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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笔是用来写字的，一定是先有的笔，后有的字。这个逻辑对其他文明成立，但对中国文明不成立。中国是相反的，先有的笔，后有的字。 考古学已经证实，中国最早的字就是甲骨文，但是仔细研究甲骨文的字形结构可以发现，尽管作为字本身是新的，但是，它的一些基本字形结构却是非常成熟的，而且逻辑非常严密。这意味着，在甲骨文之前，中国就已经存在一套非常成熟的符号系统，被广泛应用，只是这条符号系统，没有和语言相结合，没有发音，不能表达语言。 其实甲骨文也是一套新型的符号系统，新就新在，它开始和语言相联系和对应，每个符号开始有发言，然后可以用来去表达语言。 有发音的符号系统是“字”，字之前已经存在的没有发音的符号系统叫“文”、“纯粹的文”。字也是一种文，但已经不纯粹了。 甲骨文是最早的字，但是在字之前早已存在成熟的文。而且，甲骨文在造字时，并非白手起家，而是对文进行了直接继承，将文作为字的基本结构。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用“字”来指代文字的字，是很晚的。从文献材料上看，最早出现在秦始皇时期，到汉朝以后才兴盛。清初的大儒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对此做过专门考证。 “字”的本义，是指婚育、婚嫁的，其字形是宝盖下一个子，意思是在家中生养孩子。之所以，用“字”来称呼文字之字，因为文字之字，也是被孕育、孳乳的。被谁孕育、孳乳？被“文”。文是字之母。 遗憾的是，关于文的本质，以及文和字之间的孳乳关系，经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大混乱，已经遗失大半，到了两汉，就只剩下夹杂着杜撰和扭曲的星点记忆了。这体现在许慎在《说文解字 序》中对文、字关系的记述。 许慎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这段简短的汉字起源和演变史，的确有些合乎历史实情，但更多的则是臆造和扭曲。 显然，许慎将汉字最原始、最基础的造字方法是“象形”，并把最初造出来的一批字称之为“文”。后来，这些“文”又构成偏旁，然后形旁和声旁相结合，“孳乳”出更多的形成字。他也指出，“字”就是取其孳乳之义。 也就是说，在许慎的认知中，文也是字，只不过是最初被造出的字，他们又成为后来新字的偏旁。他说的字的孳乳，也是发生在字的内部，由结构简单字孳乳出结构复杂的字。南宋的郑樵，又进步一以讹传讹地，将文、字关系概括为“独体为文，合体为字“。 许慎没有注意到字之前的无音之文的独立存在，混淆了文和字，当然，也就是无法正确认知汉字的真正起源史，看不到汉字的核心结构实际上就来自对无音之文的直接继承。这又使他对汉字的核心造字原理产生错误的认知，认为汉字最原初、最核心的造字原理是象形，严重地误导了后人。 其实，汉字的最原初、最核心的造字原理并非象形，而是对此前早已存在的文符号的直接继承和借用。不妨称之为“借文”、“借符”。这些“文”、“符”在甲骨文出现之前，在汉字出现之前，早就有稳定的含义，只是没有发音，不能表达语言。 经过对甲骨文字形结构的潜心研究，我已经识别出120多这样的结构，并孳乳出更多的字。在目前已经识读出的甲骨文中，超过60%都是此类字。也就是说，超过60%的甲骨文，都不是来源于象形，而是来自“借文”。   但是，汉字的核心造字原理是象形的成见，自许慎至今已经影响中国2000年前，在中国人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现代西方的象形论又进行了二次影响，二次锤实。使得现代中国人对汉字象形论信奉，就象水和空气一样自然。质疑它就是就象质疑水和空气的存在一样的匪夷所思。 现代西方的文字象形论，来自对古两河和古埃及早期文字的认知，他们的造字的原理的确是象形，于是就想当然地认为，古老的汉字也当然是象形，但汉字的确不是。 在古两河和古埃及的文字出现之前，并不存在中国式的独立的无音的文系统。他们文字的最初造型方法的确主要是象形，而且其造字的根本目的，不过为语音找个对应符号，其本身的字形本身的含义并不重要。 也就是说，古两河和古埃及的最初的象形文字，其实质还是表音文字，和后来的字母文字是一样的。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两种文字都很快出现了去象形化，古两河的文字变成抽象的楔形文字，而古埃及的文字则演化成草书体，并最终孕育出字母。  汉字之所以在字形上高度稳定，没有出现去象形化，根源就在于，汉字的造字并非象形，汉字也并非仅仅是语言的表达符号，而是承载着独立的意义，而且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最崇高的意义：义理。 汉字的字形本身就是“文以载道”的，可谓一字一文章，一字一义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字是“义理文字”。也正是因为汉字的字形本身承载着义理，中国人也一直对汉字保持着最高的尊重，后来又对书和读书人保持最高的尊重。甚至，说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而书法则直接演化成独立的艺术品，这在人类文明中是绝无仅有。 古埃及和古两河的早期文字真的是象形文字，这导致他们的字形中并无特别意义，所以，很快便去象形化了。而中国文字的字形一直稳定，一直被人们尊重，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汉字绝非古两河古埃及一样的象形字。 要真正理解汉字字形的文以载道的义理属性，必须首先理解汉字之前的文系统，因为就义理属性而言，字之前的文远比字纯粹，因为它完全是“立象以尽意（义）”（《周易 系辞》）的，只用来表达义理，而不去表达语言。 进一步研究会发现，作为甲骨文基本结构的文，其造型原理是基于契约机制的，可以称之为“契约符号”，这样甲骨文和汉字就是“契约文字”。 当然这种契约不是现代的契约，而是中国最早最原始的契约形态，也是人类最早最原始。也就是说，契约最早出现在中国，由中国文明所发明，古两河的契约和法律，都是受中国契约的影响而出现，并出现了异化。 中国的原始形态的契约，在中国文明伊始就有了，最开始是“结绳”，后来又出现了“书契”，结绳是打着绳结的绳子，书契则是刻着齿文的木片。 《周易 此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明确指出，结绳和书契都是治理社会的工具。它们能够具备治理社会功能的原因就是，它们都是契约，而非普通的记事工具。“结绳而治”实为“契约而治”，那时的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治理工具不是政府，而是契约，那时压根没有政府。 结绳和书契自身的信息记载能力十分有限，所以，结绳和书契本身无法直接记录所有的契约条款，这些条款只能以口耳相传的语言的方式进行记录，这些语音性的契约条款，附着在结绳或书契之上，因此，结绳和书契的核心功能是充当信用凭证、信用符号，他们本身就是一种符号。 所以，“符”字的重要义项之一就是指契约，又叫“符契”。信陵君窃符救赵，这个符就是虎符，实际也是契约，是运用在军事指挥领域中的契约，即调动军队的凭信。  在书契中，需要刻写契齿文，其中一种形式，就是在一对并排放置的木片中间，自上而下刻写横线，这些横线和木片的并合线一起，就形成了“丰”字符。这样，刻写书契的契齿文，就成为中国最早的书写。当然也是人类最早。 考古出土的最早的丰字符，来自西安的半坡遗址，时间在7000多年前。这意味着，书契在7000多年前的中国就已经存在。还意味着，在那时，中国就有了书写和笔。  契约的“契”，就是对书契刻写过程的记录。其中的“丰”就是代表在书契上刻写的契齿文。“刀”就是刻写工具，也是笔。下面的“大”指的是德高望重的大人，他是分歧双方的评理人。在大人的评理下，分歧双方消除分歧，达成共识和合作。这时作为凭信，大人就会让他们签订一个契约，作为共识达成的凭据。 而书契的刻写一般是由大人来进行。 甲骨文中对分歧双方间的评理人，以及评理人刻写书契，有专门的符号。其中最原始的符号就是“尹”，然后又由尹孳乳出“聿”，又由聿孳乳出“笔”。 甲骨文“尹”的字形为一只手，手中握着一个竖线。这个竖线就是刻刀，也是笔。指代能够充当评理人，并为分歧立定契约的君子、大人。  “君”由即为“尹”加“口”，“口”指代评理人所讲的话。 甲骨文“聿”的字形，就是在在“尹”中的竖线下端，对称地多两撇，指代刻写的契齿文、刻写的内容。 既然“聿”是作为评理者的大人所刻写的契约，意味着分歧双方都必须遵行，所以，“聿”就是“律”的本字。聿加个行旁（后来讹变为双人旁）就是法律的“律”，行旁是甲骨文行的一半，指代遵循。 而笔则是聿加一个竹字头，尽管笔出现的相对要晚一些，但是，在“笔”字出现之前，“笔”则是聿的一个义项。 其实，甲骨文呢的书写方式，是直接继承了书契，也是刻写的，以刀为笔。 好，本文先就此打住，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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