重农村地区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好电子商务平台。要尽可能实现农村地区互联网全覆盖，使农村居民同样能享受数字红利。电子商务平台既能为农村居民提供销售渠道，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也能促使农村居民形成新的消费习惯。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与消费相结合会促使消费升级，新消费习惯的形成意味着消费结构的升级，会带来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缩小。基础设施完善是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前提，物流业发展是线上网络交易的基础。为加强农村地区物流设施建设，要尽快做到物流下乡和农村地区物流全覆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投资回报率较低，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因此需要政府支持，地方政府政策要适当向农村倾斜，以更好地推动农村现代化建设。第三，推动城镇化进程，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城镇包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各地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发展。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对劳动力素质和经济承受能力要求较高，能吸纳的人口有限，而小城市和小城镇更接近农村，能更好地吸纳流向城镇的农村人口，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要重视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促使其吸收更多农村人口。要关注“城中村”问题，保障城镇中农村人口的权益。具体而言，推动城镇化进程一方面需要改革户籍制度，建立统一劳动市场；另一方面需要破除地域壁垒，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有助于推动工业与服务业发展，城镇的产业发展具有辐射效应，能使周围农村地区受益，从而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因此应大力推动城镇化进程。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流通经济”，2022年10月18日（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篇编辑：姚玲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