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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隋唐花钱 汉式花钱的集体隐匿之谜 老赵 这是一篇旧作，是2011年故宫出版社出版的本人所撰写《花钱的收藏故事》一书中的一个章节。文章的撰写时间，大约在2010年，离现在已经十几年，很多整体的认识，对个别花钱的观念，都多少有改变，但是这个话题依然存在，在此发布，也是为大家提供一些参照，提供一些思考线索。为了保存原貌，文中的一些现在看来未必准确的叙述，在此也就不想更改，当时也感谢多位好友供图，其中的插图藏品，也许已经名花易主，在此我也不想改变原书的标注，希望藏品变更的各方能够谅解，再次感谢。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期间花钱的集体性“隐匿”，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那就是，宋元时期花钱的系统，完全可能从战略上，系统上，文化上，都并非完全来源于我们认为的汉家花钱传统（汉代压胜源头—汉族本土文化—汉式钱形玩具属性的三位一体），换个角度看，宋元花钱的繁荣决不可能是突然发生，更可能的情况是，其文化习俗、要素来源系统，早已存在，而被我们汉家史官漠视、忽视。同样的，并不是因为长得相象，宋代幞头的源头就可以简单上溯为战汉乃至商代的包巾帕头，形态类似，未必具备文化习俗上的关联性，事实恰恰相反，宋代幞头，源自北方游牧民族的鲜卑系统，宋代幞头的整体定性，需与衣服鞋子的穿戴作为一种整体的属性判断才呈现的，对于传承判断必须从上升到文化判断，而非简单的图形攀附，这观念，在花钱的源头判断与传承观察中，同样适用。在汉族文化视野立场中，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汉代那么繁华的压胜钱传统突然失传了（就算是五胡乱中华把这些传统乱掉了，也足可佐证汉代压胜钱的文化系统，基本是汉族本土文化体系），也难以寻找当时的“花钱”行踪，不少人只能矮子中拔长子地艰难找出蜀国太平百钱来，由于此钱背面有水波纹，所以带有“花”的特征，可惜，货币史上已经断其为流通货币，与“花钱”的定性不符，还有大家本以为的“太清丰乐”花钱，现在也由于近年大规模的出土，而复归于行用钱性质，本阶段后期，北魏永安以后出现大小两种永安五男背四灵，数量相对多，版别也不少，或可作为花钱存在的明证，此时，大家别忘记了北魏的鲜卑族别。当然，也不能忘了永安钱的汉式钱型。
北魏永安五男背四灵钱 牛志新藏 唐代花钱：花钱的“歌德巴赫猜想” 唐代花钱不易辨，是花钱收藏实践中最恼人的事情，现在公认过硬的“标准件”，多为钱文钱的变种，或质地变通，比如金银质地的开元通宝，或行用钱刻花，如乾元统宝、开元通宝刻花。1986年，三门峡市唐墓出土乾封泉宝镏金钱背阴刻四宝冠式火焰纹，工艺精良，另据《资治通鉴》记载杨贵妃收安禄山为干儿子的洗儿赏赐钱，《泉志》记载唐荆山公主出嫁时有“长命守富贵”的撒帐钱，另有罗伯昭先生认为唐汾阳王也是唐代花钱，或被记载的“得壹元宝背四云”，“顺天元宝”边缘刻花带星等，但是收藏实践中，在实物形态上，较少无争议的标本，即使存在，也非常孤立稀少，五代的情形要好些，因为五代地宫频频出土，同时出土的小平龙凤系列钱的年份起码五代，我们开始疑惑：大唐文采风流这么多年，竟然留不下压胜或扮美的花钱吗？还是另有隐情呢？
“顺天元宝”边缘刻花带星，摘自《中国花钱图谱》 另有一个不解的疑问，同样是压胜功能，同样是铜质载体，铜镜的工艺传统、文化传统一直没有中断，自商周秦汉到六朝，至隋唐以来非常完整，延续不断，且出土资料丰富，这种现象给花钱传统的真实性提了一个醒：也许，汉代压胜钱的现象，只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短期喧嚣，也许事实上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社会基础？还有一种可能，假设汉代的压胜钱多用于墓葬方面（出土者居多），那么到了唐代，以钱币形态陪葬的传统已经让位于纸钱风俗，那么在唐代，当然会连墓葬出土的压胜钱也找不到踪迹了，这种可能会不会存在呢？
五代龙凤婴戏钱，郑轶伟藏 一面图为局部 同样的命题，也导致了另一思考，就是唐代的花钱，也许并不隐匿，而是我们缺乏发现的眼光，“挺唐派”的观点认为，唐钱也许混迹在了我们认为的五代乃至北宋、辽代花钱中了，固然，五代以来、辽早期的艺术无不是唐风流变余绪，关键是，唐代艺术特征非常明显，偶然混迹于宋辽艺术之中，可以理解，精神飞扬豪气干云的唐代国际乐队能安全地隐藏在宋辽的艺术文工团中，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换句话说，即使有唐花钱被混淆，也当是个案。宋代（准确地说，是北宋—辽代、南宋——金代两个阶段），花钱井喷式地勃兴起来，由此奠定了现代意义上“中国花钱”的发展路数、风格与基本文化价值。我们换个思路来观察，也许，在汉代以来，绵延到南北朝，到隋唐五代，花钱的早期形态一直没有中断（否则断难解释五代尚且征兆不显，而宋金则突然繁荣灿烂），那么什么形态，什么载体，可能是花钱一直没有中断的延续载体呢？如果一定要找一个，那么，北方游牧民族的铜挂传统，倒是非常符契合。中原王朝每个阶段，都能对应其不同的游牧民族，而游牧文明之间的上下阶段，相对能保持一定的风俗与文明传统，汉代时期的东胡匈奴；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柔然；隋唐时期的突厥；五代北宋时期的契丹女真党项；南宋时期的女真蒙古突厥，草原游牧民族的文明传统与风俗传统没有割裂，只是彼此分化嬗变重组，可是他们一直悬挂着的丰富多样的铜挂件，一直没有进入中原文化的视野，只是“默默无闻”地延续着。举契丹而言，其源头在南北朝就已经发轫，至唐已经相当实力，至五代则成为中原的威慑力量，假设来观察契丹的铜挂牌传统，那么，未必要等公元916年契丹建立辽代政权的时候，从民俗角度，其实作为契丹族文化成熟的隋唐，就应该存在此风俗与载体，也许更早到南北朝。草原游牧民族，就铜挂传统而言，早已经存在，只是不入中华话语权者法眼而已。所以，南北朝也好，唐五代也罢，铜挂件一直存在，不曾消亡，所以说起码“花钱”的父系一直存在，只是缺乏一个文化母体来孕育出中土文化视角、现代收藏意义上的“花钱”而已。从这个角度看，草原文化的铜挂件传统，完全有资格承担花钱的重要源头（至少算作镂空花钱的直系源头无疑），由于其源远流长，未被中断，于中古花钱之兴起，居功至伟可知。辽金为代表的游牧传统，与中土的钱币形态，文化内涵，消费需求融合，于是，在一种既定的生存系统中，打破纯粹农耕文明与纯粹游牧文明的固有思维模式，而在杂交的，边缘的，政治控制薄弱的拐角死角（如拉锯战中一时归宋一时归辽的北部地区），两种经验交汇的暧昧的地带，即本雅明所谓的“意想丛生的地带”，产生一种新形态的艺术形式，并且产生得如此丰神多姿，不能不感谢远系杂交的优势。所以宋辽金的花钱繁荣，极有可能是一次文化基因突变的绚丽产物。宋金阶段，值得关注的是铜挂件传统的观念转型，我们上溯到更早的文明时期来关照，起码在商周时期，早期游牧民族就开始使用金属带扣和透雕青铜件。春秋战国至汉代，与匈奴东胡紧密相关的北方草原地区、新疆与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地区，都出土了广泛的青铜纺轮状器物和圆形铜带扣，战国汉代匈奴墓葬多见透雕圆形青铜环，且带纹路。其间，各种浮雕和透雕的青铜带饰最具代表性，其上装饰各种动物纹样，匈奴扣环，有的为马饰，有的是腰饰，透雕圆环最具特色，不见于其他文化，是判定匈奴墓葬之佐证，环体布满水滴形镂孔，有的镂雕成花纹状态，墓葬中也同时发现汉式圆形透雕玉环，提供了文化交流的佐证，和一些文化象征的猜想。汉族挂件传统是玉材料，而北方草原民族挂件传统是铜材料，在同一时期，文化的交流的共时舞台上，经常出现同一流行主题，游牧民族与汉民族分别以不同材料（玉与铜）、不同民俗（不同的衣着发型）来表达的奇异人文景观，汉代圆形镂空玉器与匈奴透雕青铜挂件的并存是一个，宋辽时期，宋代的陶玉磨合罗与辽金的青铜挂件铜人的并存，又是一个。北方游牧民族在历史上养成了偏好小型铜挂件的传统，这个跟铜铁材料提供的可能性，游牧游动生活对耐磨小型物件的需求，长期以来养成的金属文化偏好与铸造技术传承，都有很大的干系。汉族的玉挂件佩挂传统与艺术没有中断过，北方草原的铜挂件传统与艺术也没有中断过，我们可以从历史长河中望见灿若星辰的草原铜挂件的风采闪回：鄂尔多斯充满想象力的动物铜挂件、匈奴透雕带扣方牌铜挂件、东胡铜挂件、鲜卑铜挂件，一直到女真靺鞨的青铜透雕腰牌、女真“一边挂刀，一边挂牌”的传统、契丹发达的马饰、带扣镂空装饰能力与铜牌传统，吐蕃的坛城九宫八卦法轮等图形的天铁挂件系列……真是精彩各呈，延续不绝。广义的草原铜挂风俗的存在，从地理上涵盖范围甚广，从蒙古草原到西藏高原，凡是适合游牧民族无间断运动的地区，都属于古代游牧民族坐骑的天然高速公路，其文化交流反复整合程度之高，叹为观止。在收藏实践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草原文化遗存中与“花钱”明显带亲缘关系、但又似是而非的族群，比如北方草原文化常见的“车轮放射型”圆形铜件，早期单面铸造，其作用显然是挂饰，制作粗糙，而其内涵，则是草原宗教文化中崇日泛神萨满与实用车轮混杂的产物，我们可以从北方草原早期岩画、三星堆的巨大铜“车轮”图形、西夏早期车轮岩画等早期意象中，获得参照，中古时期此形态逐渐与镂空花钱合流；还有一类边缘带双圈连珠纹的中空骑马人物挂件，视其风格有鲜卑气息，如果说，中原的钱币文化与草原的铜挂风俗共同催生了中古以降的花钱繁荣，大概不为荒谬。 由此，草原的挂件传统/工艺与汉族的挂件传统/工艺各自隔岸借鉴学习，但是材料没有合一，宋辽金青铜花钱，终于合并了两种文化的材料隔阂，使得青铜这个材料与挂件传统，由于异族的反复入侵与入主，又借用了汉家铜质钱币这样的母体受孕，从而为汉族文化诞育了新的艺术生命：一种可以佩带的中古“花钱”。 有学者在研究中古时期蒙古草原景教系统铜挂件的时候说，光是景教的宗教文化（东传中土之涅斯托里派）存在，还不足以说明此时此地此类内涵铜挂件流行的必然，只有当景教宗教文化的存在，与游牧文明的铜挂习俗撞击结合的时候，才能在历史的此一阶段，在地理的此一空间，在民族的此一族群（蒙古突厥克烈部、汪古部以及乃蛮部）产生这样特定的文化遗存，铜质挂件性花钱风俗在宋元时期的猛烈兴盛，其背后的历史逻辑，也理应如此。 花钱界一直在疑惑，为什么自从汉代压胜钱兴盛以来，到北宋之前，花钱群体竟然如同失踪了一般，原因很可能就是，汉代的花钱文化与宋金的花钱文化，其繁荣的源头与动力系统，迥然不同，前者源于汉家本土早期道家文化的推动，后者源于游牧文明挂饰文化与中土宗教生活化、市民社会勃兴的两下碰撞。两个阶段唯一共性的，则是出于中国钱币形态的客观上的连续性。两次文化勃兴，都客观上借用了钱币的形态（宋金时期镂空挂件是被当钱形还是挂形有待考订）。 假设这样的逻辑成立，那么东北墓葬中的圆形镂空挂饰、西藏所在尤多的天铁天铜镂空挂件，与我们存世的花钱，尤其是花钱中的镂空花钱，如此之相似，也就不难索解了。郑轶伟博士在他主编的《中国花钱图谱》一书中，曾经直陈各种“花钱”实物的共性在于佩挂，这个见地十分犀利，作为功能，这些铜件之所以要模仿钱形，除了钱本身具备的财富、吉祥、压胜功能外，就是在于钱的形状，由于内部的穿孔，是天然的挂件构造，不必假手于其他形体。 本文为2011年故宫出版社出版 《花钱的收藏故事》（赵阳著）的章节 已经获得作者授权乐艺会发布 欢迎转发 谢绝不经同意擅自拷贝图文至自己公微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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