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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学术，一面承袭了清代乾嘉学术的余荫，一面因西潮涌入形成百家争鸣、百舸争流的壮观景象，成为中国史上又一个学术旺盛期。在这段历史激流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知识观念都面临着更新与挑战，传统金石学也处在这样的变局之中。梁启超称“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被赋予“证经补史” 之任的金石学，在经学逐渐消亡最终退出教育体制后，又该何去何从，成为当时众多优秀学者的探索方向，容庚即是其中之一。容庚（1894-1983），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著名古文字学家、收藏家、金石学者。他生于东莞，壮年游历北京，毕生致力于访古考古，研究古文字，收藏古器物，并和中国新兴现代学术研究机构融为一体。他的一生，不仅是个体的生命历程，更是以金石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如何走向现代的典范。 有鉴于此，深圳博物馆联合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莞城美术馆等多家单位，拣选相关文物资料200余件， 希冀通过对容庚金石学学术历程和成就的展现，让社会大众了解容庚、了解金石学，以此缅怀这位来自岭南的杰出学者、一位在现代社会浪潮冲击之下的传统文化弘扬者、一位毕生致力于为传统学问开辟新路的探索者！清代中晚期以来，岭南地区因阮元、张之洞等前后提倡，学海堂、广雅书院相继设立，朴学风气渐浓，文化逐渐发达，滋养了大批学者。东莞容氏、邓氏都是地方大族，家学夙有渊源。在这种环境下出生和成长的容庚，自小就接受了传统学问的熏陶，尤其在金石学方面培养了趣味。早年篆刻和钻研古文字、古器物的经历，为容庚日后毕生致力于金石考古种下了远因。1894年9月5日，容庚诞生于广东东莞县城外旨亭街（相关阅读：容庚故居）。他原名肇庚，字希白，号颂斋。父亲容作恭因他诞生而赋诗云：“时局正需才，生男亦壮哉。高轩一再过，都为试啼来。” 莞城美术馆藏
容鹤龄（1831-1897），容庚祖父，字青田，少承家学，有文名。同治癸亥（1863）年进士。初授知县，弃官不为，后掌教东莞龙溪书院十余年，诱掖后进，提倡风雅，俨然为当地文宗。容鹤龄行书七言联 纸本墨笔 广州艺术博物馆
邓蓉镜等小楷折扇面 清代 纸本 邓蓉镜(1834-1903)，容庚外祖父，同治十年（1871）进士，翰林院编修、署江西按察使，后任广雅书院山长，富收藏，精篆刻。 
莞城美术馆藏
容祖椿（1872-1944），字仲生，号自庵，容庚从叔，东莞旨亭街人，师事岭南画派奠基人居廉，与高剑父、陈树人同出一门。工人物、山水、花鸟画，是容庚学习中国绘画的启蒙老师。1909年，容庚至广州启明小学堂就读，与邓蓉镜之子、四舅邓尔雅同住。在邓尔雅的指导下，他系统接触金石篆刻，研读《说文解字》，接受到了古文字的初步训练，由是开启他的金石之路。深圳博物馆藏
邓尔雅(1884-1954)，广东东莞人，邓蓉镜四子，原名溥霖，字季雨，别名尔雅，号尔疋，别署绿绮台主、风丁老人，篆刻家、书法家、画家。他幼承家学，早年攻篆刻、书法和文字训诂之学，1899年入广雅书院就读，曾与潘达微等办《时事画报》《赏奇画报》。容庚先生家属提供
1916年容庚东莞中学毕业后，与三弟容肇祖合编《东莞印人谱》，拟编《殷周秦汉文字》等，后成《金文编》。1922年6月，他与容肇祖，同前往北京计划对《金文编》进行补充。7月路过天津时拜访了古文字学者罗振玉，容庚以《金文编》呈上，罗振玉赞赏其“治古金文，可造也”，将他推荐给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马衡。由是开启了容庚北上京城、燕都访古的二十余年。在金石学影响下，清代中晚期书法书风有了较大变化，如对金文、篆书的重视，强调书法作品中的“金石气”和“古雅”之美。碑帖与金文拓片成为古物市场中的重要流通物，金文及篆书作品愈加盛行。洪亮吉篆书五言联 清代 纸本墨笔 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乾隆年间榜眼，历任国史馆编纂官、贵州学政等，入直上书房。精于朴学、史地、训诂诸学，工篆书， 因人口论方面的观点而著称。陈澧篆书八言联 清代 纸本墨笔 陈澧（1810-1882），字兰甫，因少时读书于东厢书塾，晚年自题著作为 《东塾读书记》，故学者尊为“东塾先生”，番禺（今广州）人。他长期担任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山长，育才众多，广涉经史、音韵文字、声律音乐、地理数学、书法诗词等领域，是晚清岭南学术最具影响的杰出人物。他性好碑版，篆书“法度谨严，晚年之作，尤为朴茂有致”。吴大澂篆书《陋室铭》《爱莲说》六屏 清代 纸本墨笔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吴大澂（1835-1902），初名大淳，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晚号愙斋，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代官员、学者、金石学家、书画家。清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善画山水、花卉，精于篆书。皆得力于金石鉴赏修养。
黄士陵《说文序》篆书四屏 清代 纸本墨笔 广州艺术博物馆藏
黄士陵（1849-1908），字牧甫（一作穆甫，号倦叟，别号黟山人。晚清篆刻家、书画家。他曾和盛昱、王懿荣、吴大澂等往来，得以观览各地所藏的金石彝器和书画珍品，眼界大开。后随广东巡抚吴大澂南下，作为幕僚在广州盘桓十余年，成为名重岭南的篆刻书画大师，著有《黟山人黄牧甫先生印存》。广州艺术博物馆
罗振玉（1866-1940），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晚年别署贞松老人，江苏淮安人，古文字学者、金石学家。在甲骨文、敦煌写卷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是“甲骨四堂”之一。
上海博物馆藏 段簋侈口束颈，腹部下垂，一双兽首耳，下有方形垂珥，矮圈足外移。颈部饰回首夔龙纹，形如鸟，分尾内卷，圈足饰两道弦纹。簋内底铸铭文六行五十七字，主要记述了周王赏赐段采地的事情。器主名段，受赏赐的原因是周王念在段是“毕仲孙子”，毕仲是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毕公高的次子。
章炳麟（1869-1936），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易名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称之为“太炎先生”，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著述甚丰。因注重金石碑版，他的篆书古趣浑厚，稚拙苍雄。金石绘画
清代中晚期在金石学影响下，崇尚金石古物的风气超出证经补史的考据学和书法书风领域，在绘画领域也催生了新的类型，如博古图与八破图等。函皇父铜鼎全形拓片并马衡、郭沫若题记轴 民国 纸本墨书黄士陵绘师酉敦全器图轴 清代 纸本 深圳博物馆藏
晚清民国之际，中国虽推行了新式教育，但尚未建立现代学术研究机构。1921年底，北京大学创立研究所，计划分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四门，所长由校长兼任，各门设主任一名。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主任沈兼士，这是中国最早建立并成功运作的现代人文学术研究机构。北京大学红楼（国学门办公地） 1922年底，经罗振玉推荐， 容庚被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破格录取为研究生，导师为马衡。马衡（1881-1955），字叔平，别署无咎、凡将斋主，浙江鄞县人，金石学家，篆刻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辅仁大学教授、故宫博物院院长。他精于金石篆刻碑帖研究，注重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因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进之功，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1923年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研究所国学门同人摄影（二排左起第九位是容庚） 1925年2月15日容庚与国学门诸学者送别陈万里赴敦煌考察时合影
青少年时代的容庚，虽雅好金石古物，但限于财力，并不能广泛购买。1926年受聘燕京大学后，薪资较为丰厚，这为他的收藏事业提供了保障。如他自述在北平期间，“常挟破书游隆福寺，走厂甸海王村，不意二十年后竟收藏如此之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一书把该器定名为栾书缶，认为铭文中的栾书即文献记载的晋国栾武子。由于对铭文释读的不同认识，又有学者认为作器者应为栾书之孙栾盈，该器为其流亡楚国时所作，时代可推定为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春正月初一。该器朴素大方，匀称精美，错金铭文兼具极高的历史价值与科技、艺术价值，堪称珍品。栾书缶侧视 栾书缶传出于河南辉县， 1944年6月容庚以一万五千元从北平古董商倪玉书处购得，自言“在余可谓豪举，然此缶错金字四十，古今所未有，一旦得之，亦足傲一切矣” 。 1956年容庚将栾书缶捐赠广州市博物馆，1959年调拨至中国国家博物馆。器形近壶，器身光素无纹。器、盖皆有铭文。盖铭为铸款，双行八字。
器铭：正月季春，元日己丑。余畜孙书也，择其吉金以作铸缶，以祭我皇祖，余以祈眉寿，栾书之子孙万世是宝。器形近壶，器身光素无纹。器、盖皆有铭文。盖铭为铸款，双行八字。器铭：正月季春，元日己丑。余畜孙书也，择其吉金以作铸缶，以祭我皇祖，余以祈眉寿，栾书之子孙万世是宝。广州博物馆藏 刺鼎外壁装饰有两两相对的回首凤鸟纹，内壁铸铭文六行四十八字：唯五月王在衣，辰在丁卯，王褅，用牡于大室，禘昭王，刺御，王赐刺贝卅朋，天子万年，刺对扬王休，用作黄公尊鼎彝，其孙孙子子永宝用。铭文大意为，某年五月，刺陪同穆王在衣这个地方，祭祀昭王，事后穆王赏赐剌贝三十朋，刺感激天子赏赐，做宝鼎追念先祖黄公，希望后世子孙永远宝藏。1938年8月21日容庚购于古光阁萧寿田处，店家索价600，还价350，9月23日以500元成交。
父丁簋 商代晚期 广州博物馆藏 簋内底有铭文，上为族氏铭文“亚束”，下为受祭者日名“父丁”。1937年11月容庚和于省吾交换而来。日名是指，商代到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王室贵族常会以“亲属称谓加十干纪日符号（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称呼自己的先辈，如父甲、祖乙、父癸等，甲骨文所见的历代商王及其配偶也都用同样的名号。这一习俗所体现的命名制度，即现在通常所称的日名制。父丁爵 商代晚期
广州博物馆藏 爵柱一侧铭文为“父丁”，此青铜爵是为祭祀“父丁”所作之器。容庚1931年2月1日购于北平大古山房，价150元。父癸爵 商代晚期 广州博物馆藏 爵外壁鏊内有铭文，上为族氏铭文“四册”，下为受祭者日名“父癸”。 广州博物馆藏 鼎内铸有铭文：析，父乙。“析”为族氏铭文，“父乙”是受祭者的日名。容庚1938年3月15购于北平古光阁萧寿田处，价200元。
广州博物馆藏 青铜簠属礼器中的食器，功能与簋相似，器和盖形制相同呈长方形，上下可以扣合。这件簋仅存一半，口沿下饰窃曲纹，四壁饰双头夔龙纹。内底铸铭文二十字（又重文二）：季宫父作仲姊㜳姬媵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这件簠是季宫父为自己的二姐㜳姬出嫁所作的陪嫁礼器。1944年5月10日，容庚购于北平，价1400元。
郳祁鬲腹饰波曲纹，口内缘铸有十一字铭文：郳祁作尊鬲，其万年永宝用。鬲的主人“郳祁”，是嫁到郳氏的祁姓女子。有能力做青铜礼器的女子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通常都是王侯贵族的妻子。容庚1938年1月21日购于北平雅文斋，价150元。广州博物馆藏 青铜钟是周代的打击乐器，推测从铙演化而来。有甬钟、 钮钟两种类型。钟在使用时以大小相次成组悬挂， 称为编钟。钮钟流行是在春秋早期以后，悬挂时会配有钟钩或销钉将钟固定在钟架的横梁上。 钟体凿刻二十五字铭文：唯正月吉日丁亥，曾□壬女（母）择吉金，自作禾童，枼枼亡疆。任氏簋 西周早期 上海博物馆藏 器身兽首双耳，下有方垂珥，盖面隆起，上有圈状捉手。盖沿和器口沿下饰窃曲纹，盖上和器腹饰瓦纹，圈足饰垂鳞纹和小兽面。器、盖铸有相同铭文六行六十三字：唯三年五月丁巳，王在宗周，令史颂省苏、□友里君、百姓，帅偶整于成周，休有成事。苏宾璋、马四匹、吉金，用作鼎彝。颂其万年无疆，日将天子（日尹见）令，子子孙孙永宝用。铭文记述了周王命令一名叫颂的史官巡察苏国，事情办得很成功，颂得到苏国赠送的玉璋、马四匹和吉金，于是制作了青铜礼器。铭文最后颂感念周王的恩宠，希望子子孙孙永远纪念。 上海博物馆藏有史颂簋完整一器外，尚有一簋盖，铭文相同。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出光美术馆和京都私人各收藏一器。 兽面纹爵 商代中期 青铜爵属于礼器中的酒器。形状通常为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后有尖锐状尾，中为杯，一侧有整，下有三足，流与杯口之际有双柱。青铜爵最早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它是最先出现的青铜礼器之一；在商代，爵是青铜礼器中最重要的核心器物之一；西周时逐渐消失。青铜爵的主要功能是在祭祀礼仪中用来温酒、斟酒，用它来直接饮酒的可能性很小。
广州博物馆藏 镞是安装在箭杆前端的锋刃部分，用弓弦弹射。青铜镞主要流行于夏商周三代，其形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主要可分为双翼、三翼和三棱三种形制。这件镞为双翼两刃，镞身两面饰有相背的凤鸟纹。1935年5月19日容庚购于琉璃厂，价5元，称赞其“矢镞之如此精美者，盖未之见也”。广州博物馆藏 青铜卣属于礼器中的酒器。这件卣器盖缺失，器内底铸有铭文三行十七字：唯王八月，息伯锡贝于姜，用作父乙宝尊彝。意思是在周王某一年八月，息伯得到王姜赏赐的贝（商代的货币），为自己的父亲乙做了这件礼器。息是商周时期的古国，其国君称之为息伯；姜是王姜的省称，通常被认为是周昭王的王后。1937年12月12日，容庚向于省吾用斗父己觯交换而来。
广州博物馆藏 昜鼎外壁装饰有两两相对的长尾凤鸟纹，内壁铸有铭文五行二十五字：唯十月，使于曾，密伯于成周，休赐小臣金，弗敢丧，昜用作宝旅鼎。铭文大意为，小臣昜十月出使曾国后，在成周得到密伯的赏赐，做了这件鼎。“弗敢丧”意思是不敢懈怠。“昜”的职务是小臣，所以这件鼎又被称作“小臣鼎”。
越王剑 战国早期 剑格正反面共铸有鸟虫书体铭文八字，正面：戊（越）王/戊（越）王；反面：戊（越）王/戊（越）王。鸟虫书，亦称“鸟虫篆”，属于金文里的一种特殊美术字体，是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代盛行于吴、越、楚、蔡、徐等南方诸国的一种特殊文字。鸟虫书将字体结构中，部分笔画用鸟首或虫首装饰，这柄越王剑上的“戊（越）王”就是用鸟首装饰，属于鸟书一类。容庚1931秋购于北平式古斋。剑格铭文 广州博物馆藏 铸叔簠器盖及器内铸有相同十五字铭文：铸叔作嬴氏宝簠，其万年眉寿永宝用。这件铜器是铸叔为自己夫人嬴氏所作。容庚购于1944年。爵外壁鋬内铭文为“子系”，商代甲骨金文中记录了大量的子某 ，如子渔、子卫、子蝠等，通常认为是商王之子。广州博物馆藏 青铜簋属于礼器中的食器，用来盛放米饭类食物。这件簋颈部、足部各饰一周兽面纹，器身两侧双兽首耳。腹内底铸四字铭文：作母尊彝。簋的铭文省略了作器者的名字，仅记录了是为母亲做的礼器。
傅斯年认为现代学术特点之一是“集众”，即不再由个人做孤立的研究，需结合图书馆、学会和各团体提供的各类材料，在一个研究环境中“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1920年代中国兴起的大学、研究所、学会和学术期刊正是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制日渐成熟的标志，它们集中于北平，也将北平打造成当时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心。容庚任职的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古物陈列所、《燕京学报》等多家机构，既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广阔平台，也使他很快融入当时中国的一流学者群体。清代乾嘉以来，学者常以信札、笔记的方式交流观点，形成了较为专业的学术评论模式。除大学、学会、专业刊物等现代学术交流方式外，容庚亦采用传统信札方式与其他学者交流深层次看法。和他交往的学者群体，基本代表了当时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最高水平。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容庚生前曾将所收信札大部分辑订成册，名为《来鸿集录》，分为甲集一、二、三，乙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丙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丁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戊集一、二、三、四、五、六等。通过《来鸿集录》目录，亦能一窥容庚的学术交游和人际关系。容庚和顾颉刚、陶北溟、叶恭绰往来信札的信封 民国 容庚先生家属提供
此信表达了对容庚的谢意，并说明返回日本后身体逐渐痊愈。
此信中梅原末治首先感谢容庚惠赐画作三幅，后送呈他所编辑的《朝鲜古文化综鉴》等资料给容庚。
在金石风尚影响下，文人群体之间有了新的交际方式，金石古物、碑帖拓片、金文书法成为文人交游往来的重要凭籍。容庚和其他学者之间的交往亦延续了此特点。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拓片为戈的内部铭文“城固”二字。容庚得此器于广州府学东街古玩肆。
用戈拓片 拓片为戈的胡部铭文“用”字，鸟书。容庚旧藏。
1946年夏，容庚离开了寓居二十余年的北平，告别这一文化圣地，南归广东。在广州期间，因外部环境的改变，他在古铜器和古文字研究方面，主要修改和补充旧作；在古物收藏方面，也较少收集金石器物，而将重心转向丛贴和书画的搜集考证。容庚治学严谨周密，精审广博，形成了以青铜器为中心的考古学、以考订史实为目的的考据学，以丛贴目与书画录为特色的目录学和以金文为中心的古文字学。他视野广阔，融合了传统金石学的治学特色和现代学术研究精神。容庚毕生著述，先后编辑专著32种，论文94篇，合计约800万字。在北京时撰写约300万字，主要关于金石考古；南归后撰写近500万字，主要关于丛贴书画。总体说来，他的撰述集中于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研究、青铜器研究和书画研究。其中关于金石学的著作，大多成书于北平。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毛公鼎为我国青铜重器，内刻铭文32行497字，是迄今所见先秦青铜器中字数最多的一件。其铭文体例独特、内容丰富，自清道光间出土后一直为学者重视。此稿主要是对王国维、吴大澂等各家考释毛公鼎之整理，亦有自身见解，未见出版。容庚撰《中国文字学》 1930年 此稿所载目录与《中国文字学形篇》第一章目录一致，应为该书之残稿。《中国文字学形篇》与《中国文字学义篇》系容庚早年在燕京大学授课时所撰讲义，亦是现代中国文字学史上重要作品之一。
容庚撰《对<简化字总表>的我见》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1956年1月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基础上编印《简化字总表》。容庚认为总表收字数量未能满足人民需求，需要再推进汉字简化，撰文提出了五点建议。此文发表于1964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容庚收藏之富在近代藏家中位居前列。据统计，他收藏青铜器100余件、书画1000余件（套），图书资料上万册之多。他自名书房为“五千卷金石书室”，录金石学著作序跋为《金石书录》；得商周彝器百数十事，纂辑为《颂斋吉金图录》及《续录》；得丛贴250余种，编目为《丛贴考》；整合个人收集明清以来书画1000余件（套）及所见500余种，编为《颂斋书画录》。他还收藏玺印近200方。除私人收藏外，他过眼经手的金石古器很多采用图录形式公开出版，给学界研究提供了便利。
此书系1934年容庚从热河行宫藏851件青铜器中选取精品92件编成，并附有考释与各家记载。因器藏武英殿，故名《武英殿彝器图录》。容庚撰《海外吉金图录》1935年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是书著录流失于日本的中国青铜器158种并作相关考释。正文部分先列各器图片，部分附铭文拓片，后为各图考释，记器物尺寸、铭文及相关信息。此书有容庚朱笔校改并钤有“容庚之印”，当为容庚藏本。容庚撰《伦敦中国艺展出品青铜器预选故宫及古物陈列所藏器》目录 民国抄本目录分八部分：一、烹煮器；二、食器；三、饮酒器；四、容器；五、服御器；六、乐器七、度量器；八、兵器。文中有容庚朱笔批校，容庚曾任北京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容庚篆书初学于《峄山碑》，后因大量临摹金文，功力至深，风神自然，别具一格。他自小学习篆刻，师法邓尔雅、黄士陵，渊穆浑厚，自成特色。
1983年3月6日，容庚在广州逝世。早在1956年他就分两次给广州博物馆捐出珍藏的青铜器95件，其中一级文物9件，二级文物37件，三级文物2件。截至今日，容庚及家属向国家捐出青铜器近200件，历代书画1200余件，古籍善本1万余套册，甲骨、金石拓片、丛帖、名人信札近千件，和大量的著作手稿、刻本及抄本等。他的藏品散布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中山大学等多家单位。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世所罕见。由金石篆刻入门，以青铜器、古文字为研究重心，容庚依托他服务的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等机构，不断进行金石学学术资源的整合。他精密考据，刊发著述；笔耕不辍，纂辑出版大量器物图录；运用大学、研究所、期刊编辑部、出版社等现代机构，扩大金石学影响，推动金石学融入现代学术研究机制，从而为传统学问发展开辟新的路径。容庚是一位淹博的学者，更是一位中国学术转型期的开路者！谨以此展览，纪念容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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