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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个黄土农业的边缘地区，就是内蒙古阴山以南，到陕西北部的鄂尔多斯附近，也经历了与河湼地区类似的人类生态变迁。由于这儿在地理位置上与晋陕龙山文化区更接近，使得在这儿发生的人类生态变迁，对南方龙山农业地区人群造成更直接的冲击。而南方人群对此的反应，也进一步影响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的人类生态变迁。 鄂尔多斯地区，是指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包括内蒙古伊克昭盟和陕西省定边、靖边、横山、榆林、神木、府谷等县的长城以北地区。黄河在此绕一大圈，鄂尔多斯的北、西、东三面皆以黄河为界。我们所探讨的地理范围，还包括与鄂尔多斯隔黄河相望的地区’包括西面的贺兰山、乌兰布和沙漠，北面阴山以南的河套区，以及东北面的土默特平原，东面的内蒙古清水河县至托克托一带。 鄂尔多斯东部、上默特平原以及大青山南的套北地区，都属于温暖半干旱气候。鄂尔多斯西部，则属温暖干旱气候区。到了狼山下的套西北地区，年雨量只有150—250毫米。因此大体说来，这区域中干旱的程度是由东南向西北递增。降水量不平均且变化大是其特色【1】。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混合农业经济人群 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地区较早的人类活动遗迹，主要分布在北部的套北地区，鄂尔多斯高原东部，以及黄河彼岸的清水河至托克托一带，与南部的无定河流域一带（见图四）。至于高原内部毛乌素沙地一带，在当时是因沙地已形成以至于不适人居，或是曾有人群活动但其遗迹为后世形成的沙层掩没，目前尚不清楚。无论如何，较早在此活动的人群，在文化与经济生态上都与南方的仰韶与龙山文化人群非常相似。 仰韶农业文化的边缘人群 在内蒙古的包头阿善、呼和浩特美岱、和林格尔县敖包山，以及清水河县的白泥窑子、岔河口、台子梁，准格尔旗的窑子梁与壕赖梁，杭锦旗四十里梁等地，都曾发现带有彩陶的文化遗存。考古学者称之为「阿善一期文化」或「岔河口文化」，有时也称之为仰韶文化。这种文化遗存分布广，遗址一般面积不大，文化层薄’遗物不丰富【2】。
图四 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考古遗址 以白泥窑子出土的人类遗存来看，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已有人群在此以农业谋生。当时的人住在方形浅穴式的房子里，房子由五根房柱支持，门口有石板铺设的斜坡门道。室内近门处有石砌坑灶，室外也有灶。部分陶器带有彩绘。他们使用的石器，主要是砂岩制作的敲砸器、刮削器、石球，及磨制的长方形单孔或双孔刀，磨盘、磨棒等。这些石器的功能，似乎都与农业生产或谷类粮食处理过程有关。另外，也有属细石器的刮削器’尖状器，以及石镞。考古学家认为，农业为当时人们的主要生产活动，并认为这是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有密切关系的遗存【3】。 由清水河至托克托的黄河沿岸，仰韶文化人群大多在河边台地上建立他们的聚落。这种村落遗址，面积一般约数万平方米，较大的广达l 5万平方米，可见他们已有相当规模的社会生活。他们遗下的生产工具有石刀、石铲、石斧、及其它刮削器、砍砸器、与砍伐器等，显示他们的经济生活与农业有密切关联。以岔河口遗址为代表的陶器，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陶器相似，略晚以海生不浪东遗址为代表者受马家窑文化的影响【4】。 在河套以北地区，相当仰韶晚期的人类遗存是．阿善二期文化：迅’时代约当公元前3700-3000年之间。这时期人类的遗存较丰富，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采集的经济生活特征更明显。房子仍为半地穴式，室中心有平底坑灶，坑灶后往往又有一方形地面灶，均已烧烤得十分坚硬。房子四角及火塘附近都有柱洞遗迹，还有直径较小的柱洞分布在墙壁四周。房子附近有窖穴，作为储藏及抛弃废物之用。所有的证据都显示，他们是相当定居的人群。在农业生产上，他们使用大型石器如斧、镑、铲、穿孔石刀、磨棒、磨盘等。他们并以坚硬石材打造锐利细石器，如石镞、右叶、石片及括削器等，用于狩猎以及切割动物的皮肉。另外，在鄂尔多斯南部的陕北地区，也发现许多仰韶文化遗存。同样的，在这儿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陶片一同出土的，除了石刀、石斧、石铲之外，还有丰富的细石器。 大量的细石器出现在鄂尔多斯附近的仰韶文化遗存中，这是在山西南部，关中地区与河南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少见的现象。两种石器（细石器与大型砂岩石器）并存于这个仰韶农业的边缘地区，可能代表着当地特有的人类经济生态。磨制石器以长方形石刀、斧、镑、铲等为主，而这些石器被认为是主要用于整地、翻土、收割等与农业有关的活动之中【5】。细石器则以大量的刮削器为主。这种刮削器的刀部质硬而脆，利于以巧劲切开动物的皮肉，而不适于用力割断植物纤维。因此，它所代表的人类生业活动应是畜牧或狩猎【6】。这些考古发现都显示，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居民’在经济生态上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农人非常接近，不同的是、比起后者他们较依赖动物。这是一种混合农业生活。 鄂尔多斯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人类生态变迁 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上述的混合农业生活，在套北与鄂尔多斯东部地区都有相当的发展。这些人群留下的遗存，由于在文化特征上与南方的龙山文化相当接近，因此被纳入龙山文化之中。 鄂尔多斯东部地区 在这地区仰韶文化之后，普遍出现一种以篮纹陶器、白灰居住面遗迹、袋形灰坑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这考古文化特征，也见于山西、陕西的龙山文化之中，因此有些学者称之为「龙山文化」。另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些遗址所出的细小石器，则称之为「细石器文化」【7】。细石器与角骨器增加，是本地由仰韶到龙山时期的一大转变。这种有龙山文化特点的文化遗存，据调查者称，多分布在黄河河谷断崖上。值得注意的是，比起当地仰韶遗址而言，龙山文化遗址分布较为密集【8】。 譬如，以准格尔旗南部的大口遗址为例。这是一个考古发掘收获丰硕的遗址。遗址座落在高出河床30米的台地上，其遗物被分为前后两期。大口一期的遗物较少，主要是罐、瓮、学、鬲、豆、盆等陶器。大口二期文化层中，发现有房屋遗迹。房屋的地面及残存的墙上，都均匀的抹上一层5厘米厚的白灰面。室内的柱洞底填．碎陶片，以稳定柱子及加强其承重力。屋子正中有一圆形火塘，火塘周围的填土经长期踩踏而变得很坚实。门前有一与门宽略等，长约2．5米的下坡路段，由于人们进出已被踩实为路土。窖穴中出有一些零散的兽骨、兽牙与牛角，底部有锥、针、镞等骨器。由动物遗骨中，辨识出猪、羊、牛、鹿等动物。石器的种类有，斧、铲、长方形穿孔石刀、镕、臼形器，盘状器及磨器等。出土骨器89件，有凿、镞、锥、针、匕等。考古学家认为，由于石铲、石斧、石刀等农具的出土，显示当时人的经济生活是以农业为主。广泛使用骨器，及大量动物骨角的出现，显示家畜畜养及（或）狩猎也在当时的生产活动中占有一定地位【9】。房屋的建筑方式，经长久踏实的室内及门口的地面，以及大而厚重的陶器，都显示当时的人过着相当定居的生活。 另外，当时住在准格尔旗西部石佛塔遗址的人群，他们的白灰面居住遗址，袋形灰坑、长方形带孔石刀，及鬲、庙等三足器，都显示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有密切关系。他们遗留下大量的石斧、石铲、石刀等农业生产工具，及石磨棒’石杵等谷类加工工具。显然，锄耕农业是当时人们的主要生业活动。由一些出土的石球及石片刮削器，考古学家认为狩猎是他们辅助经济的一部分【10】。 套北地区 在套北的包头地区，这种龙山文化被称为「阿善三期文化」。阿善三期文化较早的阶段，当地的人住在半地穴式或地面建筑中。居住面由草拌泥铺成，再略经烧烤。窖穴比前期多。生产工具有大型石器、细石器、陶制品、角骨器、器形、种类都与前期类似。到了阿善三期文化晚期，居住型态出现较大的变化，此时人们住在石筑房屋中，外有石砌城墙保护。这种石墙，据称是中国已发现最早的石筑城墙。城墙随地形起伏，有的地段墙基厚达一米以上，残存墙基高近两米。 在阿善二、三期文化人群的遗址中，都曾出土许多狗、猪、羊、牛的骨骼【11】。他们所使用的细石器中，又有大量的石镞。因此，动物畜养或狩猎在当时人们的生业中应有相当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由仰韶时期到龙山时期，当地的人都过着兼营农业与畜牧，狩猎的混合农业生活。但是在这地区，人们对农业资源与对动物资源的倚童，在仰韶与龙山文化时期是有差别。有趣的是，这个差别并不是人们愈来愈依赖农业：相反的，龙山时期的人较前期的人更依赖动物性资源。这一点，表现在阿善二、三期文化中人们所使用的工具变化上。 由表三中可看出，陶制工具所占的比例一直很稳定，但细石器、角骨器、大型石器，在所有工具中的比例则有变化。变化的规律是：细石器与角骨器同增同减，而它们与大型石器的增减则相反。由第二期至第三期早段的变化是，细石器及角骨器大量增加’而大型石器则 表三 阿善遗址二、三期各种生产工具比例
资料来源：（考古）2（1984）：99-104 大量减少：由第三期早段至第三期晚段，大型石器所占的比例又升高，而细石器及骨角器的所占比例减少，但细石器及骨角器的所占比例，仍高于第二期文化中同类器物所占的比例。如果角骨器增加，表示当时动物的遗骨容易取得，则细石器与角骨器同增减的现象，也说明这些细石器的使用的确与狩猎或畜牧经济有关。这个工具比例的变化，显示在龙山文化时期（阿善三期文化），畜牧或狩猎的重要性的确在套北地区人群的经济生活中有增加的趋势。这个变化，大约发生在公元前3500-2100年之间。 同样的现象，也见于大青山下的包头西园遗址。这儿的出土遗物分布在东西两个台地上。西台地的文化遗存，被分为三期五段。西园二期与三期，无论是房子的形制、结构，生产工具以及陶器的器形与组合，都和阿善二期遗存面貌相当。在生产工具上，仍然是磨制石器与细石器并存，但二期的生产工具数量及种类皆少，以磨制石器为主，特别是两侧带缺口的长方形石刀最为流行。第三期，生产工具的数量与种类都有增加。值得注意的是，三期细石器在生产工具中的比重增大，石器与骨器的制作皆较为精致【12】。在东台地上，发现有石砌围墙及石砌房屋基址，房屋形制与阿善三期晚段的房屋完全相同，遗物分别属于阿善二期与三期文化【13】。因此，西园的考古遗存也显示，在接近龙山或龙山早期，这一带人群对动物性资源的依赖有加强的趋势。 公元前2500一2100年左右，在阿善与西园遗址都出现有石筑围墙或城墙的防卫性聚落【14】，显示当地人群间的资源竞争趋于剧烈。事实上除此两地外，有石彻围墙的城堡还广泛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如大青山下的佳木莎、黑麻板、威俊，蛮汗山下的老虎山、板城、大庙坡，清水河县的马路塔等遗址。这种石城堡大都建在背靠大山的山麓台地上，以石块错迭，缝隙间塞碎石以胶泥黏固。城址都选择在地势险要之处，周围并不都设有城墙，而是有些地段利用悬崖为屏障。城墙厚度一般为0.7—0.8米，较厚的达1．2米。城墙高度由城内看一般并不太高，但建在陡坡的城墙，从墙外看墙体是很高的。城墙内及附近有石筑房址遗迹：有些城内并有所谓祭坛的石堆遗迹【15】 总而言之，新石器时代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的人群，一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南方仰韶及龙山文化农业因素影响而从事农业：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当地的干旱气候，他们也较前者依赖猎取或畜养动物，以扩大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地区而言，鄂尔多斯的东部及南部地区，与晋陕中原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文化关系最密切，细石器较少。西部地区的细石器最发达，农业遗迹最少。套北地区则介于两者之间。也就是说，基本上农业的重要性由南往北，由东往西，逐渐减低：相反的，由细石器所代表的畜牧及狩猎，则由同方向逐渐增加。这与鄂尔多斯地区的干旱程度由东南往西北渐增趋势一致。 以人类生态的长期变化而言，无论是在东部的清水河地区或是北部的套北地区，由仰韶时期到龙山时期，都有当地人群对动物的依赖逐渐增加而农业活动减少的趋势。因为在这样的混合经济中，农业与畜牧（或狩猎）原就是互补的：在某一方的挫折，会使得人们加重对另一方的依赖。这个变化较明显的时期，约在公元前2500-2000年之间。也在这时期，清水河一带的人群将他们的聚落建在较高的台地或断崖边上。套北地区的人群，则纷纷筑城堡，建石墙以自卫。这些考古学上的现象，似乎都显示当地人群间的资源竞争剧烈。 气候变迁与农业边缘人群的适应 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除陕北外，这地区所有的人类活动遗迹都逐渐消退或完全消失。目前发现自新石器时代延续最晚的遗址朱开沟，其最晚的一期约当公元前1600-1400年左右【16】。这一段在本地考古发现上几近空白的时期，一直要延续到春秋晚期，才出现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随葬的游牧人群墓葬。这个考古上的缺环，大约是在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600年之间；相当中国史上的商代到春秋中期。 在本地春秋至战国时期墓葬的出土地点附近，往往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但却没有关于商、西周时期遗存的报导。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附近，也经常有战国及以后的遗存，同样的，有关商与西周时期遗存的报导则非常罕见。这个考古学上的现象似乎显示，在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南部边缘的陕北地区除外），许多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居住的聚落在龙山后期或商代之初都被放弃。一直到春秋晚及战国时期，才又出现人类活动的遗迹。仰韶时期以来，长期在这儿活动的混合农业人群为何就此消失？到底在龙山后期发生什么变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气侯的干旱化 由许多证据看来，气候上的变化是造成这个人类生态变迁的重要因素。许多古气象学者都曾指出，以全球整体来说，公元前2000-1000年是一个逐渐趋于干阜的时期。这个趋势，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达到顶点【17】究中国古气候的学者，也得到类似的结论。学者曾指出，公元前6000-1000年的华北地区，是较湿暖的时期【18】呼伦贝尔沙地由全新世早期以来形成的沙带中，有三层埋藏黑沙土。植物孢粉分析显示，这些黑沙土代表着半湿润森林草原环境，最上层的黑沙土，属于新石器时期到铜石并用时期，约当公元前3000-1000年【19】。也就是说，在约当公元前1000年左右，这儿最后一期的森林草原消失，干旱或半干旱气候再度形成。 在鄂尔多斯地区，这个发生在石器时代晚期到铜石并用时期的气候变迁也相当明显。受青藏高原抬升运动影响，全新世以来鄂尔多斯地区的干阜与半干旱气候便逐渐形成并持续加强。根据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东南缘地层的孢粉及碳十四分析，公元前9000-1000年左右，此处是较湿润的环境。此后因气候干旱，砂炭堆积停止发育【20】。虽然中国学者所指的湿润期结束，干早期开始的关键年代，大致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由于世界性的干旱期发生在公元前2000-1000年之间，因此可能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个干燥化的趋势已在逐渐进行之中。 植物孢粉分析所见的气候变迁，反映的是变迁已在地表植被上造成改变的阶段：而且，无论是碳十四或是其它考古断代法，都可能有些时代误差。相反的，人类生态却常常立即的，鲜明的反应相当细微的环境变化。因此，在探索气候变迁时，考古学上所见的人类生态变化可提供我们另一种线索. 新石器晚期到铜石并用时期的气候变迁，在全球许多地方的人类生态上都留下痕迹。而且，因地域性环境的差别，各地有不I司的变迁时程。相对而言，在原始农业边缘地带，这种气候变化对人类生意的影响最深刻，也因此在考古上留下的痕迹较明显。因为这儿的环境原来就不利农业，生活在农业边缘地带的原始农民，有如站在水中，水没及鼻下的人；些微的水波动荡都会让他们溺毙。 在前面我们曾提及，在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混合农业遗址被放弃前，曾经有农业衰退，畜牧业增长，以及人群间冲突扩张的现象。在套北地区，公元前3000年以后，代表畜牧或狩猎的细石器及角骨器，在所有工具中的比例大量升高，显示这时气候已逐渐对农业活动不利：约当公元前2500-2100年左右，整个夫青山到蛮汗山南麓的人群都筑石墙以自卫。在此之后，人类活动的遗迹几乎消失了1500年。这似乎显示气候进一步恶化，先使得人群间的资源竞争剧烈，然后，终于使他们放弃在此聚居。 由清水河到托克托一带，晚新石器时代的仰韶遗址多座落在河谷台地上，而龙山文化的遗址则大都分布在河谷断崖上【21】这也显示，资源竞争使得人群间的冲突变得剧烈，因此聚落位置必须选择在便于防卫的地点。同时，龙山文化遗存中出现的大量细石器，也表示当时环境愈来愈不利于农业，使得人们对动物性资源的依赖增加。最后，公元前2000年之后，这儿的聚落也都被放弃了。 朱开沟遗址所见人类生态变迁 当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绝大多数新石器晚期遗址的居民，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大都离开此地时，可能有少部分人群继续在此地居留：目前只发现有朱开沟遗址，当地居民一直在此居住到公元前1400年左右。因此，这个遗址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变迁非常重要。 朱开沟遗址遗存，依时代先后被分为五段。一至五段遗存衔接发展，层位清础，发展序列明确。因此我们能据此探讨当地人群的长期经济生态及社会变迁。 朱开沟第一段属于龙山晚期的遗存。当时人过着相当定居的生活，农业是主要经济生业。儿童瓮棺葬、白灰面建筑、卜骨及陶器，都显示与中原龙山文化的密切关系。 约在公元前2100-1900年左右，朱开沟第二段的居民住在半地穴式或地面建筑中。大型房址多为圆形，圆形灶居中，周围有垫土墙，墙上有柱洞，垫土墙内有大量的石块及碎陶片。与第一段相同，此时墓葬中亦有随葬猪下颚骨的习俗，并随葬鬲、罐、豆、杯、壶等陶器，也有儿童瓮棺葬的习俗。但在生产工具上，无论是种类或是数量都此第一段丰富。石器有长方形穿孔石刀、石斧、石镰、石铲等农业生产工具，以及燧石剥制的刮削器、矛形器及石镞等细石器，以及骨制的刀、匕首、针、锥等。 公元前1900-1700年左右是朱开沟第三段时期。这时人们在墓葬中殉牲的风气更为盛行。少者随葬猪下颚骨一对，多者十几对，还有数量不等的羊下颚骨，及其它肉食类动物的下颚骨。同时也出现了殉人葬。墓葬中出土小型铜器，如耳环、指环、臂钏等。此期也有儿童瓮棺葬。生产工具有石斧、长方形穿孔石刀、骨柄石刀刀、骨铲．及铜针、锥、臂钏、耳环等等。 第四段遗存的分布范围比较广泛，文化层堆积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700-1500年之间【22】。只有少数的墓有少量随葬品，随葬陶器远不如第三段丰富。墓葬中的殉牲有猪和狗。房子以长方形浅穴式建筑为主，房内陆表以黄色黏土铺垫，有的经多次铺垫，因此有些房基连在一起不易区分。生产工具有石斧、梯形石刀、石镰、石铲’石刮削器，及骨制的锥、镞、铲等。 朱开沟第五段遗存，年代可能接近公元前1 400年。此时墓葬分散，如三’四段遗存中那样集中的墓群消失。这时的居民仍有以猪骨随葬及瓮棺葬的习俗。陶器有鬲、甗、盆、罐、簋、豆、罍等，并出现青铜容器如鼎、爵。生产工具有石斧、梯形石刀、石镰、石钻头、骨制的镞、针，以及铜戈、短剑、刀、镞等武器。出上的铜刀、铜剑，是早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23】。 由以上朱开沟一至五段遗存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现象。首先，以经济生业而言，一王三段没有太大的差别。出土的农作工具、大量的陶器、房屋的建筑方式以及随葬猪骨等，都显示当时的人是生活在长期定居，并以农业为主要生业的生活中。其次，由一段到三段时期这种生活有稳定的发展。特别是到了第三段时（Ca．1900 B.C），这种农业定居生活发展到顶点。当地的社会发生阶层化（stratification）现象，在墓葬中的反映便是出现人殉以及多寡悬殊的随葬猪下颚骨。但是也在这时，一个重要的人类生态转折开始萌芽。殉葬的家畜以及细石器都有显著的增加，并出现骨柄石刀刀这样精致的切割工具：这些都表示狩猎与畜牧业在人类生态中的重要性增加。尤其有意义的是，由第三段开始，许多讲究的墓中都随葬数量相当多的羊下颚骨。这显示「财富」不必在农业上累积（或难以在农业上发展），扩大畜养草食动物以利用广大的水草资源成为另一个选择。 最后，第四段房屋的结构，可能为多次、不连续占居的结果【24】，显示当时的人已经无法在一地长久居住。到了最后的阶段（约当早商的第五段），先前集中的墓葬消失，一些墓中出现有铜兵器陪葬。铜器在此地最早出现在第三段，主要不是用在农业生产上，而是用来制造随身装饰品及小型工具，在此时又被用来制作武器。显然，人群间的冲突因生存资源不足而扩大，使得应付战争成为一些人的主要社会机能。不久之后，朱开沟遗址也被放弃了。以上这些考古遗存清楚的显示，这个遗址的全盛时期是在它考古分期的第三段。在此之后的整个变化趋势是：墓葬由集中而分散，随葬品由厚而薄，聚落由长期连续居住转为不连续的重复占居。最后，资源竞争导致人群间的冲突扩大，终于造成整个遗址被放弃。 这样的资源竞争，是由于定居混合农业带来的人口增长？或是由于气候上的变化，导致农业上的挫折？定居的混合农业经济的确能带来人口的增长，但人口增长所造成的人群问资源竞争，应不会导致整个地区的人群活动迹象逐渐衰退甚至消失。因此，整个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考古遗存所呈现的人类生态变化，都印证了环境考古上所显示的气候变迁。 这个气候上趋于干冷的变化，在华北不同生态区中都造成相当影响，只是在程度与时间上有差异而已。除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之外，青海河湟地区的晚新石器时期到铜石并用时期，虽无明显的人类活动中断迹象，但在公元前1700年之后以农业、畜猪为主的齐家文化经济，被以畜羊、缺乏居址遗存为特色的辛店、卡约文化生态取代。在西辽河流域，以农业为主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兰态，对于这波干冷化环境变迁的抵抗力较强，但到了商末周初时（公元前1000年左右），当地人群以农业为主的生态体系也不得不崩贵（见下章）。 总之，在鄂尔多斯及邻近地区，公元前2500年以后气候的干旱化，使得原来收成就不好的农民生活更困难。这种不利农业的气候变迁，使得这些农人只好少费点力气在田作上，而多花点时间来养些家畜，或打些野兽。因此，在他们遗留的石器中，用于翻地收割的大型砂岩石器逐渐减少，而适于切开动物皮肉的锋利小型石器大量增加。在另一方面，因为可利用的资源减少，为了翠耕地、争草场、争猎区，人群间的冲突愈来愈严重。为了防范掠夺，许多村落必须建在高崖边以便防卫。在阴山之下，人们更以石头迭筑城堡与围墙来自卫。 气候持续干旱下去，生存环境愈来愈差。但是河套与鄂尔多斯地区，并没有像中原地区那样形成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世界，也没有像河湟地区那样直接形成游牧世界。实际的变化是：严酷约气候彻底赶走了这一带的居民。到了公元前1500年左右，大多数的人群（包括住在石城堡中的人），早已放弃在此驻留。从这时起，几乎延续了有一千年之久，河套与鄂尔多斯地区都是少有人居。 晋陕北方的武装化人群 在世界其它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干旱期也与人群的生态变迁，尤其是游牧化，有密切的关系。学者认为，西奈半岛Negev地区古人群由狩猎采集转变为游牧，气候因素是主要原因之一【25】。公元前2000年东非雨型的改变，也被认为是造成当地游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26】。因此，公元前2000年后从鄂尔多斯附近「失踪的人群」，是否因游牧化而在考古上消失？事实上并非如此。原因是，中国北方真正的游牧人群出现是在春秋中期以后。而且，公元前1400年左右，在晋陕北部山地出现了一些武装化的混合经济人群：他们的出现与他们的文化特质，也能解释鄂尔多斯附近居民逐渐消失的原因。 李家崖文化人群 与朱开沟晚期文化面貌类似的考古遗存，出现在陕北清涧县李家崖古城遗址中。古城利用地形修筑，南西北三面环水，东西筑有城墙，南北利用悬崖峭壁为屏障。城墙由内、外墙构成：外墙是一层石块、一层夯土筑成，内墙则以夯土筑成，外用石块砌璧。城内遗迹有房屋、窖穴与墓葬等。出土的石骨器包括石斧、有孔石刀、石凿、骨锥以及卜骨等，铜器有蛇首匕、直援戈、铜镞、铜锥等【27】。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300-800年之间。 由考古遗存的分布看来，当时有类似文化特征的人群，分布在陕北、晋西北的黄河两岸边，如陕北的绥德，吴堡、清涧、子洲、子长、延长、延川，山西省的石楼、永和、吉县、保德、柳林、右玉等地。考古学者称这种分布于陕北与晋西北的商周时期青铜文化为「李家崖文化」，或「鬼方文化」【28】。李家崖文化青铜器的一个特色，是商代风格与本土风格器物杂陈。商式的铜礼器有鼎、簋、爵、觚、茸、瓿、瓯、罍、盘、卣、壶斗等：独具地方风格的器物有蛇首勺、羊首勺、马首刀、铃首剑、蛇首匕、管銎斧、双环首削及金铜质弓形器等：又有混合商器风格与地方特点的器物如带铃豆、带铃觚、銎刀、銎戈等。在青铜器上发现有子、天、卯等金文和徽记。陶器上也发现且、鬼等字与卜卦符号，形体皆与商周文字近似【29】。 李家崖文化的人群主要赖农业与畜牧为生。生产工具中有铜、石、骨等材料制作的斧、镑、刀、铲等，证明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在李家崖古城址中还发现大量的马、牛、羊、猪、犬、鹿的骨骼【30】。属于李家崖文化的陕西绥德薛家渠遗址，出土的兽骨则以牛、羊骨最多【31】。在一般文化特性上，李家崖遗存与其北方酌朱开沟遗存有更密切的关系。吕智荣曾比较李家崖文化与朱开沟文化，他指出：（1）李家崖文化的器类、陶质陶色、纹饰虽与朱开沟第五段遗存有差异之处，但共性因素是清晰易见的：（2）李家崖文化中的一些典型器，如鬲、甗、三足瓮、簋豆、罍等，与朱开沟遗址同类器有明显的演进发展关系：（3）断面呈逗号状的石刀，在朱开沟第四段石刀中居主要地位，这种石刀在李家崖文化中也是常见的典型器：（4）李家崖文化的青铜器，在种类、数量卜比朱开沟的铜器都有增加，但两者所见的同类器经常相同、相似，或在形制上有密切的关系；（5）李家崖古城址中发现的夯±围墙房子，与朱开沟五段的房子在形制与结构上均类似：两者所出的窖穴也相同或近似：（6）朱开沟五段的墓葬均为小型竖穴土坑墓，分布零散，李家崖墓葬形制与之类似，也承袭前者零散分布的习俗。因此，他认为李家崖文化遗存与朱开沟遗存是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32】。 李家崖文化居民流行在墓葬中陪葬武器。含有这些特殊青铜武器的考古文化，广泛分布在陕、晋、冀三省之北及辽宁地区：这就是学者所称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或「北方青铜器文化」。李家崖文化中的铜武器，即代表了这种青铜器文化的早期器物。由普遍随葬青铜武器看来，李家崖人群的武装化相当明显。日本学者江上波夫称这些人是「战士」不无道理。在商代甲骨文中有「邛方」，指北方一些经常入侵的、与殷人敌对的人群。日本学者岛邦男认为邛方大约在陕西北部或河套附近。中国古文献中，也称北方一支敌人为「鬼方」；有学者认为鬼方即邛方。无论如何，先秦典籍与甲骨文中商人北方的敌人，正符合考古所见早期北方青铜器文化中以随葬武器为俗的那些人群。 像李家崖古城居民这样的武装化人群，约从由公元前1400—1300年起，沿着今陕、晋、冀三省之北分布。这种人群的出现及其性质，说明了气候的干旱化迫使农业边缘地区的人群南移。在此山岳地带，一方面这些人群更依赖畜养动物。为了让动物有足够的草食，他们无法在一地居留太久。另一方面为了生存资源，他们经常彼此，或向南方人群，争夺适于农牧之地。他们因此成为善战，好战的武士，也因此成为南方人群心目中野蛮的敌人。 春秋战国至汉初的游牧人群 由考古资料看来，由商到西周时期，这些北方山岳地带的人群都是农牧兼营的。中国先秦文献中所称的北方戎，狄，在春秋时代以前主要也是以徒步作战，与后世草原游牧人群的骑马作战大有不同。因此，无论考古或文献资料都证明他们不是游牧人群。但是，公元前1 300-600年之间一连串的自然与人文因素，终于使得晋陕冀三省之北的山岳地带成为「华夏」的边疆，而鄂尔多斯及其北方则成为游牧世界。 游牧化的过程 草原游牧的产生与人类驯养草食动物的历史有密切关联。尤其是，马的驯养与利用对于草原游牧尤其关键。马的机动性，能让羊的牧养有效率，使游牧人力得到适当的支配。马也是作战与防卫的工具，以保护本身资源并自外获得资源。其次，游牧也需要些必要的知识与技术。譬如，任何地区游牧的产生都涉及人类由吃动物的肉，转为饮食动物的乳及乳产品。若以动物的肉为王食，人们必须饲养远超过家庭人力所能照顾的动物群，才能供应家庭的肉食消费。因此，游牧的产生必然与取乳、制酪，在某些季节将母羊与小羊分离，以及控制动物的生育以配合季节移动等等技术与知识的发明与传递有关。 马的驯养，至少在公元前4000-3500年之间就已经出现在南俄草原。公元前2000-1800年左右，高加索地区的古人群已知将马作为乘骑。在叶尼塞河流域，属于Afanasjevo文化的几个遗址中，也曾发现马作为座骑的遗迹：这种考古文化遗有的年代，被估计在公元前2500-1700年问【33】。在更接近华北的阿尔泰一萨彦地区，最早马作为乘骑的考古学证据被断代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34】。在华北地区，约在公元前1300年以后马的驯养与利用才逐渐普遍。虽然殷墟小屯等遗址中已发现马具及马车，但在长城以北的中国北方地区’最早的马具（马衔、马鏕）约出现于西周晚期。而且，这最早阶段的马具表现来自北方的文化因素。到了春秋时期，中国长城以北地区的马具，仍接近南西伯利亚马具的风格【35】。因此，在长城内外地区，马被利用为座骑可能要晚到公元前800年左右，此后才逐渐流行。无论是由欧亚大陆马的驯养与利用的发展序列，以及马具的型态及其渊源，都证明马的利用在中国出现较晚，而且深受南西伯利亚草原骑马文化的影响。 马的利用加快了文化的流通，最明显的证据便是以器物上动物纹饰为特色的一种文化传统，迅速沿欧亚草原及其邻近地区传播。在中国北方地区，这就是所谓的「北方青铜器文化」或「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公元前13世纪时，殷墟文化早期遗存中某些器物，与南俄Karasuk文化中的同类器物也有相似之处。因此，在动物纹饰流行的区域内，任何地域性的技术与观念都很容易传布到这区域内的其它地方。 由目前的考古资料看来，已知最早的游牧人群，是约当公元前1000年东欧及中亚的一些人群。南俄草原的一些人群，在公元前800年左右也开始过着游牧生活【36】。公元前八世纪侵入南俄草原的斯基泰人（Scythians），更是以游牧著称。在阿尔泰地区，考古发掘显示，至少在公元前六世纪时这儿已出现从事游牧经济的人群【37】。由于地理上的接近，以及这时有南俄草原特色的动物纹饰主题早已出现在中国的北方青铜器文化中，因此草原游牧的技术与观念，也可能在此时影响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产生。 在这些游牧条件逐渐具备的情形下，一项华北地区人群关系的巨大转变，造成北方人群全面的游牧化。这个巨大的转变，就是「华夏」认同的形成及强化。这个转变过程是渐进的。大约是，由于气候干旱化，适于农牧的地带南栘。北方山岳地带的人群因此畜养更多的动物，并不断的移动化、武装化，向南方入侵以争夺适于农牧之地。如此造成华北沿长城地带人群间资源竞争关系紧张。为了维护南方资源，由西周到春秋时期，一个以「农业」与「定居」为标记的华夏认同逐渐形成，将住在黄河中下游平原上的人，无论是先来或后到者都凝聚在一起。相对的，北方那些畜养动物的、常迁徒的武装化人群，则被视为野蛮的异族。商周时人对北方人群的称谓有鬼方、混夷、犬戎、犬夷、獯鬻、独狁、戎狄等。这些有「非人类」含意的称号，也表现出在南方人群心目中他们是「非我族类」。 春秋至战国时期，在冀、晋、陕三省北部山岳地带，人群间的资源竞争更趋激烈。不但北方人群南下与诸夏争此山岳地带，由于人口增长诸夏对于土地的需求也趋于强烈。华夏以「内诸夏、外夷狄」来强力卫护自身的资源。北方的燕、齐、晋（或赵、魏）、秦诸国纷纷吞并或驱逐戎狄，并建立实质的长城为边界。被迫北撤的混合经济人群，进入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这儿早已不适于农牧混合经济。在长期的战争中，他们习于畜养及利用马匹。而且，在因生活或战争的迁徒中，他们也学会了放弃定居、农业与养猪，过着完全依赖马、牛、羊的游牧生业。或者，他们由阿尔泰地区游牧人群中习得这种游牧的观念与技术。春秋晚期，当部分长城地带的人群仍与华夏争夺生存空间时，早期游牧人群已出现在鄂尔多斯。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华夏强力保护南方的农业资源，愈来愈多的混合经济人群加入游牧这种生业模式中。 考古所见春秋至汉代的北方游牧世界 到了春秋晚期，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又出现了人类活动的遗迹（图五）。而且，只见墓葬，罕见居址。在这些墓葬遗存中，最引入注目的是以草食类动物马、牛、羊为王的殉牲习俗，以动物纹饰为特色的随葬青铜器，以及大量的随葬青铜武器、车马器及随身装饰品。 以殉葬动物的习俗而言，伊克昭盟杭锦旗桃红巴拉的春秋晚期墓葬中，以动物殉葬之风盛行，其中一墓有羊头骨42具，马头骨3具，牛头骨4具，及牛蹄骨若干【38】。凉城毛庆沟墓地的79座约当战国时期的墓中，有殉牲的占半数以上。殉牲种类有山羊、牛、马、狗；
图五 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春秋末至汉代重要考古遗址 单以羊殉葬的多为女性，单以马殉葬的多为男性【39】。准格尔旗西沟畔约当战国末至西汉初的墓地中，殉有马、羊及狗骨。北部玉隆太的战国墓中，有马、羊骨殉葬的习俗【40】。乌拉特中后联合旗的呼鲁斯太战国早期墓葬中，有一座墓共享了27个马头骨殉葬【41】。陕北神木县纳林高兔的战国时期墓葬中，也随葬有马、牛、羊的头骨【42】。 以上这些墓葬中随葬动物遗骸的种属或有不同，但大致不外是马、牛、羊、狗。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带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常发现的猪骨，此时几乎消失在墓葬遗存中【43】。在这些墓葬中，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称为农业生产工具如铲、镰、锛、杵、臼等物。随葬陶器非常的少，通常只有一、两件。随葬的青铜器以随身配带的装饰品为主，如耳坠、腰带饰、铜扣、动物牌饰等。另外，武器与马具也是相当普遍的随葬品。武器包括短剑、刀、镞，及可能为武器的鹤嘴斧：马具有马衔、马鏕、节约等。 除墓葬外，其它遗址非常罕见。毛庆沟出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墓地附近，曾发现遗址。遗址中有建筑遗迹一处，灰坑6个，以及窑址3处。建筑遗迹为红胶泥夯筑而成的硬土面，硬土面上发现有许多被锯过的鹿科骨料及半成品，没有灶、陶器等生活设施及用品。与建筑遗迹相邻并在同一层位的灰坑中，也发现锯过的动物骨料。在遗址高处发现窑址的地方，发现连接各窑的道路面，没有发现居址遗迹【44】因此这个遗址，应是一个制作陶器及骨器的场所，而非长期占居的居址。毫无疑问的，留下这些墓葬及其它遗迹的人群，必然某种形式的居住物，以及居留期间的种种活动。但显然这种居住形式与居留期间的活动，不容易在考古上被发现。很可能是因为制作这种「住屋」的材料是可携带及转移的，或容易腐蚀消失的，居留期间的主要生业活动，对环境所造成的改变非常轻微，而且是可迅速恢复的。这都证明当时人已在一种依赖动物畜养，而经常移动的生活中。 春秋时期盘据晋陕之北的人群，至少有部分是被诸夏称为赤狄、白狄的人群。他们曾经往东南入侵，盘据在山西、河北太行山一带，并进入河南，后来为晋所灭【45】。因此，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春秋时期的墓葬，被认为是狄人的遗存。至于清水河至凉城一带的游牧人群，以及鄂尔多斯东部的人群，部分可能是史书上记载晋北的林胡、楼烦之戎。晋向北拓土后，与这些人群有了更密切的接触。进入战国后，赵继承晋之北土。赵武灵王二十年（306 B C），武灵王遣将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向他献马。榆中，即陕北及鄂尔多斯东北准格尔旗一带。公元前297年，武灵王又「行新地，逐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46】：西河指黄河东岸的晋北之地。因此学者们多认为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战国时游牧人群遗存主要是林胡的遗存：而晋北至蛮汗山凉城附近的遗存，则为楼烦之物【47】。赵武灵王之父时，即傍阴山筑长城，与楼烦、林胡为界，秦惠王曾拔义渠25城，秦昭襄王时（272 B C）灭义渠戎，开陇西、北地、上郡诸郡【48】。昭襄王时所筑长城沿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固原、陇西一线。因此，这时所谓的混合经济人群早巳被圈入长城之内，而长城外陕北及鄂尔多斯地区人群大都投入了专化游牧业中。 长城的建立，与长城外的全面游牧化互为因果。这个过程可能是：当狄人的生业区被华夏北方诸国占领时，他们有些往内陆流窜，后来被消灭同化，另一部分，则进入农业资源缺乏的鄂尔多斯及其它地区。在因战争的流离迁移中，他们能够移动的财产主要是牲畜，因此他们可能常被迫在一段时间内依赖动物的乳、肉，以及偶尔对其他定居或半定居人群的掠夺为生。这些被掠夺的人群，原来就生活在农业的边缘地带，一点点经济生业上的波动，对他们而言即可能是致命的打击。因此，当农业获利不多，而定居所冒的风险过大时，他们的选择可能是投入南方能保护农业的华夏中，或放弃农业加入游牧劫掠的人群里。对南方的华夏而言，人口成长带来对土地新的需求，他们也需要向北方争夺边缘农业地带，将之纳入本身的资源区加以保护。值得保护的，应是农业资源可以预期，而所付出的代价尚可忍受的地区。由于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此时已出现了捉摸不定的游牧人群，因此即使某些地区或仍然有农业聚落，或其农业资源能支持华夏移民，但要保护这儿的定居聚落已变得非常困难。因此，长城的建立，可以说是北方华夏诸国对于扩张资源的需求，以及保护资源可能付出的代价，二者之中的折衷选择。长城代表了这时华夏所愿意积极保护的资源区的极限。华夏形成与长城建立之后，长城外的游牧世界也相应的形成。由于游牧是一种无法自足的经济生态，因此沿着长城展开数千年的资源竞争与维护的战争。 注释： 【1】石蕴宗：《内蒙古农业地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18、30-31。 【2】汪宇平，〈清水河县台子梁的仰韶文化遗址〉，《文物》9（1961）：13-14：崔璇、斯琴，〈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青铜时代文化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174。 【3】汪宇平，〈清水河县台子梁的仰韶文化遗址〉，10-13。 【4】内蒙古历史研究所，〈内蒙古中南部黄河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0（1965）：487-91。 【5】Chang Kwang-chih，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112． 【6】江上波夫， 《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东京：平凡社，1985），46。 【7】内蒙古历史研究所，〈内蒙古清水河县白泥窑子遗址复查〉，《考古》3 （1966）：146：汪宇平，〈清水河县台予梁的仰韶文化遗址〉，13. 【8】内蒙古历史研究所，〈内萤古中南部首河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491-95. 【9】吉发匀、马耀析，〈内蒙古准格尔旗人口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4（1979）：311-19。 【10】崔璇，〈内蒙古中南部石佛塔等遗址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1981）：133-42。 【11】崔璇，〈内蒙古先秦时期畜牧遗存述论〉，《内蒙古社会科学》1（1988）：69。 【12】西园遗址发掘组，〈内蒙古包头市西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4（1990）：306. 【13】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人青山西段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6（1986）：485-87。 【14】阿善、西园、佳木莎、威俊的城墙及其它相关遗迹，都属于阿善三期晚段。崔璇与崔树华曾推测其年代约在公元前2755-2300年左右（崔璇、崔树华1991：78）.但由于老虎山石城堡遗存经碳十四测定（树轮较正）所得的绝对年代为2301-2044 B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1：59）．因此前述阿善等石城堡的时代下限也可能接近公元前2100年。板城、大庙坡相关遗址遗物与老虎山遗存相似（崔璇、崔树华1991：78）。马路塔未经正式发掘，文化性质不详，据称其城堡及部分采集遗物属于人口一期文化，它的年代据推测也约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崔璇、崔树华1991：79）。 【15】崔璇、崔树华，《内蒙古中南部的原始城堡及相关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 3（1991） ：75-80。 【16】约当二里冈上层，而不晚于殷墟商文化一期，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3（1988）：3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申碳十四年代数据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60。 【17】A．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 World（Cambodge：Cambridge Univers1ty Press，1983），95． 【18】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全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19】赵松乔，《中国沙漠、戈壁的形成和演变》，《中国干旱地区自然地理》，赵松乔编（北京：科学出版杜，1985），7。 【20】朱士光，《评毛乌素沙地形成与变迁问题的学术讨论》，《西北史地》 4（1986）：25。 【21】内蒙古历史研究所，《内蒙古申南部黄河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488-91. 【22】这一阶段遗存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经树轮较正）所得三个数据为：1838-1632 BC，1668-1462 BC，1703-1497 BC，相当于夏代的晚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1988：317-22）。另外，一个朱开沟二期（二至四段）木炭遗存的碳十四测定（经树轮较正）所得年代为1731-1521 B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1：60）。 【23】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301-332。 【24】同前，317。 【25】Steven A．Rosen．“Notes on the Origins of Pastoral Nomadism：A Case Study from the Negev and Sinai，”Current Anthropology29（1988）：503． 【26】Fiona Marshan，“Origins of SpeCialized Pastoral ProduCtion in East AfriC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2（1990）：885-87． 【27】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1988）：47-48：吕智荣，〈试论李家崖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4（1989）：75；吕智荣，〈朱开沟古文化遗存与李家崖文化〉，《考古与文物》6（1991）：47。 【28】吕智荣，〈朱开沟古文化遗存与李家崖文化〉，51-53。 【29】吕智荣，〈试论李家崖文化的几个问题〉，76。 【30】同前，77。 【33】A Azzaroli， An Early History of Horsemanship （Leiden: E. J. Brill， 1985）， 6-20; Simon J. Davis， The Archaeology of Animal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64. 【34】S. B6kOnyi， “Horse，” in Evolution of Domesticated Animals， ed. by lan L. Mason（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84）， 168. 【35】翟德芳，〈北方地区出土之马衔与马鏕略论〉，《内蒙古文物考古》3（1984） : 33-38 。 【36】Mikhail P. Gryaznov，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Southern Siberia （New York: Cowles Book Co.， 1969）， 131. 【37】A. Azzaroli， An Early History of Horsemanship， 72. 【39】田广全，〈桃红巴拉墓群〉，《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田广金、郭素新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18。 【39】内蒙占文物工作队，〈毛庆沟墓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237—38。 【40】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战国墓〉，《鄂尔多斯式青铜器》，352：〈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377；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玉隆太战国墓〉，《鄂尔多斯式青铜器》，370. 【41】塔拉、梁京明，〈呼鲁斯太青铜器墓葬〉，《鄂尔多斯式青铜器》，223. 【42】栽应新、孙嘉样，〈陕西神木县出土匈奴文物〉，《文物》12（1983）：24。 【43】唯一有猪骨随葬的是凉城饮牛沟，及同地的崞县窑予遗址。饮牛沟墓葬中，猪骨只出现在15座墓葬中的一座，报告文中称这座墓中有羊头骨一、猪头骨一具、狐狸头骨四具，但在文后的墓葬登记表中，则记载着早头骨一，狐狸骨五。崞县窑予墓地在蛮汗山北麓，25座墓中的17座有殉牲．其冲两座有猪头骨随葬。这两个随葬猪骨的例子，很可能表现了区域性的生态特色。凉城地区，事实上是在我们所探讨的区域的东北角，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的西辽河上游地区很接近。在西辽河上游地区，由夏家店下层到上层文化时期，猪的畜养都很盛行。见，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凉城饮牛沟墓葬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3（1984）：27．32：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城崞县窑子墓地〉，《考古学报》1（1989）：79—80：靳枫毅，〈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考古学报》2（1987）：182．86：刘观民，〈内蒙古未峰市大甸子墓地述要〉，《考古》4（1992）：306。 【46】《史记·赵世家》43／13。 【47】田广全、郭素新，《阿鲁柴登发现的全银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350；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城崞县窑子墓地》，78。 【48】《史记·匈奴列传》110／50。 文章来源：《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公众号版本转载自“考古研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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