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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无疑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但是不得不承认，战争期间围绕着战争与和平主题诞生的音乐作品也成为了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无论是1941年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还是2015年世界各地正在诞生着的纪念反法西斯70周年的新作品。在开展反法西斯战争以及取得胜利之后的70年时间里，世界各地的音乐家们用音符参与着这场惨烈战争以及它的纪念，如同各自国家的战士们为了人类历史前进所作出的贡献一样。 为了忘却的纪念 文／魏天南 人类的贪婪和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与此同时，人性的美好与崇高也无有穷尽。战争，将这二者都发挥到淋漓尽致。身处在残酷战火中的人，无不用自己的眼睛和血泪控诉战争，而作为人类灵魂的歌唱者，音乐家无疑在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岁月流逝，回响依依，不论是以作品振聋发聩的作曲家，还是在战争中颠沛流离却依旧用生命绽放出艺术火花的演奏家，都用自己的方式记录并保存着战争摧毁的一切：和平、安宁、爱情甚至生命。 虽然，在逝去的生命面前，一切都是渺小而苍白的，但音乐家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就如春天的一棵嫩芽，不起眼，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开枝散叶，世代流传，承载并传播着人性的坚强与光辉。他们代言的不仅仅是自己所处的时代，而且是曾经消逝的和未来将要到来的所有时代。他们所发出的也不仅仅是自己的声音，而是所有苦难者的声音，是全人类向往光明、追求幸福的声音。
第一次听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的人，无不为其荡气回肠、惊心动魄的音乐气场所倾倒、震撼。正如苏联著名指挥家穆拉文斯基所说的那样，这部作品是人类意志力最辉煌的时刻。这部作品诞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被德军围困、艰苦卓绝的冰天雪地里，其诞生的过程几乎就是一部壮烈的史书。这部作品刻画的际上并不总是具备这样蓬勃的生命力和旺盛的斗志。在他漫长的创作岁月里，肖斯塔科维奇被认为是一个矛盾综合体。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斗争和妥协、刚强和懦弱。
作品在列宁格勒的首演也是音乐史上独一无二的。列宁格勒这座艺术之城，在当时却是一座死亡之城。1942年的春天，冰雪依旧覆盖着城市，没有火，没有电，到处是一片漆黑，每天都在大批大批地死人。据统计，1942年的2月，平均气温是零下30度 ，平均每天要死亡2000多人。市内唯一的一支乐团也只剩下老弱病残，大部分年轻团员已开赴前线甚至牺牲。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难倒英勇的列宁格勒人，指挥艾拉斯贝格在全城招募乐手，从前线和市内的各个留守部队里，从城市各个角落各行各业的人中，凑齐了100多人的临时乐队。终于在当年的8月7日，这部英雄的作品在这座英雄的城市首演了。许多人为了参加这场演出，拒绝从列宁格勒撤退，宁愿坚守城市。在德军残酷的围攻下，在极其艰苦的岁月里，列宁格勒的音乐家和列宁格勒的人民共同完成了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演出。作品中吹响的那强烈的号角，不知烧红了多少人的眼睛，穿过悠悠的岁月，时至今日依旧栩栩如生。
灵魂深处迸发的火之舞蹈 在音乐史上，普罗科菲耶夫被认为是唯一一位可与肖斯塔科维奇比肩的苏联作曲家。与圣彼得堡的肖斯塔科维奇不同，居住在莫斯科的普罗科菲耶夫在战争时期深居简出，既没有公开演出，也减少了大部分创作与教学工作。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虽然卫国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但莫斯科还尚未被战火波及，城市的生活还基本保持着正常；另一方面，普罗科菲耶夫的性格比肖斯塔科维奇更加沉静、内敛，尤其是在其返回苏联之后。
普罗科菲耶夫一共创作了九部钢琴奏鸣曲，其中的六、七、八三部是同时开始构思、同时动笔、平行谱写的。因为它们主要构思并完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故被称作战争奏鸣三部曲。其中的《第七钢琴奏鸣曲》，又称《斯大林格勒奏鸣曲》，就是在卫国战争时期创作的，完成于1942年的春天，是普罗科菲耶夫最著名的钢琴作品。 莫斯科的春天，被作曲家称之为刹那间绽放的春天。此刻，覆盖了几个月的冰雪突然开始融化，阳光照射下反射出晶莹剔透的光芒，照耀着从冻土中倔强盛开的绿树和鲜花。普罗科菲耶夫在日记里写道：“我怀念这突然绽放的春天和它背后那长久的、真正的冬天。只有俄罗斯有这样的冬天，也只有这样的冬天，能让我真正地从事创作。”然而这个春天又是如此特殊，纳粹的铁蹄已经踏破故国的山河，横扫了俄罗斯西北部的森林、旷野与沼泽，步步逼近莫斯科。德军的凶残和斯大林的错误决策导致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伤亡惨重、尸横遍野，抵抗过零下40度的严冬的，全城只剩下几千人。在这个创作背景下，普罗科菲耶夫用他特有的辛辣笔法，写出了颠覆性的《第七钢琴奏鸣曲》。这部作品从始至终都笼罩在激烈的情绪与阴郁的氛围下，没有春光明媚，也没有巧笑妖娆。虽然普罗科菲耶夫没有用肖斯塔科维奇式的笔触来直刺人心，却写出了战争阴云密布下的痛苦和激愤以及人民不屈的精神。这来自灵魂深处的火焰感染了苏联人，也感染了所有遭受战争迫害的、热爱和平的人。霍洛维茨在美国首演这部作品获得空前成功，被《纽约时报》命名为钢琴版的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 可以看出，普罗科菲耶夫回国后的创作实际上是深受战争影响的。除了战争三部曲以外，他还创作了一部史诗般的巨著：五幕歌剧《战争与和平》。将托尔斯泰的巨作搬上了歌剧舞台，也成为他一生歌剧创作的巅峰。此外还有他为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创作的电影配乐以及与其在创作上一脉相承的《第五交响曲》。四年的卫国战争极大地影响、沉淀了普罗科菲耶夫的创作，将他的创作从个人性、独特性转移到更加深化、厚重又更加简约的风格上来。可以看出，作曲家战争时期和战后的创作凝结了更多的民族气质，变得更为深远、感人。
时隔20年的追忆 英国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作曲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布里顿有两部反战题材的作品，名字都十分相近，一是1942年所作的《安魂交响曲》，二是1962年所作的《战争安魂曲》。当然，无论是作品规模、气魄还是深度，《战争安魂曲》都领先于前者，被认为是20世纪古典音乐反战题材的最巅峰。
法国作曲家梅西安或许是二战以及战后一段时间内最知名的作曲家了。他独特的战时经历和虔诚的宗教信仰都为他在战争中创作的《时间结束四重奏》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时间结束四重奏》有八个乐章。即便是现代音乐中，这种规模在室内乐作品中也是很罕见的。梅西安在其中贯穿了自己的几大重要创作元素：宗教、战争和他毕生钟情的鸟类（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作曲家的身份以外，梅西安还是一位著名的鸟类学家）。在集中营里的恐惧、绝望和愤怒以及对人性和神性的思考，都化作他笔下的音符。各种乐器的音色模仿鸟鸣，从始至终闪烁在乐曲中，时而欢快，时而凄惶，时而悲凉，仿佛映射这充满苦难的尘世。第七乐章暗示基督教义中的第七日，即安息日。而按照梅西安本人的说法，作品之所以还有最重要的第八乐章，就是意指安息日的延长。“荣光照耀的、恒久的第八日”，人们撕裂了灵魂，超脱了痛苦与冲突，在这恒久的安息日中享受平静与幸福。
除了在战火中焦灼的作曲家之外，许多著名的演奏家也被战火波及，被迫背井离乡，远渡重洋谋生。在他们中，有的人事业进一步辉煌，如日中天；也有人流离失所，彷徨着失去方向；还有一些人，坚守着故土，为故乡的人们演奏祖国的音乐，却被质疑有纳粹背景，在战后受到审查与污蔑。如此种种，如众生百态，映射着那个残酷而荒诞的时代。
美国的郁郁不得志使克伦佩勒在战后便做出了重返欧洲的决定。1947年，他出任匈牙利布达佩斯歌剧院的常任指挥，1951年离职。离职的原因据说是克伦佩勒与剧院高层在曲目选择上发生冲突。同年，他来到伦敦，接受了EMI公司新成立的爱乐乐团的邀约。此时的克伦佩勒已经66岁了，而爱乐乐团仅仅是一支新成立的小乐团。历尽艰辛的克伦佩勒不愧是老而弥坚，他以极强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将爱乐乐团带上了欧洲之巅，短时间内便成为世界一流乐团，并借助EMI公司之力，录制了大量优秀的唱片。正是这些唱片使克伦佩勒声名远播，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重塑了音乐的辉煌。 有人离开，就有人坚守。音乐家亦然如是。瓦尔特、克伦佩勒等人能够在二战期间成功逃往美国，其背后不为人知的功臣，却是一位著名的德国指挥—富特文格勒。这位德国指挥帝王、德奥指挥学派的最佳代言人，因曾在1942年希特勒生日音乐会上指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被许多犹太音乐家指责为希特勒的走狗。战后，富特文格勒受到审查，被禁止演出，也中断了与柏林爱乐乐团的合作关系。美国的犹太音乐家领袖、著名指挥托斯卡尼尼就多次公开批评富特文格勒，因为他在战争时期依旧在柏林指挥音乐会。 但是，这种指责并不是完全公平的。对于身处在纳粹铁血统治下的人而言，稍不留神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作为德国指挥的翘楚，富特文格勒却在明里暗里帮助过许多犹太音乐家。如前所述，瓦尔特、克伦佩勒等人都是借由富特文格勒的帮助而成功逃往美国。许多人都看过《辛德勒的名单》这部电影，的确，有时候坚守比逃离更重要、更可贵。如果没有人坚守，更多的人就会失去帮助。
由于梅纽因的艺术与政治影响力，富特文格勒在战后两年内恢复了非纳粹身份，重获盟军的认可。他不但重新执掌柏林爱乐乐团直到逝世，还准备去美国演出，可惜未能成行便与世长辞。富特文格勒在德国柏林的复出演出时，柏林万人空巷；同样饱受战争之苦的柏林人排成长龙，人们用家里仅剩的各种物件来购买门票—瓷器、咖啡、皮夹克，女人们甚至用鞋子、木桶来交换门票。在这场感人至深的音乐会上，人们明白了：战争无论对哪个国家的民众而言，带来的都只有巨大的伤害，而能够抚平这创伤的只有音乐。
弹指一挥间，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伤亡最惨重的战争已结束了70年。今天的世界，在千疮百孔的面目下进行着歌舞升平的游戏。但是，日升日落，斗转星移，花开花谢，人来人往……这一切看似正常的事物，其实却是最奇妙也是最珍贵的。去谈战争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未免太过无情和奢侈了。如果可以，我们一定希望它不曾发生，也不曾带来什么。如今，这鸟语花香的平静生活中，依旧时时能听到来自70年前的哀嚎。那是即便我们不情愿、战争却依旧给我们留下的伤疤和记忆。 国家大剧院纪念 每一场都有看点 文／任小珑 今年，为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家大剧院举办一系列主题演出，包括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南京、南京——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乐季音乐会、总政歌舞团《铁道游击队》、辽宁芭蕾舞团《八女投江》、吉林省京剧院《杨靖宇》、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话剧《祖传秘方》等十余场演出，涵盖歌剧、交响乐、芭蕾舞、戏曲、话剧五大艺术门类，时间跨度将近八个月。 国家大剧院希望借用与反法西斯战争有关的艺术力量，带领观众重新阅读战争在人类心灵和记忆中留下的深刻痕迹及其无尽余波。这个希望的实现，首先离不开对战争与音乐之关系的沉思。战争与音乐，从来不是擦肩而过或不相往来，而是彼此血肉交织的如影相随。 当我们谈论战争时，并非只去谈论作为人类战争巅峰的两次大战，而是谈论一种标示着个体内在和群体关系之冲突状态的广义战争。这样的广义战争，在人类由古至今的生活中其实无处不在，而音乐对它的介入与呈现同样随处可见：作为传统政治意义上矛盾斗争和暴力手段之最高形式的战争，可以包括肖斯塔科维奇笔下惊心动魄的战争回响和他终其一生默默的坚守与抗争，包括德沃夏克和斯美塔那心中波西米亚芬芳的祖国热土，和为抢夺或保护她而起的暴风雨般的族群对抗，包括约翰·亚当斯眼中原子博士试图以炽热的科学情怀辅佐正义却最终落入人类自我毁灭陷阱的疯狂与惊悚。 作为广义上用以标示一种对抗状态的战争，则可以发生在布里顿与柴科夫斯基内心弗洛伊德式的本我与超我的自我斗争中，发生在令西贝柳斯无限神往的北欧音诗中那些伟力无边的众神之间，发生在马勒、贝多芬和布鲁克纳为追问存在意义而在现实生活与超验世界的夹缝间做出的关于挣扎与救赎的人生素描中。 无论是何种战争，我们似乎都能在其中捕捉到音乐的介入：从它对躁动与恐怖岁月的兆示，到它为压抑的人们发出的怒吼，以及它对每颗孤寂心灵的慰藉和每个逝去灵魂的超度。音乐或许不是让战争最为栩栩如生的艺术，但却让人对战争的罪责和苦难更加望而却步，也对和平的光明和美好更加珍惜向往。 当我们谈论音乐时，音乐也并非静态和单维的事物，而是不同特质的多种事物之间动态复杂的互动关系。从对构筑音乐的不同元素的矛盾与存亡关系、对话与相处方式的研习中，我们仿佛能感知到一种深植于音乐肌理之内却肉眼无法可见的战争的存在，更能从中参悟到有关内心和人间的战争与和平的许多玄妙：从乐理层面看，所有音乐皆诞生于声响与寂静的对抗，而所有音乐的美学呈现也取决于这种对抗的过程和结果。演奏和倾听的过程也由此升华为人生体验的一种映射：通过对音响与寂静之抗争关系的感知和控制，我们似乎能感触到一种在生活常规中很难体会到的生与死的抗争。一个音符归于静寂时，常会让人感念生命之远去，而正是通过无数音符的生死过程，我们才得以从音乐中收获超越现实的情感生死之顿悟。 巴伦博伊姆在其书作《音乐的力量》中提出，音乐正是由此帮助人们感受到一种内在的宁静与平和。从审美层面看，最美的音乐应当是智识、情感和气质的完美平衡，即所有音符和不同情感都要建立彼此的尊重、倾听、理解与回应，并由此达成音乐中内在的宁静、平和与终极和谐。在巴伦博伊姆看来，如果这种音乐的终极和谐能扎根人类社会的话，则人与人、国与国便能彼此待以更多的宽容与和谐，而我们也将获得音乐的力量和启示，绘出一幅美好乌托邦的理想图景。巴伦博伊姆正是在此理念鼓舞下创办了东西和平交响乐团，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音乐家朝夕相处，并共同追寻内心和音乐的宁静与平和。在历经战争苦楚之后，和平早已是人类重要的终极梦想。而在我们不懈求索和平梦想的路上，音乐当然早已是我们的力量和启示的重要来源。 2014年和2015年在艺术界都是战争主题颇为重要的年份，全世界范围内的各大艺术中心都在隆重地推出战争与和平主题的作品。今年，国家大剧院很高兴与艺术圈里的同行一起，用艺术的方式带领国内观众回顾那段伤痛的历史，从中获得灵感和反思。 国家大剧院在为观众挑选节目的同时，希望通过艺术传达这样的理念：战争无处不在，战争中没有绝对的胜利者。只有记住战争里面的痛苦和黑暗，才能想方设法避免战争再次发生。同时，战争里面除了痛苦的回忆，还有人性的光辉。也正是因为有着这些人性的光辉，战争才会有尽头。 一系列节目中的每一场演出都有看点。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反法西斯战争，远远超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耳濡目染和感受。杨靖宇、八女投江等等都是一段历史，个中的痛苦和悲惨都不是我们曾亲眼目睹的。希望观众们跟随国家大剧院一起，走入深邃的艺术世界，重新审视全人类一起经历的那段苦难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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