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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接上回。 离开西什库教堂后，考察清单里剩下的就只三处北大早期建筑，以及临时加入的段祺瑞执政府旧址了。很遗憾，到了地方才知道那几处北大建筑都需提前预约，且段政府旧址竟连预约方式也无。徘徊一番之后铩羽而归，虎头蛇尾地结束了第二次胡同游。 第三次的考察提上日程。 在随后一周里，搞定各处预约，并掌握了混入段政府旧址的攻略。于是又一个下雨的周末，启动第三次考察。 这回驾车直奔主题，代价是颇花了些时间找地方停车。兜兜转转，好歹在景山西北角找到车位，然后沿着景山北墙和东墙走了小半圈前往景山东街。 景山，也称煤山，位于紫禁城正北，是金、元、明三代用营建宫殿、开挖池沼过程中掘出的土方堆积而成的人工山。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军攻入北京后，崇祯皇帝就自缢在景山东麓的一棵老槐树上。那棵槐树已毁于文革，后来在原址上移栽了一棵，参观者不可不察焉。 刚拐上景山东街不久，距离几处北大旧址所在的沙滩后街尚有数百米，便见路对面的胡同口有块棕底白字的箭头状指示牌。虽然隔着条马路无法分辨其上文字，但经过近期多次考察，对这种标识早已熟悉，心中已有猜测，遂过街细看。  三眼井胡同口 猜测无误，这里正是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来京期间居住的三眼井胡同。1918年8月，在老师杨昌济的建议下，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主要任务是协调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或者还想再跟杨老师的女儿杨开慧联络一下感情亦未可知。为了维持在京期间的生计，毛泽东同时也在北大图书馆中担任图书管理员。该年9月至次年3月之间，毛泽东和其它7名同乡，便在三眼井胡同的吉安所左巷中度过了一段窘迫的群租生活。  吉安所左巷毛泽东故居 沙滩后街就在此地东南，与三眼井胡同之间定有小巷勾连，便沿路前行，走过几条死胡同后，终于找到一个向南的通路。  大学夹道 这条狭窄的小巷，名为大学夹道。右侧大型青砖砌成的高墙虽残破，但还能看出王府的规制，应该是乾隆第四女和嘉公主府的遗物。光绪二十四年（1898），作为戊戌变法政令的一部分，朝廷在原和嘉公主府的基础建立了京师大学堂。民国二年（1912）京师大学堂的仕学堂改称国立北京大学，因此北大算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得以留存的极少数成果之一。以谭嗣同为开端的本系列考察，无意中又回到了戊戌变法上来，倒也有些意思。 大学夹道是从三眼井胡同通往北大新老两处校区最方便的捷径，想必当年25岁的毛泽东，也该是每日穿行于此，前往北大图书馆打工的吧。 走出巷口，进入华育宾馆，一块“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的文保碑赫然在目。  拐个弯，前面的青灰色小楼便是北大二院旧址。最近清末民初的建筑看得比较多，有了一定分辨能力，这种带有精美砖雕和拱形门廊的建筑，基本都是晚清时期的。 1900年庚子之乱中，京师大学堂先遭到义和团的围攻，随后又被八国联军作为兵营，最终成为了一片废墟，光绪三十年（1904）才得以重建，这座楼就是重建后的京师大学堂教学楼之一。1918年北京大学本部搬入北大红楼，这座楼被作为北大二院数学系楼。  北大二院 1917年，蔡元培在这里就任北大校长，陈独秀、李大钊、钱玄通、辜鸿铭、胡适等也均在当年进入北大，一时群星璀璨。因房间较大的缘故，即使在红楼建成后，一些大型的授课和讲演活动还是在二院进行，例如1919年3月10日，毛泽东就是在此楼第16教室聆听了李大钊的演讲。而作为红色旅游的目的地，北大二院的重要性更在于，1920年3月，李大钊组织建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的活动地点就在北大二院。  不过这个研究会的实际位置并不在这个院子里，而是在隔壁的沙滩后街55号院。  这个大院同样建于1904年，是京师大学堂重建时在校区西墙外盖起的一片学生宿舍，称为“西斋”。院内建有十四排硬山顶砖房，每排八间，算是当年顶级配置的学生宿舍了。西斋如今是中宣部的一个家属院，其中不免有大量私搭乱建，不过当年的格局仍旧清晰可辨。  北大西斋 作为一个居民区，这里并不欢迎外人入内。不及深入，便在门口处几个老头老太太警惕的目光下落荒而逃。与上次来时，还偷偷溜进去帮一位大爷抓捕逃脱樊笼的八哥相比，这次算是彻底失败了。 当年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时，校方在西斋拨出了两间房供研究会使用，其中一间作为办公室，另一间则是专门收集马克思主义相关书籍以供研讨的图书室，即著名的“亢慕义斋”。“亢慕义”是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斋“则是旧式文人居所常用的称呼，也算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典型案例了。 既无法深入西斋之内，因此难于了解亢慕义斋的现状，事实上也不知道其具体位置所在。所幸，在随后北大红楼的参观中，一间展室复原了亢慕义斋的内景。  书斋左侧是一排存放学习用书籍的书柜，中间是阅览桌，右侧墙上马克思画像两侧“出研究室入监狱”和“南方兼有北方强”两个条幅，则分别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对研究会的期许。  1920年3月北大马研会的建立，是当年年初陈独秀远走上海，李大钊相送至天津的途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结果，也被看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端，而这个学会实际上也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前身。 离开亢慕义斋所在的大院，沿沙滩后街东行，街的尽头便是大家耳熟能详，高山仰止的北大红楼。  这栋建成于1918年初的红砖大楼，其风格与那些晚清建筑大有不同，已经是典型的民国建筑。作为20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的舆论中心；新文化运动的的大本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早期革命活动的地点；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这栋楼里发生过的大事实在太多，乃至于现在整栋楼里几十个房间全都被开辟为展厅使用，也仍然有相当多内容未能展现。下面也只能挑几个比较重要的场景介绍一下。 一层东北角有间大会议室，1919年5月3日，学生们在这个房间中制作游行使用的标语、传单和旗帜。次日，学生们从这里走出北大红楼，引爆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筹备室 二楼南侧的文科学长办公室，即陈独秀办公室，《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期刊都曾在这里最终定稿。 陈独秀办公室 红楼一层东南角，图书馆长办公室外间的会客室。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维经斯基来到北京，在这间会客室中与李大钊会晤，具体指导了建党相关事宜。 李大钊会客室 会客室里间的李大钊办公室，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三人就在这间屋子里秘密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 李大钊办公室 一层西南侧的北大第二阅览室，其实就是个阅报室。1918-1919年期间，毛泽东就在这间阅览室里担任图书管理员。 北大第二阅览室 北大红楼可以说的实在太多，干脆就此打住，强烈建议大家提前预约亲自拜访，反正也不要钱，反而要有些体力。 离开北大红楼，下一站就是不远处张自忠路上的段祺瑞执政府旧址了。 段祺瑞执政府大院原为雍正第五子弘昼的王府，清末拆除了府内建筑，盖起了陆军部和海军部的办公大楼。民国初期，这里常被作为北洋政府的行政中心。例如1912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期间的总统府和国务院，1919年北洋政府的总理府，1924年的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期间的执政府。 1937年，作为二十九路军军部及冀察政务委员会公署所在 ，这里见证过卢沟桥事变前后宋哲元、张自忠等人的左支右绌。平津失陷后，冈村宁次领导的日军华北驻屯军总司令部，以及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机关兴亚院均设在此。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也在这里大搞白色恐怖，几年前大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就以此为背景。1949年，这个大院被分配给刚刚进京的中国人民大学，直到今天。 隔着马路观看，仍然有着王府规制的大门前，就是1926年刘和珍等四十七人遇难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地。 段祺瑞执政府门外 口中熟练背诵着“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来至大门前。 三一八惨案发生地铭牌 这里毕竟还是人民大学的一部分，门禁森严。自然还是有办法进去的：打电话给大院里头一间叫做'arch'的咖啡馆，店家自会来人引导，缺点是非进去喝点东西不可。据说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跟保安说要去咖啡馆或者玩塔罗牌，然后排闼而入，不必真要去喝咖啡的。社牛尽可尝试。 这座建筑跟北大二院和女子师范大学几乎同时修建，风格也有类似之处，不过宏大壮丽和精美繁复之处都远超同侪，几乎有一种艺术品的感觉。 喝罢咖啡之后，围着这片见证过清末内乱、民国肇造，经历过军阀混战、日寇践踏的建筑群走了一圈，这片建筑后面的故事绝不比北大红楼更少，篇幅所限，也只好打住。 两个月内在北京城中的三次探索之旅，串起了从戊戌变法到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这数年间的晚清风云。又在戊戌变法的废墟上，看到了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破土而出，为黑夜带来一丝微光。即便如此，黑暗依旧浓重，国运依然低迷。漫步在段祺瑞执政府旧址中，三一八的枪声和日军的铁蹄仿佛还在回响，历史的时钟又在这里走到了四十年代末，中国命运的交叉点上。 按计划，所有考察工作就算是完成了。不过把这些考察地点按时间线捋了一遍，却发现颇有不妥之处。以1898年谭嗣同进京为起点固然突兀，以北平警备司令部的白色恐怖作为结尾，就更加说不通了。 于是一周后又展开了另一次短暂的寻访之旅，试图给这系列考察加上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开端和一个更有终结性的结尾。而开端和结尾的代表地点之间，相隔不过三里，也算符合本系列的一贯风格。 这两处地方之间虽然相隔甚近，却不在北京城里，而要跑到30km外的通州去了。 东五环外，有一处以北京最大的商场长楹天街而闻名的常营。顺便说一句，常营因明初时常遇春曾驻军于此而得名。这也解释了常营为什么是一个回族乡，因为常遇春本就是个穆斯林。 这回要去的地方是长楹天街以东两公里处的五里桥公园。这座公园所在之处，曾经有一个叫做五里桥的村子。 1949年1月初，随着天津的攻克，北平已成孤城。1月15日，解放军代表罗荣桓、聂荣臻等，与傅作义方代表邓宝珊、周北峰等在五里桥村的一座大院内开始了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三次谈判。21日，双方签订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解放军入城接防，北平解放。 五里桥村已经不存，一半成为了地铁车辆段，一半成为了公园。而就在公园的一角上，低调地树立着一座北平和平解放五里桥谈判纪念碑 这就是我为本系列考察找到的那个光明的结局，远远地看着这座纪念碑，想到的却是北大红楼里那份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的名单。这份名单中，有的人早早病逝，例如高君宇、缪伯英；有的在白色恐怖中牺牲，例如李大钊、张太雷、邓中夏，有的则先后叛变了革命，例如张国焘、刘仁静。在他们之中，除情况特殊的朱务善之外，竟没有一个人以共产党员的身份看到革命胜利的那天。 无论如何，天总算是亮了。 下一站还要去探访一个黑暗的开端。 八里桥，很显然，与五里桥之间相隔了三里。八里桥，大名永通桥，横跨于京杭运河通往北京城的支流通惠河上，是一座建于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的大型石桥，其扼守在通州通往北京的水陆两条大路，位置极为紧要。 1856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8月，英法联军入侵天津大沽口，逼近京师。9月18日，英法联军在张家湾大破清军，渡过北运河，驻扎在如今热门的环球影城附近。联军前锋和北京城之间，唯一可守之处，只剩下通惠河上的八里桥了。 9月21日，英法联军共6000余人开始向八里桥进军，而清军僧格林沁等各部三万余人以八里桥南岸三里处的黄瓜园村为支点，以优势的骑兵力量与联军部队进行野战。这场战斗的一方是以科尔沁蒙古骑兵为主的冷热兵器混合部队，另一方则是刚刚经历过拿破仑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的现代化军队，因此在世界战争史上也被看做是游牧民族的谢幕之战。 战斗的结果自然是一边倒，清军各部在英法联军的线膛炮轰击下毫无还手之力，战线最后被推进至八里桥边。据说僧格林沁亲自执旗立于桥梁正中，严令各部有进无退。于是一群群的清军通过八里桥向南冲锋，然后被一片片地打倒在通惠河南岸上。下面法国人这幅铜版画再现了这悲惨的场面。 法国人想象的八里桥之战 相比之下，英国人的画作更为写实一些。 英国人画下的八里桥之战 在战死近2000人，总伤亡近万人后，清军终于崩溃。英法联军仅仅付出了战死5人，负伤46人的轻微代价，一个上午就轻取八里桥，兵抵北京城下。八里桥之战是一场极其屈辱的战斗，看起来也可称英勇的清军，却打出了一个都不好意思细算的交换比。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火烧圆明园、《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还被俄国以调停的名义割走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中国彻底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之中。加之此时南方的太平天国虽在天京事变后走了下坡路，但也还在四处攻城略地。此时的清国，可谓风雨飘摇。 八十年代初有一部轰动一时的电影《火烧圆明园》，其中大致真实地再现了八里桥之战的场景。当年看电影时就扼腕不已，并从此记住了这个地名。定居北京之后也多次有考察一番的打算，怎奈俗事缠身，一直拖延了20年，这回才终于成行。 现实中的八里桥已经被高速公路、地铁和高架桥所包围，且正在维修之中。由照片中可见，八里桥的样子跟第二幅版画比较接近，有一个高耸的桥拱，这是为了方便漕船出入而设计的，时称“八里桥不落桅”。此时是站在通惠河北岸的八里桥东侧，而对岸的八里桥地铁站到桥头这一带，便是当年两军交锋的战线了。 由于八里桥已经不让通行，又实在懒得绕路到南岸去，就在桥西侧又找了个相对开阔的地方再观察一下。对面的河岸，大概就是第二幅画中英军士兵们朝对岸射击之处了。 之所以选中了八里桥之战来作为本系列考察时间线的起点，除去了却心愿之外，主要原因在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大家还抱有侥幸心理，感觉局面也还没那么糟，失误罢了。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才对国人的文化和心理造成了真正的冲击，痛定思痛后，洋务派终于走上前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因此可以说，八里桥之战虽然输得惨不忍睹，却在客观上成为了自强运动的起点。洋务运动之后，戊戌变法也就顺理成章。以此战作为起点，再以北平和谈为终点，整个时间线和逻辑线就完整自洽了。 如此一来，本系列考察的范围，起于1860年的八里桥之战，终于1949年的北平和平解放，正是九十年的沧桑。而其间多少的阴谋和背叛、耻辱和屠戮，几次玩笑般的考察只能管窥而已。就在这九十年烽火连天，朱殷万里的苦难岁月中，整整四代人筚路蓝缕，踬踣屡起，终于拨开浓重的夜雾，迎来熹微的晨光…… 肝胆昆仑的慷慨高歌，刀丛觅诗的悲愤低吟犹然在耳，恍然之间，一切已是尘埃落定，云淡风轻。此时徜徉于往日遗迹之间，抚今追昔，岂非幸甚，居安思危，能不惕然？ 从通州回家途中，无意间取道长安街西行，心中正酝酿着文章如何收尾，忽抬眼瞥见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碑，一时百感交集.......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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