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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晚期到1980年代早期，是中国乡村生活很特殊的一段时期。温饱、团结、安全、礼数、亲情、适度紧密且不失人情的干群关系，以及受到家长高度信赖的小学教师，这些出现在同一个村里。这是一种贫穷但是紧密的共同体生活，对于儿童和老年人来说是比较理想的；但对于当家过日子的人来说，他们必须忍受物资匮乏和人际关系摩擦。社会转型广泛地消除了贫困状态，也普遍地瓦解了这种共同体。我出生在1970年代的乡村，也算是亲身经历过从小共同体到大社会的转型过程。 01隐性的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有的时候非常明显，比如19世纪中晚期的坚船利炮、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80年代的人民公社解体、1990年代的企业改制或者21世纪加速的城镇化，等等。有些变化却是不知不觉地发生的，如同在平静水面之下的深处涌动的暗流，悄悄地改变了乃至翻转了我们的生活。 比如，信息技术逐渐成为社会的基本架构，人们沉浸在虚拟世界里的时间越来越长，人的时空观念的改变，乡村高度老龄化，年轻人结婚和生育的意愿下降，国民身心素质的变化，城镇中个体经营单位的占比迅速提升，单位内部人际关系和政府行为的制度化，家庭内部语言交流的进一步减少，人际关系的个体化，不乱扔垃圾的习惯的形成，等等。  有些变化的性质还难以判断，也有些变化对于国家来说明显是积极的，比如民族自信心的提升，年轻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明显加深，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社会安全感的大幅增强，等等。这样的转型没有明确的时间起点，起步的时候不明显，等到被人们注意到的时候，已经有相当的深度了。它们可以说是隐性的社会转型，不同于前面的显性的社会转型。 观察这些静水深流的变化是学者的重要责任。近些年的隐性转型出现了世界同步的趋势。这种同步的转型中有一个深刻的道理，可以这样概括：经济系统对于社会文化领域逐渐冷漠。 在涂尔干的时代，当时的理论家都相信，经济基础会主动地对上层建筑或者社会文化提出要求，即要求它们做出改变来配合自己的发展。涂尔干相信，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社会整合，系统领域的社会分工就进行不下去，所以分工会催生道德。现在，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趋势：经济基础不再对上层建筑或者社会文化提出积极的要求，而是提出消极的要求，即不是要求它们积极地配合自己，而是要求它们不要妨碍自己就可以了。所谓的“脱钩”就是系统对社会文化领域提出新要求的方式。 02全球化与国内社会系统的完整 这是因为，新技术为系统力量提供了可以替代制度变革的便利。在发达国家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使得经济系统可以对于社会整合保持高冷姿态：主要的企业成了跨国公司，它们的社会责任感发生了变化。整个国家从不平衡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获利。有些发达国家进口主要的工业品，并且引进人才，伴随着产品和人才被引进的，是其中蕴含的勤劳、守纪律和智慧等文化品质。如果文化品质可以进口，何必要给自己的教育和文化系统加压？ 全球化使得分工和分化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国内社会系统的完整性开始瓦解，如同市场经济在国内瓦解乡村社会一样。如果可以测量各国社会系统的完整性，就会看到很大的差异。国家内社会系统的不完整性首先出现在顶尖的国家中，它本身是全球化的发动机，必须首先将本国经济的部分功能转移出去，才能促动全球分工，并在分工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国际分工一开始只是经济上的分工，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产品背后内含的是人的文化品质，因此，社会系统的不完整性就会在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上同时体现出来。美国想要再次“伟大”，想要召回一些制造业，但是发现要找到适应这种制造业的劳动力很不容易，这不仅仅是劳动力结构的不完整，也是文化结构的不完整。美国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恢复自己的文化结构，它最想做的事情是继续巩固自己的全球霸权，继续维持自己的生活模式。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活法。一个能够在全球竞争中保持上进的后发国家，它应该具有怎样的社会特征呢？我想，它既要获得全球化的好处，也要尽可能地弱化全球化对本国社会系统的瓦解。或者说，它要成为一个尽可能完整的社会。这样的社会至少能够在关键领域保持基本的自给自足。 03国家的生存与人的活法之间存在契合 需要保持基本自给的不仅仅是农产品和关键工业品，更有合格的劳动力和高品质的人才。有些后发的发达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似乎就擅长培养自己需要的拥有各方面文化品质的人才，只是数量上有所不足。一个完整的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要有保障，如在质量方面，不仅要强调能力和素质，还要强调身心的健康。反过来说，一种身心健康的方案，或者某种道德理想，也只有当它能够带来很现实的且不可或缺的好处时，它才不至于太过空想。 我相信，关注人的身心健康会给国家带来不可或缺的好处，因为国家的前进必须自给自足一些最关键的能量。这样来谈人，并不是抱着一种冷冰冰的功利态度，把人当成社会整体的工具。在《江山与人民》这本书中，我想说明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国家的生存与人的活法之间存在契合性。身心的健康是人生幸福的基本条件，而这个基本条件不是个人或者家庭靠自己就能满足的，它需要整个社会一起来努力，既提升人民的身心素质，又保障国家的持续发展。这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既提升人民的身心素质，又保障国家的持续发展，这是在强调治理体系的社会建设能力。在《江山与人民》中，我讨论了治理体系的体系化结构、与特定的理想人格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根基、资源共享的倾向及其内容和方式、依赖人格化联系的运行机制。在这样的体系中，每个人都是作为实名制的人被联结在一起的，国家直面每个人的差异性。这样的治理体系的能力不限于维持秩序，它的理想也绝不限于长治久安。 塑造理想的人格始终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如果一定要用功能主义的眼光看问题——这当然太狭隘了，我们会说，传统中国对教化的重视是为了维持秩序，今天，我们还要从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理解理想人格的塑造问题。这提出了一个内圣与外王之间关系的新角度，是否合适，就让读者来判断吧。如果理想的人格应该是既独立又完整的，我感到，从人格的完整性起步才是更有希望的。这是我对这种东方文明的自信。 2022年3月
 内容介绍 华东理工大学熊万胜教授的《江山与人民：中国治理体系》一书，扼要阐明了中国三千年以来的治理史，并延伸到当代，以历史与现实回应当代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让人明白国家治理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 本书将传统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经验上升到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层面加以探讨，尝试用新的思路来说明什么是当代中国的“治理体系”——它的历史沿革与创新，它的优势与特色，它有怎样的普世意义和中国特色。力图说明党和政府如何直面人民之间的差异性，如何对每一个老百姓的所急之事、所难之事、所愁之事和所盼之事尽可能地有所回应，乃至有效解决。 这本书是作者十年来行走一线、博览群书、思考中国社会的结晶。书中以严谨的论证直达生活的本质，提出了诸多总结我国传统和当代治理经验的新概念，不乏对我们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众多“小事”的分析，读后让人豁然开朗。 作者简介
熊万胜，1972年生，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担任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奉贤区乡村治理研究会会长、浙江红船干部学院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社会学会理事。民政部第三届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专家，入选教育部全国教育扶贫和乡村振兴专家人才库。在国内外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在《社会学研究》等权威刊物上发表多篇，主要著作有：《体系：对我国粮食市场秩序的结构性解释》《农民合作的新前景》等。 本书目录 导论：如何想象中国社会 提出了一个被人们所普遍感知到的问题，也就是上下联结的困难。系统力量主动地介入生活世界，直面有差异的个人，会形成后文将要提到的体系化的联结模式，由此结成了治理体系。 一、上下如何“联结” 1.联结问题的提出 2.“框架性国家”中的联结模式 3.“群众利益无小事” 4.系统走进生活的姿态 二、如何想象中国社会 1.流行的社会想象 2.利维坦与巴别塔 3.具象的社会 4.“系统—生活”的视角 5.章节安排 第一章 系统与生活的关系 尝试说明中国的文化是如何拆除了人心的障碍，使得人可以内在地成为一个社会的人。与这种内在的社会化相伴生的，是强大的生活与弱小的社会。因此，核心的问题是理解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联结机制。 一、从常人出发 1.常人或凡夫 2.第一种常人 3.第二种常人 4.两种理性观 二、常人的生活、社会与系统 1.系统的强制性 2.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两种联结模式 3.强大的生活与弱小的社会 第二章 联结系统与生活的体系 试图探索人格化的社会整合机制的一般性。这种人格化的社会整合机制必须以体系的结构展开。实现人类社会整合的体系是有谱系的，包括信仰体系、资本体系和治理体系。 一、人类社会中的几种体系 1.体系的谱系 2.信仰体系 3.资本体系 4.治理体系 二、治理体系的一般特征 1.治理体系的国家制度特点 2.治理体系的社会规范特点 3.社会整合机制的人格性 三、什么样的国家会有治理体系 1.常规性国家 2.内需性经济和国家自主性 第三章 传统中国治理体系的经验 阐明传统中国治理体系的历史演进，发掘其中有意义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种治理史的研究，不同于制度史的研究，其中的要点是观察传统的国家如何处理国泰与民安之间的冲突。在三千年的长时段中，试图把握最重要的转折点，分别是秦—汉转型、唐—宋之变和明—清跃迁。 一、传统治理体系的追求 1.国泰民安的难度 2.治理史的分期 二、从郡县体制到郡县体系 1.大一统郡县制及其两种模式 2.秦—汉转型：郡县制的儒家化 3.唐—宋之变：郡县制的体系化 4.明—清跃迁：清代治理的特殊性 第四章 现代中国治理体系的形成与自觉 将治理史的研究推进到现代，研究现代中国是如何回应清代社会治理的动员困境的，也研究现代中国是如何在新的时代兼顾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的。 一、现代中国治理体系的形成 1.共产党的组织传统的形成 2.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 3.现代治理体系的出现 4.现代治理体系的发展和服务功能 5.三大治理传统的融合 二、变革中的自觉与自信 1.近年来的治理变革 2.不断增长的自信心 三、一个国家的“内在超越” 1.对政治合法性的新认识 2.“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标 3.“内在超越”的政治发展 第五章 现代治理体系中的人格化联系 研究治理体系中的人格化联系的诸多机制。在一般化、类型化和个人化三种联结方式中，中国社会中的类型化和个人化的联结方式更为发达。 一、因人而异 1.组织联系 2.分配机制 3.生活治理 4.感性互动 5.共同在场 6.个别处理 二、区别对待 1.调查研究 2.行政吸纳政治 3.具体化治理 第六章 现代治理体系中的共享式联结 研究治理体系中的共享式联结。通过人来联系人，不能总是空着手去联系，其中必须有资源的流动。社会的具象性是在具体资源和具体个人的联结中呈现的。 一、共享的传统 1.重视民生的传统 2.注重共同发展的理念 二、共享的内容 1.物质性成果 2.生活环境 3.公共物品 三、共享的机制 1.跨阶层的福利 2.区域性的福利 3.体制性的共享 4.族群间的共享 第七章 现代治理体系的文化基础 试图讨论治理体系的文化基础。治理体系还很不完善，需要从很多方面去改进，才能在这个人心渐远的时代保持“通人”的可能性，保持具象社会的温度。 一、人的问题是根本 1.“我”的危机 2.“大我”的危机 3.圣贤安在？ 二、科学与人生观 1.积极心理学 2.新时代的生活教化 三、治理性的团结 1.三种社会团结 2.治理性团结的组织形式 3.治理性团结的增量 结语：三千年来的命题 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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