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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汉看中国佛教演化史 ……范文澜《中国通史》“唐朝佛教”读书札记 六、禅宗革命（续前） 3、怀海禅师创建中国式的佛教规范：百丈清规 禅宗把一切看空，使中国佛教徒的身心从对天竺佛教的仰慕和墨守中获得解放，三宝之中的二宝------佛陀、佛法，都被打掉了；而士大夫的加持，多少稳住了禅师们的社会地位，但久而久之，这毕竟不是个常法。 正如天竺大乘佛教早期一切看空，造成危机，最后由龙树创作中观思想来矫正一样，从汉传佛教的延续来说，禅宗革命也需要矫正。 而在中国的禅宗，起到类似龙树作用的，是在慧能去世后半个多世纪后的怀海禅师，但是他的路子，主要不在于发明微妙的学理教义，而在于独创了一套中国式的僧侣行为组织规范：百丈清规。
百丈清规生成的时代背景： 第一，当时的佛教各宗派寺院，大都是依附于皇室贵族，衣食丰足，养尊处优，一心钻研佛理，不事生产。又，这些宗派，当然都是尊奉天竺佛教戒律的，称为“律寺”。 而禅宗的禅师和弟子们，往往借宿在上述律寺里，又漠视戒律，久而久之，难免生出许多龌龉。 于是，到了慧能的徒孙马祖道一（709-788年），就率领弟子在荒山丛林中，另辟天地，马祖道一就成了禅寺的开创者，禅寺也因此又称为“丛林”，以区别于那些地处闹市的律寺。 但是，在山林里面的僧人，一开始仍由居士供养，又经常有游方僧人来挂单，难免经济来源不足。因此，丛林僧人们需要另寻一个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 第二，寺院大多居住在城市地区，寺产丰厚，还衍生经营工商业，放高利贷，变成了盈利性公司了，失去了佛教的本味，名为遵守戒律，却连基本的戒贪都不能持守。 又，在闹市区，僧尼混杂，僧俗混杂，难免生出各种淫欲之事，败坏佛教名声，也要对此戒备处理。 第三，在唐代，寺院的行政管理有两种，一种是当年惠远白莲社式的，依靠住持的个人威望实行自我管理；但另一种主流是身居闹市的寺院，由官方派出机构代管，僧侣们除了自觉遵守外，很少参与行政事务。 而禅宗在偏远山林发展，官家鞭长莫及。且禅宗声望日益卓著，一般大禅师都能汇聚数百上千徒众。这么多人，如何组织他们的生活和行为规范？如果从事生产，财富如何分配？这些都是问题。 怀海禅师（720-814）是马祖道一的弟子。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洪州有居士在今江西奉新县的百丈山，建立僧庵，请怀海禅师主持。怀海面对上述丛林中建立禅寺的新问题，便建立了相应的清规，故称百丈清规。 遗憾的是，百丈清规的原作已经失传。 大致情况是，百丈清规订立以后，逐渐在禅宗寺院中流行起来，当然是各家有所增删；到了宋真宗年间，被定为官定规范，下令所有寺院遵守；此后一直流传到元明清。目前可见的最早的本子是元代的，已经做了很多增删了。 我们无从知道这中间究竟增加了那些内容，删掉或者改掉了那些内容。但还是可以从元本大致一窥其风貌。 从流传下来的元本《百丈清规》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1）农禅思想：经济独立。 百丈禅师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思想。 自百丈禅师以来，便被立为僧人每日的功课，代代相传不息。百丈禅师身先士卒，做出了表率。据“百丈语录”记述：众僧人觉得怀海老了，不堪劳作，就把他的农具藏起来。怀海说，不让我干活，我就不吃饭，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说法。 农禅的意义在于： 第一，禅寺经济独立。 由于怕误伤田间害虫，天竺僧侣不能从事农业劳动，只能乞讨或者接受供养，成为实际上的社会寄生虫。寺院僧侣也常因此而遭受社会妒恨，几次灭佛事件，都与此有很大关系。 百丈清规的“农禅”对此做了变通，使得禅寺可以自力更生，取得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 等到唐朝后期唐武宗毁佛的时候，各宗都遭皇家憎恶，被抽掉了经济来源，断了生路。而禅宗却由于农禅，损失最小，随后获得了新生和扩展。
第二，由于实行农禅，寺院得以在山林中立足，远离尘世，大大摆脱了尘世对僧众的骚扰和诱惑，还佛家一片清凉之地。相应地，其他戒律的持守，也会变得容易得多了。 （2）百丈清规还对公私财产做了严格规定。 以往各宗接受的田产金钱太多，进而衍生出工商业经营、放高利贷。实际上等于变相违背了戒律。百丈清规则针对僧人贪财，做了比较严格的规定。 在丛林，僧人的私人用具，全都放在大通铺前面的架子上，意思是不得蓄积私产。一般执事人等，公私分明，绝不敢动用寺院的一草一木。 丛林中，吃饭全部集中在斋堂，又叫作“五观堂”。吃饭之时，大众必须心存五观：大概意思是得想着你一天的品行、劳作，对不对得起这顿饭；又，吃饭不要有贪欲，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基本生理需要。 丛林收入，除大众福利外，盈余用于添购田产，供养更多的僧众。 僧众们云游四方，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丛林，且能够守丛林清规，就可以挂褡安居。甚至到了一些大丛林，方丈还会送给“草鞋钱”。 丛林生活的清闲，僧人云游四方的洒脱，历来为帝王将相、文人雅士们所羡幕。 （3）百丈清规制定了自我管理的行政体制。 寺中最高领导者为长老（方丈），当然都是德高望重者。主要职责为教化僧众，讲经答疑，为僧众修炼和行为规范的总督导，并为僧徒做表率。 长老下设十寮舍，主管寺院日常行政事务。 维那，就是寺院的纪律检查机构，违禁者轻则杖责，重则逐出山门。
寺院在管理人选、规范职守、监察中，还贯彻了德治和法制的结合，民主与集中的结合。 《百丈清规》规定，方丈在人员的选任上要求有德者，注重发挥个人的自觉自知自省特质。 在实际的管理运作上，既有方丈的统筹管理，又有十务寮舍之各司其局，维那之纪律监察，以及寺院僧众的民主评议。另外，也不拒绝政府监督。 （4）百丈清规对于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坐、卧，皆有规范。这其中既摘取天竺佛教的戒律规范，也吸收了中国儒家的礼乐文化。 丛林中的修行者，必须具有坚定的信仰，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决心，因此禅堂又叫“选佛堂”（禅宗的禅堂不供奉佛像，等着僧人们自己成佛）。禅僧们专心一致地修证心地成佛法门，同时又要严格地恪守丛林的清规戒律。 忠孝：如前四章中，前两章釐祝（li）、报恩，讲的就是忠诚；后两章的报本、尊祖，讲的是孝道。而讲忠孝，是和天竺佛教相违背的。 衣：在上殿念经、礼佛或听经说法的时候，内穿海青外披袈裟。僧众们的穿衣、折叠，都有规矩。 食：依照佛教戒律，仍是素食，每日只有早、午两餐，过午不食。担任劳役的僧人，因体力不济，才有晚餐，被称为“药食”。 住：依照丛林规矩，在禅堂专志修习禅定的僧众，旦暮起居，均在禅堂，其余人等各有寮房。除早晚上殿念经作功课，听经、听法外，无事须于寮房静坐，不得闲谈、闲游，无故不得三人以上聚论及大声喊叫。 行：各人行走，或随众列班，必须依照戒律和丛林规矩，两手当胸平放，安祥徐步，垂脸缄默，不得左顾右盼，不得高视阔步。如有事外出，必须告假、销假，不得随便外出。住持、方丈也不例外。 如有犯者，轻则罚跪香或执苦役，重则依律处罚，直至赶出山门。
百丈清规，独创了一套中国式的戒律，一经出台，就在禅宗各界纷纷效仿，流行。 柳宗元因此而盛赞之，说：儒家以礼教立定仁义，无之则坏；佛家以清规戒律持守定慧，去之则丧。 【按：这段话的其实意义很大。庄子趋于反对儒家礼法的刻意成分，觉得应该随心所欲不逾矩。但问题是，那是高人才能达到的境界；而且即使是高人，如果没有先刻意地进行训练，又如何能够达到不逾矩呢？】 到了宋真宗的时候，佛教徒向朝廷进献百丈清规，于是百丈清规变成了官方认可的佛教清规戒律，颁行全国寺院。在北宋，禅寺的行为规范已经富含满满的中国文化色彩。 程颢有一次游定林寺，见到寺院僧堂内部僧侣们周旋步伐，威仪济济，击鼓敲钟，内外肃静，一坐一起，并合清规。不禁感叹：三代礼乐，尽在此中矣。 4、武宗毁佛后，禅宗的进一步融汇各宗。 从隋唐以来，历代皇帝都礼佛，佛教在唐代繁荣昌盛，而在经济上却日益成为国中之国，被视为社会蛀虫，由此引发了唐朝晚期的武宗毁佛（845年）。 而由于禅宗地僻深山，自力更生，受到这场劫难的影响最小。 武宗毁佛之后，各宗俱衰，禅宗独盛。此后又分成了五个分支： 临济宗（河北正定）、曹洞宗（江西宜黄）、沩仰宗（湖南宁乡、江西宜春）、云门宗（广东乳源）、法眼宗（南京清凉山）。 于是，全面中国化的佛教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 但是，在后代，禅宗也进一步世俗化，不再攻击天竺佛教，禅堂本来不设立佛像，现在又迎来了净土宗的佛像和菩萨。又采取了密宗的某些方术，也替人念经超度，…… 但是，禅宗的核心思想没变。因此，中国的佛教，也从八宗归天竺佛教，变成禅宗统摄天竺各宗了。
这样风格的禅宗，当然受到了士大夫的青睐，如北宋的杨亿、夏竦、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张商英等名士，都和禅宗临济宗大师有密切交往，和禅师一起谈禅宗，印证他们的心得。 如苏轼就有一段和金山寺佛印禅师的趣事，贴在这里。 苏轼历经各派政治势力的打击排挤之后，觉得自己终于修炼到不动心了，就写了一首诗，让书童送到江对岸的佛印禅师那里求印证。 过了半晌，书童拿回诗稿来给苏东坡看，佛印在这首诗里面的一句“八风吹不动”下面，批了个“屁”字。 苏东坡很恼火，便亲自跑过江去兴师问罪，结果佛印禅师笑眯眯地在“屁”字的两边，又加了几个字，与苏东坡的原作合成了一幅对联： 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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