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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其实，汉字是人类所有文字中唯一的抽象文字，其余的都是具象文字。要弄清这一点，首先需要需要弄清抽象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请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算盘珠子、1、一、壹、one，这5种符号都是表达数字1，请问哪个符号更抽象？算盘珠子是三维立体的，是不是比其他二维符号更具象？同时，1比壹更抽象吗？one比一或壹更抽象吗？ 答案是：一个算盘珠子、1、一、壹、one一样的抽象，因为都是表达数字1，因为数字1本身是抽象的。数字1可以用任何符号去表示，可以是二维平面的，也可以是三维立体的，无论哪种符号，都不影响1本身的抽象性。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套符号系统的抽象程度，不是取决于符号本身的形态，而是取决于赋予在符号上的内容的抽象程度。同样一颗算盘珠子，如果我们让它代表数字1，那么它就是抽象的，如果我们告诉一位小朋友，它代表一只羊，那么它就是具象的，因为他们赋予的内容是一只羊，是一只具体的东西，而非抽象的数字1。  回过头，我们来看看汉字及其他文字。所有的文字系统都是符号系统，这个没有问题。那么请问，汉字，作为一套符号系统，是用来表达什么的？很多人会想当然地说，是用来表达语言、语音的。错！汉字不是完全用来表达语音、语音的，因为汉字与语言、语音并无直接对应关系。对于同一个汉字，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发音，而且这种发音的不同可以差距很大，以致两个不同地区的人完全听不懂，但是，却可以共享汉字系统。 这就充分说明，汉字并不是，至少是不完全是用来表达语言、语音的。事实上，在东汉的许慎写汉字的第一本字典《说文解字》时，汉字并无独立的注音系统。至三国时期，才受梵语的影响，发展第一套注音系统：反切法，其实是一套更粗放的拼音系统。民国时期，受英语等西方语言的影响，开发出现代汉字的拼音系统，比反切法更精致，代表音节的字母更多。 既然汉字的拼音系统是独立的，那么汉字本身就不是表达语音的。在人类所有的语言中，只有汉字的拼音系统是独立的，或者说，只有汉字需要独立的拼音系统，因为其他所有的文字，本身就是拼音系统，它们与语音直接对应。 再强调一篇，唯有汉字在字之外需要一套独立的拼音系统，其他所有文字都不需要，因为它们文字本身就是拼音。包括最早的古两河、古埃及的所谓的象形文字，它们也是本质上也拼音的，它们的文字也是用来表达语音的字母所构成，它们的含义也是基于拼音文字原理而被破译。 也就是说，古两河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与后来的字母文字在本质上相同，它们的文字都是直接用来表达语音的。所不同的，一如字母的书写和构造技术。这些文字的抽象程度，并不取决于字形如何构造，是够象形，而是取决于它们所表达的语音。语音尽管视觉看不到，但是听觉可以直接听得到，因此，是具象的，而非抽象的。 拼音文字所直接表达的是语音，其然后再通过语音来表达具体的含义。 汉字不是直接表达语音的，而是直接表达事物的，表达的事物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答案是，有具象的，也有抽象的。“牛”、“水”，都是表达具象的事物，而“义”、“理”、“道”则都是表达抽象的东西。既然可以表达抽象的东西，那汉字就是抽象文字，也是人类唯一的可以直接表达抽象之物的抽象文字。  贰 象形文字的标签，是现代人对汉字的最典型和最流行的误读。当然这种误读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许慎的《说文解字》就是这种误读的产物，并传播这种误读。而现代人中国人，则追随西方学者，将中国汉字和古两河、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归为一类，然后与以英语为首的西方字母相对：象形文字为低级的具象文字，而字母则是高级的抽象文字。 对甲骨文的兴趣和深入研究，始于我对甲骨文的重新发现，所谓的重新发现，是相对于主流的甲骨学的观点而言。我发现，甲骨文的核心造字原理并非象形，而是对早已存在的基本符号的借用。 在甲骨文之前，尽管中国没有文字，但是却存在成熟的符号系统，而且非常古老。不过这些符号系统与文字符号不同，它们的目的不是用来表达语言，与语言没有对应关系。那么它们是用来表达什么？表达义理。 这就是《周易 系辞》说的“圣人立象以尽意”。这里的“象”，指易经的卦象，也是符号。“意”是指“圣人之意”，是众人的“公意”，不是个人私意，而众人之公意，就是义理。因此，易经的卦象符号是用来表达和承载义理的。 这就是“文以载道”。中国最早的“文”并非文字，而是文字之前的符号系统，除了易经符号系统，还有另外一套更重要的符号系统，就是契约符号，与甲骨文密切相关。 在甲骨文之前，中国不仅存在独立的表达义理的符号系统，而且有两套：易经符号和契约符号。易经符号随着《易经》本身的流传，一直被直接传承至今，而契约符号，原始契约形态的消失而消失了，只留下斑点的历史记忆、文献记录。 契约符号，其实也是最早、最原始的契约本身，有两种，一个是结绳，一个是书契。结绳是打上绳结的绳子，而书契则是刻上齿文的木片。《周易 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其中的“结绳”和“书契”都是契约。“结绳而治”就是“契约”而治，用契约作为治理社会，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此时中国尚无政府，此后政府的出现，实际是对契约的替代。 结绳和书契，尽管不是二维平面的，而是三维立体的实物，但是它们也是符号，而且其属性也是“圣人立象以尽意”的，是表达义理的符号。作为最最早原始的契约，结绳和书契的基础是诚信和义理，是义理式契约，其契约的达成和执行，完全靠契约双方的诚信和共识。 说结绳和书契是最早最原始的契约，不仅在中国如此，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如此。现代西方的契约，继承自基督教契约，而基督教契约则又继承自古两河多神教契约。而古两河的多神教式契约，则又是受中国以结绳和书契为形态的义理式契约的影响而产生，这是四千多年前的事。 尽管西方的契约源自中国契约，但是却异化了，或者说西方化了，与中国的原始契约有两点本质不同。 其一，不是抽象符号化的，而是具象语言化的、文字化的。在表达方式上，是用文字将契约条款完整地表达出来，这样其契约就是一个文本，而非象征性的符号。这也意味着西式契约的出现是以文字的出现为前提，一定出现在文字之后。 其二，其契约的基石不是契约各方之间的义理性的共识和诚信，而是契约之外的法律，而法律的背后则是政府和教会的基于暴力的强制。而中国的原始契约，其契约主体就是直接的契约各方，不存在契约各方之外的专制性的第三方。 结绳和书契，是用其自身来记录信息。由于其记录信息的能力有限，不能直接记录语言性信息，而更多是一种符号象征，象征这个契约本身，象征义理和诚信，具体的契约条款，则是语言，附着在契约之上。 因此，结绳和书契都是符号，都是契约符号。他们的含义，是人为赋予其上，象易经符号一样，是“圣人立象以尽意”的。同时，结绳的不同摆放形态，以及结绳和书契的不同部分，又滋生出一些新符号，用来表达更具体的意图。这样就出现了契约符号系列，契约符号就成为一个系统。 甲骨文造字之时，其主要的造字原理和方法，并非象形，而是对早已存在的契约符号的直接借用。这些成熟的契约符号，就成为甲骨文的核心结构。这样契约符号，就进入甲骨文的字形之中，它们的含义也进入甲骨文文字的义项。 这样，甲骨文并非汉字符号的真正源头，甲骨文之前的成熟符号系统才是，尤其是契约符号。完整的汉字演变过程，是一个从契约符号到甲骨文、金文，然后再到文言文，最后是白话文（现代汉字）的演变过程。注意，文言文、白话文在这里都是相对独立的汉字的形态，因为其内在的属性文字属性是不同的。 在古代汉语中，“文”和“字”有着本质不同，狭义的“文”就是指甲骨文之前的符号系统，尤其是契约符号。这样以来，“文”的目的就不是表达语言、语音的，而是表达“文以载道”？“立象以尽意”地去表达义理的。也就是说，“文”就是义理符号，与语言、语音无关。 汉字的出现，甲骨文的出现，其实就是开始用“文”去表达语言，因此，汉字其实是具有双重特征的，一是表达义理，而是表达语言、语音。而且随着汉字的演变，这两个因素的含量是在逐渐变化的：义理含量在逐渐下降，语言含量在逐渐上升。 这样汉字的起源和演变过程，就是一个从“文”到“字”的演变过程，其两极是纯粹的“文”和纯粹的“字”。所谓纯粹的“文”，就是语言含量为零的状态，就是甲骨文之前的契约符号。所谓的纯粹的“字”，就是义理含量为零的状态，就是现代的完全与语言对应的，完全沦为语言的表达工具的，白话文的，现代汉字。 “字”的本义和婚育有关，后来才被用来指“字”，这个时间相对很晚，在秦汉之际。为何用表达婚育的字去指代文字之字，是取其生字、孳乳之义。战国时期，很多新字被造出来，而这些新字是从老字中孳乳而出。清初大儒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对此做过专门考证。他认为用“字”来指文字，最早的记录是秦始皇的琅琊石刻，此文又被西汉的司马迁收录在《史记》中。 在纯粹的文和纯粹的字之间，则是一个文特征和字特征二者间距的中间状态，其中又有两个具体形态：甲骨文、金文，和文言文。为何将甲骨文金文看成一个独立的文字形态，将文言文看成另一个，因为两者之间有着一个本质区别：甲骨文、金文，最为汉字的出处形态，并不成熟，只要到了文言文形态，汉字才真正成熟。 何谓汉字的成熟？就是汉字中的语言含量达到充分地高，汉字与语言的同步和对应程度充分地高，以致汉字可以独立去表达语言性的信息。其具体表现是，长篇幅的独立的文章的出现。 甲骨文金文是从文到字的第一步，其中的语言含量还很低，义理含量还很高，即文的属性大于字的属性，这导致它们与语言的同步性和对应性较低，无法独立地去表达语言性的信息，而只是表达语言性信息的辅助手段。 这意味着，对甲骨文和金文文献而言，所记录的并非完成的语言性信息，而只是一部分。完整的语言性信息是通过两种方式来表达的：甲骨文记录局部，另外一部分则是附着在其上的，口相传的语言性信息。这个表达方式，其实上和契约符号相同。 这种表达方式是：文+言。文和言还是分开的。言的部分还叫“传”，即《五经》的传的传。 了解《五经》的人都知道，其内容，包括经和传两部分。在西汉之前，传的部分还是口耳相传的语言，《五经》的传授只能通过师生之间的口授的形式。而西汉经学的核心工作，就是将口授的传文字化，用文字记录下来，转化成文字版。这也就意味着，《五经》的真正成熟是西汉的事，西汉之前，《五经》的传并未实现文字化。 《五经》的传在西汉之前为何没有文字化，而依然保持着语言的形式，因为西汉之前的汉字并未真正成熟，尚不能独立地表达语言，其表达方式就是：文+言的。  古人对《五经》之一的《春秋》有一句评语：“微言大义”。“微言”就是字少，大义就是义理，就是用很少的字来表达义理。《春秋》经的经文的确字很少，但之所以少，其根源在于汉字的不成熟。《春秋》乃至整个五经系统的经文，从文字形态上看，和甲骨文、金文相同，都是不成熟的，尚无法独立地表达语言，其表达方式尚是：文+言的。 因此，“微言”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字形态，即汉字的最初的不成熟时的形态，文言文之前的的甲骨文、金文都属于“微言文”。 在“微言文”时期，其表达方式是：文+言的，文和言是分开的。而“文言文”作为成熟的汉字形态，就实现了文和言的合一，因此叫文言文。文言文初步成型成熟的标志，就是“字”概念的出现，文言文就是字。这是秦汉之际的事。但从微言文到文言文演变过程的起点，则在春秋时期，经战国而成熟。 也就是说，“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也发生了一场汉字革命，实现了从不成熟的“微言文”到成熟的“文言文”的转变。 同时，也可以看到， 汉字的成熟过程，与五经的成书过程是同步的，同一个过程。因此，经学的终点，就是文字学、甲骨学。 从整部中国历史看，甲骨文恰恰是处在一个中间的枢纽位置，一端连着字成熟后的“字时代”，一端连着无字的“文时代”。因此，只有把甲骨文搞懂了，才能搞懂“字时代”和“文时代”。如果搞不懂甲骨文，就既不能真正搞懂“文时代”，也不能搞懂“字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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