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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讲述的第1098位真人故事 我叫博学多才的伊万哥，60后，曾经是国企医院的医生。20世纪90年代初，我独自一人出门，乘坐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列车，到前苏联旅行。这次前苏联之旅，开启了我之后几年的冒险生活，做了一会“倒爷”，也目睹了当地人真实生活，改变了我对人生的认知。 （1988年，男生流行烫发，这是我的第一次烫发）听父亲讲，我爷爷之前是地主，父亲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八路军路过村里，父亲深受感染，毅然加入了八路军的队伍，离开了家乡。父亲参军后，从八路军到解放军，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30好几才结婚。我出生在吉林，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动，我跟随父母辗转去过几个城市，最后在河南开封定居。我们兄弟姐妹4人，我是长子。也许是因为父母纪律要求比较多，小时候的我是一个文静的孩子，在哪里都规规矩矩的。 （我15岁时的全家福，右边第二个是我）小时候，家里订了十几种报刊，打开了我观察世界的窗口，也养成了我喜欢读书看报的习惯。在整个读书时代，我的文科成绩都非常好，也很喜欢摄影，渴望着有一天能带着相机走世界。我家住在医院附近，父母有一些在医院工作的朋友，所以小时候会带我去医院玩。别的小朋友看到医生都觉得很害怕，而我却对医护人员有一种亲近感。 （在医学院读书期间，在医院实习）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我亲眼看到医院的医护人员，积极抢救转运过来的伤员，他们那种无私无畏的精神，以及不断给患者带来希望的品质，深深地感染了我。母亲从部队转业后读了大学，最后成了一名市级机关干部，一直很遗憾没有学医，就希望我能学医。于是，按照母亲的期望，我读了医学院。毕业后，我在一家央企下属的职工医院工作，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 （刚刚参加工作的我在为病人做手术）80年代末，我经常从电视上看到有关苏联的报道，在我们才刚刚能吃饱饭的时候，他们的餐桌上已经摆满了奶制品和肉制品、鸡蛋和糖，奶和奶制品消费量更是达到了我国的100倍。交通方面，当时他们有大大小小的民用机场4000个，50%以上的人都坐过飞机。而那个年代，国人坐飞机出行还需要单位开个介绍信，不然根本买不到票，价格也昂贵无比。我在电视上看到的莫斯科，地铁四通八达，长达近300公里，高楼大厦鳞次节比，私家车已经基本普及了。 （2017年在邮轮上）20多岁的我，正是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年纪，我特别想出国看看，亲身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我原本打算考研，但当时的政策是，研究生毕业后有5年的服务期，期间不能出国，我便放弃了考研。心想找机会出国学习或者工作，也是个不错的选择。1991年3月，我请了一个小长假，办了护照。我托人花800人民币买了车票，独自一人从北京登上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 （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列车）列车即将从蒙古进入苏联境内时，一些旅客紧张了起来。当时在列车上，我身边的一位华人木拉提特别紧张，因为他带了一些珍珠项链过境，担心会丢或者被抢，整个人神经都绷得很紧。他跟我说了之后，我在帮他观察周边环境的同时也跟他聊天缓解他的紧张情绪。幸运的是，直到我们下车都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到莫斯科后，他还专门把我拉到当地知名的大饭店大吃了一顿。 （1991年，乘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途径蒙古国，接受蒙古国边防军人的检查）沿途每停留一个车站，站台上都挤满了人群。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等待抢购国际列车旅客售卖的物品。有人甚至直接跳上车，来不及还价，就一手交钱一手拿货，匆忙跳下车离开。当时，我拿了一瓶二锅头，刚刚下车，还没等报价，就被两个当地小青年抢走了。我随身携带的另一瓶二锅头、一件羽绒服和一双步球鞋，在列车停车时，换了4000多卢布（相当于当时普通职工1年半的薪水了）。一瓶2.5元的北京二锅头换的钱，可以在国际列车上吃一天俄式大餐。在小镇停车的时候，我们去买东西，发现面包折合人民币一两分钱，烤鸡也就合人民币一块多钱，价格被扭曲得很厉害。 （国际列车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停留）七天六夜7819公里的长途跋涉，沿途经过美丽的贝加尔湖和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原始大森林，越过叶卡捷琳堡进入欧洲部分，城市逐渐增多。城郊白桦树下五颜六色的别墅群，仿佛让人进入了童话世界。车厢里有来自十几个国家的旅客，吹拉弹唱的、讲笑话的不时充满了车厢，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到了莫斯科，我感觉非常震撼。一方面是它的发达程度，完全是现代化大都市的风貌。那里的高楼大厦非常多，小区规划设计得也很漂亮，高层住宅已经普遍有了电子对讲。人们穿的是那种蓝狐银狐领子大衣，戴皮帽，打扮得都很时髦，女士普遍化妆，气质像贵妇人一样。大街上汽车川流不息，上下班高峰还堵车，90%的人家里都有可以直拨世界各地的电话，城市都是24小时热水供应，用电是免费的。还有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而且大城市人们的素质很高，到哪里都自觉排队，彬彬有礼。 （1991年，我在莫斯科红场）另一方面，当时的苏联，由于长期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改革失败，导致了通货膨胀，物资缺乏，商店里空空如也，彩电、冰箱、洗衣机什么都没有了。我在中国长这么大，也从来没见过日用品那么缺乏，觉得非常震惊。物资缺乏带来很多问题，商品价格扭曲，市场萧条，黑市混乱。很多外国人在这边做“倒爷”，赚钱很快。逛完了莫斯科，我又坐了三天三夜火车，到达了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在那里了解了当地的风俗习惯、民情，也遇到一些华人华侨等。他们当中不少人从事贸易工作，中国的服装及小商品在当地非常受欢迎，也有很多人赚了不少钱。 （在哈萨克斯坦朋友家做客）在前苏联，女性比男性多出1000多万人，且俄罗斯美女比例之高闻名于世。当地华人却给我先敲了警钟：“别看她们年轻时苗条，一旦结婚有了孩子立马变成胖大妈，饮食及风俗习惯与中国人差别大，你能接受吗？”当时就有人劝我也来这边工作，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如果能赚到钱当然很好，即使赚不到钱，也算是人生的一种经历和体验吧。因为我是学医的，就想找一份医生的工作。一位朋友去当地一家医院帮我找工作。对方说：“我们不缺医生，但是缺中医针灸大夫，您是中国来的，要是会针灸，我们当地平均月工资是200多卢布，您可以拿高出他们10倍的工资。”因为我当时既不会俄语，也不懂中医针灸，所以就没有在那里工作。不过我亲眼看到了，中医针灸在当地确实非常火爆。停留了4个月后，我就回国去进修了中医针灸。（ 1992年，我在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1992年4月，我怀揣针灸及推拿专业证书，再次来到哈萨克斯坦。那个时候苏联已经解体了，哈萨克斯坦变成独联体国家。我先申请了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的预科班，学习俄语。解体之后的苏联变成了独立国家联合体，过去没有的路边的乞丐、流浪汉也出现了，很多人失业，社会萧条，通胀加剧。新成立的俄罗斯为重整经济，增发18万亿卢布，直接导致高达2000%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留学第二学期，学费暴涨了10倍，很多中国留学生就出来工作了。我先去一家医院做了一段时间针灸医生，发现当时卢布迅速贬值，赚的钱很快就贬值掉，需要及时去银行兑换外汇。但是兑换有额度限制，换不了太多。有很多人就去黑市换，但又有假币风险，也可能随时被抢劫。（1992年，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最让人无奈的是，进出俄罗斯海关，带的美元都需要申报，写明钱的来源，出示税单。如果不申报被搜查出来，海关就会直接没收。很多中国人经常有被没收现金的情况。出关时要么先贿赂，要么把美元藏在身上：缝在裤头里、藏在鞋垫下等等。有一个朋友把1500美元藏在了牙膏里，过关检查时被海关人员当场识破没收；最倒霉的一个伙计把十多万美元绑在内衣上结果全被没收。后来，我一心想接触贸易，觉得做贸易才能赚大钱。出国这一趟，必须要做一些值得的事情。于是，我就去俄罗斯一家华人贸易公司，找了份驻哈萨克斯坦商务代表兼翻译的工作，希望能借贸易的机会多赚点钱。（工作照）我的工作是接待中国的贸易团，给他们做翻译，帮他们寻找接洽贸易机会，从中赚取佣金。休息日我便尝试下海“练摊”，拿朋友的几件皮夹克，试着到自由市场上去卖。有买主问我：“多少钱一件?”“25000卢布”，“是中国产的吧?”我点点头。买主转而问我身边的老人，老人比划着说：“这皮衣可是真正的意大利货，10万卢布，不还价。”买主便爽快地掏钱买下了。（1992年，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小朋友在一起）我对老人说：“您卖掉的，其实进价不过80元人民币。”老人笑着说：“我已将皮衣上的商标换掉，否则卖不了这么多钱。"工作之余，我认识了很多“练摊”的中国人，并开始扩大“练摊”范围。中国的皮夹克、羽绒服等都非常受欢迎，“练摊”生意最火爆的时候，我一天毫不费力就能挣数百美元。一天上午，一个高个子俄罗斯人问我是否要换美元，声称一次至少要换1000美元。我与另外几个来自上海的同胞一起，凑足了数千万卢布。当刚数完了卢布，准备交给他时，突然一个哈萨克人故意扔下10美元，我们几个一转眼的功夫，那高个子俄罗斯人迅速抢过卢布，一眨眼跑得无影无踪。仅仅几分钟的工夫，我辛辛苦苦挣来的500元美元，便化作泡影。（1994年，乌兹别克斯坦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枢纽古城撒马尔罕）一个周日下午，我正在商业步行街上介绍中国公司货物样品，两个警察走过来说：“这里不准摆摊卖货，请跟我们走!”在查验完证件后，一个警察说要把我送到警察局关起来。当我们走至无人处，那警察对我说：“你是选择让我关起来，还是选择给我5000卢布?”我讨价还价不成，只好将钱如数给了他，他笑着握了握我的手，便很快离开了。事后一老太太对我讲：“你只管跟他走，按法律规定，要罚你最多也不会超过100卢布，更不会为此关你们外国人。”我不禁想起中国那句古话：“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日难。”不了解当地的法律，让我吃了大亏。过了一段时间，哈萨克斯坦这边开始清理非法滞留和卖货的外国人。一些人不得不回国或向邻近国家转移。有一次，我陪同两名开封老乡和几个河北邯郸的朋友转运货物，我们在一个深夜，拉着满满一车货，从阿拉木图前往吉尔吉斯斯坦。（在哈萨克斯坦朋友的生日舞会上）凌晨两点，货车在哈吉边境被哈方海关和边防警察拦住了:“有准运证吗?”“想要过境，得给我们好处。”给了警察100美元和9万新卢布，警察又从货车上卸下9件羽绒服后，才将货车放行。天亮前，货车开到了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不料，人与货掉进了当地黑社会所设的圈套。在存货地点，货包全被打开，皮夹克、牛仔裤等价值高的货物几乎全被盗走，损失总价值的2/3。隔了一天，3个警察又找上门来说：“我们知道是谁偷了你们的东西，不过现在他住在508公里以外的地方。我们的汽车没有汽油，如果你们肯出汽油钱并给我们500美元的话，我们就去抓他。”（1994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边境之间检查站）我们知道，这其实就是敲诈勒索，即使给了钱也不可能追回货物，剩下的货物老乡打算摆摊卖一卖。谁知真应了中国那句古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老乡在零下20多度冰天雪地里卖货的时候，不慎又摔了一跤，一条腿膝盖骨粉碎性骨折。我们紧急把他送往骨科医院，却被告知没有麻醉药，需要自己去黑市上买。我们又七手八脚把伤员抬到另外一家医院，又被告知没有抗生素。老乡本身已经疼得难以忍受了，再加上精神上的折磨，他当时非常绝望。我们打国际长途求助老家开封这边的医院，医院说：“快回来吧，尽快手术，千万不要拖太久。”于是，我帮他们联系了一家航空公司，包车把他们送到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机场，再抬上飞机，费尽周折才算回到家乡。（乌兹别克斯坦吉察克州政府大厦）这次贸易，两个老乡历尽千险，赔了数万元人民币，最终只能带着沮丧的心情和伤痛，回到了祖国。我又返回了哈萨克斯坦，寻找挣钱的机会。风险与机遇同在，我有时几天就可能挣几千美元，却常常要冒着被抢、被抓，甚至生命危险。一天深夜12点半了，我用行李车拉着一包儿童服装样品穿过一大片树林，走进街道，四周没有一个人，死一般寂静。走着走着，我隐约感到后面一辆红色轿车，在悄悄跟着我，我快它也快，我慢它也慢，大约跟了我六七百米后，突然加速停在我身边。（乌兹别克斯坦议会大厦）车上迅速跳下来3个彪形大汉，不由分说架起我的胳膊强行把我塞进车内，开车就跑，我心想坏了！怕是碰到劫匪了。车内人都着便服，看不出身份，我随即对他们喊道：“你们是谁？有没有证件？”“警察！”3人都掏出了警察证。车很快开到了警局：“你有没有携带枪支？有没有携带违禁品？”在我回答没有后，警察开始对我搜身，并检查我的行李。在确认了我的身份后，警察对我说：“您也知道现在经济很糟糕，抢劫犯罪很猖狂，这么晚了您独自带货行走不怕被抢劫？”（我在列宁广场）在我表示感谢提醒后，警察帮我在路上拦了一辆过路车，让司机把我送回家。虽然我惊魂未定，但也非常感动，在这样动乱的异国他乡，还是有好警察的！由于安全问题无法得到保障，我就不做生意了。一年后，我又回到乌兹别克斯坦，在一家合资企业老老实实做翻译。1995年元旦那天，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宽阔的大街两旁商店全都装饰一新，橱窗上庆贺新年的彩绘、标语格外醒目。我到市中心电话局，等了两个多小时，才拨通国内的电话。当我听到另一头父亲那浑厚的乡音，除了问一句：“爸爸，新年好”，竟不知往下该怎么说。（我在俄罗斯街头给家人打电话）在祖国万家团圆的日子，作为一名在海外奋斗的中国人，哪个不想家？哪个不念祖国？已经连续3个春节我都在国外度过，那一刻，我想，我该回家了。不料，我收拾行李，准备回国的时候，却被通知去一趟警察局。我忐忑不安地走进警长的办公室，警长板着面孔训斥着我，说我未经许可带团去了莫斯科，说要罚我款。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迅速掏出一沓钞票递到他手中，他的笑容更灿烂了，拍着我的肩膀：“先生，以后一定要遵守我国的法律规定。”临走还不忘跟我握握手。我带着我的两只宠物小狗，到达哈萨克斯坦海关，天寒地冻，天空飘起了雪花，等待出关的中国人排起了长龙。（1994年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我与那些边防士兵据理力争，一个人说：“你给我们买几串羊肉串，或者两包香烟，我就放你过去。”另一个士兵说：“我饿得受不了，请给我一块面包吧！”我掏出随身给宠物准备的面包香肠给了他，他狼吞虎咽地瞬间吃完，才放我进去。进入海关大厅，检查行李，我随身带的两大盒巧克力，其中一盒顷刻间被几个海关人员打开瓜分吃完。看到我怀里有两只宠物小狗，他们又要了我100美元，才放我通行。即将迈出大门，又一个边防人员拦住了我：“你行李箱里还有巧克力，给我几块，否则别想从我这儿过！”我气愤地坐在行李箱上：“不给！”一小时后值班人员换岗，我才走出了哈萨克斯坦海关。迎面是中国霍尔果斯海关飘扬着的五星红旗，一股暖流瞬间传遍全身，我的眼圈红了。1995年，我结束了长达4年的异国生活，回到了开封。我重新做回了本职工作，在一家市级公立三甲医院做外科医生。（2019年，我的工作照）2003年的一天，院长找我谈话：“医院要组建形象策划部，你见识广，理念新，照片拍得好，又会写文章，还懂医院形象策划，如果你愿意，就由你来主持工作吧。”后来，我开始具体负责医院的宣传、形象策划、医院文化建设等工作。2004年，我策划了河南省历史上首次护士选美大赛、医院首届“天使之星”形象大赛等。医院就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我个人也屡获省市宣传工作先进个人，我的新闻作品获全省卫生新闻一等奖。迄今，我的新闻作品、摄影作品及医学科普作品在全国50多家媒体发表1200多篇（幅）；80多个摄影作品获全国摄影艺术大赛、中国图片摄影大赛等全国、省、市级摄影奖；20多家媒体对我的事迹进行了报道。（摄影多次获得奖项、表彰）大年三十，我拿起相机，开始奔走于各行各业：疾控中心、医院、工厂、机关、学校、商场、车站……记录下一个个感人瞬间，一篇篇新闻报道被媒体刊登，50多幅抗疫摄影作品入展及获奖。2022年10月以来，我仍旧奔走于医院、社区等地，记录下医护人员、社区工作人员、青年志愿者为疫情防控所做的方方面面。（以宣传工作者的身份参与医疗战斗）有老同学关切地对我说：“你干外科也有十多年了，脱离临床业务岗位，这些年你恐怕少收入了两大套房子的钱吧？损失太大了吧？”回想在国外那些漂泊不定、心惊胆战的日子，在医院里做行政管理工作，让我觉得宁静而又踏实，能有时间陪伴家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事业上有成就感，这就够了！我走过许多国家，问过当地的许多人，他们对中国人的勤奋非常敬佩，但对中国人拼命挣钱不能理解。他们认为，人生短暂，在最好的年华，应该尽情地享受生活。牺牲健康、牺牲休闲时间换取金钱不可取，钱够花就行，无需刻意追求金钱和权力。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没有什么存款，但幸福感满满的。（2022年，我和我的“小棉袄”，女儿即将赴英国留学）我们习惯把幸福理解为“有”：有车，有房，有钱，有权。其实真正的幸福应该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物质带给人们的快乐，其实是很短暂的，而工作愉快、家庭稳定，父母健康长寿，孩子平平安安，带给我们的，才是长久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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