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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0月，罗荣桓接到冀鲁豫支队长杨得志和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等发来的电报：湖西数百名党员、干部被关押，其中包括苏鲁豫支队的副支队长兼4大队长梁兴初。另外，300余名同志被无辜杀害，而主持此事的是苏鲁豫政治部主任兼4大队政委王凤鸣。 罗荣桓立刻发电报命令王凤鸣停止捕人杀人，等他到达湖西后再作处理。然后，抽调了一支警卫部队，把原115师保卫部长、当时的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朱涤新和师政治部保卫部的干部几乎全部带上，同郭洪涛、张经武等，马不停蹄，星夜奔赴湖西。  然而，此时的湖西地区，可谓是一片血雨腥风。 从1939年8月开始，微山湖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苏鲁豫政治部主任兼4大队政委王凤鸣，“二王”联手，正在全面搞“肃托”。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有数百名党员、干部被关押，并且300余名同志被杀害。 所谓的“肃托”，就是肃清托派。而托派，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30年代在苏联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许多人被当作托派而遭到杀害。 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模式，大肆鼓吹“肃托”。1939年8月，微山湖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诬指湖西干部学校的教员魏定远是“托匪”，并他施用残酷的肉刑，逼迫魏定远招认是“托派”，并逼供出第一批“托派”名单。 然后，“二王”采用刑讯逼供、诱供、串供等手段，取得“托派”的口供，然后再依据口供抓人。这样，“托派”越“肃”越多。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300余名优秀干部被害。 此时，鲁豫支队杨得志路过此处，对“二王”和大队长梁兴初提意见说：“你们杀人有没有请示报告？这样搞不行。” 王凤鸣哪里把杨得志放在眼里，反而说他们队伍里也有大量的“托派”，还要求杨得志把他们交出来。 梁兴初此时也感到“肃托”无辜杀害同志的行为不合适，对“二王”提出异议。可是，却被王凤鸣反咬一口，说有人供出他也是“托派”，于是把他关了起来。并对梁兴初动用酷刑，希望能够从梁兴初口中能得到更大的托派。 此时，罗荣桓带领着115师正好进驻山东。杨得志和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把”二王“关押梁兴初的事向罗荣桓发电，汇报了此事。 罗荣桓得知此事，大为震惊。一面发电给王凤鸣，”不能再抓人杀人，一切得他到了之后再说。“ 一面抽调警卫队，马不停蹄地向湖西赶来。  王凤鸣得知罗荣桓要来，自知不好。便变本加厉，对关押干部进行逼供，希望能够得到他们是”托派“的真凭实据。并且急调人手，大量组织所谓的材料。 罗荣桓一进入湖西地区，立即让”二王“前来汇报，并且把带来的人安排下去，开始调查走访，了解真相。 罗荣桓见到王凤鸣，便厉声问道：梁兴初的历史你们不了解吗？他爬雪山，过草地，从敌人的枪林弹雨中走出来，浑身上下负了那么多的伤。他怎么就成了“托派”呢？ 你们杀害这么多无辜同志，不请示不汇报，是谁给你们的胆子！ 今天如果不是我带了警卫队过来，你们是不是也要把我抓起来，打成托派？ 面对着罗荣桓强大的气场，原本嚣张跋扈的王凤鸣，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椅子上。 之后，罗荣桓去狱中看望梁兴初时，看到这名爬过雪山，从长征路上走出来的铮铮硬汉，浑身是伤的蜷缩在牢中，真得是心痛不已。 就这样，数百名和梁兴初一样被关押的同志被无条件释放出来。  梁兴初 “肃托”运动终止了，同志们都回到了各自的岗位上，又开始与敌人的艰苦斗争。 但是，对于“二王”中的王须仁此人，罗荣桓却总感觉此人有些蹊跷。 自从罗荣桓来了之后，王须仁很是低调，很少在人们面前露面。每次见到他，他总是弓着腰，显出一副谦卑的样子。也不爱说话，尤其是他整天戴着一幅厚厚的眼镜，把两只眼睛挡在后面，让人看不透他在想些什么。 罗荣桓感觉此人一定有事，并指示保卫部的同志对其进行调查。据查，抗战前，他在北平读书时入过党，以后被捕自首。抗战后，他又在韩复榘部队和第5战区第2游击司令部干了一段，后来加入了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2总队。 先后又在政治部当军法官，后来分配到湖边地委当组织部长。 于是，他便与王凤鸣一起，开始了所谓的“肃托”。 随着调查的深入，此人越来越可疑。而深知罪孽深重的他，也畏罪自杀了。 而至于王凤鸣，本着“治病救人”的目的，罗荣桓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将他调离湖西，分配到第686团当团长。 后来，经组织决定，开除其党籍。 而王凤鸣对此耿耿于怀，趁人不注意，偷偷叛逃当了叛徒。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当君子遇到小人，吃亏的总是君子。所以才有了好人受了苦蒙了冤，而小人却常常逍遥快活。 多少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党员，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面，却被一些不怀好意的“自己人”，给杀害了。这便是血的教训。 而我们党也正是经受住了一次次的磨难，从而拨乱反正，走了出来，才走得更加的坚定，更加的荡气回肠。 向无数牺牲的同志致敬。 向罗帅致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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