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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所造成的文化劫难是极为惨痛和巨大的，仅是宣和内府显赫一时的典籍图书、书画古器等，遭劫北运之间，就几近散亡。因此，“中兴之主”宋高宗赵构定都临安未久，为稳定政治，重建皇统，在应对复杂的军事对峙的同时，迅速将文化重建提上迫切议程。即于绍兴十年（1140）诏建敷文阁，十二年复建太学，十三年复建秘书省，并下诏搜访天下遗书，所谓“国家用武开基，右文致治。自削平于僭伪，悉收籍其图书，列圣相承，明诏屡下”，“高宗移跸临安，乃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阙，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出，而馆阁编辑，日益以富矣……自是而后，迄于终祚，国步艰难，军旅之事，日不暇给，而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絫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在当时特殊时势下，所有这些文化工程，对确立南宋政权的合法性，稳定民心，皆起到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其中，《淳化阁帖》作为国之瑰宝，文化重器，在原版被毁不存的情况下，宋高宗于绍兴十一年（1141），以御府所藏《淳化阁帖》原拓为底本，诏令摹勒上石，其字行长短、先后次序、卷尾篆题完全遵照《阁帖》原本，其首尾与《淳化阁帖》略无少异。每卷后加题“绍兴十一年摹勒上石”，摹刻精善。刻好后置于国子监，世称《绍兴国子监本〈淳化阁帖〉》，简称《绍兴监帖》。《绍兴国子监本〈淳化阁帖〉》的摹刻完成，实为复制先朝文物，远绍太宗“文德化成，润色太平”之巨制，影响极为深远。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绍兴国子监本〈淳化阁帖〉》原石早已佚失不存，但其宋拓全本十卷分别为上海图书馆（卷九）、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卷一至卷八，并卷十）所珍藏。此十卷声名烜赫，一向被视为《阁帖》的枣木原本，原为贾似道所藏，后转藏于周密、周厚及明代袁褧、潘允亮，后世简称“潘允亮本”。在明代，它还先后被袁襞尚之（玉韵斋）、顾从义汝和（玉泓馆）、潘允亮寅叔（五石山房）三次翻刻。入清后，历梁清标、陈崇本、王存善递藏。21世纪初，帖学研究专家汪庆正等考证发现，此十卷卷数、板数之下分别有刻工张通、王成、李枚、郭奇的姓名小字，而张通、王成、李枚、郭奇皆南宋绍兴年间临安刻书工人，并证实它就是南宋曹士冕《法帖谱系》所云绍兴年间所刻之国子监本。古时刻书，多有将书名、卷数、页码及刻工自己的姓名刻于版心（也有仅刻姓或仅刻名者）的做法，而贾似道曾藏的国子监刻本，亦有刻工姓名小字，刻于卷数、板数之下，正是循刻书之例。刻书乃刻于木板，与刻石为两种不同的技能，故它为木刻本。绍兴国子监本《淳化阁帖》为存世极少的几部宋代翻刻本中，以其能见诸宋代文献记载，历代流传最为有绪，拓墨最早，十卷齐全，名实最为相副者。
单就书法而言，宋高宗赵构，秉承祖宗风气，痴迷书艺，政务之暇，亲染翰墨，明确提出“学书必以钟、王为法。得钟、王笔法，然后出入变化，自成一家”的书学观念，而《淳化阁帖》十卷中，钟、王法书占据了显赫篇幅，尤其是“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法书就有五卷二百三十五帖（含少量重出者）之多。因此，一部《淳化阁帖》就是一部以“钟（繇）、张（芝）、二王”为中心的书法史。在《淳化阁帖》原版已毁的情况下，首尾与其“略无少异”的《绍兴监帖》横空出世，不仅深刻体现了宋高宗对北宋诸帝、对书法艺术一贯态度的坚持，同时也成为南宋翻刻《阁帖》的先行者和重要一脉，倡导并大大提振了南宋的刻帖文化，引领风气之先。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音频 | 吴 珏 编辑 | 王雨菡 卫留行 责编 | 刘万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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