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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很多大秦帝国的粉丝认为，秦国灭亡是因为没有完成体制转型，历史学界主流则认为是秦始皇滥用民力、好大喜功。 今天我们就从历史记载中来找寻导致秦朝灭亡的蛛丝马迹。 秦朝为什么二世而亡？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六国而称位皇帝，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逝，同年其子胡亥继位。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王朝仅存在了15年，其灭亡的原因有： 1、历史的惯性。 虽然到了战国中后期，天下人皆思统一，但当秦始皇迅速地统一天下之后，六国的贵族百姓依旧没有第一时间从思维上消化和面对这种大一统的局面，于是再度回到六国并存的局势，就成了一部分六国贵族们的复国理念。 这种思维的惯性，是需要时间慢慢消除的，但显然，秦朝没有支持到这个时间节点的到来。 2、六国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民间尚存反抗的能力和动力。 秦始皇虽然“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又“徙天下豪富於咸阳十二万户”（《史记.秦始皇本纪》），但是六国贵族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 比如著名的张良博浪沙刺秦，张良祖父、父亲都出任韩国丞相，如他这样怀着国破家亡之恨的六国贵族后代，不知凡几。 比如项羽的叔父项梁，屡次犯禁而能脱身，陈胜吴广大起义后，立刻就能够招纳江东八千子弟兵，这足以说明六国遗存的旧贵族后代，仍旧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在民间具有着普遍的号召力。 3、军功制度推动着秦朝必须不断向外发动战争，对民力国力是巨大的消耗。 商鞅变法设二十等爵的军功制度，士兵只要斩获敌人甲士一个脑袋，就可以获得一级的爵位“公士”，给田一顷，宅一处，仆人一个，且有岁俸50石。这就是我们将斩获敌人脑袋称为“首级”的原因。 而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及秦朝用重刑，哪怕是有军功爵位，同样不会例外，若要免除劳役，则必须要爵位五级大夫以上。 这就使得秦国士卒作战勇猛，也造就了一大批的军功贵族。而在秦朝完成统一之后，军功贵族们有着本集团的共同利益，上层贵族们需要为子孙后代考虑，中下层贵族们想要更进一步。 而更下层的有爵位的士兵们，也想要更多的军功以向上升爵，从而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 于是秦朝整个国家，实际上就是被军功贵族和士兵们的意愿所挟裹，要求作为领头人的国君必须不断对外发动战争，以获得可以瓜分的战利品和更多的军功。 所以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两年，秦朝即发动了南征百越的战争，公元前214年，又以蒙恬领兵北攻匈奴。 可以说在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取代军功制度之前，秦朝就必须不断发动对外战争，这是短时间内无法消除的制度惯性。 秦始皇试着改变，他的方法是让军功普及化，这样低级爵位就变得不值钱了，那么对于百姓的利益驱动也就小了。 二十七年，“是岁，赐爵一级。”也就是天下的百姓，凡无军功者，都提一级为公士。但是很显然，这个办法并不怎么有效，军功爵位对原秦国的士卒们依旧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4、国体路线的巨大分歧。 秦始皇在灭齐国之后，就遇到了关于国家政治结构的巨大分歧。 丞相王绾为代表，认为秦朝应该继续周朝的分封制度，以秦始皇的诸皇子分封地方，镇守原燕、齐、楚国等地；而廷尉李斯则坚持郡县制度。最终秦始皇还是选择了李斯的意见。 显然秦始皇和李斯已经做出了最重要也是最为正确的选择，秦朝如果仍旧坚持分封制度，那么最后的下场和周王室并没有任何区别。所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才是最先进且最适合的。 但是秦始皇和李斯显然是两个孤独者，在朝廷内部，王绾为代表的分封派，其盟友势力强大。而最大的盟友，就是原六国的儒生。 秦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在咸阳宫召开宴会，博士七十人都来参加。其中有来自齐地的博士淳于越，再次进言分封。 自统一天下第二年，秦始皇就开始了外巡之路，“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 封禅这样的大事，秦始皇选择了鲁地的儒生们一起商议讨论，显然秦始皇的意图是希望得到儒生们的投效，在政治上为自己服务。 可惜淳于越的进言，让秦始皇意识到，儒生们并不愿意为自己效力，他们仍旧顽固地希望回到分封制的年代，这样就可以通过游说诸侯，获得施展本学派政治理念的机会和权力，而非像是如今这样，在秦朝法家一家独大。 李斯再一次摸准了秦始皇的心思，他提出：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李斯认为，儒家喜欢借古讽今，尊古而害今，虚言而乱实，议论而造谤，空谈而不能治国，只会引发民间的思想混乱，所以应该禁止他们。于是“焚书”开始了。 三十二年，秦始皇让燕地的方士卢生寻找不死药。三年后，未寻找到。于是卢生劝说秦始皇保密自己的行踪，这样就可以获得不死药。秦始皇有着与时代相适应的迷信，于是命令各官署办公点固定，而自己的行处不为外人所知，群臣遇事，就去咸阳宫听命。 然而方士侯生、卢生认为秦始皇过于残暴，并且贪于权势，不可为他求炼不死药，于是两个人偷偷逃跑了。我个人猜测，这两个方士是江湖骗子，发现炼制不出不死药后，找了个理由先忽悠秦始皇隐匿行踪，然后实施逃跑计划，这样等到其他人禀报给秦始皇时，他们早就跑得找不见了。 秦始皇大怒，认为此前自己虽然焚书，但是从天下招揽了众多文学士、方士、术士，是希望他们辅助自己致天下太平，结果却被骗了。于是命御史询问儒生，发现但有妖言惑众的，全部活埋，杀了四百六十余人。 这就是所谓的“坑儒”。如果按《史记》的记载，秦始皇杀的这四百六十余人，未必是学儒家的儒生，而应该是方术之士，也就是能访仙炼丹求不死的江湖骗子。 从徐福、卢生的事情，秦始皇大概率是知道自己被骗了，所以他派御史在咸阳搜查，发现行骗百姓的方士就抓来活埋，其中或许有装神弄鬼的儒生，但绝对不是灭儒行为。 也就是说，三十四年的“焚书”和“三十五年”的“坑儒”，是两件并不想关的事情，前者秦始皇是为了推行自己坚持郡县制度的主张，后者秦始皇是为了报复江湖骗子，二者是不能够混在一起的。 “坑儒”事件后，真正的儒生们恐怕被牵连，于是向秦始皇长子扶苏求情。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於上郡。
从扶苏“恐天下不安”被六国儒生恐吓而害怕之后，秦始皇大怒，发配扶苏北往上郡，这意味着扶苏断无继承皇位的可能。 原因很简单。 秦始皇希望秦朝可以世代传承下去，那么他挑选的继承人，就不应该在郡县制度这么严肃的国体问题上有疑惑。 而扶苏对儒生有同情心，说明他的态度是偏向儒生的，而儒生们则支持分封制，那么秦始皇就绝对不可能选择扶苏作为继承人。 从上可以推断，秦朝统一天下后，内部有两大派系，其一是六国儒生们支持的、丞相王绾为代表的分封派；其二则只有秦始皇和李斯坚持的郡县派。 5、秦朝统一天下过快，缺乏一个培养人才选拔官吏的合理制度。 商鞅废除了世官制，而以军功制为替代。但是治理民政，显然与军功制度选拔的爵官不匹配。 虽然中国自古就有文武不分家的传统，但秦朝缺乏从军功转为民事的有效制度，因此秦朝的官员人才储备，是不足以支撑起偌大一个国家的。 而且诸侯国的长期分隔，造成了地域的语音、方言的差异，从汉朝扬雄的《方言》一书就可以看出，秦朝统治核心的关中地区与中原乃至长江流域的语言差异。 虽然秦始皇统一文字，但方言是不可能短时期统一的，这必然造成了秦朝委派的地方官员，到任后存在的沟通交流问题。 比如我们根据湖北睡虎地秦简，发现陈胜吴广起义宣称的“失期当斩”根本不存在，那么可能就是，要么官员在向民众解读政策时存在理解偏差，要么就是官员水平不足，管理失当；所以才给了陈胜吴广编织谎言的机会。 我个人的猜想，秦始皇应当是想要效仿齐国曾经的稷下学宫，来设置一套官僚选拔的机制，但是在发现六国儒生的不配合之后，当作“千金买马骨”的卫国也不能发挥作用，于是就没了结果。 6、为了削弱六国实力而进行的国家规模的巨大工程，引发了民间的普遍不满。
在意识到六国儒生的不合作之后，秦始皇大概不再寄希望与六国遗留势力的合作，于是三十五年，“徒刑者七十馀万人”，分别建造阿房宫和骊山陵墓，又从关东迁徙三万户至骊邑，五万户至云阳，都免除了十年的劳役。 再加上秦朝修建直道、驰道、连通长城、为南征百越、北伐匈奴运输粮草等劳役，百姓苦不堪言。 7、财政系统的崩溃。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不断对外战争，以及数个巨大的国家规模的工程，对秦朝的财政系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在统一六国过程中，秦国还能依靠灭国之战获得巨大的收益，这些收益也足以支撑军功制度的顺利施行。但是南征百越，北伐匈奴，就意味着投入远超过收益，再加上各项大规模的工程，秦朝的财政系统开始崩溃。 按照商鞅变法的制度，秦朝抑商，则国家主要税收来自农业税。到秦始皇时期，秦朝已经实施田税、人头税（口赋）以及劳役税，田税超过五分之一。而到了秦二世时，已经到了夸张的“泰半之赋”（《汉书.食货志》），也就是税率超过了50%。 这说明在秦始皇晚年，农业税就已经居高不下了。而这显然是对农民的巨大负担，也意味着国家财政系统面临着崩溃的局面。一定程度上，秦国是“缺钱”而死。 8、秦始皇本人的过早去世。 秦始皇，生于公元前259年，病逝于公元前210年，这个年龄或许远高于自周朝以来天子国君们的平均年龄。 但对于秦始皇本人来说，作为开天辟地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开国皇帝，他统一后在位的时间还是太短了一些。 如果他能够在位长久一些，或许他会变更军功制度，改进官员选拔制度，也可以采用相对较为缓和的手段去处理国体之争，但在真实的历史面前，这一切都只能是假设和想象了。 秦始皇是个伟大的帝王，他的伟大之处在于，第一个完成了统一天下，并坚持实行郡县制度，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他表现出来的“残暴”是有目的性的而非任性的，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不论后人如何解读，我们都不能否认他的巨大历史功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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