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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12 二十二日，我在会谈时对宋夫人说：“兵谏只是让委员长同意抗日，绝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如果夫人在这里，也许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委员长自被禁后，一直怒不可，拒不谈问题。望夫人劝劝委员长，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希望他同意八项政治主张，一致抗日，签不签文件都可以。” 随后，在蒋介石住所，张学良、杨虎城向宋子文、宋美龄解释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八项主张的具体内容。 “第一项主张就是明白表示改组行政院为战时内阁，西安方面绝不推荐己方的任何人员出任部长。阁员人选仍是南京的各位先生，如说，陈立夫先生可以出任教育部长，胡宗南先生可任军政部长，CC系统和黄埔军校同学都是抗日的，我们只是帮助他们推动抗战而已。”张学良首先开诚布公地说道。 “你说怎么样？”宋子文转问蒋介石。 “军政部长的人选，宗南在军政方面的经验不如辞修。”蒋介石回答说。 “我们没有意见。”张学良接着说，“为了保证能一定执行抗战政策，我们赞成推出一位主张抗战的人，出任改组后的行政院院长。” “你们说是谁？”蒋介石问。 “宋子文先生，委员长以为如何？”张学良答道。 “那不行，我并不合适。”宋子文连忙插话说。 “你们的八项主张，第二项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蒋介石接着问下去。 “第二项是停止一切内战，就是放弃安内政策，也就是枪口对外。”张学良刚说完，蒋介石点头表示同意。 会谈中，蒋介石提出两项原则：一是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他不出头；二是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回到南京后将分条逐步执行，但在西安不签字，不公布或对外有什么公开表示”。 张学良、杨虎城从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同意了这两项原则。 同日，张学良将周恩来引见给宋美龄和宋子文，他们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谈。 “在中国的目前阶段，除了蒋委员长之外，别人谁也没有资格成为国家的领袖。”周恩来坦诚地向宋美龄表示说，“我们不是说委员长不抗日，我们只是说他在抗日的问题上态度不够明确，行动不够迅速。” 周恩来还向宋美龄表示、西安领导人是以最充分的敬意留住委员长，他对委员长不愿意与他们讨论国策感到遗憾。 周恩来的精明强干、横溢才华，侃侃而谈中所流露出的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精辟见解，以及他那种务实的态度，给宋美龄留下了深刻印象。 “委员长腰部受伤，这几天疼得不行。”宋美龄向周恩来解释说，“谈判的事，他要我和子文代表他。另外他还提出，所商定的条款，不做书面签字，均由委员长以领袖的人格保证执行。” 初次会谈结束时，宋子文忍不住再次喟叹：“周先生是个天才，罕见的天才！” 二十三日，三方代表，一方是张学良、杨虎城和东北军、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一方是代表蒋介石的宋氏兄妹、端纳顾问和被扣于西安的南京大员；另一方则是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正式举行会谈。谈判的结果如下： (一)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子文负责并组织使各方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 (二)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宋子文、宋美龄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即携蒋介石手令飞洛阳办理停战撤兵事宜。 (三)蒋回南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宋子文负责办理此事。 (四)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宋氏兄妹担保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五)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召开国民代表会议。 (六)政治犯分批释放，具体办法与宋庆龄商定。 (七)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可公开活动。 (八)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 (九)蒋介石回京后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 (十)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 此外，宋子文提出，只要蒋介石下令撤兵，就放他回南京。 二十四日，在张学良和宋子文的安排下，周恩来走进了蒋介石的房间。 “蒋校长，您好！”周恩来一进门，便庄重地向蒋介石行举手礼。 看见自已十年来一直悬赏缉拿其头颅的对手忽然出现在面前，蒋介石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脸色变得煞白。 “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了。”周恩来首先向蒋介石致意。 “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蒋介石点点头，叹了口气，然后说道。 “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周恩来应对如流，“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 蒋介石闷坐半天，最后终于嗫嗫嚅喘地说道：“我肯定不会打内战了，在我们交战的每时每刻，我常常想起你，我甚至回忆起你为我出色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希望我们能再度合作，只要我生存一天，保证中国决不会发生反共内战。” 宋美龄在一旁也说：“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是感激得很。” 交谈中，周恩来提到了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经国现在在苏联，生活很好，学习也有长进。”周恩来笑着说。 “是吗？”蒋介石应了一声，难以掩饰对儿子的思念之情。 “如果委员长有意思让经国回来，我可以通过有关方面，让他尽快回到你身边。”周恩来很诚恳地说。 “那好，那好，谢谢恩来。”蒋介石脸上现出难得的笑意， “我回南京以后，在适当的时候，再请恩来到那里去谈谈。” 在座的张学良和宋氏兄妹，都以喜悦的目光望着周恩来。 “倘若真能如此，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周恩来站起来，深沉地说道。 据周恩来二十五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蒋介石当时作了三点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宋子文对谈判的结果很高兴，表示希望共产党派人常住上海，保持联系。 这时，蒋介石显出很疲劳的样子，指着宋氏兄妹说：“你们可以同恩来多谈一谈。”周恩来说：“蒋先生休息吧，我们今后有机会再谈。”蒋介石说：“好，好。”周恩来就告辞了。 在谈判中，宋氏兄妹代蒋作出什么保证，周恩来在二十四日晚见蒋介石时究竞还谈了些什么，这一直是个谜。张学良不愿说详情，只说此事不应出自他口，说周恩来是他带去见蒋先生的，周恩来只是与蒋介石聊家常，没谈什么政治的事，还说：“其实是外面存有很大的误传。” 不过，这些疑问也确实不是什么谜，因为周恩来早在事变时就把隔日谈判的结果电告了中共中央，但中共却长时间一直没有把它公开发表，经过半世纪后，才在《周恩来选集》上卷所收录的“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中，第一次披露出来。 为什么会压了那么久，或许是周恩来指示不要使张学良为难，等到完全“境迁”之后，再将这些电报发表吧。 蒋介石拒绝在达成的协议上签字，加重了西北军和东北军中部分将领的疑虑。西北军将领本来就不同意释蒋，此时，对张学良也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蒋介石与张学良情同父子，日后蒋介石可以原谅张学良，但决不会放过西北军。 一想到日后西北军和他们个人的命运，将领们便不寒而栗。有人暗中建议，趁现在局面未定之时，杀掉蒋介石。 即使在东北军中，主张继续扣蒋或杀蒋的也大有人在。在二十三日下午召开的西北抗日联军设计委员会的会议上，人们议论纷纷，坚持说：若蒋介石不签署一份承诺文件，就决不放他，即使少帅愿意，我们也决不答应。 “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两个人的事情。”有人大声疾呼道，“他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不行！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里，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干脆就把他杀掉！” 气氛顿时变得紧张，反对放蒋的人占了上风。张学良听说后，感到事态严重。 二十四日下午，张学良一面委托周恩来继续与宋氏兄妹接触，一面在客厅里召开设计委员会会议。 “听说昨天设计委员会开会大家有些意见，现在可以向我提，但不许在外面乱说，尤其不许胡闹！”说完，张学良那双严厉的眼睛不时扫视着在座的将领。 会场上出现了沉默。张学良有些坐不住了，高声叫道： “说呀！怎么不说了啊？” 终于有人站起身来质疑道：“副司令所说的蒋、宋答应我们的这些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将来说了不算怎么办？” 我绷着脸追问道：“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你们所提的意见，我考虑过，都是行不通的。蒋关在我们这里，他现在说的话，何应钦都不见得肯听。我们逼蒋下命令，如结果无效，怎么办？即使蒋下命令生效，中央军退出潼关，释放了七君子’，改组了政府，甚至对日宣战，那时放不放他？保证实现了，当然要放他，但他不是心甘情愿的，一定存心报复。如果他回南京后，一切推翻重来，怎么办？所以我说你们的意见都行不通。只要他原则上承认了我们的条件，就让他走，签不签字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 我诚恳自信而又义愤地说道：“至于要阎锡山做保证人更不可能。'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联共抗日的事早和他说过，他表示赞成和支持，可事变爆发后，他的回电用了好几个'乎’，最后质问我们：'何以善其后乎？’满篇责备，毫无半句同情，还把这个电报送给南京，他打的是什么算盘？这样的人是不能共事的，不能让他投机取巧。”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又说：“是的，我打算亲自送蒋委员长回南京。我这一着是要抓住他的心，比你们想得高。” 仿佛是一颗炸雷，在众将领心头猛地一震。张学良是这次事变的主心骨，要是他一走，西安的局面会怎么发展，谁也没有把握。此刻，众人惊愕困惑地望着情绪十分冲动的副司令，不知如何是好。 我语气变得有些沉重：“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回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乖话。” 接着，我又说：“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 说到这里，张学良的情绪十分激动，场内一片寂静，再也没有人愿说什么了。 有人问：“杨主任的意见怎样？”张学良说：“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他是顾全大局的。” 大家对张学良的意见虽不以为然，但不好当面争辩。他是东北军的统帅，在东北军内，向来以他为中心，独断独行，他决定了的事很难变更。 我想，我们既然敢捉，也就敢放；既然敢放，也就敢送。 其实，在这一点上，历史证明张学良又一次“判断错误”。试想，想捉就捉，想放就放，想送就送，这岂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玩最高当权者于股掌之上吗？难道这不是令其更为忌讳、更丢面子的举措吗？ 自二十四日谈判达成口头协议后，宋氏兄妹便缠住张学良，要他早日放蒋介石，宋美龄说她与蒋介石都是基督徒，最好能在圣诞节回京。宋子文还说：“改组政府应打铁趁热，早日进行。” 这些日子里，宋子文觉得张学良行为有点异常。他发现，张学良有时显得语无伦次，并有好几次痛哭流涕。十二月二十二日，张学良甚至请求他和宋美龄照顾他尚滞留在英国的妻子儿女，并将他个人的经济状况告诉给宋子文，与他商量如何才能安全地把这笔钱财转入宋子文之手，以用于日后赡养家眷。 有时候，张学良似乎忘记了他发动这次事变的政治宗旨，一个劲儿地谈他的个人安全。显然，这些天来，来自外界各方面的压力与内心巨大的焦虑，加之日以继夜的忙碌，已把张学良搞得精疲力尽，神智恍惚。 二十四日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在绥靖公署的新城大楼举行宴会。在张学良想来，这次宴会自然有为蒋介石饯行的意思。 宴会一开始，张学良便站起身，将酒杯高高举起，激昂地说：“委员长，诸位仁兄，你们受惊了。我采取这个行动，是不得已而为之。有人说我是叛乱，笑话！我向谁要官要钱了吗？我对日本人是有国仇家恨的人，希望在座诸君，能为抗日运动献策出力！干杯！” 只见张学良一仰头，一杯酒一饮而尽。待他垂下头来，眼、里已是泪水盈盈。只听“啪”地一声，酒杯被张学良猛地掷地而碎。 宴会上的气氛顿变紧张。人人都注视着张学良，但却无人开口。 这时，周恩来从容地站起，举起酒杯说：“委员长，汉卿、虎城两将军，诸位朋友、同事，这次事件是个大变动，今天举行宴会是个大团结，在座的为促进团结作出了贡献。汉卿、虎城两将军在促进团结方面贡献最大。通过这件事，希望各方面联合、团结起来，为此，让我们干杯！” 一个人要有救国救民的志向。我父亲有我父亲的志向，我有我的志向！现在国难当头，东北沦陷，华北也危在旦夕。我们当军人的，有保国保民的天职。以前，我听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讲过一句话：中国不亡有我！我们做军人的，更应当有此气魄！我第二次向大家举杯敬酒。说完上述话，将酒一饮而尽，从椅子上跳下来，又将酒杯猛掷在地。 众人惊愕之时，张学良已伏身餐桌，恸哭失声。 张学良的这一举动，自然极大地感染了在场的东北军将领们，不少人掏出手帕，指着脸上的泪水。一位副师长突然跨到张学良和蒋介石面前、泣声喊道：“我十几岁就跟着少帅，现在有家难归。盼望委员长回到金陵，说话算数！” 几名卫兵见他失态的模样，生怕他做出什么意外之举，连忙将他扶出了大厅。 接着，我又料满一杯酒，来到蒋介石面前，恭恭敬敬地说：“委员长，我这次行动唯一目的，是拥护委员长领导抗日。我国仇、家仇都还没有报，我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您如果与我有共同心愿，也许不会有此事发生，您也不会受这场惊吓。我的行动不太好，我想结果是好的。委员长同意了一致抗日，希望返回南京，说到做到。我希望能打回老家去。东北不收复，我死不瞑目！为委员长的身体健康干杯！” 张学良举杯又是一饮而尽，喝完后，又使劲将酒杯摔得粉碎。 三次痛饮，三次摔杯，张学良的豪爽与真情令所有人震惊不已。 一直端坐着的蒋介石神情沮丧，只扬了扬手，用浓重的奉化口音说：“我身体不好，酒也不会喝。” “我来！”宋子文一步抢上。他生怕由于蒋介石的拒绝，使本来就显得沉重的气氛弄得更僵，“汉卿，你的一番美意，我代委员长领了。委员长的这杯酒，我代喝。干杯！” 宋子文一饮而尽，此时此刻，他看到的，仍然是那个一腔热忧、雄姿英发的少帅。 如何放蒋，何时放蒋，晚宴之后，蓦地又成为困扰张学良的一个大问题。 蒋介石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晨，子文来言：'张汉卿决心送委员长回京，惟格于杨虎城之反对，不能公开出城，以西安内外多杨虎城部队，凡城门皆由杨部派兵守卫故也。张意拟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先上飞机，对外扬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员长仍留陕缓行，然后使委员长化装到张之部队，再设法登机起飞。未几，张亦以此言达余妻，速余妻即行，谓：'迟则无及，城中两方军队万一冲突，将累及夫人，张某之罪戾益深矣。’余妻即直告张日：'余如怕危险、惜生命，亦决不来此；既来此，则委员长一刻不离此，余亦不离此 一步。余决与委员长同生死，共起居。而且委员长之性格，亦决不肯化装潜行也。’张闻此语，深有所感，即允为设法。” 张学良没有料到，杨虎城会这么坚决地反对立即释放蒋介石。 “放虎归山，日后伤人。没有担保就放人，一到南京他就会翻脸。”杨虎城尽量压制住自己的火气，沉稳地说道。 “我们的本意是请求委员长领导全国一致抗日，而不是考虑我们自己的后果如何。”张学良儿乎已控制不住自己，忍不住大喊，“他已经答应把我们的建议提交中央政府考虑。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就不应畏惧个人的损失和危险。那你要怕，你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害怕了？我害怕什么？”杨虎城终于有些火了。 我这个人是这样的，好汉做，好汉当。当年干这件事的时候，我同杨虎城两人都没说要把老先生怎样怎样，没有这个动机。可为了放蒋，我后来几乎与杨虎城闹翻。就为这个事，杨虎城怕了，我就同他说，咱俩当年是怎么决定的？我们当初是因为反对内战、不要内战才干了这事。当时，那些主张内战的人甚至不愿意见到蒋先生回到南京，而我愿意负起一切责任不要再有新的内战。可现在要是不放蒋，就会惹起内战，将会扩大内战，这不是你自个儿做的事与你自个儿的愿望相违背了吗？ 未能即刻说服杨虎城，张学良怒气冲冲地回到金家巷公馆，请求周恩来再去开导杨虎城。然后，张学良又告诉周恩来说：“周先生，为了给委员长挽回面子，我打算亲自送他回南京。”周恩来一听，大吃一惊。他严肃地望着这位血气方刚的少帅，一字一句地说道：“汉卿，我们是朋友了，我送你两句话，'政治是无情的，'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希望你三思而行。” 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宋子文匆匆来见张学良，将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们联名所写的信放到了他面前。 “看来，事态确实很严重。”张学良木然地望着窗外说。 “汉卿，事情宜早不宜迟啊，再拖下去，还不知会出什么乱子呢。”宋子文惶遽地说。 “好吧，请你转告委员长和夫人，今天下午三点，我送他们回南京！”张学良沉思良久，终于对宋子文说道。 正在点雪茄的宋子文愣住了。他猛地将雪茄按灭在烟缸里，连告别的话都来不及说一声，疾步走出了张公馆。 二十五日下午两点，张学良匆匆忙忙地来到杨虎城家中，一坐下便连叹了几口气。 “现在不走不行了，夜长梦多，不知会出什么大乱子。”张学良语调沉重，“送委员长的时间我已定在今日下午，我亲自送走。我想几天之内就可以回来，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就完全归你指挥。” 说完，掏出一张纸交给杨虎城。杨虎城展开一看，原来是张学良已经写好的手谕：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城）、孝侯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 张学良 二十五日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即日 杨虎城抬起头来，愕然地注视着神情紧张的张学良。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南京时，留给杨虎城、何柱国、王以哲、螺澄流、董英斌各军长及各师长的信。 实际上，杨虎城这几日也一直处于矛盾之中：南京方面情况复杂；中央军大兵压境，咄咄逼人；东北军内部出现不稳；张学良决心已定，很难扭转；宋子文软缠硬磨，哀求不已；现在中共也同意放蒋了，若他再坚持己见，势必成为众矢之的。 “放他，就足以见你我之诚意了；送他，实在是使不得啊！”杨虎城力劝张学良。 “老兄之言，学良感铭在心，但事情已定，只好如此了。”张学良摇摇头说道。 事后，杨虎城曾向他人表露过他此时此刻的心迹：“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张先生事先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蒋走，更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张纵然不对我说，也一定会对周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他对二十五日匆忙放蒋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没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还有什么三位一体！“ 后来，宋美龄在其《西安事变回忆》写道：“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 张学良在离开公馆前，匆匆将立即放蒋和亲自护送的决定告诉了他的私人秘书、同时也是好友的应德田和卫队营长孙铭九。两人一听，顿时心惊胆颤。 “副司令，你要走了，我们东北军怎么办哪？”应德田一声大喊，双手抱头，痛苦万分地跪下来。孙铭九一听少帅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顿时俯身下跪，抱住张学良的大腿鸣咽不止，央求道：“副司令，你不能走啊！” “起来！”心烦意乱的张学良早已失去耐心，他大吼一声，并用手指点着孙铭九说道，“我去南京的主意已经下定，你们谁也不要再说了！要是你们坚持不听，那就掏出枪来，把我张学良打死在这儿！”说完，头也不回地跨出了大门。 目睹张学良渐渐走远，应德田像垮掉了一般，俯身桌上，双肩抽动不已。 孙铭九则连连嚷道：“怎么办？怎么办？”急得在屋内团团转。突然，他像发疯似地冲出门，急急奔向周恩来住的东楼。 他想，此时此刻，唯有少帅所敬重的周先生，或许能止住少帅的鲁莽行动。但遗憾的是，周恩来不在屋里，他去了西安的一个地下共产党员涂作潮的家里。孙铭九东奔西跑，终于在涂家见到了周恩来。 “周先生，少帅和杨主任送委员长去机场了！”一见面，孙铭九便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嚷。 “走了多长时间了？”周恩来大惊失色，忙问。 “十几分钟了。” “快！快！马上去机场！”周恩来疾步出门，上了孙铭九的车。 汽车风驰电型般开出城门，向西驶去。 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陪同蒋介石夫妇、宋子文和端纳，分乘两部汽车，悄悄地驶向了西郊机场。机场外，聚集着黑压压一片大约有好几千人，看模样像是学生。 蒋介石急了，忙问张学良：“这是，这是怎么回事？” 张学良也莫明其妙。送蒋是秘密行动，知道内情的仅有张、杨二人和极少数副官、卫兵，连将领们都未通报，难道有谁泄漏了消息？张学良也不禁紧张起来。 蒋介石目光惊恐地望着学生们，急上前两步握住杨虎城的手，颤颤地说：“虎城，以后的内战是不能再打了，美龄和子文代我签字的条件，我一定会实行，这个你们放心。我再重复一下议定的事情：一、回南京后立即命令入关部队撤出潼关，停止内战；二、一致对外，立即宣布抗日；三、改组政府，……今后西北的军政事宜概由你和汉卿负责。是不是这些，虎城？” “是这些，委员长。”杨虎城站得笔直。 “那么，这些人…”蒋介石朝学生们看了一眼，又盯住杨虎城，惊恐地问道，“他们来这里……” 杨虎城这才明白过来他大声回答道：“委员长，今天傅作义将军要来西安，学生们出于对抗日将领的敬重，提出要到机场机场欢迎，绥署通知了一些学校，组织了这么些人来机场欢迎。”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由陕返京，邵力子、 “噢，噢……”蒋介石这才松开了杨虎城的手，转身走向舷梯。突然，蒋介石停下脚步转过头来望着张学良道：“汉卿，我看你不用送了。南京方面，恐怕有人会不原谅你，去了反而有麻烦………” “委员长，学良主意已定。为了抗日，我万死不辞！”张学良义无反顾地说。 蒋介石似有些感动地“哦”了两声，又回转过头继续登梯。就在这一瞬，张学良发现，在蒋介石那双冷如寒冰的眼里，似乎还蓄含着一种让人无法捉摸的深意。 当周恩来乘车赶到飞机场时，专机已经起飞了。遥望蓝天，周恩来叹息道：“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看坏了，他现在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张学良亲自送蒋的消息，立即在西安市传开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皆感突然，担心蒋介石不实现诺言，并扣留张学良。有人去见杨虎城，问道：“蒋介石走了吗？”杨虎城沉痛地说：“走了一个还不算，还跟了一个去！” 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们对张学良亲自送蒋的举动，不仅感到震惊和不可理解，而且深感忧虑和恐慌。有一个青年军官嚷道：“少帅满脑袋瓜子封建思想；真是自作孽不想活了！看吧，哪还有他的自由，他永远回不来了！” 但是，毛泽东则认为此举有积极的一面，有其历史功勋。 他说：“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回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 宋美龄对张学良毅然放蒋送蒋之举非常感动，她说：“这不啻是给国家一个无价的圣诞礼物！” 遗憾的是，张学良，这个圣诞老人，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军法会审 1936.12 西安事变，我当时就说过，委员长就好像是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把它擦一擦，我再把它开开，让它更亮。在西安时我也说过这话，西安现在还有人在，如当年的警卫处长。我到了南京，我仍这样说，我这样做，他不是更亮了吗？ 不客气地说，那是泥菩萨，首领就是泥菩萨，我把这泥菩萨已经搬倒了，我再自行把它扶起来，它若有灵，我拿脑袋疼它，不能不给它磕头。在西安，蒋先生既然这样答应了，那你是权威，我维护你，我陪你去南京，去请罪。蒋先生也真是，他没有说假话，他后来也真是这样做了。他对我说：“我不剿共，我不剿共了，我跟共产党合作！” 这话是蒋先生亲自对我讲的，他当时不让我把这个事情说出去，我过去是不说这话的，可现在事情早已过去了。我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说的这话。 很多人讲，我不该亲自把蒋先生送回南京。 那怎么讲话？这话不对！我这个人不同，也许与旁人不同的是，我这个人是这样，我是个军人，我自个儿做的事情，我自个儿负责任，杀我的头我也负责，我也不在乎，我真的是不在乎，我不是在说假话。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能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我到南京，是准备去被处死刑的，但蒋先生待我很宽厚。我是个军人，我做这个事情，我自己负责，我没有什么旁的意思，我是坚决反对内战的，假如我不这样做，恐内战更扩大。直到现在我还这样说，我自己牺牲自己是毫不顾虑的。蒋先生一直很爱护我，飞机到洛阳，他不叫我下飞机，他一直在保护我。 我决定陪蒋先生到南京，那我是早就打定的主意，就是叫南京政府把我整瘪了就是了，我真的是去死呀！我后事都准备好了。自个儿说，要是我的部下这样对待我，我早就把他整瘪了，早就把他枪毙了。 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还未等张学良抵南京，蒋介石的态度就立刻大变了。 二十六日，由陈布雷炮制的《对张、杨的训话》在洛阳发表，训斥张、杨“蔑法坏纪”，并倒打一耙说：“如余在西安允许尔等，签署只字于尔等之要求，则国家等于灭亡。”并信口雌黄，说什么张、杨是受了蒋介石的“伟大人格”的感动，才释放他的。 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荒谬已极。更有甚者，此时，蒋介石已密令戴笠：“张学良到南京一下飞机，就派军统局人员把他监禁起来。” 关于这段历史内幕，曾任南京复兴社特务处书记长的张严佛回忆道：“十二月二十四日，戴笠从西安回到了南京。晚上九时，戴笠在鸡鹅巷五十三号找我和军统局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去，他非常高兴，一边笑，一边很严肃地对我们说：'张学良将于明日送委员长到南京来，我已经和宋部长商量好了，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张学良到南京的消息千万不可张扬出去，你们要特别注意。’ 戴笠又说：'乙光赶紧在特务队挑出十几个人来，要机灵可靠的，仪表好的，都穿蓝色中山服，佩带二号左轮，由乙光带到宋公馆去，看守张学良。” 相反，张学良对蒋介石，那真是人情送到了家。张学良陪蒋介石抵洛阳后，蒋介石立即要求张学良给杨虎城发电报，嘱释放陈诚、卫立煌、朱绍良、陈调元四人，张学良立刻遵嘱照办。 二十六日九点四十分，蒋介石的座机由洛阳起飞，中午十二点二十分抵南京光华门外大较场机场。南京政府自林森主席以下文武百官均到机场欢迎，军乐高奏，爆竹齐鸣，万头攒动，盛况空前。 然而，当张学良由宋子文陪同，乘第二架飞机于二十六日下午二时许在南京城外的一个军用机场降落时，这里没有欢迎的人群，有的却是宪兵和特务队的严密警戒。 张学良走下飞机，即由宋子文、戴笠两人拉上汽车，直驶北极阁宋子文公馆，这就是张学良被军统局囚禁的开始。  从西安飞回南京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 “到飞机场接张学良的只有我一个人，外加一位姓杨的小姐。”原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回忆说，“张下机后，我们俩同坐在一辆汽车上。他在车上问我：哎，南京怎么样？’我想了想说：'南京不是咱们的天下，你到南京来，就等于入了虎穴，就要听凭南京的宰割。’张想了想，用东北话说道：'我这么大的个子，他那么大个子，我说了话算，难道他说了话不算数？ 张学良随蒋介石来南京的消息，起初严密封锁，但不久还是泄漏了出去。 从二十六日午后开始，宋子文公馆变得门庭若市。新闻记者、军政显要、知名人士、群众代表，纷纷前来看望这位为抗日不惜犯上，而后又磊落坦荡地来南京的少帅。 “谢谢各位的关心了，各位的厚爱，学良感铭在心。西安的情况现在比较复杂，过一两天我就回去。欢迎大家到西安做客，”张学良略显局促，但神情却相当乐观，每当客人离去时，他必送到大门口。 此时，张学良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已渐渐向他逼近。 在众多前来的客人中，张学良见到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张学思。他吃惊地问道：“你怎么来了？” “是军校长官叫我来的。”弟弟看着兄长，似有许多话想说。 原来，事变当晚，张学思即被速捕，押回南京受审。在确认张学思与“兵谏”毫无干系后，他被当作“人质”投进了禁闭室。 “大哥，我想……”张学思迟疑道。 “学思，这几天我很忙，”张学良一扬手，打断了弟弟的话，并向旁边坐了一屋子的人指了指，“有些话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你改天来，我再和你详谈。” 直到二十八日，兄弟俩再相会时，仍无暇详谈。张学良在大门口拉住弟弟的手，沉郁地说：“我们有的是时间。这里我有些事，一时还不会离开南京。” 二十六日回南京的当天，蒋介石略事休息，便发出了一系列命令：解除何应钦讨逆军总司令之职；让代理行政院长的孔祥熙正式任职；让驻陕甘一带的中央军加强戒备；准备召开中央党部大会；令张学良写请罪书。 当天，蒋介石要宋子文转告张学良，应有个书面请罪的表示。张学良立即照办，挥毫写了如下一封“请罪书”： 介公委座赐鉴： 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即来京，是以至诚愿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纲纪，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忧，伏乞鉴谅！专肃，敬叩钧安 张学良谨肃 十二月廿六日 张学良以为蒋介石要他写请罪书，不过是为自己下台阶的例行公事，因而毫不迟疑地一挥而就，殊不知，这正是蒋介石所需要的刀柄。 二十七日上午，荆有岩前来见张学良，张学良对他说：“我尚有事，今天走不了啦，要等几天。”这时，他情绪虽有点低沉，但对蒋介石的诡计并未识透。深夜，他给杨虎城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虎城仁兄大鉴： 京中空气甚不良，但一切进行，尚称顺利，子文兄及蒋夫人十分努力。委座为环境关系，总有许多官样文章，以转京中无味之风，但所允吾等者，委座再三郑重告弟，必使实现，以重信义。委座在京之困难，恐有过于陕地者。吾等在陕心中仍认蒋先生是领袖，此地恐多系山头恭维，而心存自利也。此函切请秘密、勿公开宣布，恐妨害实际政策之实行，少数人密知可也。此请大安 弟良顿首 廿七日夜中 自十二月二十八日起，一般人已不能随意去看望张学良了，但是，在南京的东北知名人士阎宝航则例外。此时，阎宝航奉命来到宋公馆。 “我同蒋夫人、张副司令已经商议妥当，请你去一趟西安，说张副司令几天内就会回去。另外，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请他把扣在西安的五十一架飞机放回来。要抗战嘛，飞机是离不了的。”一进大厅，宋子文便迎了上来，亲切地对阎宝航说道。 然后，宋子文把阎宝航领进张学良的小客厅，自己避到了一旁。 “宋先生方才让我给西安传话，说你几天之内就回去，是不是真的？”商宝航说出了最关心的问题。 “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家，也为了领袖，他们对我怎样，我不在乎。”张学良凝重地说。说完，又暗示性地用手指向西北方向，轻轻补了一句，“他们若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 从张学良那儿告辞后，阁宝航又去见宋美龄。 “阎先生，西安这次差点就弄出了大乱子，委员长、子文，还有我都吃了不少苦头，现在总算是大乱初定了。你到了西安，请务必告诉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头头们，张副司令用不了几天就会回去。大家一定要平静，凡事多想想，不要再生出事情来。”宋美龄反复嘱托阎宝航说。 “夫人，”阎宝航迫不及待地问道，“先前宋部长也对我说，张副司令很快就会回西安，这有把握吧？” “怎么，还信不过我和子文吗？”宋美龄不禁笑起来，“我们去西安的时候，汉卿以礼相待，守了信用。现在，我们怎么会回过头来整汉卿呢？”停了停，她又说，“我们宁可牺牲一切，也不会对汉卿失信。” 在送阎宝航出门时，宋美龄又叮嘱阎宝航，务必带话问候杨虎城的老母亲：“这个话你一定要给我带到哟。”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二十七日，蒋介石分别给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上呈文，文中写道：“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会（府）准予免去本兼各职，以明责任，定蒙钧察。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而在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巨变，国法军纪自难赦免。”并附上了张学良的请罪书。 二十九日,国民党召开第三十一和三十二次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此案。对蒋介石引咎辞职、自请处分一节，不仅“着毋庸议”，还予以褒扬；对张学良“请罪”一节，没有经过讨论即作出“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并内定李烈钧为审判长。 决议一出，许多人大吃一惊。当然，最为吃惊的莫过于张学良本人和宋子文了。 当天，张学良换穿便服，驱车来到蒋介石官邸，求见委员长。殊料，足足等了半个小时，蒋介石仍未出现，只有一名侍卫从楼上下来说，委员长身体不佳，请张副司令先回去。 张学良恼愤不已，要来纸墨笔砚，匆匆写下了这样几句话： 委座： 适来未蒙接见为怅，今后苟有利于国者，虽万死不辞。 张学良刚走不久，宋子文又进了，直冲冲便上楼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 “委员长，你不放张学良回去，你说话算数吗？这对中外影响都不良呀！”“汉卿犯上作乱，应交法庭审判不这样，我还能当委员长吗？”蒋介石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 “你不讲信用，叫我怎么做人？”宋子文用力跺了下地板，脸色变得铁青。 “我不能放他回去！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问题。军事法庭一定要开！放他走，今后我对部下怎样治理？！” “你不要做人，我是要做人的！”宋子文勃然大怒，也不管面前是妹夫还是委员长，“你胆敢碰汉卿一根毫毛，我就把全部内情公布于世。不仅让国内老百姓知晓，而且向全世界发布新闻，让外人也可以了解你！” 蒋介石无言以对，像没听见一般。宋子文喘着粗气，恼恨交加，转身即走，将门摔得“砰”的一声响。 三十日下午，宋子文再度驱车去见蒋介石和宋美龄，很晚才沮丧地回到北极阁。 “汉卿，有件事你听了不要激动。”宋了文垂头丧气地说，“西安的事情委员长面子上很不好过，反复考虑，觉得还是要走走过场。军委会明天上午要组织对你进行审判，走走形式，审判一完，就马上宣布特赦。” 张学良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将面对的是军委会的军事法庭。要在往日，张学良一定会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可是，一连几天来的沉郁和对西安方面的挂牵，使他不得不再次退让。 听宋子文说完，他一声不吭，默默地坐了一阵，又默默地回到自己房间。 李烈钧后来著文回忆说：“我被特任为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审判张学良的消息，京沪各大报纸均予披露。中央很多要人都来找我，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其中以宋子文和傅汝霖两人最为关心。他们先后来找 我详细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我回答说：'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一切秉承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意旨办事。’ “三十日，我去见蒋。蒋让座后，问我：'审判长对此案将如何处理？’我回答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的打算，但能悔改，亲送委员长回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免对他的处分而释放他。’我完全是为蒋着想，愿蒋借释张而使国人因此崇拜蒋胸襟的'宏伟’。 我接着又说：'我国历史上有两个人，一个是齐桓公，他不追究管仲对他曾有射钩之仇，却拜管仲为相。另一个是晋文公，寺人披几次要谋害他都未得逞，后来有人要谋害晋文公，寺人披闻知，赶到晋文公处告发。晋文公先不见他，经寺人披说明来意后，晋文公宽恕了他，并接见了他。这样，晋文公终于免受一次暗害。 这两桩历史事件可否作为本案的参考，请委员长核示。’蒋未置可否。我临走时、又对蒋说：'关于此案，我将依军法审理，蒋说：君慎重审理之’我于是告辞而出，筹备明日开庭的事情。我对军法审判素有研究，但此案所关重大，我将慎重审理。” 三十一日晨，张学良穿好军装，又蹬上锃亮乌黑的马靴、扎上武装带，漂亮的小手枪斜佩于腰间。这是他来南京后第一次全副武装。作为一级陆军上将，号令数十万大军的统帅，他希望在法庭上展现出他将军的威势。这一点，他相信不是几句胡瞎扯的审判词所能夺去的。 可是，刚进入候审室，一名宪兵便迎上前，木然地说：“按照法庭规定，请您摘下领章、肩章，还有腰间的手枪。” 有生以来，张学良还未受过此等侮辱，一股怒火直冲脑门，令他雄狮一般怒视着宪兵。大概是从未受过如此高官阶将军的逼视，宪兵怯儒地侧了侧身子。张学良昂首挺胸，大踏步而入。 李烈钧见参加会审的人员到齐，乃于休息室召开预备会，就审问要点逐项交换意见，大体上没有什么异议，只其中照例要问的几项，如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等，鹿钟麟认为似嫌过于形式，为照顾事实，且免得张学良难堪，提出可否略去不问，代为填上，李烈钧颇以为然，当即采纳。 十时整，李烈钧偕全体会审入员走进法庭，分别入席。坐定后，李烈钧命鹿钟麟先至候审室巡视。当时张学良由宋子文陪同已在该室听传，鹿和张相见，先与之握手，继说：“汉卿，今天开庭，有话尽管说！法庭内不许携带武器，如身边怀有武器，可放在外边” 法庭四周，布置周密，警戒森严。奉审判长之命，张学良被带进法庭。不一会儿，张学良面带笑容，趋立案前。因为张学良是陆军上将，又是未遂犯，李烈钧让他坐下，但他仍笔直地站着。 “你知道犯了什么罪吗？”李烈钧问张学良。 “我不知道。”张学良回答说。 “陆军刑法的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胆敢出此言？我们准备了一份向你提问的问题，要你逐条回答。你愿先看看这些问题吗？”李烈钧一边翻开陆军刑法，一边对张学良说道。 “很好，请给我看看。”张学良回答说。 “张学良，你身为军人，为何劫持长官，进行叛变？”等张学良看完问题后，李烈钧径直质问他。 “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一切经过的详细情形，蒋委员长知道得很清楚，请审判长问蒋委员长便可明白，在此地我不能随便说。但我绝对不是劫持委员长，而是爱护委员长；我也绝不是叛变，相反，而是爱护我们的国家民族。我在蒋委员长面前陈述了我们的意见，表明了我们的主张，怎么能说是叛变呢？ 如果是叛变的话，请问审判长，蒋委员长今天不是安全回到了南京，我张某人不是也跟随他到南京来了吗？” 张学良态度从容，答话直率，铿锵有力，毫无惧色。事后，李烈钧撰文回忆说：“我心想，学良真不愧是张作霖的儿子啊！” “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已策划的？” “一切都是我自已的主意。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所做的事，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张学良毅然回答说。 “我有一句话，想请教审判长，可以吗？”张学良反问审判长道 “当然可以。”李烈钧不摸底细，爽快地答应说。 “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张学良问道。 “是的，有此事。”李烈钧回答说。 “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与称帝，对吗？”张学良语气平和，很有礼貌地又问道。 “是的。”李烈钧点头承认。 “你在湖口起义反对袁世凯实行专制，如果这是正义的行为，那么，我在西安用兵谏的方式制止蒋介石的独断专行，何罪之有？” 法庭上的张学良大义凛然，侃侃而谈，毫无顾忌。 “胡说！那袁世凯怎能与蒋委员长相提并论？你在西安搞事变，是自寻末路，怎能归罪于谁？”李烈钧蓦地被张学良将了一军，尴尬至极，语无伦次，气急败坏地斥责道。 这时，法庭空气异常紧张，亦颇具戏剧化：受审人的声音比审判官声音大；受审人讲的道理比审判官讲的更有道理，比审判官讲的更具说服力。张学良振振有词，几乎把李烈钧问倒。 “张学良，你身为军人，为什么将中央和地方的大员统统拘留起来呢？这不是叛变吗？”李烈钧又强打起精神，提高了嗓门，厉声问道。 “审判长，您不提这班大员倒也罢了，您定要提起他们，那我只好直说。这班大员平时穷奢极欲，把国家大事丢在脑后，我国糟到今天这种地步，他们是要负责任的。这次西安事件，我只对蒋百里先生表示敬佩，因为他现在不是大官，为人相当正派。其他诸人当然也有令我敬佩的，但太少了。这班大员，勇于私斗，怯于抗战，一点为国家民族牺牲的思想都没有，难道这班人也值得受人敬佩吗？臂如陈调元，身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在西安扣留期间还有心情调戏万耀煌的姨娘，这种老而好色之徒，您还认为值得敬佩吗？再如陈诚，平时口出大 言，装模作样，貌似忠诚，一旦领袖蒙难，他既不设法营救，也不拔枪自戕，却一头钻进垃圾箱里，难道这种大员也值得人家敬佩吗？”张学良侃侃而谈，连续地向李烈钧发问道。 “不要说了，与本案无关。”李烈钧急忙制止说。 “这怎么能说与本案无关？凡事都有个根，这个根如果没有毛病，他的枝叶一定鲜艳茂盛；如果这个根有了毛病，它的枝叶便要枯萎坠落。” 休息片刻，继续审讯。 “你在西安做的事，应据实供出。你是否受外党的拨弄，不然何以糊涂至此？望你抓紧时机，从速实告。”李烈钧劝告张学良说。 这时，张学良要求作一总的答复，李烈钧同意。张学良随即作了如下一段陈述： “这次事件，皆由我一人负责。我对蒋委员长是极信服的，我曾将我们的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过委员长“我们痛切地感到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无法表达意见于国人，也无法进谏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们的主张。 “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如地盘、金钱等，完全是为要求委员长准许我们作抗日的一切准备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一切力量抗日。我认为眼下中国若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难解决。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只不过我认为委员长还未能将抗日力量十分发扬，而亲日者之障碍高过于抗日者之进行。 “我此次来京，也有三点考虑：（一）维持纪律，不隳我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二）恢复领袖之崇高尊严；（三）此事责任皆由我一人承担。 “我并无一点个人的希求，一切的惩罚我甘愿接受。我写给委员长的信，不知道他要发表的，否则我不写。原先我们也想不这样做，因为事情紧迫，无法更好地做出来。 “我始终是信佩委员长的，而且看见他的电文更加钦佩。至于个人的生死毁誉，我早已置之度外。 “如不是崇信蒋先生之伟大精诚，其他如中枢怎样处置，那我是不在乎的，也可说是不接受的。我对于我们之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是愿意领罪的。但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我在西安发动的事件，确有颠覆政府的意图，但根本的目的无非是要求委员长团结御侮、抗日救国。” “既然如此，又为何亲送委员长返京？”李烈钧追问道。 “我在事变中，意识到委员长被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和患恐日病等分子所包围，其本人还不是没有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想法，且委员长又答应了我们所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团结御悔、抗日救国的目的既达，个人得失在所不计，特随即来京待罪，请给以应得的处分！”张学良坦然答道。 片刻，李烈钧向全场宣布，不再对张学良追讯其余。随即，宣读了判决书，主文如下：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本会委员长蒋中正，因公由洛阳赴陕，驻节临潼。十二日黎明，张学良竞率部劫持至西安，强迫蒋委员长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当时因公随节赴陕之中央委员邵元冲，侍从室第三组组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及随从公务人员、卫兵等多人，并驻陕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闻变抵抗，悉被戕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亦受枪伤。又在陕大员陈调元、蒋作宾、朱绍良、邵力子、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等均被拘禁。当经蒋委员长训责，张学良旋即悔悟，于同月二十五日随同蒋委员长回京请罪……” 听了判决书，张学良心中非常气愤。判决书中不提其抗日主张，只说“强迫蒋委员长承认其改组政府”；自己是自愿送蒋回南京的，可被说成是经“蒋委员长训责”，“旋即悔悟”，“随同蒋委员长回京请罪”。为此，他要申辩，然而，法庭不允许他再说什么。 军法会审至此，审判终了，总共不到二十分钟。 张学良核对了记录，签字交回，经全体审判人员传阅并签署后，呈送蒋介石。可是， 此记录蒋介石“恐尚未寓目”，即将军事委员会事先准备好的判决词发下。判决词主文如下： “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军法会审之后，李烈钧说了一句话，我非常喜欢这句话，打心里满意这句话。他说，一一当然，他不是直接跟我说的，他说的这句话，对我父子俩都有意思，他说：“真不愧为张作霖的儿子！” 事实确是如此，李烈钧曾对人说起这次高等军法会审：“那简直是演戏，我只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真不愧为张作霖之子！” 副审判长鹿钟麟后来回忆会审经过时，也直言不讳地说：“所谓高等军法会审，只不过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立法毁法，在其一人。” 审判结束，张学良被正式“逮捕”，送往和平门外孔祥熙的别墅，由宪兵和特务看管。从此，他失去了自由。 然而，蒋介石的戏还没有演完。三十一月下午，蒋介石向国民政府递送了请示特赦张学良的呈文。原呈这样写道： “…呈为呈请事：窃以西安事变，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于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凛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自当，从轻减处，已见宽法。……敬恳钧府俯念该员勇于改悔，并恪遵国法，自投请罪各情形，依据约法，更沛仁施，将该员应得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藉瞻后效，而要示逾格之宽仁。是否可行，理合备文呈请，仰祈鉴核施行。” 该特赦呈文于高等军法会审宣布判决后两小时，即送达国民政府。 新年休假期满。四日上午，林森召开国民政府委员会议，出席的有：王伯群、邓家彦、马超俊、李文范、经亨颐、陈立失、叶楚伧、宋子文，李烈钧、张继、冯玉样及王正廷等。林森将蒋介石为张学良请求特赦的呈文连同司法院的核议作了说明，旋付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准予特赦，并于当日下午由国民政府发布如下命令： “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 “严加管束”是个活扣，可松可紧。事实上，张学良在“严加管束”之下被因禁达半个世纪。 正如此案审判长李烈钧后来所评述的那样：“蒋以怨报德表面上特赦了张，但实际上把张终生禁锢，蒋介石这人真狠毒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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