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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因战乱纷争而不断受到破坏与挫折的交通事业，在艰难竭蹶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交通动力有新的开发，交通工具的制作技术有新的提高，特别是车的制作技术上有重大提高，更适于人的乘坐。六朝时期的交通设施整体发展缓慢，相当一部分破坏惨重，但某些时期、某些地域，也曾有人进行过整治，采取过一些有效措施，使交通环境有所改善，通商、通邮、旅行等都得以进行。 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动荡与战争破坏印象很深，对这个时期人们在生产、科技、文化、艺术领域中的巨大活力和优秀成果则认识不足，当然也就较少有人提及这个时期交通方面的革新因素了，但我们不能忽视它的历史进步。  记里鼓车 车船技术的革新 六朝时期在制车造船方面有明显的变化。《晋书·舆服志》说：照《周礼》介绍，只有王后才能坐安车，连周王也不能坐乘安车，而高车（或称立车）就只能倚乘（立乘）。汉代皇帝王有了可供坐乘的“舆”。车制的发展，反映出车的制作技术的提高。汉代安车常常用于征聘高龄有德的贤士，或赐予年老的臣下，但这毕竟是官用。到了南北朝时代，一般豪门地主也都用上了“安车”，车上有车厢，开窗棂，施布幔，可以屏蔽车内之人，尤其是妇女；但车中人可以四望，常有意外的发现与遭际。 比较《后汉书·舆服志》与《晋书·舆服志》可以发现，晋代帝出行的仪仗队中，增加了大批新形制的车辆，其中的司南车、记里鼓车尤其引人注目。据说：渡江之后，晋皇家的司南车的车制已经亡失，直到义熙五年（410 年） 刘裕攻下广固（南燕都城，今山东益都），得到一驾破损了的司南车，让人修好了使用。后来攻下关中，灭了后秦，获得了司南车与记里鼓车，皇帝车驾这才配齐了。 先秦古籍《鬼谷子》中，有“郑人取玉，必载司南，为其不惑也”的记述，说明我国人民早就懂得使用司南（指南）来定向了。东汉时期，科学家张衡曾造出了一辆指南车，后来曹魏巧匠马钩又造成了另一辆指南车。十六国时期，后赵、后秦的解飞 与令狐生二人也分别造成了各自的指南车——刘裕所得的指南车就是他们制造的。车子运到金陵，被作为皇帝出行仪仗的专用品。此车车厢高处，立着一个木偶人，手指南方，不论车子如何转折回环，小木偶始终指南。它利用的什么原理呢？大数学家祖冲之对它进行了考察，这才知道：它只具外形，内部并无机巧，更没有运用“司南指极”的原理，只是车厢中坐着人，车子行进，车厢中人进行操作。祖冲之见后很不以为然，就动手改制。他在车厢中装上铜质机件，运转灵活，无须人去操作，当时引起轰动。同时，还有人造成了指南舟。 记里鼓车，形制与司南车相近，车上有一大鼓，左右各立一木偶，车行一里，木偶人即击一棰。古人测量里程，一般有三种方法：以人行的步幅，以车行或船行的速度来测算，但结果往往不准确。用记里鼓车来测算，自然要精确得多。可惜的是，科学家与能工巧匠们的杰出制作，却被皇帝垄断了去，当做仪仗法物来使用，民间不得仿制，因而这类制作并未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 六朝之车，用于载重者越造越坚大，用于乘行者越造越轻巧。其坚大者如石季龙时所造之格兽车与猎车皆是。据说，石季龙的格兽车上，有三级行楼两层，即此就可以想见其庞大了。而最轻者则为追锋车。曹魏时，司马懿征辽东，回师之时，三天中接到五道诏书，叫他急回京城面君。司马懿知有急事，就乘追锋车昼夜兼行，四百余里一宿而至，接受了魏帝托孤遗诏，为司马家族势力的扩展捕捉到一个绝好的机会。 除了造车技术的革新，六朝造船技术也一定发展，突出表现在：用于江河湖海作战、运输或渔业生产的船只品类繁多，完全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适应海内外交通运输的需要。孙权时期，江南就已造出远航台湾、海南岛以至南洋的海船了。晋人灭吴，大船是由将军王浚监造的。《晋书》上说，王浚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容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可驰马往来。晋代孙恩、卢循领导农民起义，曾组织水军，连败晋朝大将。卢循水师“顺流而下，舟舰皆重楼，百里不绝”（《晋书。卢循传》）。前此尚未见过这般阵势。 东晋刘宋之际，数学家祖冲之在造成司南车之时，又运其巧思，造出了一种千里船，脚踏飞轮，击水前进，日行百余里，曾在金陵新亭江试航。他还仿诸葛亮造木牛流马，造成一种不因风力水力也不劳人力而“施机自运”的器械。祖冲之把机械传动的原理用于车船制作，在科技史上也是值得一书的，可惜他的发明未能普及。 
司南车 《客舍议》中的早期旅馆 两汉以来，旅馆食店越办越多，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服务行业，并被纳人了国家管理的范围。曹操有诗，称赞“逆旅整设，以通商贾”，对举办客店表示了赞赏。到了晋代以后，中原地区“八方翼翼，公私满路，近畿辐辏，客舍亦稠”（潘岳《客舍议》）。晋代交通沿线旅舍办得很多，而且符合需要：“冬有温庐，夏有凉荫；刍秣成行，器用取给。”《《晋书·潘岳传》然而，私人旅馆业的兴盛，却使晋政府感到头痛，认为“逆旅舍本逐末，奸淫亡命，多所依凑”，败乱法度，难以控制。另一方面，此行业确实又有利可图，于是晋政府想封闭所有私人旅店，由官家来办：“十里一官檎（官营客栈），使老小贫户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钱。”这“依客舍收钱”一语，便道破了天机——官家怕店主人“逐末废农”是幌子，想夺占这份肥水才是真意。然而晋政府终于没有办成此事，仍然支撑着那个被破坏了的传舍制度。国家明令：“使者不得宿肆上。”要求国家公务人员不住旅舍。对此，潘岳发表了他的“客舍议”，反驳了客舍不利于治安，官檎有益于管理的俗见，认为“诸窃盗皆起于迥绝，而止乎人众；十里萧条则奸究生心，连陌接馆则寇情震慑。且阿声有教，已发有追，不敢有罪，不追有我。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檎之所乏也。”他甚至责问道：如果认为店主不可靠，那么官家管理员“独复何人”？他们就注定不贪污、不藏盗、不行奸么？此论一出，后来就再也无人争议了。南北朝时佛教兴盛，寺院经济迅速膨胀，寺院成为贵族士大夫们乐于栖止之地，自有其雄厚的物质条件。南朝便出现了“江南多以寺僧停客”的情况。使节往来，王公贵族旅行，也都家居僧舍，不与商旅混住。然而寺院也并不就是安宁之地。《魏书·元遥传》载：冀州沙门名法庆者，自号“大乘”，曾发动武装骚乱，“杀一人封为一柱菩萨，杀十人封为十柱菩萨”。北朝寺院像这样藏奸匿恶的事，史不绝书；南朝寺院的荒淫骄奢，也所在皆是。寺院接待宾客，为知识分子与士大夫们的出行提供了一些方便。但风气一开，直到明清时都是如此，并不能减轻“行路难”的严重性。 一里一槐 北朝情况有些不同。北魏对传驿的使用要比两晋和南朝重视些。北魏建都平城时，道路修治比较粗糙：“粗修桥梁，通舆马便止。”建都洛阳后，便下令“标道里，平权衡”，要求“车书混一”了。在洛阳，北魏政府专门修缮了“四夷馆”，用来接待来自各方的国际友人，包括国家使节、商团和“归义臣民”，即侨民。在各州设有州馆。国家交通大道上，设有馆驿，承担文书传递任务，并为使节提供运输工具，接待过往官员，供应饮食和牛马草料。驿中使唤的差役，也由秦汉时的抽征民夫改为地方军卒，以便国家统一指挥调度。 对于道路的整治，北朝人有时也很重视。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时的洛阳城，就整修得十分整洁，城内街道平直，连城外大道也“皆树以松槐，亘以绿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这和王猛于苻坚时期的治理长安大道如出一辙。北周大将韦孝宽，任雍州刺史，他发现境内大道旁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小土堆，问别人有什么用，得知那是标示里程的，叫土堠。他认为土堠容易被雨水冲毁，就发令境内大道旁，每隔一里种一棵槐树，十里种三棵，百里种五棵，他说这才符合古人所说“列树以表道”的精神，而且可以使之永久。北周武帝见了，认为这很好，就在北周全境推广这种办法。 总之，六朝时期，在道路交通方面，尽管有种种艰难，仍有一些进步，许多措施对隋唐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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