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旗海

zqbxi 2022-10-28 发布于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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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简介

黄旗海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土贵乌拉镇以北4公里处，东西长约20㎞，南北宽约9㎞，呈不规则三角形。湖泊面积约110㎞²，水源主要来自霸王河、泉玉林河和磨子山河等河流。因清代在正黄旗辖境内而得名。黄旗海蒙语为昂盖淖尔(又称乞尔海子)，因在察哈尔正黄旗二苏木境内，故汉名称黄旗海或二苏木海。黄旗海系第三纪地壳断裂运动形成的断陷盆地。四周环绕低山、丘陵、台地，岸畔曾是平阔的草原，芦苇丛生、水草丰美、水鸟翔集、牛羊成群，是蒙古族世代繁衍生息的乐土，也是察哈尔蒙古族的主聚居地，史为正黄旗，列八旗之首。早在1000多年前的《水经注》上就有了记载。当时的黄旗海称南池，俗称乞伏袁池;隋唐时称乞伏泊;辽代称鸳鸯泺;清代称奇尔泊。

黄旗海为一个相对封闭的湖泊，完全靠地表径流与大气降水补给，蒸发是湖水支出的唯一途径。处于东亚季风影响区边缘地带的黄旗海，冬季寒冷而干燥，夏季温暖而湿润。1月平均气温为-12.9℃，7月平均气温为20. 8℃，多年平均降水量为250㎜~520㎜，主要集中在夏季;多年平均蒸发量为1964㎜。黄旗海2006年干涸，成为季节性湖泊。

黄旗海是内蒙古自治区八大内陆湖之一。远古时期的黄旗海，水面辽阔，气势磅礴。丰美富饶、风光旖旎的黄旗海历史上曾长期是北方多个民族逐水而居、逐草而牧、繁衍生息的理想之地。《汉书》、《水经注》、《山海经》对黄旗海均有记述。黄旗海是彰显地域文明的重要文化符号。

黄旗海一湖多名，《山海经·北山经》中称“南池”（亦称“乞伏袁池”），隋唐时称“乞伏泊”、“壶卢泊”，辽金时称“白水泺”，明代称“威宁海子”，清代一度称“奇尔泊”、“亥淋诺尔”、“二苏木海子”。“黄旗海”一名是因该海曾隶属清代察哈尔正黄旗管辖，故更名为黄旗海，一直沿用至今。

据载，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北巡曾登上乌拉哈乌拉（孤山），观赏黄旗海胜景；清康熙大帝统领八旗将士在这里“巡行北塞、经理军务”；五世达赖喇嘛、六世班禅曾率教徒来到附近的呼和乌素庙视察庙事、传教巡阅。历史上，风景优美、凉爽宜人的黄旗海一带是古代一些帝王们的避暑胜地等等。

据《绥远通志稿》记载：“二苏木海（黄旗海）有锅十余口，皆系附近农民熬制，盐质颇佳，色泽漂白，据农民教育馆调查，每年产盐二万五千余斤。”

黄旗海曾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一大渔业基地，黄旗海盛产鲫鱼、鲤鱼等鱼类，海际曾产过食盐、芒硝等，体肥味美的“官村鲫鱼”曾上过国宴，详细的描述了解放前黄旗海没有渔业生产的情况：１９５０年始发现黄旗海有大量鱼类生存。黄旗海鱼的专业捕捞始于１９５２年，比凉城岱海的捕渔业还早五、六年。１９５６年黄旗海正式建立地方国营渔场，加强渔业生产和管理，一面捕捞，一面养殖。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是黄旗海渔业生产鼎盛时期，年捕捞量平均在２４００吨以上，而且产量稳定上升。所捕获的鱼，除满足供应当地食用外，每年都要通过京包铁路，运往内陆，畅销京、津等地区。１９５６年３月，渔场曾创下一网捕捞１５５００公斤鲜鱼的最高纪录。体肥味美的“官村鲫鱼”享誉全国，曾上过国宴，招待过外国贵宾和中共“九大”代表。上世纪六十年代，黄旗海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一大渔业基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物工作者从黄旗海南缘的丘陵台地庙子沟南，发掘出一处距今五千多年新石器时期（仰韶中晚期）的古人类聚落遗址。该遗址因其保存完好，且出土了大批丰富的遗物，并有别于临近地区的同时期考古学文化，在同类遗址中极具代表性，被学术界命名为“庙子沟文化”。２０００年该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出土了大量贝壳、蚌、螺等不少水生动物遗骸，出土多少彩陶上有网格花纹，由此可以证明，上古时期我们的先民就在黄旗海从事渔猎。

入选２００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集宁路古城遗址，就坐落于黄旗海北畔的巴音塔拉镇土城子村。这是一座辽、金、元时代的古镇驿站，在元代最为兴盛，并升成集宁路。元代集宁路是当时内陆通往塞北高原的主要商道以及通往欧亚大陆通道，草原商埠重镇。遗址的文物以金、元时期的瓷器闻名于世。从已出土的瓷器表明，这里涉及了当时全国磁州窑、龙泉窑、钧窑、岩窑、耀州窑、建窑、吉州窑、霍窑等九个窑系的瓷器。一些珍贵的瓷器在全国也为珍品，如元青花瓷龙凤纹高足碗、釉里红玉壶春瓶等等。集宁路古城毁于元末明初的兵燹战火。

历史演变

七千万年前的新生代第三纪，地球发生强烈的地壳运动。据考证，黄旗海就是第三、四纪地壳运动形成的内陆性闭塞湖。从黄旗海附近的地质地貌、植物群落和生物残骸看，远古时的黄旗海水域十分辽阔，可能近千平方公里。

解放前后，距黄旗海西不远处的哈毕格和西北30余公里外的煤窑，均发现了大量的褐煤，这便是地壳运动形成的产物。动物和植物是相生相随的，当时黄旗海的远古水生物极为丰富，现湖周边几十公里外都可以挖出贝、螺、蚌等化石。我想，远古大型兽类也可能是存在的。几年前，我听当地华艺照相馆的王师傅说，他老家纳令沟村在上世纪挖战备洞时，挖掘出几块较大的脊骨化石，据说脊管就有碗口那么粗。为此，我和王师傅还专程去村里了解此事，可由于年代久远，且无实物保存，无法证实。我想，若当地真有那么大的脊骨，那必是远古的恐龙或其它动物的化石了。这许是可能的。七千万年前的二连浩特一带湖泊遍布，气候湿热，是恐龙繁衍生息的乐园，而黄旗海距二连浩特仅300余公里，且地理位置、气候环境更为适宜，有诸如恐龙等远古兽类也不足为奇了。

3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由古猿进化而来的最智慧动物——人类。远古人类是否踏足过这片海域呢，现已无从考证，可大约5500余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黄旗海南缘庙子沟村的丘陵台地，我们的先民们就在这里原始聚落，集体渔猎，生息繁衍，开启了黄旗海文明的曙光。

庙子沟遗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内蒙古中南部发掘面积最大的古人类聚落遗址。遗址以其出土文物的独特性、完整性与丰富性，并有别于临近地区同期考古学文化，而被学术界命名为“庙子沟文化”。 2000年，该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文明之源。千万年来，黄旗海这片湖泊湿地滋养了万物生灵，也孕育了庙子沟的古人类文明。

仰韶晚期，一部分原始人类为了生存，从中原地带逐渐向北迁移，其中一支越过平原，跋山涉水，来到了黄旗海。时值盛夏，他们的部落酋长站在庙子沟南丘陵高台，敬畏地俯视着这个神奇的大湖——湖面烟波浩淼，水天一色，一望无际；湖里鱼鳞游弋，水鸟翔集，芦苇丛生；四周林草茂密，野兽出没，飞禽翱翔……远道而来的先民们被这个气势磅礴、水草丰美、风光旖旎的湖泊深深地吸引、震撼或打动了，遂欣然在庙子沟一带落脚定居。

他们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居住在二、三十平米的地穴式房屋里。随着部族人口的繁衍，村落向外扩展。如今发掘发现，除庙子沟遗址外，附近还有大坝沟、徐家村、武家村、古楼沟等遗存，这是同时期该地区原始文明最为辉煌的一个阶段。

他们以简单的原始农业种植为主，同时饲养一些猪、羊、牛等家畜。男子们夏秋季到黄旗海捕捞鱼、龟、螺等水生物，而在秋冬季则必须集体出动，围猎鹿、狍、獐、虎等野生动物。妇女们纺织麻线，编织麻布，制作衣物。老人们建起了土窖，烧制陶器。

新石器是庙子沟文明的显著标志。他们从山上搬来坚硬的岩石，用智慧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打磨成需要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武器，如石斧、石刀、石凿、石铲、石杯、石磨盘、石纺轮，还有妇女们佩戴的石手环、石项饰等。他们还制作骨器，如锥、针、匕、嵌石刃剑等。

是什么原因使庙子沟文明突然中断了呢？其部落居民经历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灾难，竟然让他们放弃了亲手建造的家园和刚刚离世还未来得及掩埋的亲人，就匆匆地逃离呢？是地震、战争，还是瘟疫、饥荒，这给后人留下了神秘的未解之谜。

庙子沟文明失落了，而黄旗海文明在延续。从古到今，先后有土方、北狄、林胡、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等多个北方民族在这里逐水而居，逐草而牧，胼手胝足，世代繁衍。

入选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集宁路古城遗址，就坐落于黄旗海东北巴音塔拉镇土城子村。金代在北方建制设置金界壕边侧的防御性军事城池。明昌金章宗三年(1192年)，一队人马沿金界来到了黄旗海东北的一处边贸榷场，看到前方是天然的防御屏障——黄旗海，后面是开阔丰茂的草原，周围水源丰富，环境优美，遂决定在此建设城池。城池建制为西京路大同府抚州属邑的集宁县，除具防御性军事功能外，也是金朝与蒙古各部商贸交易的重要榷场。

历史进入到大元时代。因为集宁路正处于元朝的“腹地”行中书省，是联系岭北行省及各大城市的纽带和南北商贸的通衢，元廷便将其升格为“路”一级城市，隶属中书省。蒙古帝国打通了东西方新的欧亚交通路线，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作用减弱。元朝与西方的商贸通道主要由漠南直接进人漠北草原，经哈剌和林、称海等城市，由天山北麓过欧亚草原直达欧洲。这条草原丝绸之路对于马背民族而言，是一条平坦、便捷的交通要道，而位于阴山以东的集宁路，便是欧亚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即草原丝路东端的商埠重城。集宁古城百年辉煌，商贾云集，繁华兴旺，文明荟萃，汇聚着来自南方中原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货，来着北方草原的牲畜及其畜产品，来自西方欧洲的稀缺品和文化。

集宁路考古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发掘出土了金、元时期数量可观、品类齐全的瓷器。瓷器涉及当时景德镇窑、磁州窑、龙泉窑、钧窑、定窑、耀州窑、建窑等七大窑系，其中一些是世上罕见的瓷器珍品。集宁路古城完整的市肆，众多的窖藏，珍贵的瓷器，堪称东方的“庞贝古城”。

集宁路毁于元末明初的兵燹战火，同时被毁的还有黄旗海北岸辽、金、元时期的多处村落。

黄旗海有了文字记载，才有了称谓。历史上，黄旗海有多个称谓。

先秦时期那部奇异的古籍《山海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海内西南陬以北者。……大泽方百里，群鸟所生及所解，在雁门北。”关于这个“大泽”，有的学者认为是“贝加尔湖”，也有学者推断是“黄旗海”。我认为，雁门关是山西内长城之要塞，其以北的贝加尔湖实在是太过遥远，且面积应远超“方百里”的。而其时的黄旗海水域200余平方公里，且地理位置也吻合，千万年来一直是群鸟栖息迁徙繁殖之地，所以，这段文字极可能是对黄旗海的记述。

在《汉书》的记载，现代人常把黄旗海与岱海混淆。北魏郦道元在其地理名著《水经注》中对黄旗海记述道：“北对凉川城（即凉城）之南池，池方五十里，俗名乞伏袁池”。乞伏袁池即黄旗海。乞伏，是于尊者恳求之意，反映了中原民族对北方民族惧畏与歧视心理下的求安思想。

黄旗海在隋唐时期改称为乞伏泊，由突厥占据。突厥人可能在此发生过大量伤亡的战争，故称其为壶卢泊，意为死亡之海，后为了吉祥，取蒙古语谐音，汉译为旌旗海。辽金时代称白水泺，北元时称集（即）宁海子，明代称威宁海子，清代称奇尔泊或亥淋淖尔，后因这里设置察哈尔正黄旗而得名黄旗海至今。因其在正黄旗二苏木境内，故当地人又俗称二苏木海子。

朝代更替，白云苍狗，一湖多名的黄旗海如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见证了一幕幕的历史人文事件。

秦汉时期，汉将军樊哙率部收复了代郡、云中郡等大片地域。之后，汉朝、匈奴的军队你来我往，长期对峙。我曾寻访黄旗海西南那段两千余年前的汉长城遗迹，土石残存，秋草萧瑟，延绵古今。

北魏灭北凉统一北方后，北魏政治中心从盛乐（和林格尔）定都平城（大同）。相传道武帝拓跋珪北巡曾登上青牛山（乌拉哈孤山），观赏黄旗海胜景。

隋唐时期此为突厥领地。隋朝上柱国赵仲卿在“乞伏泊”击败了突厥军队。唐朝大将曹怀舜击突厥叛部，率骑兵进至黑沙城（呼和浩特北）。

辽金时黄旗海境域先后有契丹、女真等民族于此游牧。金太宗的儿子杲攻取辽朝西京（大同），进军至白水泺。翌年三月，辽天祚帝曾逃往白水泺避难。白水泺是金朝左副元帅粘罕的驻夏地，他曾代表金朝在白水泺开科取士。由此可证，当年的黄旗海一带气候凉爽、环境优美，既是避暑胜地又是科举应试之地。

明朝“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北元也先太师俘虏挟持，来威宁海等地北狩。北元蒙古达延汗在威宁海子遭明将王越的偷袭，险些丧命，明庭为此封王越为威宁伯。为此，达延汗率部多次袭扰明朝边境，屡胜明军，提高了其在北元蒙古各部的威望，进而统一了动乱纷争的蒙古诸部。明嘉靖年间，大同总兵马芳曾率部与俺答汗大军战于威宁海子。隆庆五年，俺答汗率部内附明朝，明穆宗下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封贡互市。从此，北京经威宁海到丰州滩（土默特川）这条道路上，中原丝绸、茶叶与蒙古马匹、牛羊贸易不绝，明蒙一家，互通有无，和谐相处。

大清王朝，康熙大帝曾统领八旗将士在黄旗海一带“巡行北塞、经理军务”；五世达赖、六世班禅曾率教徒来到黄旗海附近的呼和乌素庙视察庙事、传教巡阅。这里是蒙古察哈尔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源于成吉思汗护卫军“怯薛”的察哈尔部，史称蒙古中共万户。1634年，北元察哈尔部林丹汗兵败于后金，病逝于青海撤拉裕园草原，自此蒙古诸部尽被后金收复。清康熙十四年，因林丹汗后裔布尔尼起兵反清，被平叛后，清廷将察哈尔编为左、右翼各四旗，从辽宁义州移至宣化、大同长城以北，察哈尔正黄旗遂驻牧于此。乾隆二十六年设都统驻张家口管辖察哈尔八旗，一直延续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之后，改由绥远省管辖，称绥东正黄旗。抗战胜利后，仍归绥远省管辖。1954年3月，以原正黄旗为基础，建制为察哈尔右翼前旗。

近现代，黄旗海的兴衰随境域的降水量多少而变化。

据载，1929年前后，北方连年大旱，黄旗海旱为沼泽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雨水充沛，黄旗海水面逐年扩大。五十年代后，黄旗海东西长20余公里，南北宽约8公里，水域面积最大时约130平方公里。

黄旗海是内蒙古八大内陆湖之一，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是内蒙古的渔业基地。黄旗海渔业的专业捕捞始于1952年，比凉城岱海还要早几年。1956年黄旗海正式建立地方国营渔场，增设了冷库，配备了护海人员。当时渔场有职工百余人，机轮4艘，小船30余只。黄旗海渔业鼎盛时期年捕捞量在2400吨以上。1956年3月，渔场曾创下一网捕捞15500公斤鲜鱼的纪录。体肥味美的“官村鲫鱼”闻名遐迩，除满足当地食用外，每年都要通过京包铁路，远销京、津、晋、冀等地。

母亲湖养育了当地的百姓，特别是上个世纪粮食紧缺年代，黄旗海就是周边村民的命根子。一些村民还把吃不了的鱼晒干磨碎，运到远处的乡村去卖。

据渔场的职工回忆，1963年，大雨频繁，多条河流的洪水注入黄旗海，湖水退却后，低洼处搁浅的鲜鱼活蹦乱跳，无处躲藏。附近的村民便纷纷到河海入口处捡鱼，运到集市上，三、四角钱一筐。人们焖上一锅鱼，享受着黄旗海馈赠的美味佳肴。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时值“文革”，黄旗海渔场的干部职工为表达对党和毛主席的忠心，把现捕的鲫鱼精挑细选了3000余斤，用自制的草袋，印上红色的“忠”字，精心打包后，通过火车托运到北京，赠送中央“九大”组委会。

其时，黄旗海西畔还建起一个国营鸭场，每年夏秋之季，黄旗海群鸭嬉戏，水鸟翔集，渔歌互答，俨然一幅唯美的渔光图。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黄旗海水面已退缩到70多平方公里，但水质还较好。而进入七十年代，由于干旱少雨、生态恶化，加之工业污染，黄旗海蓄水量锐减，水质矿化度增高，鱼类开始死亡，产量逐年下降，到1976年，鱼类基本绝迹。黄旗海鱼类绝迹期间，国家和地方曾投入大量财力和物力，进行恢复生态的探索与实践，如试养适合鱼种、人工种植红柳、芦苇等，可终因气候干旱，湖水矿化度、碱盐度高而收效甚微。

黄旗海是天然湖泊，全靠雨水和上游的季节性河流补给。然而，多年来的旱情严重威胁着黄旗海的“生命”，加之黄旗海上游河流的拦河建坝截流，还有地下水的大量开采等人为因素，致使黄旗海逐年退缩。进入新世纪以来，黄旗海仍在苦苦地“支撑”着。从谷歌卫星地图上，内蒙古中南部有一片白灰色的“三角形”醒目地跃然眼中，那就是将枯竭的黄旗海。

2008年春一个下午，我又来到黄旗海的西岸边——其实已不存在什么岸与边了，因为海子几近枯竭了。放眼望去，湖底遍地龟裂，表层全部是白里泛黄的沉积物。其时，北方的季风携着沙尘狂扫而来，沙尘暴卷起湖底的沉积物，眼前骤然变成另一番凄惨的景象——白灰色的狂风，犹如战场上随风乱舞的硝烟，笼罩了黄旗海上空的整个天宆。

我沉郁的心陷入了深思——一个自然湖泊的形成需要何等漫长的岁月呀，怎么会在短短的几十年或几年便干涸了呢？悠悠岁月，沧海桑田，黄旗海还可以生机再现吗？狂风在耳际呼啸，我仿佛听到母亲湖悠远而痛苦的呻吟——她似乎在向世人沉重地倾诉……

我忽地希望此刻的沙尘暴更猛烈些吧，这样至少可以吹扫去一些湖表层的有害物质，有朝一日当黄旗海复活之时，湖水可以清洁些。是的，黄旗海枯涸之际，何尝不是一个清理湖床有害沉积物的极好契机呢。这个想法萦绕和启发着我的思维，于是我在当年旗政协全委会期间，提交了《关于清理黄旗海干涸期表层有害沉积物的建议》的提案，为治理黄旗海提供些有益的启示或方法。

地处蒙古高原的塞外草原，从清末便开始垦植，特别是民国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的半个多世纪，千万年来形成的天然草原及游牧生活方式被逐渐改变或打破。草原本就是自然生态环境脆弱的产物。据专家研究分析，蒙古高原每形成5—10厘米厚自然植被约需千余年的时间，倘若破坏，却在朝夕之间。大自然回应是最为现实的。据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北京大学方精云院士领导的研究团队通过遥感判译与野外考察，发现内蒙古高原的湖泊在过去三十年间湖泊面积与数量减少超三成。专家研究还表明，虽然我国和蒙古国经历着同样的气候暖干化，但内蒙古高强度的人为干扰导致其湖泊面积快速萎缩，而蒙古国湖泊面积仅轻微下降。

令人欣慰的是，中央和自治区党委认识到草原生态恶化的弊积，开始认真重视草原生态的修复与恢复。多年来，实施了“三北”防护林工程、草原生态建设与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政策措施，草原沙化、退化得以遏制，让我们看到了绿色的希望与未来。现在，我们可明显地感觉到，沙尘天气越来越少了，丘陵山区也越来越绿了，而我们的母亲湖也是多年没有干涸，境况逐年好了起来。

2012年，境域内降雨量增多，湖面有所增大。同年，察右前旗成立了黄旗海综合治理办公室。旗政府聘请中国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制了《黄旗海湿地保护恢复规划》。2013年又是个丰水年，黄旗海蓄水面积增大，让人们看到了希望。更让人欣喜的是，2014年以来，每年春季，万余只天鹅、鸿雁等候鸟迁徙飞抵黄旗海，在湖中栖息觅食，欢鸣嬉戏，自由飞翔，为沉寂的黄旗海增添了生机与情趣。

近半个世纪了，让黄旗海重焕生机，造福于民，一直是人们一个强烈而美好的愿望。依托黄旗海厚重的自然、人文资源，通过治理与保护，推进旅游开发，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2014年1月6日，在乌兰察布市政协三届二次会议上，我作了题为《依托自然人文资源，打造黄旗海旅游业》的政协委员大会发言。那天夜里，我竟在梦中清晰地见到了我们美丽的母亲湖了——鱼儿成群，碧波荡漾，湖光如画，一望无际……

是的，无论如何，谁敢断言黄旗海是死海呢？谁又敢断言黄旗海没有未来呢？我们期盼着，我们等待着……

渔业历史

历史上的黄旗海没有渔业的记载。解放前，北岸二苏木村的一个放牛老汉早晨去放牧，突然发现海边有许多鱼，从此黄旗海有鱼的消息轰动了沿岸各个村庄，人们纷纷用筛子、筐子捕捞。从此，官村火车站(现土贵乌拉站)忙碌起来，这里的鱼便源源不断地运往京津地区，这就是当时在京津市场上颇负盛名的"官村鲫鱼"。独具特色的官村鲫鱼曾上过国宴，招待过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宾。据当时粗略估计，1952年黄旗海的鱼产量达2400吨，最大的鲫鱼有1公斤多。由于水土流失严重和工业污染等原因，黄旗海的盐碱度在逐年提高，生活在淡水中的鲫鱼失去了生存条件，黄旗海的渔业兴旺了20多年以后，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死鱼现象，70年代初鱼类几乎绝迹。

地理位置

湖水补给主要来源于霸王河、泉玉林河、磨子山河等19条河沟。湖盆封闭，无泄水路，湖水消耗于蒸发，水呈碱性。水面四周盛产芦苇。近30年，由于建库蓄水等原因，进湖水量大减，加之乌兰察布的生活污水排放，水质变差，鱼类骤减，但水面辽阔，湖边沙滩细软，可进行日光浴、沙浴和游泳。

从京包铁路上看过，在察哈尔右翼前旗土贵乌拉镇以北十公里处，有一乱深蓝色的水面，东西长10㎞，南北宽约9㎞，这便是当年因盛产鲫鱼而闻名的黄旗海。黄旗海蒙语为昂盖淖尔(又称乞尔海子)，因在察哈尔正黄旗二苏木境内，故汉名称黄旗海或二苏木海。

黄旗海系第三纪地壳断裂运动形成的断陷盆地。四周环绕低山、丘陵、台地，岸畔曾是平阔的草原，芦苇丛生，水草丰美，水鸟翔集，牛羊成群，是蒙古族世代繁衍生息的乐土，也是察哈尔蒙古族的主聚居地，史为正黄旗，列八旗之首。正黄旗下设二十个苏木，黄旗海位于二苏木境内。据史料记载，察哈尔原是大汗的护卫军，或称做大汗统领的"亲军"，在蒙文《成吉思汗茂言》和《青年婚礼的皇臣史源》中，曾将"察哈尔"赞喻为大汗的护身"宝剑"和"盔甲"。达延汗，成吉思汗嫡系子孙，元顺帝妥欢贴木尔之后第十七任大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后，为了巩固汗权，分封诸子领有各部，逐渐形成察哈尔八部。1634年，察哈尔部林丹汗(成吉思汗第二十二世孙)兵败病逝于青海撤拉裕园草原，察哈尔部在内的整个蒙古尽被清朝收复，并将原察哈尔八部分为八个札萨克旗。康熙十四年(1675年)，因林丹汗后裔起义反清，平叛后，康熙对察哈尔部甚为担心，便废止察哈尔八部的王公札萨克旗制，改为总管旗制，将察哈尔编为左、右翼各四旗。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设都统驻张家口管辖察哈尔八旗。

解放前，黄旗海所产的鲫鱼美味可口，享有盛名当时以"官村鲫鱼"之名(官村即土贵乌拉的旧称)通过京包线畅销京津地区。解放后，黄旗海鲫鱼曾上过国宴，执行过接待来自世界各地外宾的任务。但在六十年代，因水土流失，海水污染，黄旗海盐碱度逐年增高，出现了严重的死鱼现象，到七十年代，鱼类濒于绝迹。近年来，从青海运回一万四千条适于盐湖生长的鲤鱼，放人黄旗海中，一九八七年试捕几网，尽管捕获鱼数极度少，但说明黄旗海的渔业仍有兴旺的希望。

黄旗海的鲫鱼曾负有盛名，黄旗海畔富饶的牧场曾养育了世代的察哈尔儿女，尽管如今的黄旗海已失去它昔日的风貌，但它仍以"塞外圣洁明塘"之誉称深深地埋在人们的心中。

保护对象

以黑鹳、大鸨、遗鸥及草原湖泊湿地生态系统为主要保护对象。总面积368.23平方千米。属温带大陆性半干旱气候，年均气温4.6℃，年均日照时数3051小时，无霜期112天。年均降水量373毫米，多集中在6~8月。黄旗海为保护区主要水体，面积72平方千米，水位1264米，长17.1千米，最大宽6900米，平均宽4200米，平均水深1.94米，蓄水量1400万立方米。主要入湖河流有坝王河、泉玉林河、磨子山河和隆盛庄河等，湖水依赖地表径流和湖面降水补给，年入湖水量1028万立方米，年蒸发量1396万立方米。每年11月下旬至翌年4月初为湖水封冻，冰厚可达0.6~0.9米。保护区土壤有草甸土、沼泽土、盐碱土3种类型。区内植被类型以苔草矮草甸、芨芨盐化草甸、赖草盐化草甸、马兰草甸、沼泽芦苇、粗隐子草原、冷蒿草原等为主，有野生植物196种。区内脊椎动物有180种，其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有黑鹳和遗鸥，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有斑嘴鹈鹕、大天鹅等12种。鱼类主要有鲤、鲫。保护区自建立以来，营造水保林、防风固沙林467平方千米，农防林15.33平方千米，建有1.5万吨污水处理氧化塘1座。

文化

黄旗海

霸王给集宁路安置了管道

浚疏源源不断的补给

安卧地平土贵之间

上天赏赐的宝蓝色眼睛

月亮勤勉

天天绕弯来这净脸

太阳端坐天际

从东往西圈阅天道

这养育万民的恩泽

滋润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