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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路过小区一理发室，见室内没客人，只有理发师坐在那玩手机，便停下车来理发，因为省得等。
坐下来，摘下眼镜，围上围布，开始理发。边理边和理发师闲聊，有一搭没一搭的。理发师呢，边理边和我敷衍，边斜着眼看电视。先聊小区停车位奇缺，开个车进小区太受罪，绕个好几圈也停不下来。不知不觉又聊到了孩子，聊孩子肯定聊他的学习，这是全民关注的问题，其他的事那都不叫事。
理发师很谦虚，说自己儿子不咋的，中考只考上了九中。我和他说，其实九中很不错，除了南京的四大名校和南外，二十九中，十三中，就要数九中了， 尤其体育是特长，篮球方面特牛，能在全国排的上号。 说到这，理发师不看电视了，语音也抬高了：“妈的，我家这儿子不听话，选择学校社团课时，我让他报体育课，他偏偏选了个文学社团，文学有个屁用啊！太他妈不知好歹！”听到这，我竟不自觉地脸红起来，因为我也是个不知好歹的，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已过不惑了，这不知好歹的毛病不仅没改，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脸再红，话终究要接一下的，我故作不经意地回他：“其实搞文学不见得就没出路，你看那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不是热卖了几百万册吗？顾漫的《何以深萧默》，桐华的《步步惊心》，海晏的《琅琊榜》都被拍成了电视剧，那可都是名利双收呀。”理发师听了，呵呵笑了，笑得很不以为然，笑得很洞察人生：“能那样的，比他妈中彩票的几率还小，就好比演员，那么多，出名的能有几个？”这下，我真的理屈词穷，无法应答了。
这让我想起了上月在南大遇到的一件事来。那天，我在南大校园里溜达一圈，出来后，顺路进了旁边的一家小书店——品雨斋。书店对我的粘性素来最大，一不小心，便流连了一个多小时，淘了两本书，一本是《新月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是三联书店的《历代小品大观》。我拿着书到收银台那边付钱，见一中年男子正在我前面，抱着一摞书和营业员边聊边结账，看那样子和营业员较熟。买的书大约有十几本，其中我竟看到了一本宇文所安所著的《晚唐诗》，眼睛刷得调高了亮度。因为，这年头，能遇到知音，实在太难得了。我不禁注意起他来。
他的脸瘦得像刀削一般，头发长而蓬乱，黄黄的胡须。衣服虽称不上褴褛，但也算是老旧了，一双棕色皮鞋，鞋头都被踢得发白的。付完了钱，他便取出两张报纸小心翼翼地把书包起来，然后放到一个破皮包里，便急匆匆地提着走了。看着他高瘦蹒跚的背影，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孔乙己。营业员见我看得出神，便对我说：“这是个作家，以前在文化局工作，后来出来单干了，专门靠写东西生活，很了不起。”我听了，不知她说这番话是否发自内心，只是应和着，想着他那潦倒的样子，想着他刚才对书珍爱的样子，眼睛突然有点湿润起来。
曾常和弟弟聊文学，也常和弟弟说起如今文学的没落。在如今网络共享的时代里，再牛的人写出再牛的作品，又能怎样，多少个彻夜无眠，又能为你带来多少收获，能换来几块面包？就算是大家，诸如贾平凹，诸如莫言，假如没有作协养着，就凭他写文章，能养活自己吗？其实，古往今来，以文字留下盛名的，诸如司马迁，吴敬梓，曹雪芹，蒲松龄，哪一个不是混得很惨或者穷得可怜？因此，既然爱上了文学，那就一定要忍得了寂寞，受得了苦难，耐得了贫穷。在今天浮躁的社会里，更要有如此的心态。
海子，我最喜欢的一位伟大的诗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首诗几乎无人不晓，便是他的代表作。他如此才华横溢，却在25岁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以卧轨的方式。他生在了不适合他生存的时代。他很穷，到酒吧去喝酒去看书，他对老板说，我写一首诗，我来朗读，您能免费给我一杯酒喝吗？老板就像看着一个怪物一般看着他，说：“酒我可以免费给你喝，但请你不要在我的酒吧读你的诗。”在这个物质横流的时代里，很难再产生诸如林语堂、梁实秋、汪曾祺的文学大师，纯文人已很难生存，因为，精神信仰早被人们不知不觉中扫进了垃圾堆，进而被中转站粉碎，冲进污浊的下水道。走在文学边缘的人，要做的，便是默默地努力，默默地追慕着那些先贤大师们，默默坚守着文字，默默地抒写着自己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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