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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书店成立70周年。这个以经营古籍图书为特色、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见证新中国书业发展历程的“国字号”书店，历经岁月洗礼，始终充满活力，是书业的标杆和荣耀。70载栉风沐雨，70载春华秋实，值得庆贺，值得纪念。回想起我从事古籍出版工作以来，与中国书店的无数次亲密接触， 中国书店给予我的关照、帮助、启迪、教益，点滴在心，令我终身难忘。那些与中国书店共同经历的岁月流转，那些难忘的书缘情节，那些与书店人的交往故事，今诉诸笔端，与大家分享。
 在发行部工作时，总是盼望收到“宣武区琉璃厂西街57号”（后来是东街115号）中国书店的来函，收到信会迫不及待地打开，里面装的一般是订单，看着增长的订数，常让人激动不已。订单有两种，一种是刚征订尚未出版的品种，就将征订数字一一登记在册，以备出版后发货，当然也有少数书最终订数不理想，书不出了，订数也就作废了；另一种是现货，即尽快安排发货——那时中国书店的收货地址我都能背诵。彼时书店都是经销，发货三个月就能联系结账，因此订单是很神圣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书业的黄金时期，图书印数居高不下，书店、图书批销中心纷纷开张，市场活跃，读者购书踊跃，整个社会读书氛围浓厚。中国书店门店众多，信誉良好，经营有道，因此其经营的图书特别是古籍类、艺术类特色图书销售红火；销售好，才能不断添货，按时回款，实现良性循环，促进店社互利共赢。  20世纪90年代中期，古籍社像我一样有着研究生身份、从编辑转岗发行科长的还有好几位，如巴蜀书社、黄山书社、浙江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等社都有这样的人。当时的发行销售人员需要真正下沉基层书店，出差在外是家常便饭，既要熟悉自家书，介绍起来如数家珍，又要与人打交道，广交朋友，岗位确实能锻炼人，所以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了出版社领导，应该也是干发行工作带来的意外收获。我们这一批志同道合的古籍发行人员常常相聚于中国书店，除了平常去京城跑业务时在书店的偶遇，每年1月初参加北京图书订货会，有一个保留节目便是中国书店组织大家欢聚一堂，沟通交流，畅叙友情，共谋发展，往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国书店是大家共同的家，是出版人和读者的精神家园，在这里，能感受到店与社之间的亲密无间，互相扶持，社与社之间的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真正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后来，我离开了发行队伍，走上了管理岗位，常常要求发行业务人员保持与中国书店的密切联系，继续争取中国书店的大力支持，这是做好发行工作的重要基础。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时代图书销售模式、业态的发展变化，实体书店的销售额与影响力逐步下降，中国书店的店面也逐渐萎缩，经营上既有实体店的艰难坚守，也有互联网销售、多业态经营的开拓创新，而与出版社之间的融洽关系则历久弥新。  由于广陵书社和中国书店出版社同属专业古籍出版社，在古工委内有频繁的工作交流，我与中国书店出版社的联系逐渐多了起来。中国书店与广陵古籍刻印社在20世纪70年度末80年代初同以影印、复制古籍知名，成立出版社后，其出版的专业特色与广陵书社亦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在珍贵雕版版片的收藏保护和特色线装图书的出版发行方面，可谓各有千秋、相得益彰。中国书店珍藏有不少古籍版片，根据藏版刷印的《中国书店藏版古籍丛刊》在古籍图书市场有一定影响力。广陵书社收藏的古籍版片数量之多，在全国堪称首屈一指，后来这些版片悉数转藏于新建立的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广陵书社据此编纂出版《中国雕版精品丛书》，同样受到古籍爱好者欢迎。在多年的出版实践与工作交往中，我与包括新任掌门人张东晓在内的中国书店几任领导结下了深厚友谊，与马建农总编辑更是几十年的老友，这位号称全国出版社任职最久、资历最老的总编辑，是中国书店乃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籍出版事业的亲历者、见证人。古籍出版社同人之间的意气相投、同行相亲，那份超越工作关系的真挚友情，是我们毕生从事这项有意义的工作的最大收获，是值得一辈子珍视的宝贵财富。  中国书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其古籍出版、文献典藏、书画经营、文化交流、非遗传承等业务，硕果累累，在业内有口皆碑；中国书店是读书人的精神家园，四方读者慕名来店，驻足观书，往往流连忘返；中国书店是出版人互相学习的好场所，出版同行每喜在此聚会，观摩、交流，总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我与中国书店，因书结缘，与人投缘。中国书店，让人留恋，让人怀念。衷心祝愿中国书店耕耘书海，前程似锦，再创辉煌。（作者系广陵书社社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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