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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理寓物内 的第 89 篇文章
迪安·阿诺德，美国考古学家,曾任芝加哥自然历史田野博物馆人类学部副主任，在美国西南部和中美洲从事40年田野工作，研究陶器技术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迪安·阿诺德的《陶瓷理论与文化过程》，1988年 编者按 本文是《陶瓷理论与文化过程》一书的导论，作者迪安·阿诺德回顾了考古研究中有关范式和理论方法的演变历程。他首先评价了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的陶瓷理论，这就是研究年代学和进行文化比较的类型学。这种范式主要从器物的异同来分析文化的年代和相互关系，并用传播论来解释陶瓷的相似性。在这类研究中，环境因素只考虑原料的来源和性质，并不视其为影响陶瓷生产变化的因素。随着新考古学范式的普及，作者为陶瓷研究引入了几种重要的范式，一是系统论的范式，就是将陶瓷生产看作是环境、社会、文化、经济、技术和人口等子系统组成的整体系统的组成部分，需要从这些子系统的互动来了解陶瓷的生产和使用。二是文化生态学的范式，借鉴斯图尔特的生态学理论，研究陶瓷生产与环境的关系，并认为环境与陶瓷的关系要比与文化其他部分的关系更加紧密。三是民族志的范式，就是从现生原始民族的陶瓷生产中提炼解释过去陶瓷生产背景的通则。作者指出，理论和问题的思考必须在材料收集之前，而非在材料采集之后。材料必须通过范式和理论的思考来提供信息。采用新的范式，陶瓷研究和解释的信息来源就不限于陶片和器物本身，而必须到陶器以外去了解生态环境和它们的社会文化背景。从文章介绍所知，当今陶瓷研究已经超越了类型学和窑口分类的范式，需要深入了解手工业生产与环境、社会以及陶工专业化程度的关系，并从它们之间相互制约的动态关系，利用控制论的反馈机制来重建陶瓷手工业的兴衰。 ————————
陶瓷是人类文化的有形产品之一。相较其他产品，它们的生产广泛见于世界许多文化之中；它们相对不易朽烂的性质，能够长期留存并几乎随处可见。这些特点使得陶瓷成为考古学家研究过去的一柄利器。 传统上说，考古学家最常用的就是利用陶器进行类型学分析，从而成为年代学的基础。最简单的形式，这些年表是一种类型的时间序列。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信，根据类型、形制和特征之间时空相连的异同，反映了时空上的文化历史关系。这一观点的基础包括若干假设。首先，考古学家相信陶器能够反映某人群的文化，影响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动力会反映在陶器上。第二，类型学或特征上的相似性被认为是文化接触或传播的结果。某地区的人们通过贸易、交换、迁移或征战获得陶器或陶器的制作和装饰方法。反之，类型、特征或形制的差异则说明缺乏这种文化的接触和传播。第三，除了可用资源的不同之外，环境作为一种中立的变量，不会对陶器的异同产生明显的影响。充其量，考古学家意识到粘土分布是影响陶器生产社群存在的环境条件，此外，学者对陶器和环境之间关系的阐述着墨甚少。 这些设想的主要问题在于，历史文献和考古学证据无法支撑陶瓷与政治、社会或文化历史之间的关系。例如，亚当斯的研究表明，努比亚陶器与该地的政治、宗教、社会或文化历史并无关联。乔皮克指出，秘鲁的的喀喀盆地的艾玛拉陶器从前哥伦比亚时期直到现在，甚至在印加和西班牙征服后经历了四百年巨大文化同化过程后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同样，墨西哥河谷陶器对西班牙统治缓慢的文化同化只是在征服后一百五十年的殖民时期开始的。 另一个问题是，考古学家对于陶器如何与文化的其他方面产生联系所知甚少。自1960年代以来，考古学着重关注陶器与文化系统其他方面的联系，如亲缘关系和社会结构，但鲜有民族志资料能够为这样的联系提供足够的证据。在一些案例中，社会互动的程度可能是一个更合理的重建目标。而最近，普罗格对这一方法提出了挑战。 当然，如果考古学家关注通则和阐释文化历史与过程，那么对陶器、环境和文化三者关系的经验性了解是基础。因此，虽然认为解释陶器类型序列对历史的阐释仍然具有吸引力，但是陶器分类和年代学不仅仅是将陶器组合从时空上归组还有待论证。 陶瓷对于考古学家而言的另一个重要用处是研究手工业专门化。手工业专门化不仅在文明发展中作用重要，而且手工业产品同时也为考古学家提供了陶器、石器、金属器和纺织品等材料以研究古代的文化。这些手工业品可以从技术、艺术和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然而，即使考古学家依靠这些材料来阐释和推断，但是从民族志角度了解手工业专门化的生态学，尤其是手工业对环境作为一方面，而对文化作为另一方面所知甚少。 虽然生态学视角在文明演化研究中十分重要，但在手工业生产研究中却未有相应的关注。传统上，这个话题在文化人类学家眼中处于边缘地位。虽然陶器对考古学家而言是重要的研究材料，但被大部分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毫不相关且没有意思。有些学者撰写了一些陶器的描述性文章，但这样的研究更倾向于集中在技术的特定细节，而非陶器与环境以及与文化非陶器方面的关系上。 构建陶瓷理论 近年来，在科学哲学的影响下，考古学家日益明白他们了解过去的概念途径。托马斯·库恩论证，所有的科学都建立在心照不宣的设想（称为“范式”）之上，包括世界的性质和世界通过科学途径进行研究的方式。库恩主张，科学史并非是宇宙事实的积累，而是看待宇宙视野的多次根本改变。比如，天文学史并不只是恒星与行星材料的积累，更重要的是涉及伽利略和哥白尼提出的太阳中心论取代地球中心论所带来的革命性变革。其他科学中也有类似的变革。因此，科学史是科学革命的历史：先前的概念框架被颠覆，为各学科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库恩有关科学史的观点为科学研究带来了两个有问题的启示。第一是这样的看法，即范式在过去因貌似毫无道理和随机原因而变化巨大，库恩的框架过于相对。难道范式仅仅是习惯上看待宇宙的方式吗？抑或范式是可证明的，或立足于理性的标准？范式绝非只是主观的，而且也是对实际存在和运转的有形世界的抽象。如果范式完全是主观的，那么科学可与麦迪逊大街上日新月异的时尚和费耶本“科学只是一种宣传”的看法相提并论。人们感觉，科学是西方价值观（比如了解和操控宇宙的需求）的产物。但是，即使科学的价值观是西方的，但范式却超越了单一的文化。而且，科学旨在探寻真理的价值，试图发现外部物质世界的形态和过程。科学不只是学者脑子里的想法，或是科学书籍和杂志上的文章。科学范式要么是对自然界“真相”更深刻的理解；要么完全受文化左右而相对的，如费耶本所言只是宣传而已。如果我们拒绝费耶本的怀疑论，那么科学史就是范式的演进，它不断以一种更全面的方式描述客观世界实际发生的事情。 库恩思想第二个有问题的启示是，科学“事实”绝对或相对存在的问题。事实的真理价值并无问题，但事实是否本身是绝对的存在，抑或仅仅相对于特定范式而存在。科学哲学家诺伍德·汉森表示，世界的材料无不由科学家进行阐释，并不存在“纯粹”的事实。更确切地说，所有材料都由理论所承载。大家都要了解，所有材料都是通过某种范式和理论框架来了解的，不管它们是否明了。无论材料看上去多么“原始”和“与理论无涉”，它们仍然会受到某些先验范式和理论的影响，如“什么是重要的”以及为什么重要，收集材料的方法和单位，还有材料的根本意义。因此，一种范式会影响探究的所有层面，从大规模的问题导向到描述和阐释。 比如在美国人类学中，收集材料一度是田野工作的基本目标。结果在各种民族志材料中广泛“采集蝴蝶”。虽然这一时期美国人类学提供了世界各人群的海量信息，但也给人类学留下一个误区，即理论建设是在材料收集之后而非之前。不管有人误以为材料是不带理论的，但是范式和理论的考虑依然存在并影响着材料，尽管他们并不承认也不愿说出来。因此，不管明白与否，所有材料都存在于某种范式框架之中。于是，材料必须通过范式和理论的思考来提供信息。 陶瓷研究的范式 科学范式的重要性意味着人类学陶瓷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同样受到范式思维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原子/分析/机械的范式。这种范式根植于牛顿物理学，认为世界是由力学作用的各种单位组成。科学目的在于将现象分解成单位，将它们分割开来，并确定作用于这些单位的驱动力。科学“法则”概念来自这种学术传统，这些“法则”作为单因陈述，阐明某种动力作用于某特定分析单位的一种预设的普遍关系。 在陶瓷研究中，这种范式表现为强调分类。研究的基本单位是陶片（完整器物不常见）。陶片被分成不同的特征，然后归到一起，重新组合成抽象的“类型”，这些类型受文化过程或文化历史动力的作用。吉福德、劳斯、沃伦和史密斯、威利等对此有过经典的论述。 这种范式存在一些问题。首先，陶片并非行为的文化单位，它们只是这种单位的主观划分。当器物破碎，文化中具有行为意义的单位（器物形状）也破碎了。不仅失去了这些器物的形状，也失去了设计中传递的信息。 如同所有文化行为，陶器生产和装饰采用的行为也是有结构的。具有行为意义的单位会表现为水准更高的形态和序列结构。就像语言，并非单位本身携带信息，而是这些单位相互组合的方式。例如，基本的语音按序列表现出形态，是声音的次序而非语音本身承载着信息。同样，在陶器研究中，并非特征（技术或装饰）而是这些特征在某特定器形上所表现的形态承载着信息。只关注陶片而非整器，文化行为的基本单位（器形）和在它上面的其他文化单位的结构便无从知晓。从陶片而非器形结构上判断行为结构，并尝试从中提炼具有文化意义的信息，就像撕碎一本字典，且试图在没有修复每一页的前提下重建其结构。 陶瓷研究分析范式的第二个问题是，主观定义的文化行为单位很难将陶瓷分析与文化其他方面联系起来。虽然这种分析可能提供分类标准，对制定年表有启示性的价值，但它们也产生了除陶器本身以外并无文化意义的大量行为“噪音”。诚然，戴维和亨宁的民族考古学工作表明，准确推断产生陶器的文化行为无需非常详细的陶器分类，这可能造成陶器的过度分类。 关键不在于分类框架并不重要或无用，而是考古学中主导陶瓷研究的分析范式极大限制了陶瓷材料所能回答的各种问题。 1920至1930年代，美国人类学出现了影响陶器研究的其他范式观念。其中之一便是心智主义（mentalism，指研究人类行为的思想基础），或称“土著的视角”，它抗拒19世纪唯物主义人类学思想，后者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主导着人类学思想。 心智主义为陶器研究带来了两项重要的类比，其一源自心理人类学，其二源自语言学。前者关注土著的观点，在1929年代晚期发展起来的“文化与个性学派”中找到了最充分的表达。该学派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就是文化适应在个性塑造中的重要性。总的来说，美国人类学与文化与个性学派都赞同，人类个性的完全可塑性，他能在文化适应过程中被塑造成任何形状。这一观念是在对抗弗洛伊德把“力比多”（指人类的本能，广义的性——译者注）看作基本普遍人性的思想而发展起来的，他的普遍发展阶段（口唇、肛门和性器）被认为适合于所有人。因此，可塑的个性堪比陶工手中可塑的陶土，他可以将陶土塑成任何形状。这种可塑性是本泽尔《普韦布洛陶工》和本尼迪克《文化的形态》中的一个共同主题。本尼迪克声称个性是可塑的，而本泽尔声称陶土才是可塑的。两位都主张，传统让可塑原料（不管陶土还是个性）成型，并一方面能说明文化实践多样性，另一方面说明器物形状的多样性。本泽尔如是说：“原料的可塑性使得几乎任何能想到的形状成为可能。即使将球状器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只考虑实用器，我们也会发现极大的可能性。在北美土著人中，陶器完全由手工制作，在最后出现轮制的地方，圆形器物也是无限的。他们能够制作方形、箱状的器物，并实际上现在仍在有些地方制作。线形有着无穷的变化。并且，陶土制的器皿大小没有限制。存在的限制是陶工混合原料的能力、成型和烧造的技术，而非原料的自然属性。对于较大的器物，烧造难度会因尺寸比例失调而增大。尽管如此，原始陶工仍能制作大型器物，当器物尺寸大到某一点，式样的范围也愈发有限”。 同样的陶器观也见于1972年比文斯对陶器的描述：“陶土是可塑的介质，具有随意的可变性，无形的泥团具有无限的设计可能，简单复杂，不一而足。陶轮上的湿陶土在陶工的眼里和手下能达到完美的形状，成品的质量和印象完全取决工匠在材料本身自然制约内的经验、技术熟练度和想象力”。 另一个重要的类比来自语言学。20世纪上半叶，语言学在美国属于人类学的一部分。该时期语言学的一个主要议题是音素。虽然语法分析在该时期也有所发展，但是对语音的关注却主导着语言学理论。这一关注可追溯到19世纪，当时语言学关注音系分析、正字法和拼写改革。20世纪前30年，音系学成为该领域的引领者，音素被视为语言描述和分析的基本单位。然而在两次大战之间，语言学界被布拉格学派所主导，它采用索绪尔理论来完善音素的概念。讲话属于言语（parole），后来被形容为言语行为；而音素属于语言或语言能力——某语言群共有知识的抽象。早先，音素被视为一个语言单位或是一组声音，就像一种心理现实、一种生理实体或仅是一种描述习惯那样不同。然而，布拉格学派没有将音素看作一种转录工具或一类声音，而将其视其为复杂的心理单位，当中包括许多不同的特征，使之成为某语言实体的特点。每个特征相对于它在该语言中的缺失、或相对于至少一个其他音素的特征而存在。虽然因素并非一套语言对比研究单位的所有成员，但在该语言中与其他音素有不同的关系搭配。 关注采用音素来描述基本的语言学以及它所指的心智现实，影响到考古学陶瓷研究的四个重要进展，并与博厄斯传统的心智主义一致。第一，音素堪比陶器类型。音素是描述语言的基本单位，陶器类型便是描述陶器的基本单位。第二，陶器类型与音素一样具有一种心理现实，并成为“概念型版”或陶工制作陶器之前脑子里的理想类型。第三，陶器类型被视为陶工概念型版的考古学对应物。第四，因为音素由特征所组成，所以陶瓷类型和陶工的概念型版也包含各种特征。于是，陶工是根据其脑子里一套理想特征来制作陶器，这些特征也是考古学家陶器类型的特点。总之，陶工概念型版的定义与考古学家的陶器类型的定义都源于这个时期，而这些概念在当下美国考古学中仍然重要。 与此观点相反，最近的信息表明，指导陶器制作的“形制”知识根植于人们的动作习惯而非概念型版。并且，坎普顿的研究显示，墨西哥陶工和非陶工考虑陶器的方式并不涉及特征群或抽象类型。确切地说，陶工采用的“概念型版”是由最接近某器物形状的原型视觉类别所组成。 比早期美国人类学为考古学陶器研究提供类比更加重要的，是心智主义对考古学研究漠视通则的影响。博厄斯不但通过强调心智主义观点来反对19世纪人类学，而且用强调文化差异来反对世界文化之间的共性研究。19世纪人类学用文化相似性来构建世界范围的通则。在对这一时期的推断和缺乏高质量民族志材料做出反应时，博厄斯起先声称，通则研究应当放在材料收集之后，但他最终完全放弃了通则的目标。他对心智主义和土著视角的关注引向一种相对主义的途径，其中分析单位根据各文化而做不同的定义，没有跨文化的比较标准。直到最近这种趋势才开始有所改变。（并非所有的心智主义都是相对主义的，最近语言人类学研究集中在跨文化的通则研究，了解不同文化是如何和为何对颜色和动植物进行分类的）。于是，这种视角对考古学的影响造成对特定文化陶器的关注，很少关心采用陶器相似性来建立跨文化的通则。虽然某些跨文化比较采用广泛分布的特征、类型和形制，但是在陶器研究中对通则的关注仍十分有限。 早期美国人类学也因为总体上忽视环境对文化无所不在或良性的作用（benign role）而影响了陶器研究。这种观点明显反映在本尼迪克的《文化的形态》一书中。就像本尼迪克回避采用生态因素来解释文化和对人类个性的影响一样，考古学家似乎也回避从生态学因素来解释陶器。那时，与环境相比，陶器受特定历史传统因素、美学思考以及（较晚近）社会结构的影响更大。在考古学家看来，环境被视为提供必要原料之外，和陶器没有太大的关系。例如，威利在其《南美洲印第安人手册》中对陶器的讨论中表示，陶土分布决定了制陶社群的分布。同样，特化坎河谷项目以生态学取向的报告也没有认识到陶器在原料之外与环境的关系。其他考古学家则集中在陶器与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文化历史的相互影响，没有认识到与环境的关系。结果，因为环境看似对陶器的影响无处不在，所以可以忽略不计。环境这种良性作用是《文化的形态》和《普布洛陶工》两书另一共同特点。 强调陶器的文化历史和社会意义而忽略环境变量的倾向，使得斯图尔特对人类学的批评也适用于考古学对陶器的研究：“人类学家如此专注于文化及其历史，以至于他们将环境看作是忽略不计的角色。当然，文化传播总是在发挥作用，但从生态适应在解释文化重要性的作用来看，传播论被评价过头了”。 虽然心智主义在早期美国人类学中是一个主要议题，但是生态学和唯物主义的关注并未消失，而且生态学视角在20世纪中叶被整合为统一的综述（其中包括15年前发表的几篇文章）。然而在陶器研究中，这种生态学视角的影响十分有限。斯图尔特声称，文化最受环境影响的那些方面构成了“文化核心”，而那些不受环境直接影响的边缘特征受传统影响更大。人类学家并不将陶器视为文化核心的一部分，言外之意是指陶器是斯图尔特所谓更多受文化历史影响的诸多边缘特征之一。自然，这种观点因相信粘土的可塑性并反映了特定的文化动力而得到进一步强化。于是，除了资源的重要性外，环境不在陶器的讨论中，这种漠视可能赞同环境在陶器变量中是显见的次要角色。然而，马特森将斯图尔特的工作与陶器研究联系起来，强调必须到陶器以外去了解环境以及它们背后的文化形态。为了引起注意，并显示其与传统陶器研究的差异，马特森指称他的研究视角为“陶器生态学”。阿诺德使用这种方法来描述位于秘鲁奎努阿和危地马拉河谷的陶器制作社群。科尔布也采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南美的制陶技术，范德里欧用它来研究荷兰和近东的考古学陶器。赖斯也用这种视角开发了一种陶器专门化生产的模型。 由于早期人类学认为环境的影响较为温和，人类的个性及陶器完全由文化所塑造。于是，从某种分析的孤立意义来说，陶器除了资源之外与环境无涉。博厄斯传统认为，陶器作为文化的产物，从意识形态的意义而言要比一种适应的意义更能提供文化的认知信息。于是，可以理解的是，这种方法产生了陶器的分类，并被用来发现“文化”是如何随时空而变化的，并被用来重建与文化相关的文化历史。 早期美国人类学影响考古学陶器范式的最后一个重要议题是文化的相互关联。文化被视为一个由不同部分组成的整体，某部分的变化会引起一个或多个其它部分的变化。虽然这个概念的历史来源不同，但在人类学中可以通过莱斯利·怀特、朱利安·斯图尔特、鲁斯·本尼迪克特、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以及弗朗茨·博厄斯等人的工作予以追溯；而这个概念在社会有机体模型中有更早的起源，它在19世纪先后由斯宾塞和涂尔干提出。在19世纪，随着场论（field theory）和相对论的发展，在物理学中也出现了相同的观点。一般来说，这种系统论概念被表述为“整合”、“相互关系”或“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但有一些相伴的概念逐渐得到人类学的关注。这些概念围绕着有机体模型（或“身体”）的其它特点，而非各组成部分（或“器官”）的概念。于是，每个身体都有一个头脑或“集体意识”（涂尔干）、“需求”（马林诺夫斯基——经典的功能主义），以及个性或心理学的“配置”（configuration）。在整个学科史中，虽然这些有机体类比的辅助概念一直被加以强调，但是类比本身相互关联的方面（而非辅助概念）才是考古学的焦点。将这个概念用到陶器研究中，将陶器与文化其他部分相互关联，可以提供文化其他方面的信息。这意味着，发掘陶器的考古学家能够潜在推断和重建文化的非陶器方面内容。这个设想意味着，随时间发生的陶器变化不仅揭示了陶器技术方面的变化，而且也能揭示文化的变化。但是，更为重要的是，陶器能用来对古代社会做共时性的社会和文化重建。 从1960年代晚期以来，美国考古学已见证了从传统考古学向所谓“新考古学”的视角转变。这一趋势与最近在文化人类学中对文化生态学、通则、文化进化以及文化唯物主义的关注同步。虽然马丁将这种趋势的新发展视为一种范式转变，但它不具备库恩科学革命的所有特点。帕西瓦尔指出，语言学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即自从1957年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出版以后，语言学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人回顾了考古学史的这个变化及影响，在此不再赘述，除非简单回顾一些重要的议题，并指出这种新视角是如何影响到早期美国人类学对陶器考古学研究的。 考古学“新视角”的一个重要议题包括对科学哲学日增的关注，它强调以唯物主义的、演绎的和通则性取向，反对弗朗兹·博厄斯以来影响人类学的心智主义的、归纳的和特殊论视角。第二，关注生态互动成为斯图尔特文化生态学基础上了解文化过程的基础。这一议题要比过去文化历史的特殊论概念提供了更多跨文化通则性研究的基础。第三，对相互关联的文化现象有了明确和更大的关注，特别是在利用物质文化来推断非物质文化方面。第四，高度关注将系统论范式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框架来描述通则，以及作为一个理论基础来从文化的物质方面推断社会行为。文化的关联性（有时称为文化的系统论定义）是将系统论用于考古学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它非常符合系统论范式的特征。 尽管新取向的革命性设想和目标，但是该理论还是没有渗入陶器叙述的假设中。实际上“新”考古学家仍然用未经检验的“老”设想来讨论陶器、环境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鉴于当代考古学中生态研究的重要地位，有些考古学家在探究社会结构与陶器的关系的同时，却无视与环境的关系，而陶器（作为技术子系统的组成部分）又和环境有如此紧密的关系，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与1970年代的生态人类学相比，这种方法更像是1930年代人类学中文化与个性的议题。 另一个与新考古学同步的趋势是从考古学视角（民族考古学或“活体考古学”）来研究现生人群。虽然物质文化研究在美国人类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强调民族考古学与较为传统的人工制品生产研究有很大不同。除了确定人工制品与文化其他方面的关系外，民族考古学还关注人工制品的形态、废弃过程和考古记录的形成。 本书的理论视角 由于范式从材料搜集到结果的意义影响到科学研究的所有方面，因此如果在介绍材料之前详细说明范式，那么所有的介绍将更全面、更清晰。因此较为可取的是，任何陶器理论也应阐明它的概念途径。“理论”这个概念在人类学中有不同含义，从比较温和的概念关注到对文化现象进行比较、总结和解释。 近年来，有些考古学家强调“预判”概念作为一般科学特别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目标。但是，正如斯蒂芬·图尔明所指出的那样，预判不需要“科学”就能做到。因为通过观察规律并将这些规律运用到将来，预测就能实现。例如图尔明指出，古巴比伦人成功预测某些天象的类型，但他们没有科学。尽管柏拉图的雅典学生欧多克斯首次对行星运动的原理进行解释，但直到希腊时期天文学家托勒密才第一次全面解释为什么恒星与行星运动中存在规律。后来，哥白尼提出了更全面和更准确的解释，继而由牛顿加以完善。正是基于哥白尼系统的牛顿解释才提供了最强大的预测能力，并促进了海王星和冥王星的发现。因此图尔明声称，科学是处理解释（或图尔明所谓的“理解”）的。它表明现象“为何”存在。首先，科学通过连贯性反推过去的现象使之合理。如果自然的某些规律被真正理解并被正确解释，那么最终（虽然并不总是能够马上做到）可以达到预判这一步。成功的反推能对未来现象进行成功的预判，并是任何成功阐释的最终检验。但是，关键是阐释而非预判；预判跟在成功阐释之后。没有阐释的预判不是科学。因此，本书的“理论”概念意指阐释，并表明为什么存在某些现象；它的目标就是斯蒂芬·图尔明所谓的“了解”。 本书第一个主要的理论视角是系统论范式。正如本章前面所述，许多一般科学尤其是考古学在原子论范式下运作，将材料分为较小的单位，并关注这些单位以及它们内在的特点。因果关系往往是线性和单因的，对作用于这些单位的动力提出普遍性的陈述（现在通常叫“规律”）。这种范式的问题是，一旦某现象被分析且拆分，它就很难重组（如果不是没有可能的话），我们无法预判一个单位与其他单位的相互作用。但系统论范式（通常称为系统理论），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首先，与分析/机械的范式相反，系统论更关注实体之间的关系而非实体本身。它关注结构的原理，而非结构单位的内在特征；它关注结构是“如何的”而非“是什么”。集中于结构的原理，于是系统被从整体来关注。系统论之父路德维希·冯伯塔兰菲将其称为整体的科学。系统论范式第二个可能最为重要的设想是，世界上系统论的关系是如此基本，以至于它们存在于各种生物和非生物现象中。于是，结构的原理可以用类比而非同态地运用到许多不同的学科之中。第三，系统是动态的有机体，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然而，在任何时间点，某系统的“状态”并不只是根据其初始状况，而更多是由其产生的经历为特点。因为某时段内某部分与其他部分互为因果，系统的变化会以好几种方式影响任何一种关系。因此，系统论范式中的因果关系并非单因的，而是多因的因果关系。 本书的第二个理论途径是文化生态学。最初由斯图尔特提出，文化生态学方法旨在通过分析文化技术与特定环境的关系来总结文化的异同。生态学方法为探究环境与“开拓或生产技术”（或如斯图尔特所言“某社会的物质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方法论上的优势。最近，这一方法被拓宽以涵盖人口因素而被称为文化唯物论。由于陶器是一种物质文化，因此是“开拓技术”的组成部分，陶器的生态学方法应该在分析陶器与文化其它子系统如社会和信仰形态子系统的关系之前首先分析陶器与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此时陶器与环境的关系比陶器与文化其它方面的关系在通则研究上更具潜力。一旦了解这种关系，我们就能观察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子系统是如何与陶器结合起来的。 由于陶器生态学方法基本上是客位的，因此本质上是跨文化的，这使得对许多社会中陶器与环境直接关系进行比较，并开发出能适用于古今的一套通则成为可能。其设想是，由于文化具有系统的特点，因此与世界各地其它社会有某种同态的内在联系。这些同态的关系为通则提供了依据，然后能使考古学家在不用民族志类比的情况下利用陶器来解释古代文化系统的社会和文化行为。 本书的最后一个理论途径是民族考古学。尽管人类学家研究现生民族的陶器已有几十年了，但是从考古学角度来研究现生民族只是最近才成为考古学家的一个流行方面。解释古陶瓷的一个问题是，民族志对陶器与环境和文化的关联知之甚少。我们需要从民族志中提炼一种可以用于过去的陶瓷理论。虽然近年来民族考古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并从考古学视角提供了大量有关物质文化的材料，但是迄今的研究仍然存在许多不足：（1）它们主要以特殊论为特点，主要集中在特定的社会；（2）它们大体不拘一格且具有轶事风格，以寓言故事形式呈现；（3）它们在考古学上的运用主要通过：a.特定的直接历史学状况；b.为进一步检验而非为较一般的类比或经验支持的普遍性或通则提出假设。但是，如果考古学家依靠这些方法作为应用于古今的唯一途径，那么他们就限制了可解释的古文化数量，因为能与现代民族志类比的情况几乎没有。显然，民族考古学还不能在跨文化情况下概括一般性规律，需要其它方法来扩大阐释过去的工具。 本书的贡献是开发这样一种理论，并从民族志视角撰写。这种方法有两个优势：（1）它为世界各地许多社会中陶瓷与环境和文化其他部分的各种关系提供跨文化的通则；（2）在添加时间变量之前，它提供一种对这些关系空间上的了解。这些优势的明显好处在于，将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的概括能力与目前民族考古学的特殊论、对文化的特定兴趣相结合，来提炼对解释古陶瓷有用的一般性通则。这些通则尝试贯彻沃森和希弗所谓有关过去的“规律性通则”。在方法论上，该方法与希弗关于行为考古学的第二项策略相一致，即“通过探究现在物质文化中的一般性问题以获得研究过去有用的法则。 将陶器与环境联系起来的民族志通则，在解释大量古文化的陶器时应当比仅用民族志类比有更大的信心。假定至少某些相同过程与古今的陶器生产过程有关，那么考古学家应当发现这些具体的过程是什么。 除了解释为何有这些通则，本书将它们放在文化进化更宽泛的一个阐释框架之中，以回答“为何在一个地区出现陶器生产，还有为什么它会变成全职手工业”的问题。因此，本书试图解释为什么这些通则能够成功反推过去的陶器专门化发展。其他人将决定，在此提出的理论是否是真正预判性的有效阐释。 理论介绍 因此，这本书通过聚焦于物质文化的一小部分——陶器来将系统论的概括能力用于民族考古学的材料。为了用考古材料来解释过去，有必要开发一种物质文化理论，并将它与行为、社会和文化联系起来。但是，物质文化过于纷繁复杂，基于跨文化材料的通则对于考古学家的应用来说不是太困难，就是太琐碎。因此，为了让这个理论更实际和更有用，物质文化需要被分割成更小、更易操作的单位。陶瓷就是这类物质文化，包括陶工有目的的创造，他们用陶土制作了被考古学家认可的陶器。虽然结构和化学成分各不相同，但陶土具有相似的水合硅酸铝结构，以及可塑的特点，这使陶土被塑造成各种式样，然后用合适温度烧造而成。 本书将试图提供一种跨文化通则，能被用于古今许多不同的社会。该方法将从当代各种社会构建陶器与环境以及文化的关系。基本的设想是，在讨论陶器与文化其他部分的关系之前应先解决技术（在这种情况下指陶器）与环境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从陶瓷原料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中得出一些通则。通过从现代文化中提炼的一般性规律，有可能了解和解释陶瓷如何与文化其它部分以及环境联系起来的。将这些通则用于过去，就有可能较为准确地解释陶瓷是如何与古代的环境和文化相联系的。 文化和环境构成了本书讨论的“系统”。文化是人类对环境的超肌体适应，并由相互作用的子系统如技术-经济、社会结构以及意识形态子系统构成一个整体。像所有的系统一样，文化具有本体论的特征，即系统中某部分的变化会引起其它部分的变化。 陶器可以被方便地描述为文化中技术-经济子系统的一个高度特化的部分，为文化之目的适应并改造环境。虽然它并非是一个拥有自己边界维持机制的文化“子系统”，但它确实与文化的其他方面如技术-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等子系统有着系统性的联系。而且，作为较大的文化-环境系统的组成部分，陶器也从系统上与环境联系在一起。 陶器与环境及文化的相互关系可以被形容为生态系统各部分之间（本例中是环境与人类之间）信息流的一个渠道。最基本的信息流类型包括维持生计的必需品如水、能量、营养，它们从环境转移到人类身上以满足他们的营养及热量需求。实际上，陶器能够促进环境到人类的生物所需成分的流动，这使得人类能够在更宽范围里适应环境。除了水、能量和营养，当陶器反映神话主题和用于仪式或墓葬之中时，陶器也成为社会成员之间提供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信息的渠道。后者用陶器扩大了信息流渠道，代表陶器从作为生物营养渠道的严格实用功能向更进化状态的发展。 本书并不集中在陶器本身，而是集中在陶器生产通过当地制陶社群与环境和文化的关联方式。不聚集陶器本身，而是聚焦于陶器生产人群文化与环境互动，另一方面是与陶器的互动。因此，本书将不会涉及坛坛罐罐或陶片。并不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如何对陶器分类；（2）如何用化学和物理方法分析陶器；（3）如何分析民族志的陶器传统。本书较少关注“分析”本身，而是较多关注陶工与它们所处的环境及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虽然一些“分析”不可避免，但是每次尝试重在关系而不是分析单位。 系统具有各种同态的属性，适用于许多学科。陶器与环境之间这种系统关系的所有属性可以从控制论角度进行有效描述。生物学家和行为科学家之所以对控制论感兴趣，是因为它消除了生物与非生物系统之间的区别，并集中于两者的共性。从控制论角度出发，这些共性包括有目的的行为，以及能使系统达到目的的控制和交流过程。有目的行为可能包括各种目的，如保持一定温度或是金属片离开轧钢机时的特定宽度。控制和交流的过程收集目的与系统实际操作之间差异的信息，然后致力于降低这种差异。这些过程被称为反馈机制，并被视为系统输出影响输入的互为因果关系。反馈机制有两种类型。调节或偏差抵消反馈（有时称为消极反馈）是长时间内维持平衡并抵消偏离稳定状况的过程。它们从一套规定的边界抵消偏差。积极或偏差放大反馈是当某些外部输入进入系统，系统无法调节而促进或放大偏差的过程。这些过程导致系统扩大并最终使其在新的、更为复杂的水平上达到稳定。引起偏差放大反馈的这些系统外部输入被称为“刺激”，它重新定义了系统的阀值，迫使该系统的输入通过调节反馈（regulatory feedback）的阀值。最终，这些“刺激”可以成为可控的输入，并形成该系统的一个新参数。因此，偏差放大机制造成了系统内的不平衡和变化，并且是系统获取信息并发生变化的途径。在某些情况下，反馈既可以是偏差抵消又是偏差放大。弗兰纳利非常有效地采用这种控制论方法来描述和解释导致中美洲农业发展的文化变迁。 本书对考古学意义，在于它对把陶器与环境及文化联系到一起的普遍性过程进行阐释和说明。这些过程可以被视为一套刺激或限制陶瓷生产的反馈过程，并有助于我们对古代社会中陶瓷的作用做出阐释。所有的反馈过程应该从一起互动来了解。可能看上去某些章节的过程解释是单因的（如北美西北沿海的天气和气候全部是消极反馈），但这个印象是为了说明反馈机制而挑选特定案例的结果。因此，尽管北美西北沿海完全是调节反馈，但这并不构成那里缺乏陶器的单因解释，其它反馈机制也起作用。每个过程明显与其它过程相关。本讨论并非要穷尽所有关系，而是仅仅向介绍那些有充分民族志材料的关系。
译自：D.E. Arnold, Ceramic Theory and Cultural Proc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编辑：任小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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