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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理寓物内 的第 85 篇文章
弗雷德里克·马特森主编的《陶器与人》，1965年。 编者按 陶器和陶片是考古发现中最不易消失的文化遗存，而且在一万多年前出现后，与人类文化的发展密切相伴。因此，陶器研究自考古学诞生以来始终占有一席非常重要的地位。1960年代之前，陶器研究在建立相对年代学、区域文化关系和分辨族群身份上发挥着主导作用，成为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在我国，陶器研究长期来也承袭了这种方法，用来建立相对年代和进行考古学文化研究。然而，自1960年以来国际考古学界的陶器研究已经走出断代和判断文化关系的窠臼，开始探索更为广泛的领域。 本文刊载于1965年出版、由马德森主编的《陶器与人》这本论文集中，受斯图尔特“文化生态学”理论的影响，作者提出了陶器生态学的概念，试图将陶工使用的原料和技术、陶器在文化中所发挥的功能与其生态环境联系起来研究。陶器生态学认为，陶器是三个主要因素（自然、生物和文化）之间动态平衡的产物，这种平衡状态很容易因某一主要因素的变动而发生变化。因此，陶器的变化可以从这几个主要因素的动态关系来了解。 作者根据近东生态学的特点、缺水环境中人们对水利用的方式、还有陶工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分析了陶器在该地区生产和使用的特点。最后指出，长期以来陶片被用作地层学和年代学研究的材料，而其作为人类生产和使用的方面信息则被漠视。他呼吁，应该将年代、技术、审美和生态方面的多种关注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了解这类物质遗存。 —————————— 除非陶器研究能使我们对这类器物生产和使用的文化背景有更好的了解，否则它们只是价值有限的枯燥材料。在这次“陶器与人”的研讨会上，讨论了几种更有效地利用陶器材料的方法，以期能对推动用考古学方法重建古代文化有所助益。其一是，将人类的陶器制品放到它们的生态背景中，或如某些人所言，在它们的生态系统中，将人类活动的陶器记录从人类文化及其环境互动的影响来详察，也许对这一讨论会有贡献。就本文目的而言，抱歉将不讨论许多硅酸盐制品，如砖、玻璃、釉料、珐琅、釉陶，石器皿，瓷器，灰泥和水泥。环境为近东，讨论的文化期是人们制作和使用陶器的公元前3000—6000年。 生态学研究在人类学和相关学术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见到有人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甚至还有科研生态学。约20年前，伴随着该时期对亨廷顿地理决定论的激烈否定，克罗伯的先驱之作《北美土著的文化和自然区》，将人类学的关注引向环境的重要性。在温纳－格伦基金会于1952年举办的首届人类学国际研讨会上，马斯顿·贝茨提交了一篇 “人类生态学”的论文，其中他提议：“把生态学看作一种普遍观点而非一个特定课题更为有用。生态学的观点——有机体籍此被看作在其环境背景中作用的一个整体——可以从生物学延用到社会科学当中，因此将一个领域的这些概念与其他领域概念联系起来会特别有用。建立这种关联并不容易，大部分这类转化概念的尝试很可能会误入歧途。”1955年，朱利安·斯图尔特成功地讨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与方法”。在1960年美国科学促进会会议的H分会上，保罗·贝格作为组织者和主席，专题讨论了生态学和人类学。这次研讨会上提交的五篇文章，刊登在1962年的《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科尔斯在他最近简短而精彩的调查报告中总结道：“采用多学科方法的环境研究，才是处理考古材料唯一正当的途径。” 陶器生态学可以被视为文化生态学的一个方面，它设法将当地陶工所掌握的原料与技术，与他所造产品的文化功能联系起来。虽然这种暂且把陶器拟人化的做法可能会令某些人感到惊讶，但是一种生命的生态学窍门能帮助我们增进对一些古代文化的了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特意遵循斯图尔特所构想的对文化生态学目标和方法的描述。而是考虑将他带有启发性的讨论视为陶器研究的出发点。以下一段摘录，引自他在1955年的著作，以体现他的研究方法：“文化生态学试图解释代表不同地区的特定文化特征和形态的起源。…但是，文化生态学的概念不怎么关注技术的起源和传播，而是关注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技术在各自环境里的不同功用，以及引发的不同社会安排。” 环 境 近东环境可以从影响那里工作的陶工这些因素来描述。尽管环境差异很大，但是近东可以说是一片山脉、平原和沙漠，冬季湿冷夏季干热的地区。在山麓和山区较高海拔和平原上靠近河岸的区域，人和牧群在一年大部分时间都能获得植物和水。运河和灌溉系统的发展，使得夏季更多人生活在低地成为可能。依据农学家杰克·哈伦的说法，小麦是一种能够在近东有效发展的谷类作物，因为它适应于冬天的生长季节和冬季的湿度。在夏季降雨的地区，就不见小麦。合适的作物小麦与灌溉的可控供水相结合，使得近东约在8000年前或更早有可能发展出较大的社群。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基于放牧绵羊和山羊的游牧生活仍然在这一地区继续，这两种生活方式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都注重食物生产。布雷德伍德和里德广泛讨论了近东伴随着农业和定居生活出现所产生的令人瞩目的文化发展。 迄今为止，在诸如耶利哥、扎尔莫、哈吉拉尔和恰塔霍裕克这些最早聚落中都发现了陶器。这些沉积的最底层不见陶器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的发展较晚。虽然有可能目前发掘的少量遗址中尚未使用陶器，但是类似的村庄中确实使用了陶器。正如柴尔德所言，诸如陶器这类手工艺的起源是难以辨认的。目前，对于陶器起源的持续讨论毫无意义。但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陶器确实出现在古代近东定居生活历史的早期。从生态学角度来看，其研究能够通过考虑生活在这一区域人们一旦开始发展粮食生产时所产生的需求来入手。从这些早期文化的物质方面而言，用皮革、木料、石头、篮筐、葫芦或黏土制成的容器，是农业或畜牧业相关活动所需要的，但最重要的是为了盛放水、其他液体及食物。 水 今天，人们会对近东大部分地区居民在未来几小时或几天内供水的重要性印象深刻。当供水受到威胁时，很快就会出现某些紧张状态。在这种炎热气候中，不仅人，而且牲畜和耕地都要用水。因此，很需要便于取水、储水和盛水的器物。今天，人们见有从水井、泉水、河流，水渠，坎儿井或水龙头上取水的陶罐。陶罐的尺寸部分取决于运输的方式。妇女头顶的容器会使陶工对形状和大小有某种限制。家用（或现在茶馆里）的水缸往往尺寸比较大，形状也不同。个人喝水的器皿形状和大小都不同。 每种容器的数量往往会因不同原因而有区别，列举几种： 1. 家庭的规模及运水的人数。 2. 团体客房或私宅的需求，供水的距离，家庭的经济地位。 3. 更替因素。有些容器能“保鲜”，可以使用很长时间；而有些容器因多孔器壁易受盐、水藻和细菌滋生影响而变质。在贝鲁特，放在窗台上用于提供凉水的个人水壶，一年要换六次。 4. 社会因素。风格变化；诸如从外村来的新娘给群体添加了不同的传统。外乡来的访客。 这个列表明显可以增添。也许它可以被考古学家用来分析他采集的出土陶器和陶片。 虽然很难指认个别陶器的特定功能，但是从敞口和敛口容器出现的不同频率往往能做些推测。在报道出土陶器时，有可能根据其用途进行归组。最早出现在欧贝德时期的带流容器，很容易分类。也必须考虑容器的大小。在研究伊朗西部克尔曼沙赫附近萨拉卜土丘出土的陶器时，我对于这种情况印象深刻，即在这个与扎尔莫相当的早期遗址中，有三种主要尺寸的容器。这三组所有的细微变异，绝对暗示着用途的不同。缺少妇女头顶运水的大罐，暗示水是可能用其他方式运送的，或许像今天库尔德斯坦和阿富汗所做的那样用皮袋运水。但是，在下结论之前，我们必须考虑陶器的探方发掘范围，以及从发现的简单建筑以及所推断的聚落形态特点。器底的类别——平底、圆底或尖底，还是有把柄的类型或阙如，也是有助于依据用途进行分类的因素。单凭时空变异和当今的实践知识，就能对近东每一种器物做广泛的讨论。 这种对水罐和相关容器的一般性讨论，应当包括对出土陶片和整器的详细观察的评论，因为它们或许能够提供使用的线索。三个主要讨论的方面是磨耗、器表处理和烧造程度。 磨 损：在对所有出土陶片的田野观察中，常常会忽视磨损的证据，但它可能很有价值，特别用低倍放大镜来更仔细观察那些颇有意思的陶片。器底的内外表、把柄和肩部这些可能捆绑绳索的区域，当然还有口沿，应该设法搜寻擦痕和划痕。应该留意高身陶罐底部角落的积淀物。 表面处理：会有各种不同技术来减少器表的孔隙，使用者十分在意这种孔隙度。容器孔隙太多便无法盛水很久，然而在炎热气候里，陶器还是需要一些孔隙度，使得外表水分缓慢的蒸发能使水清凉。在某些情况下，陶工会选择质地细腻的陶土来制作致密的容器，尽管在干燥过程中会有开裂的危险。虽然表面磨光有助于减少水份从烧结后的器壁渗出，但从陶工来看这并非主要原因。第三种方法是将陶器一面或两面浸泡在有机物质中来充填孔隙，世界各地的制陶有许多不同办法来做到这一点。如有时间，好好地从生态学角度分析在不同的环境里不同文化用烟熏、树脂、油脂及他有机材料来处理陶器也许很有意思。很可能在各案例应用的背后，目的各不相同。由于这种处理方式很普遍，所以我们应该从陶片中寻找证据，尽管在某些埋藏条件下和与某些种类粘土结合后一些有机物会消失。碎陶片新鲜断面的颜色会提供极好的残留证据。最早的灰黑陶在近东出现在萨克耶·格泽（Sakje Geuze）和梅尔辛，土耳其的阿穆格遗址，并偶见于尼尼微和哈苏纳。在乌鲁克时期，已刻意生产灰陶。在第三千年的上半叶，漂亮的希尔贝特·凯拉克（Khirbet Kerak）陶器发现在土耳其南部到巴勒斯坦地区，约一千年后希腊青铜器时代中期广布的敏延（Minyan）陶器有意变得灰黑。 在考古学背景中，除了酒罐，将陶罐内壁刻意变黑并不常见。建议寻找这样的陶片，因为将容器的内壁施碳可能是保持陶罐味道的一种方法，很可能是因为碳的强大吸附性能。1842年莱恩在文章中描述的当时埃及对水瓶的加工就有这种技术：“内壁常常用某种树脂木的烟熏黑，然后熏以香木和乳香；后者最后使用。在这些操作过程中，用一只小陶盏盛放点燃香木和乳香的木炭，水瓶倒覆在其之上。水瓶的颈部绑一块布条，距离口沿有大概一英寸，用来防止黑烟熏到瓶的外壁。许多人也在瓶子里放一点橘花水。瓶塞的材质有铜、锡、木、棕榈叶。瓶子通常都放置在一个镀锡的铜托盘里，以便收集壶里的渗水。在冷天，许多屋子里都用瓷瓶而非上述的陶瓶，因为那会使水更冷。” 当考古学家在描述陶器时，器物上是否有泥釉常令他们困惑。也许这种分辨不甚重要，除非这些泥釉与用途或在某种程度上能证明技术的进展有关。近东迄今所知最早陶器的表面通常施有红土泥釉。这经常与羼麦秆的器皿有关，有时与器表磨光相关。器表会受烟炱或不同程度氧化而褪色。有时红釉会几乎会完全消失，要仔细观察才能发现它的残迹。这在扎尔莫尤其如此，而新大陆也有所见，有时会用“难以察觉的红”一词来形容。泥釉的消失可归因于陶器本身的易碎性、埋藏环境、泥釉附在磨光或未磨光器表上的牢度、陶胎及泥釉的物理与矿物特点，当然，还与陶工在施釉时、人们在清洗出土陶片时的力度和随意性有关。 通常与羼谷糠陶器相伴的红泥釉，见于近东早期文化中的一类典型器物上。而其他容器一般来说制作和烧制得更好，而且有时候还施予刻戳或饰纹。虽然这种一般性描述，对于出自任何一处遗址的陶器而言并不完全如此，但是相对简单和制作较好陶器之间的反差一目了然。用途差异有时可以从器物形状和大小来探查。很有可能证明在此存在多种陶器文化传统。我推测红釉陶（当然不单是它），在所有或多数家庭中是妇女的工作，提供家用基本的容器需求而无需破费。然而，制作较好的器皿代表了一种专业的手工艺传统。这可以用当今的情况来加以说明。 在近东，用作泥釉的红色粘土作为一种风化物广泛分布在石灰岩山坡地带。这些山坡上的深棕色土壤与河谷里的棕黄色土壤反差明显，许多这类泥土要比河谷里的泥土更粘。虽然棕色土壤的形成过程并非这里要讨论的内容，但需提及的是它们对陶工的可获性。当今这些山坡用作小块农田、较高海拔的夏季营地和放牧区。因此，村里的妇女常有机会路过这些地区。于是，发现棕色土壤会被烧成鲜艳的红色可能来自营火。很有可能“红色”并非主因，而是这种粘土在偶然烧烤变红过程中的粘附质地，也许决定了它不仅被用于制陶，而且还被用于敷设墙面、屋顶和地板。 今天，许多简单小村落里的生活与农耕周期密切相关。在完成收获和打谷之后，这些农田活动需动用村里所有的男女劳力，人们开始准备过冬。村里会挖一个土坑，加入水和谷糠，泥砖被晒干后用于修整房屋或建造新房子。屋顶和墙壁的裂缝用混有麦秆的泥浆涂补。储藏柜、露台以及火塘的挡风墙都在房屋的院子里翻修重建。而妇女一直在准备羼入麦秆的牛粪饼作为冬天的燃料。在家中，类似牛粪麦秆粘土这种混合物很有可能也被用来制作陶器。虽然这种想法会在各地较广泛地产生，但是红泥釉器皿很可能代表了农耕周期活动的一部分。我们也不应忽视这样的可能，即红色粘土也能用来装饰身体和衣服，所以它应当是从山坡采办并储存于家中的一种常用物品。今天在阿拉伯和伊朗地区，棕红色染料被广泛用于手、脚和头发。在印度，节庆期间会将颜料撒向人群，美洲印地安人和澳洲土著的人体彩绘更是广为人知。是否我们也可提及史前期以来红色颜料在葬俗和祭祀仪式中的重要性，并思忖能否将什么特殊涵意赋予这类红泥釉的器皿？这一直是个假设但无法证实的说法，但不无可能。 烧造温度 一旦有了简易的窑炉，就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陶器烧制的温度和长度。（在陶器研究中，时间和温度是彼此相关的变量）孔隙度可以通过较强化的焙烧而减少。我在黎巴嫩南部拉切亚哈尔法哈（Rachaiyah al Fakhar）的一处陶工作坊里见到这点。那里，陶工正在制作高1.5英尺的装饰陶罐。这些陶罐烧制后从窑炉各处取出，其装饰引人注目，并被作为水罐出售。但是有些陶器被刻意放置在窑炉中最热的位置。虽然这些陶器因高温而褪色，但是因烧得很透，孔隙度很低，是存放橄榄油的理想容器。 美索不达米亚大约到欧贝德时期，常见有高温烧制和烧过头的陶器，并且实际上是大部分现存欧贝德陶器的特点。如发掘下一个欧贝德遗址，保留所有的陶器，以便将陶片的烧制温度与外观相比对，那将很有意思。当人们参观遍地陶片的发掘遗址时，一定会对从表面就能认出的低温陶片的数量印象深刻，并会怀疑是否有少量高温陶片已被取走。在随后的乌鲁克文化期，高温陶很少，至少对所谓的乌鲁克陶器而言，而且在王朝时期后期，它在陶片中不到百分之五，常常只有百分之一。一只窑炉内燃烧温度可能上下很大，因此陶器烧制温度的研究也许更多反映了烧制技术与燃料供应，而非为特定产品安排的刻意烧制温度。例如，灯具和塑像在烧制温度上与陶器有别。但是，近东在前欧贝德文化中，许多文化还没有用陶窑，氧化器壁所夹黑芯的程度便成了观察的重点。低温陶是如何充分氧化的非常重要。 食 物 虽然食物生产与烧制陶器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对这些陶器用来盛放什么东西却很不清楚。装水的容器已被论及。肯定会有相似的容器来储存谷物以防鼠类和防潮，哈苏纳和马塔尔茹出土的低肩、竖领小口的大型容器被认为是谷物储藏罐。在扎尔莫，大型储藏罐器底碎片主要见于陶器文化层的下部。看来很可能代表了这样的层位，即储藏罐被埋在房屋的地板之下。除了球状容器，敞口碗在早期遗址中最为常见。尽管其中有些可能被当作饮水的杯子，但是多数很可能用来盛放用野生及栽培植物种子熬煮的粥。烘烤的谷物是早期的一种主食。关于这类食物的有趣讨论可见布雷德伍德等人1953年写的题为“难道人类单靠啤酒为生?”一文的说明。 假如我们根据当今的实践判断，肉类作为一种食物在早期社群中非常罕见。生病或死掉的家畜才被食用，杀掉一头动物可能用来宴请贵宾，或为一项新的重要活动奠基，有可能的话由猎人提供野味。多数肉食是烧烤的。动物学家从出土的骨骼材料中鉴定出绵羊、山羊、和其他动物碎裂的长骨，而早期彩陶上的图案，特别在伊朗的陶器上，证明了对绵羊和山羊的青睐。用来炖肉和其他食物的陶器迄今尚未从外壁底部的残渍或容器内的动物骨骼得到判定。如能像卡顿-汤普森女士那样，在法尤姆新石器时期聚落的一个炊煮罐中找发现一枚河马獠牙就很棒。很有可能的是，在小型社群中鲜见有炊煮罐，而它们毫不起眼的碎片也许在陶片整理中被遗漏。直到乌鲁克时期也许才出现了被称为炊煮罐的容器。 在较晚的时期，当饮食规则从礼仪上得到确立，就需要分盘来专门盛放肉类或乳制品。如果能从考古背景中辨认出家户器皿中的这类仿品将很有意思。这种传统的部分孑遗也许留存于今天埃塞俄比亚的盖拉游牧民族中。根据亨廷福德的研究，盖拉人不在陶器中放牛奶，而是将其放在用植物纤维紧密编织而成的篮子里。这种风俗也许与牛的礼仪性地位、陶工卑微的地位以及鄙视手工艺有关。 面包和枣及绿叶菜一起，一直是阿拉伯国家及其邻邦的基本食物。很可能，在相同的气候和环境里，他们的祖先也利用相同的食物。烘烤面包用的陶器证据是烤箱和其他器物的粗糙碎片。在早期村落中还发现有一些陶器，它们也许用于制作面包。 在今天的小村落里，仍有比较少的食用陶器。主要器类包括煮饭和肉类用的铜锅、盛装酸奶的容器，还有茶杯和茶壶。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发掘大型乡镇及城址时，出土的陶器要比村落多得多。人口密度、庙宇中对奉食器皿的需求，以及陶器比皮革更加方便等等，是陶器数量很多的原因。也必须认识到成本、地位以及消费等社会经济因素。但是，环境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大型乡镇和后来的城市位于冲积平原上，那里有丰富可获的细腻沉积粘土，作为燃料的沙漠草获取也很方便。但眼下讨论的是有关手制陶器，其中一些可用轮子成型。随着乌鲁克时期陶轮的出现，使得快速制陶成为可能，然而某些村落仍然生产手制陶器，并一直延续至今。 燃 料 陶工与其生物学环境的关系主要是他烧制陶器所需的燃料。（陶器很可能是由妇女制造的，但这里用男性的代名词）干草和沙漠杂草如骆驼刺很容易成捆采集，由采集者背到窑区。打谷场的秸秆也可以备用。秸秆的需求量很大，它燃烧迅速，温度高，灰烬少。在尚未使用炉窑的村落，特别在前炉窑时代，简单的营火被用来烧制陶器。也许使用草或木柴。但是木柴一直都不充裕，尽管晚近时期大规模毁林在当时还不严重。除了树枝，很难将木头劈成小段。只有从古代火塘炭碎屑分析显示经常使用木柴，最好不要把它看作一种可能的燃料供应。在烧制大量陶器的灌溉平原上，木柴肯定十分稀少。 在放养绵羊、山羊、牛群或水牛的地方，其粪便是一种可获和有用的原料。虽然在今天的库尔德斯坦，粪饼放在火塘来烧制陶器，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认定过去陶工也用这样的燃料。然而，在位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东北部的一个哈拉夫时期的博纳希尔克遗址，我在一处火塘中发现有饼状灰烬，很像今天粪饼燃烧后的样子。只要有足够数量的动物产生所需的这类原料，这类燃料很可能就会被利用。 陶 土 从近东制造的大量陶器判断，陶工可获的原料-或许说陶工可以从文化上获得的原料-是充裕的。山区村民在其耕地里就有粘土，正好也在他们的生活区内。村中用于做砖的粘土坑往往离打谷场不远，至今仍在用。村民们用这些材料做砖、修缮墙壁和屋顶、重新敷设地面、及搭建院子里的各种建筑物（上已提及），所以当他们作为陶工制作陶器时，很清楚手头什么可用。后来，才可能有更高要求的陶土选择。一些古代村落出土的粗糙陶器中见有砂质粘土，这种粘土在河边就有。在冲积平原上很容易获得质地细腻的粘土，那里砂石很少。陶工们的主要问题，如果他们认识到这点的话，是要选用那些含盐碱不高的原料，因为地表常见有盐碱结晶。在灌溉区，每年都要把水渠里的淤泥铲倒在岸上，这能提供优质的原料。在伊拉克南部的沼泽区，如果制陶的话，有大量芦苇秸秆粉碎后可用来羼和很黏的陶土。 今天在黎巴嫩和土耳其南部，对陶土要进行淘洗，但这很可能是源于地中海的技术，同时也被雅典的陶工所用。利用山坡上的粘土，有时候两类不同的粘土放一个淘洗池内混合。前陶轮时代的陶工对一种细腻和匀质陶土的需要并不在意。在美索不达米亚，河流洪水可以产生这样的粘土。 被雨水和洪水毁坏的废弃墙壁和房屋粘土可再利用，必须承认，我们忽视了它们也是一种原料的来源。今天，旧的土墩常常被附近的村民挖开，很方便得到制砖用的粘土。我在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就见到过这样的情况。 在炎热天气里让成型的陶器干燥是陶工必须解决的问题。今天，黎巴嫩的一位陶工在天亮之前用陶轮制作他的陶罐。然后，这些陶罐被放在室外，黎明时分它们会随早晨的日出而升温。整个上午，一个助手会不停翻动它们，以免陶罐的某一面干得太快。在大多情况下，干裂在今天的近东看来不是主要问题。库尔德斯坦的一些村妇，将她们已干的陶罐放到炊火旁边，以便进一步烘干这些陶罐。这一步骤，使得陶器在烧制之前有一个熏黑的外表。 考古学家从所采用陶土的质地和类型来观察近东陶片后指出，最常见的羼和物为少量的石灰石，大小随粘土质地而异。陶器烧制的黑芯程度及器表产生的颜色都有助于从使用材料来对陶片做初步分类。 因为很多村民，甚至在今天，与他们的羊群一起在山里度过夏天，于是很可能发现由同一批陶工制造的相同陶器，但是陶土的类型却不同。如果将那些夏季营地所用的陶器，与永久性冬季村落中所用的陶器对照罗列，那将很有意思，然后可设法将这些资料反推到过去。这种分析的第一部分正在进行中，比如帕蒂·乔·沃森女士就在她1960年对克尔曼沙赫附近的一个伊朗村庄的研究中包括了这类材料。 陶 工 古代近东前陶轮时代的陶工可能很像今天库尔德斯坦和安纳托利亚地区山村的妇女。陶器制造只是她们的工作，在那里这类手工业专门化可能与整个村子的陶器生产相关。在较早的时期，从形状和设计来看，一些特殊和质量精美的彩陶有广泛的分布，比如萨马拉和哈拉夫类型，以后接着是欧贝德文化的南北变体。虽然对制作这些精美陶器陶工角色的任何陈述可能是纯粹的猜测，但是做些合理的推测还是不无道理。 在古代的闪族传统中，基内特人是金属匠，并在许多方面游离于部落之外。他们受到轻视，但又觉得必不可少。今天埃塞俄比亚依然存在很强闪族文化传统，如安哈拉人，他们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和畜牧业，轻视各种手艺活。在埃塞俄比亚的很多地方，陶工如同铁匠，是一批下等群体，两者都被基督徒和穆斯林视为奴仆。还有一些像法拉沙人的流浪群体，被称为“埃塞俄比亚的黑犹太人”，当他们造访其他村寨时为村民制造陶器。西蒙斯介绍了这些实践。最近，我注意到在阿富汗东北部工作的陶工，他们夏天在阿富汗的村子里制作大量的陶器，而冬天在巴基斯坦。他们被阿富汗人看作吉普赛人。很有可能的是，萨马拉和哈拉夫陶器是得益于上述那种有特殊手艺的流浪部落才得以广泛分布。 产 品 过去和今天近东生产和使用陶器的多样性令人叹为观止。这部分得益于陶土的易获性、木材的相对缺乏以及进口材料的昂贵，但是也必须承认人们对土壤的了如指掌，使他对于需求都偏好陶土。在伊拉克南部，石头像木材一样匮乏，在欧贝德时期，虽然镰刀和锄头都是用很硬的高温烧制的陶土制成，但是采用陶土的原因也许可以从其他方面找到，而非原材料的匮乏。陶片常常作为二次工具被再利用。例如，在早期村落遗址里，带有打制刃缘的刮削器是用陶片做的；盘状物也用陶片打制或磨制而成；所谓的纺垂也是用它做成。我不想讨论近东诸多文化中用陶土制成的各种产品，而是想提供一个并不完整的器物名单（如下），以期由他人予以补充。这份名单的初衷是要强调，陶工和其他一些与陶土相关的工匠与他们社群生活的方方面面密切相关。当某一时期聚落形态中有更多遗址被发掘，这就有可能更加明智地罗列某文化作为陶器留存的材质材料的清单。 极其多样的陶器 墙 俑 谷仓 雕塑 饲槽 灯 烟囱管 墙饰圆锥体 锅支架 砖：晒干、烧制、模制、上釉 烤箱、炉窑 珠子 炙叉 镰刀 肝卜 锄头 陶轮 壁钩 烟斗 花纹碗和俑的模子 楔形文字泥板 冶炼的范 提名陶片（古希腊用于选举） 面包模子 巫蛊人像和碗 水轮罐 陶罐戳印章 排水管 骨灰瓮 鸽棚 棺材 蜂窝 祭奠用器 奶桶 税收衡器 厕所 代币筹码 坎儿井 药的浆料 弹弓丸 赌具 互 动 陶器生态学研究中三大要素（物理、生物和文化）之间的短暂平衡状态很容易因其中一项的改变而发生变动。因为在漫长的岁月中，没有那个因素被认为是恒定不变，所以最好考虑它们的持久互动，并利用有历史文献记载的陶器资料来作为更早时期研究的指导。 自然环境的变化相对很小。就目前所知，近东在过去一万年中气候变化不大，而小型的变化由巴策尔做了很好的概括。洪水和河流改道一直是美索不达米亚的破坏性因素，由于道路交通方便，烧炭和较大规模放牧啃食嫩叶的羊群，以致过去五十年里山区的毁林持续加速恶化。但是，这些因素没有对陶工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它们可能导致器物质地乃至颜色的变化，它们也不是某些村落兴衰的原因。 生物学环境的变迁，敏感的干旱、疾病和人类活动可能对陶器生产产生直接影响。食物和燃料对生存至关重要。伊朗过去几年发生的干旱，导致作物遭蝗灾而歉收。现在农民种植大麦而非小麦，因为它获得好收成的机会较大，尽管它并非他们想要的作物。粮食供应减少仅有的陶器记录，是在某时期内陶器产量减少，部分是人口减少的结果。当伊朗北部的村民在一个出奇漫长的寒冬中用尽了他们的粪饼燃料，他们会去德黑兰求助。过去发生的类似问题很可能通过迁移和暂时放弃村落来解决。在此，这也很难通过陶器记录来发现，虽然那些过得不错的农村陶工会获得新的形状和式样。 文化环境的调节对陶器材料比较敏感。但是，谢泼德在将陶器作为人群和文化之间互动线索的讨论中，分析了乔皮克报道的从印加帝国经西班牙殖民时期直到现在，秘鲁艾马拉陶器并无外来影响。艾马拉陶器传统明显十分保守，抵挡了500年来剧烈的文化同化。谢泼德恰当地关注陶器传统之间的关系，并警告不要做肤浅的推论。在研究一个黎巴嫩村落的文化变迁时，久利克发现物质文化的同化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发生：（1）变迁无需付出代价；（2）明显有利于增进舒适和便利；（3）与其他牢固确立和稳定的规范在功能和象征性上并不冲突。在文化有关饮食的物质方面如饮食习惯和炊煮方法上，存在很强的保守性。在讨论文化变迁的壁垒时，福斯特举了几个例子，因食物口味在情感上的重要性，导致引进改良小麦和玉米种子的延缓。当他考虑变迁的刺激因素时，悲观地注意到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墨西哥农村推广的项目，“作为对社区发展工作的一种粗略指导，我建议新的社区发展计划应该避免将制陶村落作为首选目标”。我曾注意到，有些埃及村民拒绝使用政府提供的自来水。他们更喜欢甘甜的尼罗河水。因为储存水的味道，希腊南部居民宁可购买某些村落生产的分布很广的水罐，而不买其他产地的水罐。 如果这些毫无关联的例子很典型,那么人们可能以为陶器传统极其保守。但是，并非总是如此，这可以阿玛拉土丘在该城市繁荣初期的器物为证。在底格里斯河上—塞琉西亚的希腊文化首都，在公元36至43年，有长达七年的帕提亚统治者的反抗期。在此斗争之前，该城市的建筑和陶器等都是希腊式的。在征服了塞琉西亚之后，这个城市的建筑变得更为东方化，而帕提亚陶器开始占主导地位。陶器研究也许能有助于追踪和解释发生在近东几次显著的文化变迁。琼·奥茨对埃里都和乌尔的史前陶器研究则显示了相反的证据，其中她并未发现外来入侵者导致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从前欧贝德到欧贝德-苏美尔文化的转变。 过去陶器保留至今的遗存，虽然并不总如阿玛拉土丘的那么好。因此，我们可以观察目前村落里陶工、制砖者、造房者的工作来了解。但是，法兰克福在他近东陶器的先驱性工作中持谨慎态度，当谈到民族学类比时，将当下的共性追溯到过去的必须是那些未曾改变的人群，然而大部分的人群已经发生了改变。虽然这种谨慎很有用，但是某些文化特征保持稳定的因素、以及对现在那些“原始性”在过去是什么样的了解都很缺乏。从生态系统来研究稳定和变化的特征，对于考虑文化变迁十分重要。 陶器研究也可采取社会性取向，深入解读产品而非仅作判断。1960年3月5日的《纽约客》杂志发表的冯·哈根“阿兹特克：人与部落”中有一段话：“陶器在工匠的社会里是实用的。它带来心理上的满足——手工艺是精神病医生的一种有效治疗方法；它有社会效用——基于手工艺文化的一种经济不像基于大规模生产经济那么易于波动。自然，阿兹特克人并不知道这个道理，只是想在周末市场上拿多余的陶器产品去交换。”而眼光独到的《纽约客》评论道“他甚至不懂他为何快乐。” 考德威尔在“新的美国考古学”文章中有一较为不偏不倚的方法，总结了当前生态学研究中的一些关注：“美国的新考古学更倾向于关注文化的过程，而不大在意对史前文化内容的描述。文化与历史进程的另一种方法，见于对文化形态历时变迁所做的大量推测——也就是说,通过地层和构建序列来获得。”这种方法可以更广泛地用于近东，虽然就眼下而言，凯尼恩、布雷德伍德、梅拉特和他们助手的工作对我们了解最早的粮食生产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最近，戴森的回顾很好地总结了近东萨马拉、哈拉夫、欧贝德等早期文化发展的成果。 小 结 一种生态学的视角，对于考古学家研究陶器材料是有用的，因为它强调陶土制品某些独有的特点，这些特点几十年前就已被认识，并被法兰克福、柴尔德、哈里森和其他人很好地概况。很长一段时间里，采集陶片用作地层学和年代学研究的原始材料，没有透物见人。研究古代陶器的学者有可能应该将生态学方法纳入他们的研究之中，尽管就目前而言，成果可能并不惊人。通过多种兴趣的结合——历史的、技术的、艺术的、生态的等等——陶器能够为我们的研究目标服务，通过研究出土的物质遗存来更好地了解人类自身。 原载：[美] 弗雷德里克·马特森著、黄洋、李雅淳、袁俊杰译，陈淳校，陶器生态学：近东早期文化研究的一种途径。《南方文物》2012年第1期。 译自：Matson, F.R. Ceramic ecology: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he early cultures in the Near East. In Matson, F.R. (ed), Ceramic and Man, Viking Fund Publication in Archaeology No. 41, Aldine, Chicago, 1965, pp.202-217. 编辑：任小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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