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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謇 儒生以天下为己任 张謇是上世纪初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大生集团的创办人，典型的“儒商”。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他主张“实业救国”，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 实际上，创办实业不过是张謇获取资金的途径，他真正醉心的，是教育、慈善事业的振兴。张謇创业的目的，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他认为如果只为自己发财，降格为一个普通的商人，不符合一向保持的儒生以天下为己任的操守( “适违素守”)。 江苏南通在晚清乱世中饱经战火蹂躏，灾害摧残，民生凋敝，满目疮痍……张謇为了能拯救父老乡亲于水火，在“父实业，母教育”的同时，倾尽财力心血，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农科大学、医学专门、女师范、图书馆、蚕桑讲习所等教育机构和气象台、博物苑等人文环境设施，还兴办了诸多慈善公益事业，覆盖当地社会贫困阶层，形成近代较为完善的地方慈善体系。近代南通的慈善事业深深烙上张謇个人的印记，包括育婴院、养老院、义园、贫民工场、济良所、残废院、栖流所等诸多方面。兴办慈善事业需要大笔资金，张謇除将其每年盈利拨出相当部分作为慈善专项基金，还在百忙之中，卖字筹资。 张謇说：“人恒以寿为重，其实人之寿不寿，不在年岁之多寡。而在事业之有无。若其人果有益于地方，虽早天亦寿，无益于地方，即活至百岁，奚得为寿。”对于慈善事业的重要意义，张謇曾这样对其子张孝若说：“慈善虽与实业、教育有别，然人道之存在此，人格之成在此，亦不可不加意，儿需记之。”张謇还提出：“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在教育；而弥缝之不及者，惟赖慈善。”张謇把慈善事业看做其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理想的重要补充。他认为“凡事必先智，启民智必先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属于积极之充实者，最要为教育；属于消极之救济者，最要为慈善。教育发展，则能率于以增进；慈善周遍，则缺憾于以弥补。” 张謇的慈善思想吸收了传统的政治、伦理观念，还加入救亡图存、改良社会的近代观念，使张謇的慈善事业与一般意义上的“善举”、“义行”区别开来，成为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范旭东 墨子精神的回响 范旭东是中国近代化学工业集团永久黄集团的创办人，也是海归派企业家的杰出代表。他生于中法战争前夕，留学时正逢庚子事变，创业时又遭遇北洋军阀混战，创业后屡受外国垄断资本阻挠，晚年更遭受日本侵华重创。但他百折不挠，从零开始，建立起中国自己相对完整的重化学工业体系。 范旭东的科学救国之心十分炽热，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广大众民，本不应患贫患弱。中国如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1928年9月范旭东在塘沽创办《海王》旬刊，1933年该刊在范旭东的主持下制订了“四大信条”：一、在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二、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事业；三、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大局；四、在精神上以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以此形成永久团体精神。在“信条”制订之后，在范旭东创办的杂志《海王》上，发表的未署名文章“发展工业之最低限度的努力”一文中解释说：在别的国家办工业，也许有利可图，而独在今日的中国办工业，只能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为前提。 个人的利益，似乎还谈不到，即令要谈，也应该放在次而又次的地位。因为不如此，便办不通，而且也不是目前中国的需要，所谓“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就在这点。 范旭东十分热衷学术活动和教育事业，曾担任中国自然科学社理事达30余年，曾受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聘请担任评议员达十余年，还被推选为中华化学工业会副会长、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等。他是天津南开大学和湖南私立隐储女校的校董。他对南开大学化学系和经济研究所捐赠过奖学金，以鼓励优秀学生。范旭东在一生中，创办了久大盐业公司、永利化学工业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高科技的事业，克服了多少艰难困苦，才获得了成功。著名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侯德榜制碱法，就是在他的支持下完成的。然而，他本人终生是一个穷书生，依靠微薄的工资度日，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去世。
卢作孚 半佛半儒怀家国 卢作孚是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民生轮船公司及民生集团的创办人。他是一个半儒半佛式的人物，有入世进取的济世情怀，是个行动者，同时又是个心怀慈悲的思想者。他一生从事两个事业，一是以轮船业为中心的民生公司，一是重庆北碚的现代化建设实验。卢作孚的股份只有公司股份的两千分之一。他在1933年民生公司八周年纪念大会上说：“在民生公司不是只图资本家发财的，他的经济立场，可以说是站在整个的社会上面的，纯全是一桩社会事业。现在本公司投资最多的股东，也不过五万元，像这五万元的数目，在四川，在中国，又岂少矣哉！ 尤其是在现代的资本主义事业当中去比较起来，简直是微乎其微了，然则民生公司之不能走入资本主义事业途上去，已昭然若揭矣。”卢作孚认为，如果私人利益始终与国家利益要求相反，国家的利益就是他的损失，纵令私人资本已受限制，只要其尚存在，终将为国家害。“不如改变私人的企图，使他不为个人而为公众，使他贡献个人所有于所努力的事业上。贡献事业于国家的需要上，他即以资金贡献于国家，此亦全靠国家有经济建设的计划。”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成为长江中上游的主要运输公司，支持了抗日战争初期沿海工业向内陆的大转移。而他在北碚的建设实验也被后人称之为奇迹。 短短几年，从刷清盗匪、建学校、修公园到办工厂、开煤矿、造铁路开始，在卢作孚的规划下，图书馆、医院、防疫所甚至科学院、博物馆都出现了。经济、文化到社会各个层面全方位的建设，卢作孚让一个盗匪出没、混乱无序、落后贫困的乡村变成了举世瞩目的初具现代化基础的模范城镇，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科学研究和大学的内迁基地。 卢作孚乡村建设实验的宗旨十分明确：“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而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可以说，“乡村现代化”，是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最高目标。卢作孚本人有了点收入，也都捐给北碚的科学和教育事业，比如卢作孚在一些企业有兼职，得到车马费，每次单子送来，卢作孚总是写上“捐中国西部科学院”、“捐兼善中学”、“捐瑞山小学”等，随手就捐出了。他一生清贫。有人评价他：“卢作孚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陈嘉庚 先天下之忧而忧 陈嘉庚是南洋的橡胶大王，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实业家，也是一位毕生热诚办教育的教育事业家、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一生生活俭朴，但兴学育才则竭尽全力，十分热心。在他的鼎盛时期，拥有相当于现在数亿元人民币的资产，但他把经商得来的财富，用来创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而这些投资都是不求回报的捐款。 陈嘉庚认为“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他在1934年写的“畏惧失败才是可耻”一文中说：“余办学之动机，盖发自民国成立后。念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以一平凡侨商，自审除多少资财外，绝无何项才能可以牺牲。而捐资一道，窃谓莫善于教育，复以平昔服膺社会主义，欲为公众服务，亦以办学为宜。” 本着上述办学目的和动机，他不惜倾资办学。 早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就捐献2000银元，在家乡创办惕斋学塾。1913年，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创办小学，以后陆续办起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校共十所；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此外，资助闽省各地中小学70余所，并提供办学方面的指导。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之名就是由此而来。规模这样宏大，体系这样完整的“学校”，全国还找不到第二个。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全力恢复集美学校，他说：余自创办厦大后，社会顾爱诸君，有奖余为毁家兴学者。其时余颇腹非其言，因余尚有许多资产，不图今日竟成事实。余住宅被日寇焚炸，仅存颓垣残壁而已。集美校舍被炮击轰炸，损失惨重。复员于今三年余，费款于集美学校共三十余万，修理与学费各半。至倒塌数座校舍尚乏力重建。若重建住宅，所需不过二万余元，虽可办到，第念校舍未复，若先建住宅，难免违背先忧后乐之训耳。他经商得来的资产，没有作为遗产留给子孙，终生过着简朴的生活。
晏阳初 平民教育之父 晏阳初，1890年生于中国四川巴中，后留学美国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他立志不做官，也不发财，而要从事平民教育工作，把一生献给劳苦大众。1943年，在美国纽约“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纪念”大会上，被国际学术界选为“世界上为社会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伟人”之一。与之共享殊荣的，有爱因斯坦、莱特兄弟、杜威博士等。晏阳初也是获此殊荣的惟一一位亚洲人。 1929年秋天，晏阳初率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同仁来到河北定县，将这里作为他为之奋斗终身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的实践起点。晏阳初的身体力行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据悉先后有数百位耶鲁、哈佛毕业的博士跟随晏阳初来到定县，探索农村建设、民族自强自救的道路。从1927年开始，平教总会就在翟城村试验栽种良种棉花、花生、小麦；并引进优良肉猪。平教总会在80亩官地和“试验场”中进行良种培育，到收获季节，便出钱雇当地农民采收。亲眼见到实惠的农民由衷地信服了“晏先生”带来的种子，良种迅速推广。 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至上世纪80年代末，晏阳初又将平民教育工作相继推广到泰国、菲律宾、印度、加纳、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等，他的平民教育终于传播各国，影响世界。晏阳初当年的“定县实验”至今仍是我们认识、解决“三农”问题值得借鉴的珍贵资源；而他一生矢志平民教育、献身乡村建设的精神，更是当下十分稀缺、需要我们勉力继承和弘扬的精神遗产。 晏阳初自称“三C”影响了他的一生，即孔夫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他说：“我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我确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观；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我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 来源：社会创业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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