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商朝时在公路上“扬灰”也要被处重刑？ 商朝时有治“弃灰于公道（街）罪”的单行法律，即对在公道(街)上扬灰的人实施“弃灰之法”。 《韩非子·内储说上》载有“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还对为何将弃灰者处重刑的原因作了解释：“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也。’”原来“弃灰”可引起路人发怒，导致斗殴，所以处以重刑。 战国时还有一种说法，即“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问仲尼：“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也？”仲尼说：“无弃灰，所易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古人以为易，故行之。” 尽管二说中对“弃灰于公道（街）”的人实施的刑罚轻重有很大差距，但商朝出现此酷刑确为史实。 唐代的律、令、格、式都是刑法吗？ 在唐代，“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伪止邪，式以轨物程事”(《唐六典·刑部》“刑部郎中员外郎”条下注)。可以说，律、令、格、式乃是唐代主要法律形式，共同构成了唐代法律体系的基础。 其中，唐律制定的目的及作用是“正刑定罪”，其十二篇、五百条规定的是犯罪与刑罚的问题，唐律是一个标准的刑法典而不是“诸法合体”的法典。违反令、格、式的行为也是用刑罚的手段处罚的，“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新唐书·刑法志》)。不过，唐令三十三篇、唐式三十三篇是以行政法规范为主，同时包含民事、诉讼、军事等多种部门法规范的综合性法典，唐格是包括刑法、行政法、民法、诉讼法和军事法等各种法律规范在内的综合性法典，可见，令、格、式是“诸法合体”的。 唐代律与令、式基本上是以刑法规范还是非刑法规范来区分，而格则兼有刑法规范和非刑法规范。 为什么古代执行死刑讲究“秋冬行刑”？ 秋冬行刑，就是除了罪大恶极的罪犯决不待时外，死刑执行的期限放在立秋以后、冬至以前执行的制度。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记载，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所载“赏以春夏，刑以秋冬”。 这项制度是以西汉中期儒学大师董仲舒“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理论为依据的，因为“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庆、赏、刑、罚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天意是“任德不任刑”、“先德而后刑”的(《汉书·董仲舒传》)。春夏是万物滋育生长的季节，这是宇宙永恒的自然秩序和法则(《礼记·月令》)，司法应适应天道，顺于四时。因而，在万物生长之时不可执行死刑，刑杀宜在秋冬施行以顺上天“肃杀”之意。实际上，秋冬行刑可以增加司法镇压的威慑力，把涉及死刑的重案放在农闲的秋冬季节也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汉代秋冬行刑被载入律令而成为制度，并且对后代的影响比较大。  唐宋时期从立春到秋分，除了犯恶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杀主之外，其他罪均不得奏决死刑。明清时期的“秋审”、“朝审”也源自于此，经朝审、秋审应处决的人犯，要在霜降后、冬至前才能正法。不过，东汉的桓谭、王充等人都反对“秋冬行刑”之说，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无必然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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