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军在“小土星”行动的与“恒星”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持续的高强度战斗已经让苏军疲态尽显 就在苏军渐渐成为强弩之末时，德军的防线却终于开始巩固。各种暂编集团军或许依然缺少兵力、重炮、重装备和行政人员，但是这些部队至少已经合作了几个月，相互间的熟悉已经使他们产生了一种信任感。随着霍利特暂编集团军取代第6集团军，弗雷特-比科暂编集团军填补意大利第8集团军的空当，兰茨暂编集团军在哈尔科夫地区组成一支新的机动部队，德军至少使战线恢复了一点模样。还有一个喜讯是，新组建的、被寄予厚望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终于在保罗·豪塞尔将军（General Paul Hausser）率领下抵达前线。它下辖的三个装甲师：党卫军第1装甲师（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党卫军第2装甲师（帝国）和党卫军第3装甲师（髑髅师）都有着充足的人力、精良的新式装备和满溢的自信心。 这些趾高气扬的家伙很快就挨了当头棒喝——该军是分批抵达的，一到前线就被用于阻止苏军的恒星行动，也就是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向西突击。在兰茨暂编集团军编成内作战的党卫军指挥官保罗·豪塞尔将军接到了与哈尔科夫共存亡的命令，但他看了一下形势地图，发现苏军的几个坦克军眼看就要从该城的南北两侧绕到他后方，便决定弃城而逃。他的这个抗命行为并未受到惩罚。但是总有人要为哈尔科夫的失守负责，于是希特勒决定将当时在场的常规军队指挥官胡贝特·兰茨将军（General Hubert Lanz）解职，理由是他批准了豪塞尔撤退。而这个暂编集团军也改由魏尔纳·肯普夫将军（General Werner Kempf）指挥（因此更名为肯普夫暂编集团军）。 苏军的过度扩张加上德军几乎令人无法察觉的复苏，促使曼斯坦因构思了一个新的作战设想。他具有极强的作战天分。首先，鉴于国内不会派来更多援军，那就必须采取措施从这个战场本身挤出一些兵力。曼斯坦因注意到了由霍利特暂编集团军、弗雷特-比科暂编集团军、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占据的巨大“阳台”突出部。此时这些部队全都部署在顿涅茨河东弯曲部腹地和顿河下游。德军必须放弃包括“顿巴斯”本身的东半部分在内的这一整片阵地，代之以一条位于米乌斯河沿岸面向东方的防线，它比前者直得多，因此也短得多。德军对这条防线并不陌生。事实上，它就是1941—1942年冬季国防军曾经据守的防线—通过缩短防线，可以解放出更多部队，实施更多机动作战。 可是，这些作战要在哪里实施呢？曼斯坦因选择了一个典型的大胆方案。他向来就是个赌徒，高风险、高回报的赌注能让他享受到赌徒才有的快乐。他为1940年会战制定的计划就充满了冒险的策略：B集团军群从北面发动的佯攻，龙德施泰特的A集团军群动用几乎所有装甲部队穿越阿登森林实施的冒险进军，在比利时境内横穿北部同盟国军队后方的大胆穿插。这个计划的众多环节只要有一个出错就可能导致全盘失败。这一次他的作战方案的冒险程度也毫不逊色。曼斯坦因再次借用国际象棋术语，设想了一次“王车易位”，也就是将德军阵地最右翼的部队—第1和第4装甲集团军—调到最左翼。它们一旦就位，就要对已经筋疲力尽却仍然在指挥官的无情催促下西进的苏军突击部队发动反攻。这将是一次被曼斯坦因习惯地称作“反手一击”（Schlag aus der Nachhand）的打击，它在敌人已经使出全力、远离了自己的基地并且耗尽了士气和军需品时最为有效。  “反手一击”行动，又一次的“王车易位” 在向希特勒和陆军总司令部（OKH）提出这些建议之后，曼斯坦因接到了2月6日去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指挥部面见元首的命令。虽然曼斯坦因在他那本《失去的胜利》（Verlorene Siege）里用史诗式的辞藻描述了这次会谈，将它说成两个在作战理念上天差地远的男人的意志较量，但是在战争的这一阶段，这两人之间其实存在着某种协作—他们分别是“固守战略”（Halte-Strategie）的操作者和提倡者。希特勒虽然在其他方面不可理喻，但是截至此时，他所坚持的禁止撤退策略或许是正确的。失去机动能力的部队在冬季撤退毫无意义，几乎肯定会给德军造成比已经发生的灾难更大的损失。但曼斯坦因也是正确的：机动的时机已经到来，可以恢复“作战机动性”（bewegliche Operationsführung），打一场运动战了，在这种类型的战斗中，德军在指挥水平和士兵素质方面的优势都可以重新发挥出来。希特勒也明白这一点。此时距离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最终投降只过了不到一个星期，我们也许可以用“可教”来形容元首此时的心态。 因此在这次会谈中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斗争。虽然希特勒确实对曼斯坦因的建议提出了反驳，尤其质疑了放弃东顿巴斯的必要性，但本质上他并没有热心坚持自己的想法。双方围绕细节和统计数据进行了此时已经司空见惯的争辩，就当地煤炭的质量做了漫无目的的讨论—希特勒希望使用党卫军第2装甲军对哈尔科夫直接发动反击；曼斯坦因则主张让苏军继续进攻，等他们力量耗尽时再予以打击。任何研读过这一时期元首会议记录的人都不会认为希特勒的这些反驳有什么特别强硬之处。与蔡茨勒等人每天都不得不忍受的争吵相比，这些争论是相当平淡的。就连曼斯坦因接下来的惊人建议（请希特勒放权，由他代理东线战争的日常指挥）都没有引发多少波澜。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曼斯坦因本人对自己不得不提出的建议并不是特别高兴—他同样不喜欢撤退。他从心底里认为他的苏联对手是不可救药的无能之辈，尤其是在指挥艺术方面，而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明确提到，迫不得已地主动放弃土地是很伤自尊的事。但这两个人一致同意，此时的确别无选择。曼斯坦因从拉斯滕堡离开时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希特勒对新作战计划的批准。德军将要进行一次王车易位，只不过曼施坦因担心这个决定来得太晚了。 此时德军的主要威胁是飞驰行动，也就是苏军在顿巴斯的大规模攻势。西南方面军—哈里托诺夫将军（General F. M. Kharitonov）指挥的第6集团军、列柳申科将军（General D. D. Lelyushenko）指挥的近卫第1集团军，以及波波夫将军（General M. M. Popov）指挥的、由四个坦克军及支援部队组成的坦克集团军雏形波波夫机动集群—已经越过顿涅茨河，正在全速向西方和南方挺进。在他们前方有大量诱人的作战目标，例如，只要打到亚速海岸边的马里乌波尔（Mariupol）或塔甘罗格（Taganrog），他们就可以切断仍处于东边的所有德军部队，后者包括第1装甲集团军、第4装甲集团军和霍利特暂编集团军。如果苏军越过第聂伯河，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只要控制了这条大河上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或克列缅丘格的渡场，苏军就可以切断德军整个南方战线的后勤补给，有可能将一场战役级别的胜利转化为战略性胜利—差不多就是一次“超级斯大林格勒”。德军的两个装甲集团军必须尽快行动，然而此时天气也在作梗：它们是沿着海岸机动的，这些地区此时已经开始解冻，道路已经出现严重的泥泞。而远在北方的苏军部队却依然能够沿着冻硬的路面快速前进。 因此德军的准备工作具有一定的疯狂性，由于策划过于仓促，这次作战从未真正得到一个代号。但是德军实现了指挥的统一，曼斯坦因的顿河集团军群更名为南方集团军群，而A集团军群和B集团军群双双解散。至此曼斯坦因终于得到了他从11月起就渴望得到的东西：战区指挥权。到了2月中旬，从顿河—顿涅茨河“阳台”后撤的行动已经完成，霍利特暂编集团军撤进了米乌斯河后方的“鼹鼠阵地”（Maulwurfstellung）。弗雷特-比科暂编集团军此时已缩编为第30军，部署在其左侧，负责防守到斯拉维扬斯克（Slavyansk）为止的顿涅茨河中游沿岸。经历撤出高加索的长途跋涉后尚未恢复元气的马肯森第1装甲集团军利用这些阵地作为屏障，转移到了在其左侧的防线。倒霉的是，由于苏军部队仍然在向南急进，该集团军到达阵地后几乎立刻就被卷入了战斗，结果可想而知。第3装甲军（此时它下辖的第3装甲师和第7装甲师合计可能只有40辆坦克）从斯大林诺北上迎击，结果遭到苏军猛烈攻击，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在它的左邻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第40装甲军（第11装甲师、第333步兵师和党卫军“维京”师一部）没有经过多少准备就发起进攻，迎头撞上了气势汹汹地从利西昌斯克（Lissichansk）和斯拉维扬斯克南下的苏军装甲纵队。当波波夫机动集群干净利落地突入德军阵地的战役纵深时，德军指挥层再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恐慌气氛。但是和巴达诺夫在小土星行动中的经历非常相似—波波夫最终发现自己在苏联红军村（Krasnoarmeiskoe）陷于孤立，遭到第40装甲军几乎所有部队的围攻。 到了2月21日，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赶到战场，并出现在第1装甲集团军的左侧，这正是曼斯坦因的“王车易位”的最后一步。德军的整个阵形基本上面向正北，而米乌斯河沿岸的防线向后弯折，与其形成一个直角。赫尔曼·霍特将军（General Hermann Hoth）的部队在4天（2月16—19日）里机动了数百千米，同样是人困马乏。但无论如何，德军的两个装甲集团军都已集结到位，而且因为这些部队不再位于东方640多千米之外，也没有两条大河阻隔，后勤问题得到了很大改善。而且，此时的战场形势已经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局面，与上年秋天的蓝色行动一样奇特。由于在南下道路上遇到越来越多的抵抗，苏军部队开始向其右侧偏移。波波夫机动集群已经被包围，但是西南方面军的其余部队却在斯拉维扬斯克和哈尔科夫之间160千米宽的空旷地带中继续向着西方和西南方推进，奔向第聂伯河：第6集团军在右，近卫第1集团军在左。另两个坦克军（第25坦克军和近卫第1坦克军）正在扑向顿河集团军群和第4航空队的司令部所在地扎波罗热。由于在两个坦克军与其目标之间没有德军主力部队，苏军肯定觉得扎波罗热已是囊中之物。另一方面，随着苏军的南下，德军也在拼命将防线向其左侧（也就是西面）延伸。这是一场赛跑，胜负还未见分晓。 最终是德军在这场竞赛中胜出，而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他们是在退向自己的补给基地，而苏军却离自己的基地越来越远。但除了这个普适原理，也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一切进攻作战中都不可避免的“顶点”法则外，这场战役的另一个特点却是苏联军事经验所特有的。“大纵深战役”给苏联红军带来的危险并不亚于机遇。在这一代苏联军官眼里，“纵深”是个流行词，而流行词可能有致命的危险。这一时期苏军部队还远没有在经过科学计算的战役艺术上取得新的突破，它们倾向于不顾一切地推进，直到因为损失过大，因为缺少后勤补给和补充人员，或者仅仅因为单纯的疲惫感而崩溃为止。 换言之，大纵深战役暗示着下列倾向：过度扩张，低估敌军实力，以及高估纵深打击所能起到的“瘫痪敌人”的程度—无论这里的“瘫痪”是指什么。约瑟夫·斯大林、朱可夫将军（General G. K. Zhukov）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其他人在1941年就曾过度扩张，在1942年5月哈尔科夫前线的灾难中他们犯了同样的错误，而这一次他们也将重蹈覆辙。这是苏军高层连续第二个冬天把德国敌人打到奄奄一息的地步，也将是他们连续第二年遭到出乎意料的反击。既然如今军事历史学界已经不再热衷于吹嘘任何德国人特有的作战天才，开始以更冷静、更理性的目光审视国防军的作战，那么反过来对苏军作战方式投以任何特别的尊重就太可悲了。这种作战方式是异常笨拙的，严重浪费生命和人力，对己方的官兵而言非常危险，战争后续阶段巨大的伤亡数字就足以证明。 因此，在这场战役中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个可以合理地被称为“转折点”的时刻，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形势逆转、苏军突然发现自己被击败的时刻。在第6集团军和近卫第1集团军高歌猛进，冲向西边的第聂伯河时，倒是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时刻。在2月19日，苏军装甲纵队占领小城锡涅利尼科沃（Sinelnikovo），切断了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到斯大林诺的东西铁路干线，致使所有铁路运输暂停，德军的整个南翼都失去补给。希特勒本人当时正在视察曼斯坦因位于东线扎波罗热的司令部，也就是处在第聂伯河靠近敌方的那一侧。T-34坦克出现在仅仅50千米外的消息导致德方人员匆忙疏散，元首被紧急送上一架飞机，飞往安全地带。当然，苏军并不知道自己距离抓获敌军最高统帅只有一步之遥，但他们确实掌握了一些情况。情报雪片般传到方面军和各集团军司令部，指出德军部队正在大规模向西移动，自瓦图京以下，苏军各级指挥人员都将这一情况解读为德军疯狂逃往第聂伯河渡口的又一迹象。各集团军的司令员都在催促自己的部下加紧前进。因为敌人正在逃跑，已经毫无还手之力。  “反手一击”行动重创了强弩之末的苏军，哈尔科夫也再度被德军夺回 苏联红军得意扬扬地向着第聂伯河进军，接着就被突然击溃了。在2月21日，霍特的第4装甲集团军发动了反击。两路钳形攻势—一路从南方发起，打头阵的是位于左侧的第57军和右侧的第48装甲军；另一路则由党卫军第2装甲军从西北方的波尔塔瓦（Poltava）地区发动—完全出乎苏联第6集团军和近卫第1集团军先头部队的意料，他们在来自正面、侧翼和后方的围攻下被打得落花流水。至少在这几天里，德方的损失微乎其微，而苏军的重装备则几乎全部损失，人员伤亡也足够大。这也毫不奇怪：就在遭到德军反击时，苏军部队一支接一支地耗尽了燃油。虽然从很多方面来讲，这是德式兵法“运动战”和“向心作战”的一次经典战例。但对苏军来说稍稍值得庆幸的是，此战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包围战”格局，以致德军没有抓获大量俘虏—苏军的战线是一下子崩溃的，而德军在任何一地都没有足够的兵力将苏军主力包围起来。此后的几个星期里，德军向北进攻的锐势不减。马肯森的第1装甲集团军推进到顿涅茨河一线，不过苏军还是在这条河流的南岸守住了几个坚固的桥头堡。在马肯森左侧，党卫军第2装甲军和第48装甲军的前锋打得苏军节节败退，敌人的指挥和控制似乎曾出现短暂的崩溃。突然间战局变得像是1941年的重演，甚至可能是1940年的重演。就连最古老的普鲁士—德意志传统—“下级指挥官的独立性”也复兴了。在党卫军的保罗·豪塞尔将军率部冲向哈尔科夫时，他接到了马肯森的明确命令：要避免在这座城市里进行任何形式的阵地战或巷战。如果有机会，可以通过快速的奇袭（Handstreich）占领哈尔科夫，但绝不能让这座城市成为消耗兵力的无底洞。毕竟此时关于斯大林格勒的可怕记忆还太鲜明，伤口还未愈合。党卫军第2装甲军通过一个巧妙的小规模机动绕到城北，从东北角杀进城内，经过三天恶战（3月12—14日）后肃清了城内的敌人。这座城市没有成为无底洞，但这次战斗肯定也不能算是奇袭。
搭乘坦克重返哈尔科夫市区的德军士兵 德军从哈尔科夫又实施了一次短途跃进，北上进军别尔哥罗德，并在3月23日将其攻占。此时解冻季节已经来临，道路积满泥浆，谁都无法进行任何机动了。计划中由友邻的第2集团军（属于中央集团军群）实施的协同打击从未实现，这也反映出该部在恒星行动中被苏军打得有多惨。工业城市库尔斯克本是第2集团军的预定目标，但是它和周边的突出部仍然牢牢地掌握在苏军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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