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中将“要车”出行，这位军统少将说：给他派辆三轮车！

1961年，在香港穷困潦倒的张国焘，接受美国堪萨斯大学的邀请，开始撰写《我的回忆》。张国焘用了4年多的时间完成这部长达百万字的回忆录。

但是这部回忆录只写到他叛变时为止，对以后四十年的漫长余生却只字不提。但是国民党方面尤其是国民党军统方面对此有相当多的记录。

事实上，任何一个叛徒在哪里都被人所不耻。

沈醉

据军统局少将处长沈醉回忆，有一次，军统刚从国外买回来几辆新的小汽车，沈醉便去试试这些车的性能。这时，一个值班员跑过来报告：“张主任来电话要车。”沈醉随口就说：“派一辆三轮车给他。”

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受尽屈辱，直至最后被一脚踢开，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最后在加拿大病死。

  ▍有名无实：国民党中将不敌军统局少将

张国焘于1938年叛变投靠国民党，在蒋介石的要求下，他正式加入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任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简称“特研室”）主任。

张国焘

在张国焘投靠国民党的初期，确实是非常踌躇满志的，他想干出一番“成绩”，好向蒋介石表现他的才干。

沈醉回忆：“戴笠企图利用张国焘过去在中共的地位和关系，对中共组织内部进行打入拉出的特务活动。最初，他对张国焘寄以极大的希望。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然而，最终毫无收获。此后，戴笠对张国焘的态度，从满怀希望转为满腔怨恨。

叛变之初，蒋介石给了张国焘一个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的空头衔，所以，张国焘去军委会开会时，便穿上军服，挂上中将领章。

沈醉曾经回忆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戴笠约了几个处长去吃饭，也邀请了张国焘。我们都是挂少将领章，只有他一个人佩戴中将领章，他感觉十分尴尬。因为别人虽只挂少将领章，但权力都比他大。所以，大家在谈日常工作时，他一言不发。

戴笠

张国焘在党内十余年，对于我党组织活动基本掌握。戴笠企图利用张国焘过去在党的地位和关系，进行打入拉出的特务活动。

最初，他对张国焘寄予极大的希望，以为只要他能卖一点儿力气，便可以把我党搞垮。张国焘说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马上按他的计划办理。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戴笠虽然如此器重张国焘，但对张国焘还是存有一定的戒心。军统局一切重要会议不让张国焘参加，可能防止他对军统组织进行“研究”。

在军统中，许多科长一级的中等骨干都没和张国焘有过交往，有的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军统特务对张国焘处处存有戒心，派往他家照顾生活的勤杂人员都是经过沈醉挑选的。

也许张国焘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会客室与客人会面时，从不把门关上，有时还故意大声说话。在自己家里也不得不如此表演，令他痛苦不堪。

  ▍不遗余力：举办特务训练班，亲自授课

为了博得戴笠的好感，张国焘使出浑身解数为戴笠卖命。

“特研室”办起来后，张国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一个特务训练班。训练班的课程主要有蒋介石的言论集、中共问题等。

张国焘亲自授课，每周两个小时，但特务们不仅不喜欢他的课，连他这个人也觉得讨厌。

张国焘主办的训练班为期半年，第一期毕业后，戴笠又立刻让他开办第二期。当时，戴笠对训练班的毕业生寄予极大希望，在分配他们去西北前，还分批进行了接见。

军统特务的一张旧影

但这些学生所学的知识根本无法运用到实践中去，往往是有去无回，戴笠一看训练班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勉强办到第二期结束，即宣布停办。

训练班停办后，张国焘又想出了设立策反站以瓦解共产党的“高招”。戴笠接受了他的建议，然而几个月过去了，不但没有策反一个人，反而有些被派出去的人也一去不复返。

为了不让戴笠对自己完全失望，张国焘又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主意，即在汉中建立一个特别侦察站，配合汉中军统掌握的汉中统一检查所，搞一些半公开的活动，对去陕北或从陕北出来的革命人士、爱国青年进行检查、扣押等。

张国焘还建议在接近边区的—些地方成立几个策反站，但仍然毫无收获。

▍无地自容：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此后，戴笠对张国焘的态度，从满怀希望转为满腔怨恨。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这样写道

张国焘再也不受欢迎了，有时半年都见不到戴笠一次。即便见到了，不是被当面讽刺几句，就是被严厉地训斥一番。

有一次，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戴笠对张国焘的答复不满意，便暴跳如雷地拍着桌子骂他。

张国焘走出大门，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我进去问戴笠，他没有正面答复我，只余怒未消地说：“这家伙（指张国焘）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为这样可以对付得过去！”

从那以后，张国焘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沈醉也以汽油进口越来越困难为由，将其专车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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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军统刚从国外买回来几辆新的小汽车，沈醉便去试试这些车的性能。这时，一个值班员跑过来报告：“张主任来电话要车。”沈醉马上说：“派一辆三轮车给他，就说今天小汽车都办事出去了！”

坐着敞篷三轮车回来，张国焘被雨淋得周身湿透。他指着外边放的几辆新车质问沈醉：“你自己就用这样的好车，我有公事出去，你却故意叫人派一辆破车给我，你说得过去吗？”

沈醉一听，用力一拍桌子，冲着张国焘大声说：“张主任！请收起你的那一套吧，这里不是延安！要识相一点儿！”

张国焘闻听此言，立即满面通红，无地自容，眼泪几乎掉下来。沈醉还想再挖苦几句，在一旁的人赶紧把张国焘拉出去，让他坐一辆新车走了。

一向傲慢的张国焘终于深刻地体会到“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痛苦。

▍心酸自语：我就是一个身家不清白的人

为了摆脱窘境，张国焘又出了另一个主意。

抗战时期，武汉沦陷后，陈独秀迁到了四川江津，张国焘便在陈独秀身上打起了主意。他向蒋介石建议，由国民党知名人士拜访陈独秀，请他谈谈对抗日战争的看法。

蒋介石与戴笠

然后，将其中有利于国民党的言论编辑成册，公开出版发行，来对付延安的宣传，效果肯定要比国民党御用文人的反共文章好得多。蒋介石欣然接受了张国焘的建议，派戴笠和胡宗南去见陈独秀。

在四川江津，陈独秀接待了这两个不速之客，也谈了一些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当得知国民党想让他公开发表言论时，陈独秀坦率地说：

“本人孤陋寡闻，唯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

戴笠、胡宗南二人乘兴而来、扫兴而归。从此以后，张国焘在戴笠眼中一文不值，备受责难和冷落。

不过，张国焘的处境得到了同乡蔡孟坚（曾任中统驻武汉特派员）的同情，他开始为张国焘另谋出路。

朱家骅

不久，蔡孟坚将张国焘介绍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的机要秘书甘家馨。甘家馨与张国焘是同乡，对张国焘的处境颇为同情，便将张国焘引荐给朱家骅，朱家骅便安排张国焘担任了国民党组织部一个委员会的主任秘书。

然而，中统特务们并不服气，对张国焘那一套从思想和理论上的“高论”嗤之以鼻。

不久，张国焘成了事实上的“光杆司令”。他向蔡孟坚抱怨：“无计可施，无公可办，每日去坐一两个小时，颇感无聊。”

想到自己在国民党内所受的嘲讽、冷落、排挤，张国焘辛酸地对友人说：“在国民党人眼中，我是一个身家不清白的人！”

然而张国焘不知道，蒋介石对叛徒早有定性，蒋介石曾明确地对戴笠说：

“对共产党叛变过来的人，只能利用，不能亲近。因为他们能叛变共产党，有朝一日也会叛变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