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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有一项重要的政策——发展“朝贡贸易”，即以“朝贡”为名，由官方垄断中国的海外贸易。这是明朝初期惟一合法的贸易形式和渠道。 各国贡使所携带的“贡品”只是其一小部分的货物，其余大部分的“附至货物”要经过明政府的“给换价值”。“附至货物”按规定不收取税款，货物的60%全部由明朝政府估价进行收买。这种完全由“买方”定价的行为，其实就是变相地收取实物税，其中定价与支付方式很有学问。  朝贡贸易图 如弘治年间规定，日本国进贡刀剑，购买的费用只有10%给其铜钱，另外90%用绢抵。一把日本刀明朝定的估价为3贯，“3贯”指的是宝钞价格，而宝钞是一种没有准备金制度的不可兑换货币，币值非常不稳定。当时，一贯宝钞相当于铜钱12.5文，3贯合铜钱37.5文，在当时仅相当于一只鸡的价格。 而用于抵换的绢一疋(一匹，10丈)估价宝钞100贯，合铜钱1250文，可以抵换33把日本刀。如果贡使要换瓷器和铁器，那所付出的代价则更高：一个青花白瓷碗价钞300贯，合铜钱3750文，相当于100把日本刀的价格；一口3尺阔的铁锅价钞150贯，合铜钱1875文，相当于50把日本刀。而同时期明朝国内的铁锅价格只有100文铜钱，价格相当于翻了18.75倍。 明朝政府在贡使手中收买货物的价格通常是国内的几分之一，而用于跟贡使“抵价”的货物却是国内价格的十数倍。明朝政府鼓励海外诸国入明朝贡，从而使海外商品大量流入中国，通过“给换价值”的方式以赚取更多的利润。  明朝沿海的各种海船 明朝通过对海外朝贡贸易的控制和垄断，可以增加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用于补贴军用和政府支出。如明朝获得海外番国的大量香料，洪武年间，香料多用于支给军队作为赏赐；到了永乐年间，胡椒、苏木等物开始用于支付文武官员的工资。 照此情形类推，可以想见明朝的朝贡贸易在明初经济恢复与军事建设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之大。但是1397年 (洪武三十年)以后，海外西南诸国朝贡贸易的路线近乎断绝，朝贡贸易的次数大为减少。 到了永乐初年，兵革初定，论靖难功臣封赏，分封诸藩，增设武卫百司，发兵征伐安南，迁都北京，兴建北京城，每项工程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所以明成祖决定重新打通洪武后期以来断绝的贸易路线。同时，也可通过海外国家频繁朝贡，造成“万国来朝”的盛况。 郑和下西洋后，通往东南亚各国的航路被打通，大量华人移居东南亚地区。虽然官方的海外贸易逐渐衰落，但民间海外贸易却活跃起来。  郑和下西洋 15世纪末，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人开始向亚洲扩张，1511年（正德六年）8月，葡萄牙人攻陷了明朝的藩属国满刺加，严重地冲击了自明初建立起的朝贡体制，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南亚国际秩序开始瓦解。 满剌加位于印度洋与太平洋的交界处，此后，葡萄牙人便可以肆无忌惮地将自己的势力从印度洋进入太平洋，从满剌加北上，侵扰中国的沿海地区。 1520年 (正德十五年)，曾有满剌加使者向明朝求援。但这时的明朝刚刚经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国力不比往昔，对外政策也趋于保守，没有派出军队帮助满剌加复国。这也就为后来中国与葡萄牙侵略者的战争埋下了隐患。  葡萄牙殖民者攻占满剌加 1517年 (正德十二年)9月27日，葡萄牙人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ao Peres De Andrade)率船队到达屯门，开始与明朝进行正常贸易往来。 但是好景不长，1518年 (正德十三年)5月，西蒙·德·安德拉德(Simao De Andrade)获得其国王批准，率4艘船从满剌加前往中国，并于8月抵达屯门，替换了其兄弟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 这些葡萄牙殖民者在屯门建立城堡，以统治者自居，时常在屯门附近抢劫商船，有时还殴打明朝的收税官员，甚至支持广州恶少在广州城内绑架百姓的子女，得手后再转卖给葡萄牙人。被贩卖的人下场都十分悲惨。 在当时的明朝政府看来，允许葡萄牙在华朝贡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对方以怨报德，不仅侵占明朝的属国满剌加，还在屯门犯下了残忍的暴行。对这样的殖民者，明政府只能用武力讨伐。  西方早斯殖民扩张示意图 1521年 (正德十六年)，世宗即位，下令处死武宗宠臣江彬及“葡使”火者亚三，将葡萄牙人多默·皮列土押送至广州，并责令葡萄牙人恢复满剌加国。 广东官员根据朝廷的旨意，命令葡萄牙人离开屯门，禁止交易，迪亚戈·卡尔沃(Diogo Calvo)等不从。官府拘捕了迪亚戈·卡尔沃的兄弟瓦斯科·卡尔沃(Vasco Calvo)及其他在广州的葡萄牙人，并夺取了两艘葡方船只。广东海道副使汪鋐派兵包围了停泊在屯门的葡萄牙船只。 此时，屯门周围共停泊着8-9艘船只，其中3艘(1艘加莱船和2艘平底帆船)属于葡萄牙人，另外5-6艘(全部是平底帆船)可能属于中国或东南亚的走私商人(这时的葡萄牙殖民者经常支持中国的走私商人或海盗袭击中国沿海地区)。  葡萄牙殖民者在满剌加 这些船上都装备了先进的西式火器，再加上岛上堡垒对其进行火力支援，致使明军屡次进攻皆铩羽而归。无奈之下，汪鋐只能将屯门包围起来，并调集各处援军。 此时，葡萄牙船上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这些人久居满刺加，知道葡萄牙人制造战船、火炮和火药的方法。汪鋐遣人以卖米酒为名，秘密与杨三、戴明等人进行接触，用重金劝其回国效力。于是杨三、戴明等人在夜里用小船回到岸上。 就这样，通过依葡萄牙人火器的方法进行制造，汪鋐的舰队开始装备新式的佛郎机炮，葡萄牙火器的制造方法也随之传入中国。 准备妥当后，汪鋐开始进攻屯门，战斗持续了40天，双方的损失都十分惨重。最后，葡萄牙人的每艘船上只剩下不超过8个葡萄牙人，其余的都是划桨奴隶。  葡萄牙船只 这时，葡萄牙人杜瓦尔特·科尔奥将剩下的所有人汇集在3艘船上，准备趁夜突围。9月8日清晨，就在双方打得昏天暗地之时，忽然风暴大作，刮沉了几艘明军的战船，而葡萄牙人则趁势顺风逃走。 由于明军所用的中小型划桨船只适合在近海作战，而且作战时船上所载大多是军器，很少携带过多的粮食与水，没有配备远洋航行所需要的船匠与医生。所以如果敌人突围遁入远洋，明军是很少能继续追下去的。 汪鋐的军事行动，驱逐了葡萄牙人。之后，明军又俘获了5艘来自北大年(泰国西南部港口)和满剌加的船只，并继续在广州搜捕葡萄牙人。据葡萄牙人记载，被抓或被处死的葡萄牙侵略者达2000人。  纪念汪鋐的牌坊 嘉靖元年(1522年)8月20日，马尔丁·阿丰索·德·梅勒·科迪尼奥受总督的派遣率6条船前来中国。假意向明朝求和，并请求贸易，其实总督给他们的任务是占领屯门，并建立要塞。 明朝的官员发现了葡萄牙人的企图，果断拒绝讲和，并派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率水师由海路进攻葡萄牙人的舰队。这次，明军吸取了屯门之战的教训，水师中除了小型划桨船外，还配有大型的平底帆船，并在船上配备了数量众多的火炮。 9月，明军舰队与葡萄牙人相遇，双方的舰队一直从西草湾激战至稍州洋面，明军的大小船只相配合，与葡萄牙人展开激烈的炮战。 虽然葡萄牙人的加莱船性能优良，但明军舰队中也添设了大型战船。此种战船船身由铁力木所造，板厚7寸，佛郎机炮无法穿透。加莱船上的人员反而会受到明军射石炮、小型散弹炮的攻击。葡萄牙人损失惨重，剩下的3艘帆船逃离中国沿海。  屯门及交战海域 经过屯门与西草湾之役，葡萄牙人在广东遭到驱逐，其势力开始北上到闽浙一带，并转变了其对中国的入侵方式。葡萄牙人不再直接参与对华掠夺，转而走向幕后，支持并武装中国走私者与倭寇，一起从事走私贸易。 因走私贸易获利巨大，葡萄牙人在浙江、福建活动时，得到了当地人的指引。随着贸易的扩大，联系当地商人与葡萄牙人的中间商开始出现。这些人的人脉广泛，通过为当地的商人与葡萄牙人搭桥来获得巨额财富。 这些中间人拥有自己的走私船与船员，船上的武备精良，装备佛郎机火炮、鸟统等火器，长枪、镖枪等冷兵器，具备与明朝水师对抗的实力。 置办这种走私船与火器的费用是一般的百姓和商人承受不起的，几乎每一个中间商背后都有其金主。有的金主是当地的豪强，有的金主是葡萄牙人(通过借债的方式)。 这些中间人通过贿赂当地官员的方式，使当地的官员开始准许葡萄牙人与当地人贸易，买卖货物，走私贸易逐渐公开化。虽然许多人都可以从贸易中得利，但是其后果也是严重的。  浙闽粤沿海形势图 在大航海时代下，所有的远洋帆船都是武装帆船，随着贸易船只的增多，海盗也会接踵而来，商人与海盗的船上都携带许多武器，根本无法加以区分。 一旦出现意外的财产损失，葡萄牙殖民者就会把商人的面具摘下，露出海盗的本来面目；中国走私商人同样也通过劫掠沿海的城镇与村庄来弥补自己的损失。他们在劫掠的过程中屠杀当地的百姓，抢掳当地的妇女儿童，给沿海地区的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再加上当时明朝沿海地区承平日久，城镇与村庄基本上没有城墙，无法有效地保护当地百姓。城镇与村庄居民的财产与儿女就变成了海盗与破产商人最快、最便捷的收入来源。因此，贸然开放贸易只会让明朝沿海地区的生产、生活秩序混乱，民不聊生。 1540年 (嘉靖十九年)，葡萄牙人开始大量移居双屿港，建立了一个大约有3000人的殖民地，东南沿海从此多事。葡萄牙人在此与中国海盗、倭寇进行走私贸易。  葡萄牙殖民者在明朝沿海 1547年 (嘉靖二十六年)，胡霖等人引倭寇入双屿港，劫掠福建、浙江沿海，引起了当地的骚动。于是，明朝于浙江设巡抚，“兼辖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提督军务，著为例”。 此后，朱纨走马上任，成为嘉靖年间的第一任提督闽浙海防军务巡抚浙江大员，负责整顿闽、浙军务，并调兵征讨海盗集团。 朱纨所面对的并非单一的倭寇，而是由倭寇、葡萄牙殖民者、中国海盗集团所组成的混合体，其成分复杂，甚至混有日本和尚和黑人。这些“倭寇”的战斗能力与装备精良程度远远高于日本本土的军队，其装备有中国海盗所喜爱的长枪、镖枪、火统，有日本人的倭刀、和弓，还有葡萄牙人的发熕炮、佛郎机炮与鸟铳。 “倭寇”主力战船为闽浙一带中国海盗与走私商人十分喜爱的草撇船。这种船有的两旁带桨，有的则专使风帆。船的甲板周围设板围屋，船员站在最上层的甲板上与敌人作战，两边的走马板上还凿有方孔，可以安装防牌。 明朝沿海海盗 面对日益嚣张的“倭寇”，朱纨决意整顿海防。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统掌兵权，将沿海的各个区域划分成不同的“信地”，有专门的守巡官员负责，并以福建都指挥卢镗专管海上剿倭事宜。二是建立保甲，加强沿海居民的自卫能力。三是严海禁、斩断番商、倭寇、走私者的增援与补给。四、整顿海防，填补士兵、战船的缺额。 经过朱纨的整顿，闽、浙沿海的海防军事力量得到明显的加强，缺额的士兵与战船逐渐被填补，朱纨逐步培养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水师。 这支水师首次配备了“福船”、“广船”这样大型的新制战船。装备了发熕、佛朗机、鸟统这样的新式火器，也使用着像长枪、砍刀、镖枪、喷筒之类的传统兵器。仍然处于冷热兵器并用的时代，管型火器的重要性并没有超越传统的冷兵器与燃烧型火器。 其中，新型火炮——发熕，是嘉靖年间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一种新型火器。“发熕”一词来源于葡萄牙语falcao，专门指外来的前装加农炮。这种炮的炮身修长，自炮尾至炮口逐渐变细，炮身中部设有统耳，配合炮车可以调整射角。火炮设计较明代传统火炮更加科学合理，威力与射程也大上许多，一炮即可以击碎倭船。 明朝的大型船只 除了上述两种大型战船外，朱纨还招募了不装备发熕炮的海沧船、苍山船等两种小战船与大型战船相配合作战。方便追击、冲击敌船。 福船、广船以及发熕炮的使用，标志着明军海战战术开始由传统的接舷战转向“以大船胜小船，以多铳胜寡铳”，在战场上开始以摧毁敌人船只为首要目标，凭借炮击与冲击来击毁敌船。 1548年 (嘉靖二十七年)2月26日，朱纨命都指挥卢镗、指挥张汉等统领福清兵船30艘、士兵1079名，进攻浙江双屿港贼巢。 4月6日，卢镗率领舰队进攻双屿港，航至双屿港前，放草撇、哨马船前去港前诱敌，明军李光守发鸟统，打死了一名贼徒，随后贼船全部收入港内，坚守不出。 次日，贼船突然驶出双屿港，卢镗一面派人追击敌人，一面率军攻入双屿港，贼众大败，共捣毁天妃宫十余座、屋二十余间，焚毁大小船只27艘，只留下船坞内未造完的大船2艘。 明朝水师攻打海贼巢穴 在攻破双屿港之后，卢镗又率舰队追至海闸门糊泥头外洋及横大洋两处，明军铳炮齐放，击沉大贼船两艘，击败了倭寇的草撇船1艘、叭喇唬船2艘。此后，明军又数次捕获或击沉多艘草撇船，双屿港的番人与贼徒基本被荡平。 1548年 (嘉靖二十七年)9月，朱纨在取得双屿港的军事胜利后，催令福建备倭都指挥使卢镗率明军主力回师福建，力图消灭包括葡萄牙、倭寇、东南亚走私团队在内的走私海盗。为此，朱纨亲自到福建督战，准备对浯屿发起总攻，但受到了福建走私者的谣言攻击。 福建当地的官员也不赞成朱纨对葡萄牙人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试图阻止对浯屿用兵。主张通过让葡萄牙人朝贡贸易合法化来消弭紧张局势。 这种想法是很天真的，葡萄牙人之所以来到闽、浙地区，就是因为在广东贸易时不服从明朝的朝贡制度，并在当地犯下种种劣迹之后，被当地明军驱逐，不得以才转而北上，进入闽、浙洋面重新占领殖民地。 尽管如此，朱纨仍然不为所动，力排众议，督令卢统镗到漳州与柯乔会合，准备进攻浯屿。 海战图 浯屿位于同安县极南，孤悬大海之中，东北距大担岛5.5公里，西距漳州陆地2.8公里，是一座长2.25公里、宽0.48公里、面积1.08平方公里的小岛。 岛西侧有湾称为浯屿澳，港湾内海面平稳，是一个天然的避风港地，周围水深，可以停泊大船，不受潮汐的限制，很适合作为舰队的驻扎地。 浯屿是连接东西二洋的交通要地，也是出入闽、粤、浙三省的必经之地。到了嘉靖年间，海盗常将航海的大型船只停泊到浯屿。以此作为巢穴，再更换中小型船只，到沿海进行货物交换或劫掠。 10月26日，卢镗亲率舰队出战，将舰队分布在曾家湾、深澳等处，采取围困成术，断绝浯屿与外界的联系，截击接济之船，并派兵船去浯屿岛外挑战，葡萄牙人坚壁不出。 经过几次试探性进攻后，明军发现浯屿地势险要，防守严密，从正面进攻的话十分困难。卢镗遂加强对浯屿岛的围困，并严密防守海岸，封锁附近的港湾和通道，以使葡萄牙人得不到粮食和货物的补给。 明朝水师海战图 1549年 (嘉靖二十八年)，被围困了三个月的葡萄牙人及其同伙不得不从浯屿撤退，于“正月二十五等日分踪陆续开洋，兵船随踪跟随”。此时正值东北季风时节，葡萄牙人本可以乘季风返回满剌加，但其中一部分人却因商业纠纷未得到解决，不愿意离开闽海。 从浯屿逃脱后，不愿离开的葡萄牙人转泊走马溪附近的灵宫澳。在得知葡萄牙人的消息后，卢镗、柯乔会同率领福清与海沧兵的福州左卫指挥使陈言、率领浯屿兵的浯屿水寨把总指挥佥事李希贤、率领铜山兵的铜山西门澳把总侯熙、掌领玄钟兵的守备玄钟澳指挥同知张文昊，出兵埋伏在葡萄牙人泊船的山顶处。 葡萄牙人与其同伙各持鸟铳上山，被梅岭的明军伏兵用乱石打伤，遂逃回船上。卢镗亲自击鼓督阵，率领明军的舰队将葡萄牙人的海船2般、明哨船1艘、喇叭唬船4艘团团围住，用铳饱、镖枪、弓箭、石块等器，将葡船击败。 走马溪之役后，葡萄牙人被清除出闽、浙沿海，沿海的秩序在朱纨的努力下重新得到恢复，倭乱的势头也被抑制下去。 葡萄牙侵略者遭到沉重打击 但是朱纨的严禁政策极大地触犯了沿海世家大族的利益，于是这些世家大族纷纷与朱纨作对。某些在朝中的大员，也因为自己亲友被查，转而攻击朱纨。 如言官周亮，他是署府事推官张德熹的乡友，张德熹的叔叔张珠因为勾结葡萄牙人而被朱纨处死，张德熹怀恨在心，周亮便利用自己的权力公报私仇，竭力评陷攻击朱纨。 另一方面，朱纨在朝中的支持者夏言在与严嵩的政治斗争中失败，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严嵩竭力地削弱朱纨的权力。不久之后，代表闽浙豪门世家利益的陈九德便借朱纨在走马溪之役中将生擒的李光头等 96人就地斩首一事，弹劾朱纨“擅专刑戮”，朱纨因此被革职待查。 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7月，杜汝帧报告称先前朱纨所俘斩之人乃是满喇加国商人，并非倭寇，朱纨不分首从，径自斩首，“兵部法司各覆如汝帧言”。12月，世宗嘉清皇帝下诏，将朱纨从苏州押解至北京。16日，朱纨在家服药自杀。 海战场景 这些人安给朱纨的罪名，显然是欲加之罪。所谓的“满喇加商人”其实就是葡萄牙殖民者，通过葡方的记载可知，这些殖民者为了泄愤和抢夺财富与奴隶，屡次至明朝沿海地方劫掠，给沿海居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是明明确确的“寇”，根本不是什么无辜的商人。 明军之所以进攻葡萄牙殖民者，也是沿海的居民遭受抢掠之后告到官府，然后明军才开始行动的。至于沿海的走私者，也是因为与葡萄牙殖民者发生债务纠纷，引导倭寇劫掠沿海的村庄，其目的是为了抢劫财富，弥补自己因海难受到的损失，而不是什么所谓的“反海禁”。 朱纨自杀后，抗倭名将卢镗也被牵连下狱，海禁复弛。闽浙沿海既没有开放海禁，又没有严格执行海禁，刚刚被朱纨整顿完备的秩序又再次被破坏，出现了大量的灰色地带。这也为之后的“嘉靖大倭乱”埋下了隐患。 嘉靖大倭乱 在弛禁之后，倭寇与走私者并没有如某些官员所设想的那样放弃在沿海的抢劫活动，反而变本加厉，加大了对沿海地区的掠夺。由于海禁不严，东南沿海再次出现了多股海盗势力，各股海盗分群结党，组成舰队。每股海盗推举一人为首领，每股均拥有十余只或上百只帆船。 海盗舰队不仅与官兵展开战斗，互相之间为了争夺势力范围，抢掠对方船只，也时有殴斗发生，胜者则为首领，败者则被兼并。经过数次的兼并整合，汪直集团及徐海集团成为最大的两股海盗势力。 明廷为了应对倭寇的威胁，决定重整沿海防务。经过胡宗宪、谭纶等人对沿海海防的整顿，戚继光、俞大猷等将领编练舟师、制造火器，明军实力得到大幅增强。到了隆庆年间，沿海的倭寇基本被剿灭。 剿灭倭寇 1567年（隆庆元年）2月4日，明穆宗登基不到一个月，就诏告群臣说：“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书曰“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私贩指走私商，公贩指合法商人)。明穆宗当即批准了这一奏请。 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后，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不久后又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并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设立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 此外，对日本的贸易仍在禁止之内，所有出海船只均不得前往日本。若私自前往，则处以“通倭”之罪。 虽然仍有着诸多管理和限制，开放的月港也只是一处小港口，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至此毕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只要遵守政府的管理限制，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就被视为合法经营。 据估计，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72年间，自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等国输入明朝的银元，至少在1亿元以上，有力地促进了明朝国内商品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 繁荣的海外贸易 “隆庆开关”还对明朝的火器的大规模装备军队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朝通过和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来购买西方先进的火器，例如西洋火绳枪、红衣大炮等。火器的大量装备使得明朝在后来的对内对外战争中产生了影响。 综上所述，明朝初期的朝贡体系是垄断性质的，为朝庭大项开支提供财源。葡萄牙殖民者的西风东渐，特别是攻占满剌加，破坏了这种朝贡体系。其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殖民行径，与走私和海盗结合起来，是形成倭患的源头。 明朝也有严禁与开禁的两种争论。由于朱纨的严禁政策极大地触犯了沿海世家大族的利益，遭到政治攻击，被迫自杀，刚整顿完备的沿海秩序又再次被破坏。 明朝的海外贸易图 沿海世家大族既不主张“开禁”，也不主张“严禁”他们需要的是“弛禁”。这是因为“开禁”以后会使走私品的价格下降，有损这些官员与其家族走私者的利益；如果“严禁”，又会使其无法走私，丧失通过走私所获得的重利。 只有“弛禁”才是他们最喜欢的理想状态，才能使他们的走私活动畅通无阻，既可维持走私品的高价，又可逃过国家的税收，将巨额的收益全部放到自己的腰包里。如果遇到海难等突发事故，还可以通过掠夺沿海村庄弥补自己的损失。 为了应对海禁，一些沿海商人不惜代价，公然违抗法令，甚至不惜勾结“夷人”和“倭寇”，兼用武力，带来了严重的边关安全问题，也引发了著名的“嘉靖大倭乱”。 而隆庆开关只是明王朝为了缓和与东南海商集团的关系，在他们之中制造矛盾而实行的权宜之计。它的根本目的，还是想维持明朝皇室对外贸的垄断地位. 郑成功的水师和舰船 不过由于民间资本已经十分强大，为了不再与民间发生激烈冲突，明朝皇室不得不做出了一些小的让步，在月港开了一个小口子让民间分海外贸易的一杯羹。这也为之后郑成功父子登上历史舞台准备了前提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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