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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创作中透露出消极的情绪,也成就了我国书法历史上的不同篇章

 渐渐见见 2022-11-04 发布于四川

前言

在明清朝代更迭之际,很多文人墨客的心灵受到了一定的创伤,他们内心仍然怀着反清复明的政治思想,但是只能将这样的情感寄托于书画创作。这些人在作品之中体现出了颜真卿的风格,对于赵孟的书风予以否认,并通过金石学研究等方式来抒发自己对于前朝的思念之情。虽然在书画创作中不免透露出消极的情绪,但是这些方式成了抚慰心灵创伤的绝佳方式,也成就了中国书法历史上的不同篇章。

一、傅山家族有着学习颜真卿书法的传统

经过历史学家的考证,傅山学习颜真卿书法正是从清军入关后开始的,从傅山的书法作品中就能够发现,傅山能够驾驭多种颜真卿创作风格。在行书的作品上也能够看出,傅山在笔法和风格等方面与颜真卿晚年的作品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傅山对于颜真卿书法作品的学习持续了很久,到康熙年间,已处晚年的傅山在自己《临诸体帖》的卷后笔记中提及,自己对于颜真卿的书法作品仍然怀有一种深沉的感觉。傅山曾经多次提及对书法中支离感的理解,他认为在颜真卿所书的《摩崖碑》和《家庙》中,自己才略微知晓这种支离感的来源。《摩崖碑》在唐朝之后历经几百年的历史冲刷,在常年的雨水侵蚀之下,古碑的表面产生了一些裂纹和残破感,显现出一种磅礴大气的感觉,这种感觉更能够勾起人们对于历史的怀念之情。

傅山在自己书法作品中曾经尝试表现出这种支离感,是傅山书法作品中所独有的创作风格。在傅山的作品《啬庐妙翰》中这种支离感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虽然章法有些杂乱,但是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格。其他遗民艺术家也提及了类似的支离感,如明朝石涛也曾经提及了支离一词:“古花如见古遗民,谁遣花枝照古人。阅历六朝惟隐逸,支离残腊倍精神。”石涛这里引用支离一词,其实是想传达出遗迹的残破之感,能够表现出自己对前朝的思念之情。此外,石涛将梅花比喻成一种高洁的情操,体现出了个人的政治态度,可以说石涛也是遗民艺术家的代表之一。遗民情怀对于书法创作有着多种不同的影响,在书法上主要体现为对柔美之风的反对。傅山的书法观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在晚年的作品更能够表现出这种思想,晚年的草书大多表现出了狂风暴雨之感。与傅山相比,明朝皇室后裔朱耷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创作风格,同样也是遗民艺术家的代表之一。

朱耷在明朝灭亡之后改姓换名,曾于清军入关之后出家为僧人,随后在康熙年间还俗。明朝灭亡之时,朱耷表现出了消极情感,情感受到了一定的创伤。文献中曾经记载,朱耷时常仰天大笑,又突然跪地痛哭,情感上较为崩溃。由于无处发泄自己的情感,书画成了朱耷发泄内心情感的渠道,他借书画作品表现出了对于前朝的怀念之情和对清朝的忤逆之情。在朱耷的作品之中,鱼和鸟都是以较为夸张的形态表现出来,这些动物通常表现出冷冰冰的态度,像是在诉说着自身的不满之情。

在书法方面,朱耷的创作风格相较于前朝而言有着很多创新之处,创立了独特的“八大体”。朱耷将篆书的笔法融入了行书和草书之中,笔墨一改浓重之风,采取更加圆转和干净的线条,文字的造型也比较奇特。同时,朱耷在书法作品布局方面,采取长短和大小结合的布局方式,表现出挪移和变化感。朱耷的八大体表现出了简洁和干净的感觉,却没有表现出很强的反抗情感。在明清朝代更迭之际,很多遗民艺术家都专注于书法创作,出现了很多不同的书法作品风格,在傅山和朱耷之外,有着宋曹的桀骜不驯、龚贤的诡异玄奇等。虽然大部分的遗民书法家在早期都接受过系统性的书法训练,但是在练习的过程中普遍抛弃了书法传统,改为更洒脱的创作风格,体现出了遗民艺术家内心的心理变化和情感宣泄,在书法创作的过程中带给了他们心灵的慰藉。

二、遗民书法家的政治隐喻

民艺术家需要表达自己对于前朝的怀念与忠心,同时表达自己对清朝政府的不满与抵触,因此他们在书法作品中避免采用皇帝年号作为落款,大部分采用干支纪年法进行署名。朱耷在个人作品中甚至放弃了地支,只采用天干署名,正所谓有天无地。傅山在自己的作品之中省去了时间,只留下了署名。一般而言,古代书画作品之中年号有着独特的政治意义,为了能够表现出自己的忠心,作者都会在书画作品中签下年号。但是在明清朝代更迭之际,很多遗民艺术家都借助年号表达出自身的政治诉求,因此年号中表现出较为浓厚的政治意味。遗民借助年号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这种现象在以往朝代中也出现过。根据《宋书》的有关记载,东晋年间晋安帝被大臣刘裕所杀,刘裕建国为宋。陶潜对于晋朝王室忠心耿耿,因此陶潜在个人作品的落款上仍然采用东晋的年号,以表达自己对于前朝的中心。

由于这段历史被记载到《宋书》之上,因此后来很多遗民艺术家都纷纷效仿。在明清朝代更迭之际,很多遗民艺术家不服从清朝的统治,因此采取这种方法来反对清朝的统治,在作品中摒弃了用年号署名的习惯。根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很多文人和艺术家都因为年号一事受到牵连。元朝虽然持续时间较为短暂,但是元朝存在着较为尖锐的民族矛盾,汉族人在元朝的地位较低。在元朝末年,由于社会动荡和灾祸不断,很多文人墨客都失去了对元朝政府的信任,普遍依靠琴棋书画等方式来自娱自乐,但是这些人仍然秉持着忠孝两全的儒家道德观,在明朝建立之时仍然以元朝人身份自居。因此,在明朝建立之际,很多文人墨客放弃了采用明朝皇帝年号落款的传统,选择使用干支纪年法。

三、怀旧之风与篆隶兴起

在清朝初期所诞生的金石考据之学,带来了篆书和隶书的兴起,这和当时遗民艺术家有着一定的关联性。在明清朝代更迭之际,很多遗民艺术家有着较为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普遍忽略了明朝政治已经腐败的事实,将明朝政治失败的原因推给了阳明心学。清朝初期,顾炎武等人普遍认为,阳明心学中所带来的玄学思想,代替了明朝的真才实学,带给明朝社会很多不稳定的因素。由于明朝阳明心学所带来的前车之鉴,很多遗民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开始提倡务实精神,企图通过学术的研究来改变当时的社会走向和人心。在清朝康熙年间,清朝政府的关注重点逐渐从军事领域转移开来,开始提高对社会思想文化的重视,提出了当时最有震慑力的文字狱。清朝的很多文人墨客因为莫须有的罪名,从而受到了牢狱之灾。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很多文人墨客都希望远离政治生活,将重点放在了艺术和学术研究之上,金石考据之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顾炎武、傅山和朱耷等都是明朝的遗民,进行过反清复明的相关斗争。诸如曹溶等人,则是在反清复明无望之后,选择在清朝政府出仕的。这些人选择从事金石学研究,试图通过务实的精神来改正当时社会所普遍存在的空谈之风,同时艺术和文学界表现出了明显的怀旧情绪,通过对很多古老的石碑进行研究,这些人将自己对前朝的思念之情抒发了出来。

傅山甚至在夜晚做梦,都可以梦到古代的石碑,表现出个人对于前朝的忠心和怀念。后人通过历史文献的整理,对这种明朝遗民的思想情感进行了解释和说明,有人提道金石学并不是简单的对古代碑刻进行研究,由于古代碑刻中有着较为丰富的史料记载,因此这些研究者都是以古代碑刻作为情感寄托,这些碑刻触发了学者们对于前朝的思念之情。有些明朝遗民还会借着前朝所留下的残垣断壁来表达对明朝的思念和惋惜之情,顾炎武等学者就曾经拜访明朝的皇室陵墓,借以抒发自身的情感。

结语

对于身处清朝的遗民艺术家而言,前往前朝的陵墓进行祭奠,是怀念前朝的活动中最具有标志性的,能够通过参观和凭吊遗存的残垣断壁来抒发自己深沉的情感。遗民艺术家和文学家所具有的这种情感,是金石学在清朝兴起的首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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