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吐蕃，突厥文töpüt（路易·巴赞）/tüpüt，粟特文tüpüt，伊斯兰作者们从9世纪起转写为Tübbet、Tibbat等，《鲁布鲁克东行纪》作Tebet，俄文Тибет，英文Tibet，格鲁塞Tibét，蒙文төвд'①西藏；吐蕃；②西藏人’（汉语音译为土伯特、图伯特、退摆特或图白忒）。藏族的书面语自称，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藏文研究室设计的藏文转写系统，古音读作bod。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称“今音因地而异：拉萨地区读作[phø？132]，四川德格地区读作[pø？31]，甘青地区读作[wot]或[wol]。bod字的来历，说法不一。一说指地名，一说指'农业’。还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是bod源于bon。bon是古代藏族信奉的一种宗教（'本教’）的名称。bod和bon二音相近，古藏文中韵尾-d和-n常常互换，如tɕhed po～tɕhen po'大’。从习俗上看，一个古代民族用自己普遍信奉的宗教作为族名也不无可能。”（第93页）又如赞普btsan po～btsad po也存在-n、-d交替。“其他民族对藏族的称谓大抵同藏族自称bod字有关。例如秦汉时代的汉文典籍中常将青藏高原的各族统称为'羌’，而群羌之中，'发羌’被视为藏族之先民（或先民之一支）。按'发’字，方伐切，古无轻唇音，读若'拔’，与bod通。唐代汉文文献中多用'蕃’或'吐蕃’指称藏族。'蕃’字的一种读法为补过切，实际上也是bod字之对音。后来的汉文史籍中还曾用过'西蕃’、'土蕃’、'土波’、'土钵’、'图白忒’、'土伯特’、'铁不得’等称谓，而其中的'波’、'钵’、'白忒’、'伯特’、'不得’等也都是bod音之不同用字。北方和西北一些民族称藏族为tüpüt（突厥）、tuput（蒙古）、tubut（满）等均与'吐蕃’二字相关。甚至远道跋涉来唐经商的阿拉伯人也带走'吐蕃’（tubat，tibat，tabat）一词，传入欧洲，衍变为今日法语之tibét，英德语之Tibet等。以'藏’字指称藏族是很晚的事，大约始于清末民初。”（第93-94页）费瑯编、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注称：阿拉伯文吐蕃Tübät，阿拉伯原文有Tubbat之讹（第232页）。法国石泰安著《西藏的文明》称“藏族人自称他们的地区为Bod（即'蕃’之对音，在中部方言中读作Po），他们南部的邻居印度人非常正确地转写并保存了这一名称，称作Bhota、Bhauta和Bauta。”（第29页）Bhota、Bhauta、Bauta和藏语书面语Bod相比，多了一个阴性后缀-a。“然而，从7世纪起就对吐蕃人了如指掌的汉人，却把Bod一词译作'蕃’。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吐蕃有时用Bon来代替Bod的原因，或者是由于汉字'蕃’是汉人一般用来指'蕃族人’的原因？我对此一无所知。”（《西藏的文明》第30页）“晚期的苯教声称，吐蕃最早的名字是Bon而不是bod.此说仅仅是一种忠实的重新设想，其目的是为了把苯教说成是吐蕃国教，而Bon-Bod之间的交替变化现象是完全符合藏语规则的，况且在一卷古写本中也确实发现了这样一种形式。它也可能致使把古代西藏的名称Bod转写为'蕃’”（第272页）吐蕃人Bod-pa“其尾音'巴’（pa）系指属于某一集团或诞生在某地的人”（第83页）马长寿称“古称今甘肃、青海之南的地方为安多区。此区原为羌族的分布中心，今皆为藏族区。这里的藏族一部分是从西藏迁来的，大部分则系古代羌族的藏化者。他们的自称都是渥特wot，其称西藏的藏人则为'博巴’（Pod-pa）或'博着’（Pod-ʧa）。按其语音，wot是从Pot变来的。”（《氐与羌》第13页）马长寿又称印度古代的梵文佛教经典“如《多瓦论》、《东库尔》、《丁典康祖结楚》等经，皆不止一次提到藏民（Pod）和藏地（雪国）。”（《氐与羌》第27页）林梅村称“公元2世纪，希腊籍作家马林诺斯《地理学导论》提到中国西部有Bauta人，挪威印度学家拉森认为其名就是印度梵语bhota，唐礼言《梵语杂名》作'吐蕃’。吐蕃之名在犍陀罗语文书中写作bhoti。……犍陀罗语文书两次提到吐蕃：其一见于斯坦因收集品第69号文书，写作bhoti nagara（吐蕃城）；其二见于斯坦因收集品第84号文书，写作bhotici manuśa（吐蕃人），也就是罗马推罗城作家马林诺斯《地理学导轮》提到的bhautai人。这是目前所知有关藏族人最早的文字记录之一。”（《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唐蕃古道”，第252-253页）。藏族（人）：英语Tibetan。藏（书面语）bod/bod rigs，拉萨phy13ri52，巴塘pø？231/pø13ri？53，夏河wol，阿力克wo、po pæ；错那门巴pø:35rik35，墨脱门巴bø pa；羌ʂpɛ；嘉戎pot pɐ；道孚bu ba；却域pe55ri55；扎坝pu13；木雅pu24/pu33pæ53；贵琼bi35；史兴bʊ55、ɬi33pu53；吕苏phu53；缅（书面语）ti1bhak4lu2mjo3，仰光ti53bɛ？4lu22mjo55。（黄布凡等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第56页）隋唐以前，汉文史籍经常叙述氐、羌，但都不曾提到吐蕃。到了宋时，宋祁等所撰《新唐书·吐蕃传》便毫不迟疑地主张“吐蕃本西羌属”的“发羌”之裔。《新唐书·吐蕃传上》一开始就较为肯定地说：“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新唐书·吐蕃传》准确地抓住发和蕃的音转关系，正确地判断出吐蕃源自——发。虽然发羌是在二世纪初出现于汉文史籍，但在更为古老的文献中早就提到一个古代民族——发。《大戴礼·五帝德》记帝舜“南抚交趾、大教，[西]鲜支，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夷]、鸟夷羽民。”此间的“发”位于中国北方，因此又称之为“北发”。《大戴礼·少閒》：“昔虞舜以天德嗣尧，……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诏：“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眘、北发、渠搜、氐、羌徕服。”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三》称：“河水自朔方东转，迳渠搜县故城北。'地理志’朔方有渠搜县，中部都尉治，王莽之沟搜亭也。《礼三朝记》曰：北发渠搜，南抚交趾。此举北对南。”司马迁同时记有“北发”和“发”。《史记·五帝本纪》记帝舜“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支，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此间的“北发”在中国南方，“发”仍在北方；北方的“发”移动到南方后被称为“北发”。“南抚交阯、北发”之“北发”在西藏。又刘向《说苑·修文》：“南抚交趾、大发，西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肃慎，东至长夷、鸟夷。四海之内，皆戴帝舜之功。”“大发”即《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北发”。“发”常和“渠搜”、“月支”连用，当和“渠搜”、“月支”相邻。《汉书·武帝纪》师古注引应劭曰：“《禹贡》析支、渠搜属雍州，在金城河关之西，西戎也。”又引晋灼曰：“'王恢传’'北发、月支可得而臣’，似国名也。'地理志’朔方郡有渠搜县。”（《汉书·韩安国传》载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大行王恢之言曰：“若是，则北发、月氏可得而臣也。”）又引臣瓚曰：“《孔子三朝记》云：北发渠搜，南抚交趾。此举北以南为对也。《禹贡》渠搜在雍州西北，渠搜在朔方。”朔州，战国时赵地，秦置马邑县，汉属雁门郡，北魏孝昌后侨置朔州，北齐置北朔州。有两个朔方，一为《诗经》所载的朔方，另一个是汉代所置朔方郡。《诗·小雅·出车》：“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宋朱熹集传：“今灵夏等州之地。”即今宁夏灵武县一带。汉元朔二年以河南地为朔方郡，其地在今内蒙古境内。发羌是指发-羌混合体或羌地之发。发fā帮月、bō《集韵》帮末，越南语phát。后汉三国时期，汉语帮母主要对译梵语p、b。安世高译（v）pat为越（于月、匣末），支谶译gar、gat（v）和gadh为竭（群月）、译var、vara、vart、rāt和（v）vat为越（于月、匣末）、译bhad为颰（bá并末、帮月）、译haṭh（或ḍ）为曰（影月），康僧铠译kar为羯（见月）、译ghāt为竭（群月），支谦译kar和gad为竭（群月）、译gul（v）为掘（群月、群物）、译hul为越（于月、匣末）、译gat（v）和kap（ ph）为揭（jiē见月、薛，群月、薛，溪月，qì溪祭）、译bat为颰（bá并末、帮月）、译vat为曰（影月），康僧会译（v）pāt为越（于月、匣末），康孟祥、竺大力译vas为越（于月、匣末）。安世高译（v）pat为钵（帮末）、译（v）pat为越（于月、匣末）、译bhad为跋（并末），支谶译bar、pal和prapt为钵（帮末）、译var为越和拔（帮末）、译vara、vart、rāt和（v）vat为越（于月、匣末）、译（v）pat为拔（帮末）、译bhad为軷（并末、泰）和颰（bá并末、帮月）、译mat为跋（并末）、译mahā为末（明末），康僧会译mal为末（明末）、译（v）pāt为越（于月、匣末）、译pakṣ[tʂ']为钵（帮末），支谦译hul为越（于月、匣末）、译pāt、pad为钵（帮末）、译bat为颰（bá并末、帮月）、译bhad和（v）vat为拔（帮末）、译mat为末（明末），昙果译（v）pāt为拔（帮末）。“发”所对译的音节可还原为*Pat、*Pad、*Par、*Bat、*Bad、*Bar等。发*Pad当即希罗多德《历史》所记Padaei人。希罗多德称“印度以东的全部地区是一片砂砾地带①;在我们多少确实知道的所有亚细亚民族当中，住在日出的方向，住在最东面的民族就是印度人，因为由印度再向东便是一片沙漠而荒漠无人了。……有一部分住在河边②的沼泽地带并以生鱼为食”（《历史》卷三98）同页（239页）注①称“希罗多德所说的印度是真正的古代印度，即印度河上游一带的地区，今之所谓五河地区。这以外的地方，希罗多德对印度是一无所知的。”希罗多德所称印度东面的砂砾/沙漠地带当是指喀喇昆仑山周边的广大沙漠地带。注②称“这里指印度河，希罗多德并不知道恒河。恒河是希腊人在亚历山大远征时才知道的。”希罗多德紧接着记载：“在他们（以生鱼为食之人）的东面则是另一部分印度人，他们是吃生肉的游牧民族；他们被称为帕达依欧伊（Padaei）人。据说他们有这样的一种风俗：当他们的部落中任何男人或女人生病时，这个男子的最亲近的朋友们便把他杀死……至于一个已经年老的人，则他们是拿他当作牺牲奉献并用他的肉来举行宴会”（《历史》卷三99）印度河发源于西藏冈底斯山，上游为狮泉河和噶尔河；流经克什米尔、巴基斯坦，注入阿拉伯海；全长3180公里。印度河上游一带地区东面的帕达依欧伊（Padaei）人要么位于西藏境内、要么和西藏接壤。藏族以前是一个游牧民族，至今仍有牧民。藏族有生吃牛肉的习俗。阿坝藏族将刚屠杀剥皮后的鲜牛肉割下蘸点盐吃掉，此时牛肉还是温热的，据说特别鲜嫩。另外，藏族还把生牛肉、生羊肉晒干成为风干牛肉干和风干羊肉干。藏族的肤色偏黑。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吐蕃国”：“国人悉皆穿地作坑而卧，无有床席。人民极黑，白者全希。言音与诸国不同。”吐蕃的皮肤极黑。Padaei人也是黑皮肤。希罗多德称：“以上我所谈到的这些印度人都是象牲畜一样地在光天化日之下交媾的。他们和埃西欧匹亚人一样，是黑肤色的。”（《历史》卷三101）这些印度人中包括Padaei人。藏族使用的鹅扣儿和波斯军队中的投石手使用的套环（即投石器）相仿，这是中原所没有的，它代表了一种特别的训练、一个特别的习俗。石泰安称“早在第一位神话赞普到达之前，吐蕃人就已经把自己的历史区别成了7个或10个时代。……第二个统治时代的标志是'赭面，食人肉者’；第三个统治时代的标志是'在水中作成的侏儒白人’”（《西藏的文明》第47页）吐蕃经历了赭面、食人肉时期。吐蕃的食人肉习俗当源自帕达依欧伊（Padaei）人。《柏郎嘉宾蒙古行纪》称波黎吐蕃（Burithabet）“后者不但是异教徒，而且还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或者更正确地说是令人厌恶的习俗：如果某人的父亲去世后，儿子和所有的亲属便分而食之。这就是当地人向我们证实的情况。”（第五章14段）《鲁布鲁克东行纪》：“他们的那边是土番（Tebet），这支民族有吃他们已死父母的风俗。他们为虔诚之故，不给他们的父母找墓穴，而把他们葬在肚子里。不过，因为各族都认为这是恶行，他们已把这种作法抛弃。”（第二十六章2段）发*Pad中的a音变为o即是马长寿先生所记'博巴’（Pod-pa）或'博着’（Pod-ʧa）之博Pod。a＞u/o音变是一个常见音变，存在于许多语言中。如古英语ā＞中古英语ǭ，又如俄语中存在的a、o交替。梵文之a可变作巴利语的u、o，如“婆罗门”Skt.brahmaṇaḥ=P.brahmuno,Skt.brahmaṇā=P.bráhmunā；又如支谶译nava（ava＞o＞u，G§15.Skt.avaśyaya=A.Māg.osā=P.ussāva）、昙果译ṇo、支谦译ṇa（Skt.°a词干，体声as=aḥ=o，P.一律作o）为耨。后汉三国时期，模韵只对译外来语的a而不对译梵语u、o。在俞敏的《梵汉对音谱》中，梵语u、o被译作汉语的尤韵、虞韵字，而无一例译作汉语模韵字，这表明汉语模韵在后汉三国时期仍是a。古时模韵a和现代模韵字（如模mó、mú、乌wū）的读音相比，显然发生了a＞u/o音变。拉萨（Lhasa），藏语意为圣地；唐时音译为逻娑、逻些。逻luó来箇，娑suō心歌、suǒ心哿，些xiē心麻、suò心箇、心霁；逻、娑、些中唐时的a已变成现代的o。葛承雍称：“日本白鸟库吉在其《失韦考》一文中，指出突厥官名以'发’字为语尾者很多，'设’也作'设发’、'吐屯’作'吐屯发’、'俟利’作'俟利发’等，因此'发’字乃Put的对音，突厥'设发’就是突厥文《阙特勤碑》南面第一行的Šadaput。”（《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唐昭陵六骏与突厥葬俗研究”第165页）此发put源自波斯语pād或帕拉菲语pat。波斯语pādšāh'君，天皇帝’，其中pād义为护卫的、伟大的、坚定的、王权，šāh义为国王。帕拉菲语pat，新波斯语-bad，-bud，意为“长官”。发*pat、*pad在突厥语中音变为put。藏语也存在a＞u/o音转。法国石泰安著《西藏的文明》“私房（phag-nor，但人们一般又称phug-nor，指私产）”（第122页）phag-nor音转为phug-nor。“居住在草原的牧民经常是属于其他种族的人种类型，人们对他们的称呼'牧民’（Dokpa，'brog-pa）常常与'藏族人’（Pö-pa，Bod-pa）相对立，如同是指一些外来人一般。这一事实已经引起了1531年访问拉达克的伊斯兰旅行家米尔咱·海答儿（Mirza Haidar）的浓厚兴趣。在这一地区，Dokpa一词确实是指达尔德人（Dardes）。”（《西藏的文明》第25页）达尔德人（Dardes）的词根Dar音变为藏语之Dok，a音变为o，-r变作-k。藏族自称'博巴’（Pod-pa）或'博着’（Pod-ʧa）中的族名词根博Pod当是发*Pad之音转。藏族书面语之bod的古音可拟为*Bad。*Bad缀加阴性后缀-a之*Bada产生梵语吐蕃Bhota、Bhauta、Bauta、蒲犁*Baṭi、*Bale以及Padaei。在西方经典著作中，印度包括了兴都库什山；伊朗语兴都库什山Hindu-Kush的本意就是印度山。勃露罗在大印度的东部，希罗多德时代的Padaei人可能就在此地。《大唐西域记》钵露罗国，水谷真成还原作Balūra或Balora。今名Baltistan。《洛阳伽蓝记》卷五作钵卢勒，《魏书》作波罗，《高僧传·智盌传》作波崙。《新唐书》作钵露、勃律。季羡林称：有大小勃律之分，大勃律即钵露罗，小勃律在亚兴河Yasin流域。勃bó并没，越南语bột；律lǜ来术，越南语luật。支谦译puṣ为孛（并队、并没）、译rud为律，勃律可还原为*Burud、*Bolod、*Bolor等。石泰安称“北部的吉尔吉特或钵露（Bolor），汉籍中称之为'勃律’，而藏文中则作Brusha”（《西藏的文明》第60页）露lù来暮，路lù来暮、luò《集韵》来铎，露、路可还原为la或ra。安世高译lo、支谶译ra、rva、lya、昙果译luā、康僧铠译rā、支谦译la、lā为罗（来歌）。勃露罗可还原为*Bolala。布bù帮暮，康僧铠译po为布；布露可还原为*Pola、*Bola。安世高译（v）pat、pra、支谶译pal、bar、prapt、康僧会译pakṣ[tʂ']、支谦译pad、pāi为钵（帮末）。钵露可还原为*pala、*bala。支谶译（v）pa、pā、bha、bhā、支谦译pa、ba为波（帮戈、帮支），波路可还原为*bala。仑lún来谆，支谶译ruṇ为轮（来谆）、支谦译ran为伦（来谆），波崙可还原为*Baran、*Balun、*Balor、*Bolor等。勃露罗*Bolala当是*Balala之音转，*Balala意为*Bal-ala：*Bal（蒲犁）之地（梵语-ala义为“…之地”）。巴基斯坦地名Baltistan的词根Balti-相当于蒲犁*Baṭi、*Bale。季羡林称勃露罗国的当地居民为藏族，操藏语，因此“言语异于诸国。”勃露罗又号称小西藏，以别于大西藏（即我国旧时所谓前、后藏）。玄奘之后慧超也有关于此国的记载。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又迦葉弥罗国东北，隔山十五日程，即是大勃律国、杨同国、娑播慈国。此三国并属吐蕃所管，衣着言音人风并（无）别。著皮裘氎衫靴袴等也。地狭小，山川极险。……当土是胡。所以信也。”慧超称吐蕃管辖下的大勃律国、杨同国、娑播慈国三国“当土是胡”。杨筒，两《唐书》作羊同，即藏语中的象雄。羊同又有大小之分。《通典·边防典》：“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唐会要》卷九九“大羊同国”条：“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里，胜兵八九万，辫发氊裘畜牧为业……其王姓姜焉。……至贞观末，为吐蕃所灭……”羊同在日喀则以西，直至阿里的广大区域内，人口也相当众多。它在吐蕃的十二小邦中名列第一。苯教古代传说中把吐谷浑、党项、苏毗、羊同列为内四族，孟族、突厥、吐蕃、汉族列为外四族。《旧唐书·吐蕃传》称：“其邻国羊同及诸羌并宾服之”羌姓之羊同当是氐羌之族。发*Pad/Padaei人并非羌族而是番/蕃族。《辞源》番fān滂元'旧指我国西部及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在唐代，常指藏族，即吐蕃。清时称我国西部各民族为西番’、fán並元、bō帮戈、pó《集韵》並戈、pān滂桓、pán，中古汉语phüan、büan、pua、buan、phuan，越南语phiên，金尼阁fan（清平、浊平、去）、pcô、pō。《辞海》“③旧时对西方边境各族的称呼，亦为外族的通称。如西番；番邦。又以指来自外族或外国的事物。如：番茄；番饼。”蕃fán並元、fān帮元，中古汉语büan、püan，越南语phồn，金尼阁fan（清平、浊平）。蕃在字书中并无bō之读音。蕃国泛指异邦外国。“通'番’。古时对外族的通称。《周礼·秋官·大行人》：'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作为外族通称的“番”“蕃”出自赤狄蒲类*Mbar/Bar。吐蕃中蕃的读音bō出自'番’或藏族中部方言自称Po。蕃国，泛指异邦外国。蕃客，隋唐时对大食、波斯等国来华商人、旅客的称谓。康僧会译pan为般（帮桓、帮删、并桓），支谦译parṇ为班（帮删），安世高译gan、牟融译kaṇ为犍（见元、群仙），支谶译gal、康僧会译kaṇ、支谦译gan、昙谛译skan为揵（群仙、见阮），支谦译gal为迦（见麻），康僧会译（v）par、支谶译bha、bhā、（v）pa、支谦译ba、（o）pa为波（帮戈、帮支），支谶译pal、bar、支谦译pad、安世高译（v）pat为钵（帮末），支谶译phal为潘（滂桓），支谦译phin为宾（帮真）、匹（滂质），昙果译ban为槃（并桓），支谶译mañ为曼（明願），支谶译van、var为桓（匣桓）。元阮願为同一韵母的平上去。番/蕃可还原为*bhar。番（蕃）*bhar可音转为蒲类Bar、Par（波斯Pārsa、帕提亚Parthia、帕尔尼Parni的族名词根）、发*Pad/*Pat、*ba/pó（并戈）、*pa/bō（帮戈）、中亚地名后缀巴德-bād。蒲类Bar、Par、发*Pad/*Pat中的声母音转为f、词尾音转为-n即是汉语的番/蕃。鼻冠音nd最终分裂为n、d。古藏文中韵尾-d和-n常常互换。突厥语和蒙语存在以-t尾替换-n尾构成名词多数（复数）的现象。路易·巴赞称：“对该民族（黠戛斯）名称的古代汉文对音是'坚昆’和'结骨’，它们分别代表着Kïrkun及其以-t结尾的古突厥文复数形式Kïrkut。这些形式的存在要早于另一种以-z结尾的复数后缀Kïrkïz的形式。Kïrkïz的形式也出现在古突厥文献中，其中包括在该民族自己的文献中。”（《突厥历法研究》第118页）在蒙古语中，乞牙惕Kiyat为乞颜Kiyan的多数形式，qat为可汗qan的多数形式。后汉三国时期存在将梵文-t尾译作汉语-n尾的现象，如:支谶译tat为单（端寒、禅仙、禅獮、禅线），单在汉语中为-n尾；康僧会译mud、mūr、支谶译mun为文（微文），文在汉语中为-n尾；支谦译yāt为延（喻仙、線），竺律炎译yān为延，延在汉语中为-n尾。支谦译da、na为那（泥歌、泥哿、泥箇）。支谶译vaṇ为曰（影月）、盘（并桓），支谦译vat为曰；支谶将-ṇ译为-t尾。支谦译phin为宾（帮真）、匹（滂质），亦将梵语-n尾译作-t尾。汉语和越南语有如下对应：笨bèn/bát，胺àn/át，咽yān/yết。将发之尾音-t置换为-n即是番/蕃，番/蕃当为发*Pad/*Pat之音转。唐时亦称九姓铁勒为北蕃。如“十月己末，授北蕃投降九姓思结都督磨散为左威卫将军、大首领斛薛移利殊功为右领军卫将军、契都督邪没施为右威卫将军、匐利羽都督莫贺突默为右骁卫将军、首领延陁薛浑达都督为右威卫将军、奴赖大首领·前（自）[白]登州刺史奴赖孝为左领军将军、[足夹]跌首领·刺史裴艾为右领军，并员外置，依旧兼刺史，赐紫袍、金带、鱼袋七事、綵帛各三百段，放还蕃。”（《册府》九七四，11444页）。又如陈子昂称：“……今者九姓叛亡，北蕃丧乱，君长无主，莫知所归。回纥金水，又被残破，碛北诸姓，已非国家所有。……且碛北诸蕃，今见大乱，乱而思理，生人大情。……”（《陈伯玉文集》八《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若将“蕃”视作“发”之音转，那么“北蕃”就是古代的“北发”；如此铁勒（赤狄）九姓当出自古代之“北发”。“发”当是铁勒（赤狄）。开元十三年（725年）“【四月】上遣中书直省袁振攝鸿胪卿，谕旨於突厥，小杀与阙特勒、暾欲谷环座帐中，置酒，谓振曰：'吐蕃，狗种；奚、契丹，本突厥奴也；皆得尚主。突厥前后求婚独不许，何也？…’”（《资治通鉴》二一二）。《新唐书·突厥传下》：“谓振曰：'吐蕃，犬出也，唐与为昏；奚、契丹，我奴而役也，亦尚主。独突厥前后请，不许，云何？’”《说文解字》：“狄，赤狄。本犬种。”犬种之吐蕃应是赤狄。吐蕃有赭面习俗。《旧唐书·吐蕃》：“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从唐朝的仕女图中可以发现唐朝的仕女也有将面颊涂红的习俗。既然唐朝仕女也将面颊涂红，文成公主恶吐蕃人赭面另有原因。吐蕃人赭面后，面部为黑红色。莫高窟回鹘供养人的肤色为紫红色或黑红色，赤狄都是这种肤色。从波斯波利斯大流士一世宫殿的彩绘壁画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波斯人是黑红皮肤；阿尔泰夷（Artaei为古代波斯人的自称）也就是雅利安（Aryan）人当是赤狄。赤狄除了外貌和阿尔泰夷相同外，还有别的证据可以证明赤狄和波斯人同种。高车称酋长为莫贺弗，而莫贺弗是伊朗语对汉语“天子”的意译；从这一称号可知高车人最初讲的是伊朗语。莫贺咄对译突厥语Baghatur/蒙古语Bagatur，莫贺对译突厥语Bagha/蒙古语Baga；支谶译pūr为弗（非物）；莫贺弗可还原为*Bagapūr、*Baghapūr。莫贺baga在伊朗语中意为'神，神仙’，pūr为子之义；莫贺弗*Bagapūr、*Baghapūr义为'神子’，这是伊朗语对汉语'天子’的意译。莫贺弗*Bagapūr中的莫贺baga、弗pūr都是伊朗语单词，莫贺弗*Bagapūr无疑是一个伊朗语词汇。莫贺弗*Bagapūr是伊朗语最早的对汉语'天子’的意译。莫贺弗*Bagapūr变作古塞语之Fakpur。白鸟库吉称：“Sogd语谓汉天子曰Vagvur，现代Persia语曰bagpūr，Marco Polo《游记》作facfur，Persia Arabia古志作baghbūr、faghfūr，皆系Iran语天子之译，bagh为神圣之义，与Russia语同义之bōg为同语源，pūr为子之义。”白鸟库吉所列举之称谓皆源自中国境内伊朗语对汉语天子的意译莫贺弗*Bagapūr、*Baghapūr。高车部落车子的形制不同于中国而同于波斯：高车部落的车子拥有高大的车轮；刻有大流士一世之名的阿黑门尼德楔形文印章上，波斯国王乘高轮六辐马拉战车猎射狮子，这是我们迄今所见最早的高轮战车，制造高轮车的习俗源自波斯。突厥语族“车”：突厥语kölük（轱辘）；维语hαrwα、乌孜语äräwä、土语、阿语、土库语、柯语αrαbα、哈语、塔语、巴语αrbα、楚语urαpα，裕语terğïn、图瓦语tergän（出自蒙古语之车tegre、terege、turuga），撒语čezi（出自汉语车子）。哈语、塔语、巴语的车αrbα源自Ar人，维语、乌孜语、土语、阿语、土库语、柯语、楚语皆为αrbα之音转。劳费尔称：“'番’或'番兜’古音为Pan-tav，Par-tav与古波斯语Parθava，中古波斯语Parθu完全相同。”此番对译的正是par。北蕃之铁勒当是par人。人种、语言、高车的相同表明铁勒（赤狄）高车是伊朗（Iran）人（即雅利安Aryan人、阿尔泰夷Artaei）。铁勒（赤狄）高车后来在语言上被突厥同化，改说突厥语。从高车后裔维吾尔族所讲的现代维吾尔语中基本上见不到伊朗语的踪迹。Padaei与Artaei具有相同后缀-台daei/taei。余太山《嚈哒史研究》称：“Chionitae一名中的（i）tae在北部伊朗语中，是接在族名后面的复数词尾，词根是Chion-或-Chioni。”（第62-63页）“Ammianus Marcellinus所载Chionitae一名是中古伊朗语词根xiyōn（意为'匈奴’），加上希腊文后缀-ιται（意为'部落’）构成”（第256页）。劳费尔称“在波斯语里称'中国’为Čīn，Čīnistān或Čīnastān。在中古波斯语里除了Čēn和Čēnastān之外，我们看见过'弗尔瓦尔丁（神）赞美诗’里的Sāini和帕拉菲古经《创世记》里的Sīni。带有当头腭音的字，一方面亚美尼亚语的Čen-k'，Čenastan，Čenbakur（'中国皇帝’），Čenazneay（'开始于中国’），čeniḳ（'中国的’）等字已为之证实了；在另一方面，又为粟特语的Čynstn（Čīnastān）所证实。”（第403页）Sāini即Sīni（源自梵语Cīna），āi为ī之音转。daei（源自dāi）、taei（源自tāi，在《Artāi-vīrāf-nāmak》一书中Artaei正是作Artāi）可视为dī、tī之音转。支谦译（v）tī、di、康僧铠译dī、dhi、康孟祥、竺大力译dhī、安世高译（v）ti、支谶译dha为提（定齐、禅支），dī、tī可音译为汉语的提。《论衡·乱龙篇》：“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母死，武帝图其母于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金日磾的父亲是匈奴休屠王，其母亲自是“休屠王阏氏”，《汉书·金日磾传》：“日磾以父（休屠王）不降见杀，与母阏氏、弟伦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时年十七矣。”，所以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说：“焉提，即阏氏也”。钱氏又说“古书氏、是通用，提从是，古亦与氏通”。焉提即阏氏，“提”即“氏”也。Padaei可解释为Pa氏（dī），Artaei可解释为Ar氏（tī）。巴基斯坦Pa-ki-stan（ki或为阿卡德语中置于地域名称之后的地域指示符KI（源自苏美尔语的ki'地’）或为藏语的属格后缀。gi为藏语的属格助词，加在名词或名词短语后面，表领属关系，类似汉语的“的”字。烈维在《龟兹国语及其研究之端绪》一文中称：“伊兰语及梵语皆有Aryān ām bija，而Ave-ta语亦有Airyāncm vacjo，皆以住民之名之复数属格示地名，亦中古波斯语之例也。”中古波斯语复数属格之语尾为-an）、帕米尔Pa-mir（mir即羌语之miə'人’，同时与藏语之mi'人’、乌孙之弥'王’非常接近）皆出自Pa氏。支谶译yi为夷，Padaei也就是*Padī可译作发夷。吐蕃一名源自史书所记之“大发”。大发和大汉、大唐一样是一种尊称。大dà定箇、定泰、dài、tài《集韵》透泰，中古汉语daas、daais、thaais，越南语đại，金尼阁tó、tcó、tcá、tá、tcái；王力《同源字典》dat；牟融译dā为大、康孟祥、竺大力译为达（透霁；定曷、透曷），康僧会译vat、支谶译（v）bhās为会（见泰、匣泰）。大可还原为*dā、*dat、*daar，大发可拟为*Dapat、*Dapad等。汉语定母和突厥语t存在对应，如突厥对译Turk（ut），突为定母字；又如突厥文以Tab对译唐，而唐为定母字。定母之大在突厥语中可变作*Ta。另一方面Tadjik、Taziks或Tazi又被汉语音译为大石、大食，Ta被对译为大。在后汉三国时期，梵语th-主要被译为定母字。支谶译（v）tha、（v）thā为陀（定歌）、译thah为特（定德）、台（喻之、透咍）、译（v）thā为萨（心曷），支谦译（v）thi为夷（喻脂）、译thu为黈（透厚）。梵语th-仅有一例被译为纯粹的透母字。因此，大亦可作*thā。牟融译（c）cha、支谦译sa、（v）sa为车（穿麻、见鱼），摄摩腾、竺法兰译nya为如（日鱼、日御），支谦译（v）dha为屠（定模、澄鱼）。支谦译（v）ḍa为绪（邪语），语韵对译梵语a。鱼语御为同一韵母的平上去，鱼韵在上古的读音和语韵相同。车的双读音反映出汉语鱼韵经历如下发展：上古*a＞中古*u＞近现代ü。大*dā可音转为ta、to、tu、tü、thā/tha、tho等。因此《新唐书·西域传下》迳称“大夏即吐火罗也”。吐火罗Tukhāra（希腊文Tochari，回鹘文作Toxrï，藏语文献作Tho-kar、Tho-gar、Thod-gar、Thod-kar、Thod-dkar）被译为“大夏”。发之舌头音尾替换为-n尾即是番。大发*Dapat经音转成为突厥文tüpüt、粟特文tüpüt、阿拉伯文Tübät、波斯文Tübbet、Tibbat、《柏郎嘉宾蒙古行纪》thabet、tabet、《鲁布鲁克东行纪》Tebet，俄文Тибет，英文Tibet，法文Tibé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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