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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但中华文明源头到底在哪儿？夏王朝到底存在不存在？这些问题，一度困扰着人们。为此，国家相继开展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些成果逐步显现出来。
什么是 “文明”？中外学人在概念理解上有多种说法，但有一点是确定的：确认“文明”，以“国家”形态出现为标准。接下来的问题是：确定国家形态的标准是什么？按西方通行的说法，有三项指标：城市、金属器具和文字。
对中华文明来说，城市遗址发现很早，青铜器也不是问题，但文字只发现了商代甲骨文。夏代文字目前仍未发现或确认。因此，就出现了西方人不认可夏代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破解这一问题？除了继续文字考古发现外，中国学者提出了新的思路。
《了不起的文明现场》（图一）一书中，历史学家李零提出了另一个判断文明的标准：社会文明标准。城市、金属和文字这三条标准，走的是技术路线，是技术文明标准。李零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提出以私有财产出现、贫富分化、社会分工、社会阶层分化等几个社会发展指标，作为文明标准。这样，距今5300年的良渚文化具备了这些标准，形成了国家形态，可以看作是中华文明的真正形成。
“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了三个朝代及年代，但关于夏朝年代等问题尚有系列争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则另辟蹊径，从文明确认的角度，给出了一个新的答案，结论是：“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出现了文明的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国各地区陆续进入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和引领者”。
这是学界乃至官方结论，指出三个阶段：距今5800年——5300年有文明迹象，距今5300年——3800年，则是指良渚文明等，己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则指二里头考古发现，形成核心文化。
这个结论，是在近百年来重大考古发现基础上作出的。总体了解各个重大考古发现，可读一读《从考古看中国》（图二），这本书可以让我们初步了解一下百年来重大考古发现，对不同阶段的文明成果有一个初步的感性认识。
对于探源工程提出的三个阶段，对应的是不同考古命题。
第一阶段，属于新石器时代，大量考古学书籍可参考。张光直先生是知名考古学家，他的《古代中国考古学》（图三），着重介绍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刘莉、陈星灿是当代中外考古学名家，他们合著的《中国考古学》是个经典版本，这本书知名度高，己溢价很多。
第二阶段，实际上就是考古学上常说的“满天星斗”和“古国”阶段，这两个著名的提法来自另一考古大家——苏秉琦，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图四），系统介绍了他的理论及依据，他提出我国国家形态经历“古国”——“方国”——“帝国”三大阶段。良诸文化时期，中华大地上，文明竞相开花，属于“古国阶段”，对各文化陆续出现，他形容为“满天星斗”。赵汀阳等学者将苏秉琦先生的重要论述编辑成书，取名《满天星斗》（图五）。
第二阶段，以二里头为标志，己由“满天星斗”，转为“月明星稀”，二里头文化，就是众星所捧的“月”，己成为核心，考古学家许宏定义为“广域王权国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夏代，但跟我们想像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明显不同，至多是松散的集合体，而且区域有限，周边还有很多“星”—小政权。
可参考许宏先生《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图六）等，有详细论证。
换个角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权威论著，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图七），这本书1930年初版，是用马克思主义诠释中国古代社会，有些提法有争议，但总体来说，这部著作仍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经典著作，很多学者仍以这部书为依据。
郭沫若先生有大量研究成果，如甲骨文、青铜器等。这些都是研究古代社会的方法，青铜器还作为一个古代分期的方法，大量使用青铜器的历史时期，称为“青铜时代”，郭沫若先生有著作《青铜时代》（图八），许宏先生也有介绍青铜时代的著作《东亚青铜潮》等，研究青铜器的新路径，有本新书《另一种古史》。
青铜时代大体与我们所说的夏商周三代对应。夏代的研究成果，只能是一些考古成果。关于商代的专题研究，有张光直先生的《商文明》，这部著作是从考古学成果的角度论述的。当时几位著名学者商量分工写作，许倬云先先写《西周史》（图九），这部著作体现历史文献与考古学成果相结合，通过大量考古成果来论证。杨宽先生的《西周史》则以古文献为主。
到了西周史，就跟古代信史记录接上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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