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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历代王朝都对云贵有着开拓的兴趣，这点其他答案已经说了。 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其他答案所没有提到的，北宋外交观念。 熟悉宋朝历史的朋友应该清楚，北宋一直抱有恢复“汉唐旧疆”的政治目标。例如太宗北伐，神宗开边等历史事件都是这一观念的直接反应。 因此，北宋在外交也就是朝贡体系方面，对于在“汉唐旧疆”上建立的新政权的名分上格外的重视，比如交趾，西夏（庆历以前），归义军和河湟吐蕃的首领连续受宋朝册封，并且册封的名目阶，官，爵，勋，封邑，功臣号六个要素俱全。 尤其像是交趾，北宋一直没有册封国王的封号，而是代以交趾郡王到南平王，死后追封南越王的三级晋升制度，也是宋朝不希望承认交趾独立的事实，仍然期待有一天能光复唐朝疆域。 王韶给宋神宗所上【平戎策】指出：“武威之南，至于洮河兰鄯，皆故汉郡县”。北宋重取青唐，章惇上贺表说“陇右河源，久陷遐荒之域”，收复青唐是“悉复汉唐之旧疆”。交趾即便五代时期已经独立，北宋人提起时依旧说它“乃汉唐郡县”，“本交州内陆，实吾藩镇”，“非他外邦自有土地人民，不尽臣之比也”。宋徽宗时期，辽国代西夏向宋朝请求归还侵地时，宋朝还回复西夏“所有疆土，并是朝廷郡县之地”，蔡京更是直接说“兴州，灵州，银夏绥宥不是朝廷地是谁地？此地皆太宗真宗赐予李继迁”。 可见，宋朝的对外战争和交往皆以在“汉唐旧疆”的范围内所建立的政权为先，并且自认为夺回这些失去的先朝领土是理所应当，再正常不过。 而大理，众所周知，唐朝时期的南诏国本就不在唐朝旧疆的范围里，甚至还是唐朝甚为棘手的敌人。所以，北宋从建立开始就对大理的态度非常冷淡。 一直到1055年，北宋建国都快一百年了都未与大理国有直接通使，当年是因为据说侬智高反叛失败逃入大理才不得不遣使大理“购智高”。此时因为断交太久，两国交往非常不畅，到了“语皆重译，行百日乃通”的地步。1076年，大理国第一次主动遣使来北宋进贡，宋朝也并不把它当做常贡国家看待“亦不领于鸿胪”。甚至一直到南宋，都并不接受大理国主动表示出的亲近，多次拒绝其赴阙纳贡的请求，仅仅是因为时局所迫需要向西南夷买军马才不得不与大理产生文书来往，态度之冷淡可谓是中国史上罕见（宋朝真正册封大理国王仅有宋徽宗时期的段和誉一例而已，北宋肯给国王封号也代表着不认为大理属于汉唐旧疆，这点与交趾对比尤为明显。）真正做到了让大理国“欲臣不得”。 综合而言，就是因为大理国本身就不在宋朝所希望光复的“汉唐旧疆”的大目标里，所以北宋连与其产生联系的兴趣都没有，一直冷处理与大理的关系，顺便防备重演南诏的祸事而已，根本不可能有心去策划攻打大理。随着宋太宗雍熙北伐失败后，宋朝的外交政策转入消极，对大理产生想法就更不可能了。就算是打算四面用兵恢复旧疆的宋神宗时期重新开始积极外交，也把大理排除在外，也就不必提其他时候了。 ps：附上北宋册封附近各政权的封号以便大家参考和对比 北宋给大理（中心在今云南大理）国王段和誉的官衔包括阶（金紫光禄大夫），官（云南节度使，检校司空），勋（上柱国），爵（大理国王），封邑（食邑一千户，实封五百户），无功臣号 交趾（今越南北部）李公蕴在1010年得到宋朝封为：特进（阶），检校太傅，安南都护，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兼御史大夫（官），上柱国（勋），交趾郡王（爵），食邑三千户，实封一千户（封邑），推诚顺化功臣（功臣号）。 西夏赵德明在1006年从北宋得到封号为：特进（阶），检校太师，兼侍中，夏州刺史，充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官），上柱国（勋），西平王（爵），食邑六千户，食实封二千户（封邑），推忠保顺亮节翊戴功臣（功臣号）。 青唐（今天青海西宁附近）吐蕃唃厮啰的封号也包括六个要素：特进（阶），检校太尉，保顺河西等军节度使，洮州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使持节洮州凉州诸军事，洮州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西蕃邈川大首领（官），上柱国（勋），武威郡开国公（爵），食邑九千户，食实封二千四百户（封邑），推诚顺化忠亮翊戴功臣（功臣号）。 归义军（中心在今甘肃敦煌附近）首领曹元忠在962年得到北宋封为：特进（阶），检校太傅，充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勾营田押蕃落等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中书令，行沙州刺史，使持节沙洲诸军事（官），上柱国（勋），谯郡公（爵），食邑二千户，实封二百户（封邑），推诚奉义保塞功臣（功臣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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