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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冬君 余世存工作室 2022-10-15 08:00 发表于北京 李冬君，南开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本文为李冬君老师在【经观讲堂】上的发言稿整理之第二部分“士人人格共同体的形成”。 “君子人格共同体”，最早出于西周礼制的设计，它表达了公元前二千多年前西周人对理想人格的预期，与商朝嗜血的神格相比而陡现人文精神的高度，由此奠定了中国人文精神的基础。而以六艺自律的“士”成为西周人文精神的载体，形成作为社会主流和国家栋梁的精英文化，演变至宋代才有一个社会中产精英规模化的成熟表现。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需要“君子人格共同体”。 宋代是一个文教国家而非战争国家，是市场社会而非战场社会。当美第奇家族凭借其雄厚的银行财力，在佛罗伦萨城里，推行城市自治，建立市民社会时，宋代早已通过科举制，真正向寒门开放，为大量的平民和农民，提供了学而优则仕的上升渠道，培养了通过读书科举考试进入主流的新兴阶级——中产阶级精英。中产精英是士人人格共同体的基石和后盾。 虽然，科举制创始于隋唐，但因九品中正制的门第遗续，很难真正面向寒门开放。宋代则完全不同，自太祖“杯酒释兵权”为宋朝文人政治定调以后，科举考试全面向寒门敞开，培养大量文人参政议政，形成以士人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不光有足够的基数，还表现了“共同体”存在的质量；除了“修齐治平”赋予他们的家国传统语境之外，他们还要争得表达个体意志的话语权，一个新兴的拥有精神内涵的阶层正在崛起。 他们以文艺复兴的方式，在绘画领域首先实现了审美话语权。他们制定评估标准，主导审美意趣，创造艺术潮流，转动文明风向标等等，因此，发生在中国十一世纪的绘画“写意”运动，不仅仅是从晋唐以来皴染绘画技法的探索，更为深层的意义是强调个体的独立意志以及自我意识的表达。自苏米等西园十六士发起画坛上的“写意”运动以后，北宋士大夫在绘画艺术上的话语分量，很快飚出一个流派。
北宋李公麟 西园雅集图（局部） 西园雅集是君子人格共同体形成的标志 1087年，元祐二年，东坡在京城召集文坛16人雅集，地点是驸马王诜的宅邸西园。王诜请李公麟绘《西园雅集》图，米芾作《西园雅集图记》，画面以苏东坡为核心。苏轼、苏辙、王诜、黄庭坚、秦观、米芾等16人，加上侍妾书童6人，一共22人。 “图记”将雅集的盛况传递出来： “草木自馨”，则是很米芾的自我宣喻。对于独立人格，米芾是有自觉的，也是对后来者的希望。 “草木自馨”的美学意象，与《兰亭序》传递的“快然自足”何其神似？宋代士人，在文化上超越唐范汉制，独与晋人神往，从《兰亭序》到《西园雅集图记》，悠悠两文，一脉相承，晋宋精神，格调若孪。 《西园雅集图记》表达了“西园十六士”的共识，也可以说是一篇宣言，是以雅集的形式，发表的士人转型宣言，从王朝向文化的江山转型，这应该是北宋文艺复兴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1087年，哲宗即位后的第二年，即元祐二年，旧党重掌权要，西园雅集虽是文人圈聚会，但与时政的偏向也是有关系的。且不说苏东坡作为旧党一派在政治上的影响，仅为士人首宗，他与米芾等倡导的水墨“写意”主张，以雅集的方式传达出来，影响应该不小。 宋代文艺复兴，苏轼是文学艺术的代表，王安石是政治思想的代表，而美的代表，则非米芾莫属，苏东坡是旗手，米芾提供标准和样式。 苏轼在政治上总是个“反对派”，王安石变法他反对，司马光反王安石变法他也反对，因党派之争，一贬再贬，流离一生，所幸他的使命不在政治而在文艺。宋代文艺运动需要有个巨人，他就应运而生了。当他脚踩政治与文艺两只船时，两船则各有所求，政治要集权，文艺要自由，因此，他很囧；当他放弃政治，只在艺术里行船时反而如鱼得水。 政治要集权，文艺要自由，苏轼却跑到政治那里去要自由，巨人就在这两边受难。米芾不是巨人，无法分享巨人的苦难，他只要守住自我的个体性，待在艺术的独木舟上，任艺术的灵性划桨摇橹，这是他对自我的定位，他坚守艺术与政治的边界，无论怎么“癫”，也不会跑到政治里面去翻跟斗。他脱离了科举，能做自己，他既没有同学，也没有座师，更没有把“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寄托在一份薪水里，当然也没想在仕途上憧憬灿烂的未来。他没有两院“院士”头衔，也就没有门户、山头、派系的烦恼，以及院体习气的约束，在体制内自觉边缘化。他很充实，活在水墨里。  北宋米芾 云山叠翠图 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嫉俗如仇，米芾认为人格应该不俗！ 米芾认定的“俗气”，是什么样的“气态”？ 第一，为“衣食所仰”、饭碗所托的绘画。第二，为夺人眼球的用“巧”，以“巧”为绘画的目的。第三，也是最关键的，绘画不为表达自我的“意”，而是代他人立言。此“三点”正所谓北宋画院的气格，为君子人格共同体所不齿，所以才有士人“写意”画派的逸格湍兴。士人写意派若不出，奈艺术苍生何？ 集权制下，士人如何生活，是把一切都绑定在权力机制上，还是给自己留有一个自我的空间？这样的问题，到北宋迎来了一个节点。由于文人政治以及科举制向寒门开放，士人作为一个独立阶层开始明晰起来，除了传统王权主义“政治正确”的语境外，他们也需要自己的表达语境和话语权。于是，在与王权无关的话题中，在自己的精神生活中，他们需要有一座自我的江山。这一需要标志着北宋士人对人格共同体的自觉，在自我的江山、文化的江山、艺术的江山中自存。 以苏、米为首的宋代文艺复兴群彦，他们对艺术的内在追求，注定要越过缺少自由魅力的盛唐，而直接进入不那么盛世的魏晋，因为魏晋人的“宁做我”，才是士人知识分子的人格标配。  《走进宋画：10-13世纪的中国文艺复兴》 李冬君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第一、在文艺复兴中复兴魏晋风骨的“宁做我”； 第二、“写意”表达自我，实现自我； 第三、抛却政见的“共和”气质。 第一，宁做我，魏晋名士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玉朗朗灿若星河，有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王羲之“适我无非新”，王子敬“人与山川相映发”，殷浩“宁做我”，陶渊明则最终选择了在桃花源的东篱下，细细打磨他的特立独行。 诸如此般等等，每一份灵魂的精致呈现，都启迪了宋人文艺复兴的灵感。他们是一群生活在魏晋时代的宋代名士，又是一群生活在公元十世纪以后的魏晋名流，精神衔接竟如此有趣。 追慕“晋风”。苏轼走的是陶渊明一路，从陶渊明的诗到桃花源的宋样式；米芾走的是王羲之一路，从王羲之的字到“人与山川相映发”的水墨意趣；都坚持了魏晋风度的“宁做我”，形成了个体人格的自由的款式。苏轼洒脱，变成了苏东坡，米芾癫狂，人称“米癫子”。 他不追逐意识形态的评价体系，也不赶时髦政治立场的站队，他只相信他自己超越政治的审美眼光。
北宋苏轼 赤壁赋 此外，在这个人格共同体里，还有李成的人格，那种宁学戴逵碎琴，也不为权贵做绘画的弄臣，真一个孤傲的巾生范儿。范宽对大自然完美的卑从，对艺术完美的卑从，使范宽放下了自我意识。无我也是一种人格。 第二“写意”，也是士人人格的标配。宋人开始自觉于“宁做我”的绘画表现，在笔墨中追求“写意”的内在体验，在“写意”中践履“宁做我”，与魏晋人共享“宁做我”的精神逸趣，在北宋的巅峰时代，形成“士人画”流派，在写意中形成士人人格共同体的独立表达，将“写意”的绘画语言弥散到了整个古代东方世界，这一流派发展到元明，被称为“文人画”。画有画风，也有画格；风格，风是形式，格是精神，是士人人格在绘画中的显现。 在文艺复兴魏晋人的独立精神中，这一士人群体，继承了魏晋人惟迎合自由，讨好自我的冲动与幽默。 第三，抛却政见的“共和”气质，士人人格共同体在写意上达成共识，与皇家院体分庭抗礼，但不是对峙，而是共和。 整个北宋，艺术风气是多元的。从宋神宗熙宁、元丰到徽宗宣和年，共有57年，这段时间是北宋文艺复兴最辉煌的时代，士人画借光文人政治的兴起而小有气候，与画院主流相对的比较语境已经鲜明，新的审美词汇纷呈，带来观念的转变。政治也试图将山水画纳入国家的公共教化彀中，“写意”派则更多关心自我的山水，回归山水画原教旨，摆脱权力和教化的异化，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的直接参与保持了对艺术的克制与积极支持。 1103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综合指标的穹顶，也是宋代难以突破的天花板。这一年，是宋徽宗崇宁二年，米芾53岁，徽宗21岁，登基已三年。 皇帝正值美少年，英姿勃发好年华，政治上，他没啥想法，艺术上，他不仅自成一家，而且成为了最大的赞助者，不输于美第奇家族。皇帝的优势毕竟无与伦比，他能在制度安排上，为艺术家分得一杯羹，更何况他制定的文艺方针和文艺路线，还不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故此时代，留下了一批千古绝唱的艺术品，他自己的作品也在其中。 他将米芾调回京，做他的太常博士、书画学博士。米芾很率性，他不愿为皇家画院所豢养，但可以与宋徽宗在艺术上实现抛却政见的共和。 北宋，士人词、士人画、士人文学艺术家们因文化艺术满帆而浩瀚为时代的主流，连皇帝也要侧目他们的风向，甚至与之共鸣，并加入其中。《千里江山图》的青绿山水与米家云山虽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画风，但潮流是士大夫化的，面对耸立在北宋艺术山头的米家云山，徽宗并无不适感，反而激赏米友仁献上的《潇湘奇观图》，委任米芾做他的书画博士，想必欲借助米芾的艺术思想带动皇家画院里的“馆阁体”画家们，当然米芾也并不完全排斥着色山水，可见，北宋人懂得共和的品位，他们共和得很有格调。 北宋的风气，塑造了苏东坡可供审美的人格样式，以他为精神领袖，才有“人格共同体”的聚玉成璧。元丰年间虽党争激烈，但少有突破人格底线以至于肉体消灭的反人类行为，反而在惊涛浮沉之后，再现了抛却分歧的彼此审美。“从公已觉十年迟”，便是苏东坡发自肺腑地审美王安石。作为宋代士人“人格共同体”的象征和凝聚力的源泉，苏东坡的人格被普世化为共同体的“人格”底线，他的人格影响力，提高了整个中产阶级的道德标准与格调，赢得普世的击掌。 自黄州归来，苏轼理解了王安石，两个伟大的思想者，政见虽有不同，但他们的精神却在超越政见的审美境界上和解了。米芾作为“局”外人，能以超越政见的美的眼光，打量他所追随的两位仰之弥高的长者，并见证了他们的精神从“套中人”向“局外人”蜕变的历程，实乃米芾之幸运。 王安石逝世，哲宗命苏东坡代写悼文，也代表了一种倾向性，表明宋代社会对士人“人格共同体”的普遍认同与拥趸，以至于被后世盛赞的“宋代士人社会”，也多半来自士人“人格共同体”的启示。 人格共同体任何时候都不可缺席 这是一份历史启示录，启示我们更多关注士人社会或士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并非仅仅取决于顶层设计的宽容与雅量，而是士人“人格共同体”的自塑能力。一个健康或健全的社会，需要“人格共同体”的引领，作为社会的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如果没有负责任的、或者根本没有能力，塑造一个“人格共同体”，只是单纯地追求话语权、争夺话语权、以及用话语权实现各自的功利诉求，却缺乏人格建设作为底线的保证的话，那么这一庞大的精神体面对社会伦理缺失的同时，也会碎片化为人性的散落姿态，而被社会抛弃在无底线上。 关于人格底线，“常识”以为，应该在常识上设置“底线“，我不认可。常识是最低底线，而且常识属于认知范畴。一个社会的底线值，不在于认知，而在于审美，而人格才属于审美。 当我们过分强调常识时，常识就是我们的盲点。 以常识还是以人格为底线，结果或许不同。以常识为底线，是认知的最低标准，从最基本的人性出发，依赖于经验性的判断，虽然保持了人性的尊严，但其中潜伏着认知固化的危险，而且很容易迷失在乌合之众的廉价流量上，殊不知“乌合之众”正是集权制下的精英福利。以“人格共同体”为底线，具有超越性的升华期待，诱使人性皈依形而上的精神祈向，底线的高度就会落在精神向度上。 “人格共同体”不需要高深的理论，但需要士人的伦理衬托，为社会提供审美或引项趋之的目标。正如苏东坡与王安石的不同（王安石做不了精神领袖），前者可以作为人格共同体的精神领袖，后者是可供观瞻的个体独立的思想标本。在同一个“人格共同体”里，才能坚守共同的底线，作为社会的中坚，扶持着一个具有“人格”审美能力的社会。因此，“宋代士人社会”的根本，是建筑在士人自身的“人格共同体”的自塑能力上的。 具有“人格”审美能力的时代不会变形或毁型，他们不会沉浸在整体非理性的扩张上，而更多倾力于审美的度量中，在自信又有节制的氛围里保持文明的身段。美的本质是真善，简单而平凡，它们被哲学从人性中提取出来，以形而上的普遍法则升华为人格底线。若一个社会能与具有超越性的人格底线保持不断接近的状态，就会是一个启人向上、诱人回归内在的、具有美学风格的、以中产阶层为责任人的社会。 个体人格和个人权利是两个向度，前者，追求自由自在，没有在法权上去确认个人权利的自由，只在个体人格上追求自由。 明末有心学家何心隐提出过“师友”作为士人知识分子人格共同体，他认同五伦中的最后一轮，“天地君亲师”的“师”，其他都是人与人的自然伦理关系，无法选择，只有师友可以选择。 其实，讲人格古已有之，孟子大丈夫人格，庄子特立独行的人格，但没有形成“人格共同体”，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到了宋代，以苏东坡为首在文学艺术领域，首先实现了士人知识分子“人格共同体”。 《走进宋画：10-13世纪的中国文艺复兴》 李冬君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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