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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年冬，魏将邓艾率军暗渡阴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破江油，克绵竹，直逼成都，割据西南四十余载的蜀汉政权面临灭顶之灾。 生死存亡之际，蜀汉群臣给出后主刘禅列出四条出路：第一，据城死守，同时调集各路蜀军回援；第二，放弃成都，退守南中；第三，投降东吴；第四，直接开城向邓艾投降。 后主刘禅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接受樵周的建议，直接开城投降，至此割据西南43载的蜀汉政权灭亡。  魏灭蜀之战让邓艾一战青史留名，但暗渡阴平着实是一招险棋，且不说阴平小路崎岖难行，单单是孤军深入这一点就十分危险，如果邓艾在进兵过程中遇到蜀军顽强抵抗，这支孤军便有可能被来自四面八方蜀国援军吃掉。 但邓艾赌赢了，这支从天而降的魏军一路势如破竹杀向成都，而后主刘禅选择不战而降。 《三国演义》将后主刘禅塑造成一个软弱无能到近乎痴傻的无能之主，但事实上，刘禅能够在诸葛亮死后稳坐江山30余年，成为三国时代在位时间仅次于孙权的君主，其个人能力至少不会太差。 魏军突然兵临城下时，刘禅选择优先听取樵周这个本地人的意见绝非是因为他听信谗言，而是本地人樵周的答复已经让刘禅知道，此时的蜀国人即不能战，也不想战。 被隐藏的本地人由于《三国演义》以刘备集团为主要叙述对象，所以会让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刘备集团入主益州后：益州存在两个集团，一个是随刘备入川的荆州集团，以诸葛亮、关羽为代表，一个是益州的本地人代表：以法正、李严为代表。  但事实上，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法正、李严等人所在的集团也不是益州本地人集团，他们与刘备集团一样，也是一群外来者。 益州的权力结构要从刘璋的父亲刘焉说起，刘焉是西汉鲁恭王刘馀之后，有着正统的皇室血统，在汉末诸多军阀中，刘焉的名气不算大，但某种程度上讲，汉末群雄割据的局势正是由刘焉的一个提议所致。 在黄巾军起义的时代背景下，刘焉提出为了方便各地自行组织人马镇压黄巾军，应该将皇室、重臣派往各地，设立权力凌驾于刺史、太守之上的州牧一职，州牧对于本州有着极强的控制力，权力大的州牧与土皇帝无异，这个决议便是著名的“废史立牧”。 有着皇室身份的刘焉本欲前往交州任州牧，但听闻益州刺史郤俭在当地大肆敛财，口碑极差，且益州富饶，遂向朝廷请命，改任益州牧。 刘焉到益州上任时，那个贪腐成性的益州刺史郤俭已经被黄巾军干掉，而黄巾军也被当地豪强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打得够呛，刘焉上任后，通过联合地方豪强，迅速扑灭了黄巾军。  但此时的刘焉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处理与地方豪强的关系，如果他手里只有地方豪强一张牌，那么他刘焉就只能成为地方豪强的傀儡，但如果他手中有其他势力，情况或许就会不同。 董卓之乱后，刘焉等到了机会，大量南阳、三辅一代的流民逃入益州避难，刘焉顺势将这些人安排至军中府中，这些逃入益州避难的人，成为一个单独的派系“东洲派”，法正、李严都来自这个派系。 益州派是地方豪强，在本地有根基，所以不好控制，东洲派是流民没有根基，好控制，所以在权力分配时，刘焉反而越来越向东洲派倾斜，刘焉的做法引起了益州本土人士的反感，他们组织了几次大规模反叛，但都被刘焉联合东洲派镇压，此后，外来的东洲派反而成为了益州的最强势力。 外来者的外来者刘备进入益州时，益州本土人士并未作出激烈反抗，因为在他们看来，益州本就不是益州人的益州，而是刘焉刘璋父子和东洲派的益州，这次刘备取代刘璋，不过是换了头目而已，况且刘备入川或许能够打压东洲派，而重用他们益州本地人。  但事实却是他们想多了，刘备入川是带着跟随自己起家的荆州派的，而刘备赶走刘璋后，也有东洲派达成了和解，于是，益州的权力格局变成这样：刘备带来的荆州集团是第一集团，原本的东州集团是第二集团，益州本地人只能沦落到第三集团。 刘备，这个外来者的外来者，在益州建立统治，客观来说，并未给益州本地人带来多大好处，反而让压在益州本地人头上的集团从一个变成两个。 刘备在时，由于其威望较高，可以压住荆州、东州、益州三个集团，刘备驾崩后，三个集团便开始小动作不断，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明争暗斗，最终诸葛亮为首的荆州集团获胜，但益州集团也并未被完全压垮（这还是刘禅从中制衡的功劳）。 而在同一时期，益州各郡则频繁发生反叛，早在诸葛亮掌权之初，离蜀汉政权权力中枢较远的南中地区就时常发生叛乱，诸葛亮因此在北伐前先发动了南征，并取得了较明显成效，在日后诸葛亮北伐期间，南中地区不但没有发生大规模叛乱，且为诸葛亮北伐提供了一定的物资和兵源上的支持。  诸葛亮开始北伐后，蜀汉地区的叛乱发生地则从南中地区开始向北移动，这与诸葛亮北伐时在益州北部大量征集粮食和招募兵源，加重了该地区的负担有关。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时代，蜀汉政权北伐的步伐放缓，但蜀汉政权境内的叛乱仍时有发生，后主刘禅不得不以经常性大赦来缓和与蜀汉政权反叛势力之间的矛盾。 待到姜维时代，北伐被重新提上日程，而此时的蜀汉国力上与曹魏差距更大，北伐给益州人民带来的负担更重，东吴使者来到蜀汉后，称蜀国人“面有菜色”，可见姜维并不能像诸葛亮一样维持北伐与经济之间的平衡，连年北伐几乎导致了益州地区经济崩溃。 益州人士反叛有一个特点：次数多而规模小，大多为农民起义和小规模的豪强叛乱，这与益州本土大家族在蜀汉政权中被压制，实力弱小有关。 但是，本土人毕竟是益州的人口的大多数，蜀汉政权，无论是荆州派还是东州派，亦或是后主刘禅，都不可能完全将益州本地人隔绝在权力之外。 荆州派和东州派数量有限，到了蜀汉政权后期，作为主导蜀汉政权的这两个派系都面临着人才凋零的局面，樵周等益州本地大家族成员开始介入权力中枢。  但尽管如此，益州本地大族能够在蜀汉政权中获得的资源仍旧十分有限，东州派这个外来者，和荆州派这个外来者的外来者仍在权势上压制这益州本地人。 谁的益州？从刘备入川到刘禅开城向邓艾投降的这40余年中，益州人一直在问一个问题：益州到底是谁的益州？越到政权后期，益州本地人的疑问就越发强烈。 益州本地大家族面临这些的问题，益州的普通百姓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蜀汉政权连年北伐，物资兵源都要由蜀地民众承担，蜀汉与曹魏相比是弱势一方，连年北伐给蜀地百姓带来的负担可想而知，而北伐的长期失败，也让这种负担长期化，这些都在消磨着蜀地百姓对于蜀汉政权的认同。 那么益州不是益州人的益州，这个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呢？益州大族们给出的答案是：可以，至少部分可以。 想要夺回益州的控制权，最直接的方式是干掉蜀汉政权，由益州本土人直接掌权，这样做就能彻底地把所有权力都拿回来，但是由于益州本土大族本就实力较弱，又难以形成合力，这个办法在实施的过程中难度太大。 第二种方式便是进入某一政权，取得核心权力，这样做虽然不能获得最高统治权，但是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拿回了权力，但这种方式在被荆州派与东州派深度把持的蜀汉政权中注定难以实施，但或许在其他政权中有办法实现。 曹魏政权在北方站稳脚跟后，基本继承了汉代的制度，地方大员由朝廷指派，但是被派到地方的大员必须要与地方豪强联合，才能实施有效的统治。 于是对于益州本土大族来说，加入曹魏政权，只要与朝廷派往益州的官员搞好关系，就会有利可图，但若继续留在蜀汉政权，就还要受到荆州派和东州派的压制，随着蜀汉政权北伐的不断失败，益州本土人士靠北伐胜利获得额外收益的想法也宣告破灭，于是，他们对于蜀汉政权的认同度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解。 守护者263年8月，由钟会、邓艾、诸葛绪率领的18万大军来势汹汹向蜀汉政权杀来，而此时的蜀汉政权却处于内斗之中，作为军事主帅的姜维因为害怕回到成都被清算，自请到沓中屯田。  有意思的是，上表刘禅对姜维进行处罚的，不止有名声极差的弄臣黄皓，还有诸葛亮之子诸葛瞻。 姜维的身份十分特殊，他在诸葛亮时代受到提拔，应该算是荆州派，但是蒋琬费祎时代，姜维与荆州派之间并未走得特别近，费祎后期，后主刘禅通过提拔姜维来制衡费祎。 荆州派的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请求处罚算半个荆州派的姜维，可见当时蜀汉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已经十分激烈。 深重的内部矛盾让蜀汉政权先失一阵，被钟会占领重镇关城，好在姜维反应及时，守住剑阁与钟会对峙，对峙半年后，钟会已经萌生退意，但另魏蜀两国都没想到的是邓艾却率领一支偏师由阴平小道直插蜀汉腹地。 本次魏国伐蜀大军的主帅钟会是曹操时重臣钟繇之子，其家族在朝中能量极大，即便此次无功而返，而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而邓艾作为寒门子弟，对于建功立业有着极大的渴望，所以在钟会已经准备撤退时，邓艾却走了一招暗渡阴平的险棋。 邓艾的军事冒险取得了初步成功，没想到邓艾会兵行险着的江油守将马邈不战而降，邓艾继续进攻绵竹，意识到大事不妙的后主刘禅立刻派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前往绵竹抵抗邓艾。 绵竹之战对于诸葛瞻和邓艾来说都是生死之战，绵竹如果守不住，邓艾所率领的魏军就将长驱成都，威胁蜀汉政权的都城，绵竹如果能够守住，邓艾所率领的这支孤军就要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援军的绝望局面。 到此生死存亡的关头，后主刘禅让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率军抵抗魏军，这样做不单单是因为诸葛瞻是诸葛亮之子，在军中有较高威望，更重要的是，作为蜀汉政权实际第一集团荆州派的重要代表，诸葛瞻抗击邓艾一定全力以赴。  诸葛瞻与邓艾在绵竹展开决战，诸葛瞻虽然是诸葛亮之子，在军中有较高威望，却没有统兵作战的经验，在真刀真枪的较量中，仍败给了老将邓艾，随着蜀汉政权最后的守护者战死，邓艾所率领的这支奇兵得以直接威胁蜀汉政权首都成都。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诸葛瞻经验不足，邓艾战胜诸葛瞻的过程仍然是险象环生，可见此时的邓艾大军虽然兵抵成都，但不足以形成压倒性优势，现在，蜀汉后主刘禅和蜀汉群臣必须做出事关政权命运的决定：是放手一搏还是开城投降。 关键力量成都城墙坚固，若刘禅发动全城军民奋力抵抗，理论上讲是能够抵抗邓艾一阵子的，但抵抗一阵子还不够，刘禅要判断的是抵抗之后蜀汉政权能不能等来援军。 理论上讲，此时有四路蜀军有可能具有回援成都的能力： 成都之西，汶山郡之汶山、龙鹤、冉駹、白马的士卒可用，人数约数千。 成都之东，只有罗宪的江州之兵可用，人数也不过数千。 成都之南，霍戈镇守南中六郡，可调之兵可达到万人以上。 成都之北，重镇雒城尚未失陷，姜维军离此七十里，姜维负责在正面抵抗钟会的主力，所以能够调回成都的兵力也十分有限。 以上四路军队如果能够全部赶回成都，再加上成都守军，能够对邓艾军产生兵力优势，但优势也不算太大。  而在这四路可能赶回来的援军中，南方南中地区的兵力相对充裕，在邓艾军围城时，蜀汉权臣给后主刘禅的建议中，也有一条就是放弃成都，撤往南中，可见值此生死存亡之际，南中地区的蜀军对于蜀汉政权来说成为了一支重要力量。 南中守将霍戈在历史上名气不大，但有一点非常关键：他是益州本地人，隶属于蜀汉政权中实力最弱的益州派。 此时此刻，荆州派与东州派的力量大多被牵制，刘禅如果选择抵抗，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恰恰就在最不受重视的益州本地人手中。 益州本地人率领的南中地区军队是否愿意回援，以及益州人是否还愿意为蜀汉政权而战，这成了决定这场战役胜负的关键因素。 蜀汉政权运行良好时，尚可通过让荆州派和东州派把持权力中枢来控制益州人为自己而战，而随着邓艾率领的魏军打乱了蜀汉政权的统治结构，此时益州人是否愿意回援，更多是根据其主观上对于蜀汉政权的认可度。 益州本地人值此危难之际是否愿意与蜀汉政权共渡难关，从一些代表性人物身上就能找到答案，所以刘禅在从益州本地大儒樵周处得到开城投降的建议后，便已经知道了抵抗的结果，所以选择直接投降。 渺茫的希望蜀汉政权作为外来者，进入益州后，要让益州本地人服务于其集团利益，可以采用两种手段：其一是武力镇压，其二是利益交换。 荆州派强大的军事实力毋庸置疑，震慑东州派和益州本地人都不成问题。 而在利益交换方面，荆州派让渡出一部分利益给东州派，而益州本地人获得的利益相对较少。 当然，除了利益外，蜀汉政权还带给了益州本地人另外一样东西：希望。 蜀汉政权是处于特殊时期的临时政权，它的存在是有明确目的性的，这个目的就是兴复汉室。  兴复汉室对于蜀汉集团是最高政治理想和口号，没有这个理想和口号，蜀汉政权就会土崩瓦解，如果兴复汉室的目标实现，三国最终由蜀汉统一，那么益州本土集团作为蜀汉政权的第三大集团，在天下一统后，获得的政治资源虽然不比排名第一的荆州集团和排名第二的益州集团多，但也一定会获得不菲的利益。 但是从诸葛亮，到蒋琬费祎，再到姜维，他们的北伐成功的概率逐渐减小，凭借蜀汉一州之力没有对抗曹魏9州之功的共识基本在益州本土人士中产生，既然北伐成功无望，益州本土人士靠着蜀汉统一天下而获得更多资源的愿望也随即落空，这样一来，益州本土人士要承担连年不断北伐带来的沉重负担，却又在蜀汉集团中没有地位，这种明显不公平的局面让益州本土人士的不满与日俱增。 在益州本土人看来，益州由曹魏统治比蜀汉政权统治更好，就益州大家族而言，他们只需要服从于洛阳的曹魏朝廷，不必再受荆州派和东州派压制；就普通人而言，他们也不再需要忍受连年征战之苦，反正都要交税，交给蜀汉和交给曹魏又有什么区别呢？ 《三国志》记载，邓艾军进入蜀地后，蜀国居民的反应不是在蜀汉官员的组织下抵抗魏军，而是逃入山中，大有谁赢了都跟我无关之意。 作为统治蜀汉30余年的后主刘禅，他绝非小说中描述的那样痴傻，蜀汉地区的情况，他心知肚明，让一群对自己政权毫无认同感的人在最后最后关头拼死保护自己，这样做难度太大，且风险性太高，一旦失败就是粉身碎骨，基于以上种种，刘禅最终选择不抵抗，直接投降。 蜀汉是一个临时政权，它的存在就是为了“兴复汉室”这个政治目标，如果没有这个政治目标，其存在的合法性也将受到质疑，而汉献帝禅让于曹丕，以及刘备病死白帝城，这些事件都在打击蜀汉政权“兴复汉室”这个口号的合法性。 理解到这一步，就能明白诸葛亮为何急于北伐，他要做的就是在“汉室”这个概念在人们心中消失前，让蜀汉政权尽可能壮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室的概念在魏蜀两国人心中同时远去，益州百姓也不再会愿意为一个虚无缥缈的政治概念去忍受连年不断的战争之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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