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谍影”十二：鸦片战争后，中国情报不设防，日本间谍纷至沓来

紫霞照我 2022-11-17 发布于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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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前文《“东谍影”十一：沙俄东扩被清朝打断而转向，中国库页岛俄日觊觎》。

这一章节是过渡章节。前面那部《东鞑纪行》写于鸦片战争之前，当时清朝虽然已经没落了，但还保持着必要的体面，还在维持着老大帝国的脸面。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的衰败与颓势全面暴露在世界列强面前，中国进入了被欺凌、被瓜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从过去积极学习中华文化的小学生成长为积极介入中国事务并迅速侵华的帝国主义势力之一。日本开始长期有计划地向中国派遣各种间谍。

一、清朝长期认为日本是蕞尔岛夷，不足为虑。直到晚期才和日本有了正式官方交往，日本抓住时机在中国布局间谍活动。

传统中国向来自视“天朝上国”，以“天下共主”自居，视外国为藩邦蛮夷。鸦片战争以后，国门洞开，失地赔款，“强敌狼吞，群夷鸱顾”。即便如此，清朝统治者依然不加变通，顽固坚持“华夷有别、万国来朝”的虚妄观念，“朝野上下，一切如故”。在中日交往中，中国一向在文化上对日本存在明显的优越感，盲目自负，严重轻视日本。

1871年（同治十年），中日两国才正式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与迟至1878年（光绪四年）末清朝政府才派使团进驻日本相对照，日本从1872年（同治十一年）初开始，就先后开设上海领事馆（首任领事品川忠道）和福州领事馆（领事井上让未赴任），同年8月派遣间谍陆军少佐池上四郎等三人前往我国东北侦探考察。1873年（同治十二年）开设香港领事馆，并派遣美代清元中尉等八名陆军留学生赴中。1874年（同治十三年）8月在北京设置公使馆，并开始常驻外交官。同年又开设厦门领事馆。两年后先后开设牛庄领事馆和芝罘领事馆。

明信片——日本驻牛庄（在辽宁省营口市）领事馆

1877年（光绪三年），黄遵宪随同首任驻日钦使何如璋来到日本，面对日本朝野夹道欢迎，争相瞻仰天朝威仪的场景，即兴作诗：“冯夷歌舞山灵喜，一路传呼万岁声”，虚骄自大的心态可见一斑。

而大清帝国在对外战争中屡遭失利，丧权失地，每况愈下，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却给日本造成很大刺激。同治七年（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成为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军事强国。日本知识阶层开始摒弃对华敬畏心理，形成对华的优越感，旨在吞并中国的“大陆政策”日渐成形。

1898年发表的反映甲午战争后列强瓜分中国形势的《时局图》，原图为黑白色，后改彩印，太阳代表日本

随着日本国力渐强，追随西方列强，走上侵略中、朝等亚洲诸国的道路，这成为它的既定国策。这不仅由日本政府、军部的言行所昭示，也出现于民间。历史进程表明，日本并没有为弱者抱打不平，而是仿效强者去欺凌弱者，其程度较西洋列强有过之而无不及。

1870年（同治九年，明治三年），日本国内“征韩论”刚兴起不久，日本政府便开始为日后的海外扩张作准备，日本开始培养谍报人员并向中国大量派遣间谍，情报搜集工作先行。所谓“征韩论”，是明治时期西乡隆盛等人提出的出征朝鲜，用武力打开朝鲜大门的政治主张。“征韩论”并不是以朝鲜为日本的唯一侵略目标，而是将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进一步具体化，并以此作为向中国大陆及周边地区扩张的手段。

1871年（同治十年），日本派出第一批来华留学生，共9名，年龄都在30岁上下。他们是: 福岛九成、成富清风、水野遵、儿玉利国、吉田清贯、黑冈季备、小牧昌业、池田道辉、田中纲常。他们或为现役军官，或有相当的汉学基础，或有一定的从政经验，到中国一年多时间主要学习会话和时文。这些人大都参加了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军对我国台湾省的侵略。

从1872年（同治十一年）起，日本正式向中国派遣间谍。这年夏，积极鼓动“征韩论”的日本陆军大将兼近卫军都督西乡隆盛认为，朝鲜问题迟早要解决，而惟一办法是寻找出兵征讨的借口。为此，西乡隆盛与外务卿副岛种臣和参议板垣退助碰头商议，最后达成的共识是：应派得力人员分赴朝鲜和中国东北，以侦察当地的政治、军备、地理形势、风俗人情等。于是，近卫陆军少佐池上四郎被派到中国东北活动。这样，池上四郎成为近代日本遣华间谍第一人。

日本谍酋——西乡隆盛

西乡隆盛亲自向池上四郎布置任务。同年8月8日，池上四郎带领两名随员，从东京出发，先到上海，又经烟台乘客轮北上，于9月28日抵达营口。为避免引起当地官府注意，池上四郎等更名易姓，假扮为商人。他们以营口为据点，以奉天为中心，奔波于我东北各地，活动近一年之久，对东北地区的地理、政治、兵备、财政、产业、气候、交通、物价、风俗等进行详细调查，甚至对辽河何时封冻和解冰的情况也做了记录。

一年后，池上四郎回到东京，向西乡隆盛及副岛种臣提交了一份《满洲视察复命书》，这成为近代日本来华间谍的第一份间谍报告。自此，日本间谍纷至沓来，中国成为对日本不设防的国家，从民生到军备毫无秘密可言。而且日本在华搜集情报屡屡得手，尤其是历次侵华战争之前。

1873年（同治十二年），日本开始为入侵台湾作准备，多次派间谍潜入调查。这年3月，黑冈季备奉命潜入台湾，从台湾北部的淡水登陆，侦察台北、彰化、嘉义，一路直至台南，其后便以台南为据点，重点对台湾南部各地展开调查。他的调查报告送到正在北京与清朝政府互换《中日修好条规》的外务卿副岛种臣手中，使副岛种臣增加了在与清朝政府谈判中采取要挟手段的筹码。

继黑冈季备之后，副岛种臣又派水野遵到台湾，从事所谓“蕃情侦察”。后来，日本政府又派陆军少佐福岛九成潜入台湾考察风土人情，实地测量。福岛九成绘制了十分详细的台湾地图。

西乡隆盛又派海军少佐桦山资纪、海军文官儿玉利国等再次潜入中国南部，测量台湾及华南近海，为日本“征台”登陆作准备。随后，桦山资纪等抵达台湾淡水，进入基隆。他在日记中写道: “此地大抵尽是炭山，将来时机到来为我所占领，开发盛大的矿山事业，岂不快哉! ”

1874年（同治十三年）3月，日本侵台前不久，桦山资纪等再度乘船南下，经福州、厦门、香港、广州等处港湾，又到澎湖岛观看清军大炮发射演习。之后，桦山资纪从打狗（今高雄）上岸，会见了英国驻打狗领事额勒格里，后者帮他领到台湾内陆旅行证，为间谍动提供了极大方便。

桦山资纪等人乘船到台湾南端的琅(今恒春) 登岸，然后赴东港、枋寮，又回到车城。从枋寮到车城，再到琅。桦山认为这一带必是日军侵台用兵的主要战场，他又返回车城，一面观察地理形势，一面由水野绘制地图，历时近1个月。

日本间谍为日军发动进攻台湾之役以及用兵策略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情报依据，故日人自称“实率多赖其力” 。

1879年（光绪五年）7月，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对华谍报工作三年计划》，确定从此时起，连续3年挑选青年军官中的“俊才”到中国活动，共计18名，分驻北京、天津、牛庄、上海、汉口、福州、厦门、广州等地。这样，日本在中国的东部地区编织了一张严密的间谍网。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为了发动战争并取得战争的胜利，疯狂地在华展开谍报活动。这段历史不在此叙述了。

二、日本在华广布间谍机构，日本东亚同文会获取大量间谍资料，编订成书，罪恶深重。

日本在华建立了众多谍报机构，专门搜集情报和培养训练情报人才，比较重要的主要有以下几家：

东洋学馆。1884年（光绪十年），日本在野政客末广重恭、佐佐友房等人和玄洋社（日本早期著名右翼社团）在上海昆山路合办了一家民间对华情报人才训练机构，即东洋学馆。办学宗旨是培养训练能“颠覆”中国的情报人才。东洋学馆成立未经日本政府批准，没有经济支持，仅开办一年即关闭。但东洋学馆在日本情报界开了先河，产生了重要影响，学馆的三十多名学生均来自日本本土，如山内嵓、高桥谦、泽村繁太郎、荒贺直顺、中野熊五郎等，均成为在华著名间谍。上海东洋学馆的创办成为后来创设日清贸易研究所和东亚同文书院的先声。

日本间谍组织玄洋社

汉口乐善堂。1886年（光绪十二年）由日本早期间谍，当时的日本陆军退役中尉荒尾精在汉口建立。在日本人眼中，汉口可作为未来“兴亚”的策源地，若时机到来，一旦取得湖北、湖南、河南、四川、陕西等省，以其人口之众、财富之饶，足以号令天下。汉口乐善堂集情报搜集和情报人员训练于一体，也是甲午战争前日本在华最大的综合性间谍组织。汉口乐善堂以经营药店生意为掩护，在华各地设立情报网络，先后设立北京、湖南、四川、天津、福州等分部。北京分部由宗方小太郎任支部长，负责搜集河北、山东、山西及辽东等地的情报；湖南支部支部长为高桥谦，后为山内嵓，负责搜集华中、华南地区情报；四川支部长为高桥谦，负责搜集西南地区情报。它的设立标志着日本对华谍报活动开始有系统、有组织地全面展开。

乐善堂成员全由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玄洋社选派，均蓄发留辫，着汉人服饰，讲汉语，极力冒充中国人外出搜集情报。主要人物有山内嵓、浦敬一、藤岛武彦、中野二郎、中西正村、白井新太郎、石川伍一、片山敏彦、维方二三、井手三郎、田锅安之助、北御门松三郎等，多半成为清末民初对华谍报骨干力量。

混在中国难民中的日本间谍，背对难民时故意露出挂在身上的日本刀

荒尾精特别制定了《堂规》，凡7条，规范堂内所有人员言行举止。此外，又制定了《内员须知》和《外员探查须知》，对内员、外员的工作及活动提出详细的分工和要求。《内员须知》规定，内员分为理事、外员股、编纂股三个部门。理事的专职是经营，综理日常商业、会计等一般事宜。外员股负责与外员保持联系，向外员通报各在外干部的情况、国内外形势及有关报纸摘要等，以供其参考。编纂股负责搜集各地的探查报告、有价值的东西洋新闻等，加以摘要编纂，渐次汇编成册，以备他日之需。

《外员探查须知》对外员的活动、侦察对象也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如其中的“人物之部”，将外员的侦察对象规定为六类，即君子、豪杰、豪族、长者、侠客和富豪，要求详细记录其住所、姓名、年龄、行迹等。不仅如此，还规定对这些人物侦察的范围和重点。如将君子分为六等，其第一等是志在以学说拯救世界，第二等是志在振兴东亚，第三等是立志改良政治以救国，第四等是教育子弟以传道于后世，第五等是志在立朝治国，第六等是独善其身待价而沽; 将豪杰则分为四类，其第一类是志在颠覆政府改立新朝，第二类是志在起兵割据一方，第三类是愤于洋人跋扈而志在逐洋，第四类是为了军事等目的而欲取西洋之利器。

再如对于长者和侠客，则说明对他们的作用不可小觑，因为“长者为一乡所仰望，得一人即得一乡”，“侠客仗义疏财济贫，为常人所尊敬，为少年所仰慕，得一人即得许多人”。按此原则，凡哥老会、九龙会、白莲会之类秘密结社及马贼等，都在侦察之列。另外，在侦察各类人物的同时，还要求外员调查与军事和经济有关的事物，举凡山川土地的形状、人口的疏密、风俗的良否、民生的贫富、军营的位置、兵工厂的情况、粮秣运输等，不论巨细，都要进行详细侦察。所有这些，都是为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而作准备。

1890年（光绪十六年）后，由于未经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同意私自谋划占领武汉，乐善堂谍报活动被停止。

日清贸易研究所。1890年（光绪十六年）由荒尾精与著名间谍根津一等在上海开办。其表面为日本民间培养对华贸易人才，实质是一家经日本政府批准、由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出资开办的培训侵华情报人才的学校。研究所主要以汉口乐善堂职员为教习，从日本国内招募“青年才俊”，全面、系统地培养对华情报人才。学生在校学习三年，主要包括汉语、英语、中日问题、商业地理、柔术体操等课程，并接受从事情报工作的严格训练。除在校学习和训练外，毕业后还要分赴中国各地进行为期一年的情报搜集实习。

日清贸易研究所

根津一将汉口乐善堂成员经过3年调查所写的报告加以整理，编纂成《清国通商综览》一书。此书分两编三册，共2300余页，内容包括政治、经济、金融、商贸、教育、产业、交通运输、地理、气候、风俗习惯等，其中每一项的记述都非常具体而翔实，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情报资料。此书刚问世，便受到日本国内的重视。

该机构先后招募学生150名，1893 年（光绪十九年）6月第一批近90名毕业，钟崎三郎、藤崎秀、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向野坚一、大熊鹏、猪田正吉等人成为其中佼佼者。

日清贸易研究所的猖獗间谍活动也引起上海地方当局的注意。上海地方当局向两江总督刘坤一作出如下报告：“倭人在沪向设有日清（贸易）研究所，约七八十人，五月以前陆续散去，闻多改作华装及僧服者，分赴北京、津、烟、江、浙、蜀、鄂、闽、台各处，芜湖尤多。”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全体学生返回日本，研究所活动宣告结束。日清贸易研究所与日本陆军关系甚为密切，战争期间大量该所学生参加了陆军，大部分充当翻译，一部分从事谍报活动，为日本陆军效尽死力。

最后隆重介绍日本老牌的间谍机构和文化侵略机构——东亚同文会。中日甲午战争使亚洲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的实力终被国际社会认可。但是，三国干涉还辽之事，让日本耿耿于怀。抢占了中国东北的俄罗斯，成为日本最大的心腹之患。日本要实现霸占中国的目标，首先需要解决中国的东北问题。

甲午战争之后，在日本掀起了一股研究中国的热潮。这些人中有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的学生，著名间谍荒尾精、根津一的间谍学员，原驻华使节和热心中国事情的大陆浪人等。他们结成时事研究会，经常邀请参谋本部的田村怡与造、福岛安正、宇都宫太郎等人讲述中国实情。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春天，陆实、三宅雄二郎、池边吉太郎、志贺重昂、井上雅二、香川悦次等人在福本日南度欧的送别会上，提出成立东亚会的议案。东亚会的事务所设在正教社内。东亚会成立大会上，制定了行动计划：（一）发行机关杂志，由江藤新作负责；（二）研究时事问题，随时发表看法；（三）邀请横滨、神户华侨中的有志之士参加本会；（四）允许辅佐光绪皇帝、力任变法图强之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入会。

同文会是在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成立，以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公爵为中心，主要参加者是以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中西正树等为代表的原汉口乐善堂人员，以及日清贸易研究所毕业的白岩龙平等人，近卫文麿身边人大内畅三等。他们具有在中国当间谍的经验，强调需要搜集中国更多的准确数据，需要与中国的敌方交换情报，需要在中日两地从事教育和出版活动，需要在中国进行特殊的投资和交易。同文会共有四项纲领：（一）研究中国问题的同时，从事各种的调查、制定计划，助成各种事业；（二）在上海设同文馆，以图两国志士的合作；（三）在东京创办《时论》，在上海创办《亚东时报》两个杂志；（四）在上海设同文学堂，作为两国人的教育机关。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11月2 日，根据近卫文麿要求，两会合并，改名为东亚同文会，会长为近卫文麿，副会长为长冈护美，陆实任干事长。本系列文章只发表于头条平台，作者泰岱程硕。

从1899 年（光绪二十五年）开始，东亚同文会每年都可以从日本外务省机密费中获得4万日圆津贴，东亚同文会也向外务省汇报从中国搜集到的情报。

东亚同文会成立后，分别在中国的上海和东京创办了东亚同文书院和东京同文书院，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设立之初招收的都是日本学生，目的是培养“中国通”。东京同文书院以招收留日的中国学生为目的，与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相呼应。

东亚同文书院

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之后，中国人对日本更加反感，不仅停止留学日本，而且正在留学日本的中国人纷纷回国，成为反日先锋。日本为缓解中国人的仇日情绪，从文化教育方面寻找突破口，利用办学校，奴化中国人，骗取中国人的感情，为今后日本侵略中国铺平道路。

1918年10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给外相内田的《关于东亚同文书院经营的禀申之件》中有如下阐述：“近年西方列强的对中政策主要倾向于文化政策，现在英美等国的教育、卫生等设施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日本在中国的教育设施上屈指可数，仅有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该校也只是单纯地培养日本人……”，提出日本应在华办教育。

东亚同文会以开发中国的教育为己任。1917年12 月，该会将《东亚同文会事业扩张补助申请书》递交给外务省，申请在中国内陆新设七所以中国人为培养对象的中学程度的学校，这七个地方分别是南京、南昌、广东、济南、福州、长沙、成都。但外务省仅允许在东亚同文书院内附设学部招收中国学生。

1918 年3月，日本第四十帝国议会一致通过了有关在中国办教育的议案。同年7月，东亚同文会再次将《事业再扩张补助申请书》提交给外务省审批，该会的计划改为在中国的北京、汉口、广东、成都、南京、长沙等六地开办学校，以此作为对中国的文化贡献和赴日留学的预备。1919年4月外务省批准了该会一部分计划。从此，东亚同文会开启了文化侵略中国的在华办学之路。

东亚同文会戴着“保全中国、日中提携”的伪善面具，“调查研究中国”成为收集情报的一种手段，为日本走上侵华道路提供间谍信息。东亚同文会在华兴办的东亚同文书院，其学生跨半个世纪在华深入调查，范围覆盖几乎整个中国，调查内容无所不包，这样的事情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东亚同文书院生大旅行调查资料每年印成5份抄本，分别提交给参谋本部、外务省、农商务省，在东亚同文会、同文书院各保存一份。东亚同文会调查编纂部，利用第五期至第十八期的大旅行调查报告书，整理编纂成《支那省别全志》（以下简称《全志》）十八卷，每卷印刷1500册，流入日本政治、军事、经济界重要人士。

《全志》全部用日文编写，内容包含大量中国军事、交通、经济信息，从文辞中显露出是编给日本国人参考阅读，为日本加快从军事、经济侵略中国提供参考，《全志》成为日本扩大在华利益的工具。

限于篇幅，不能对该书详细介绍，仅举一例，足见当时日本间谍对中国情报搜集之细致，令人悚然。如《全志》第十五卷江苏省关于中日大米品鉴对比记载如下：

米的品味鉴定法，根据各国人民的嗜好和用途来判断。在我国（日本），米粒越小越美味价高。在欧美，人民喜爱坚硬且外观美丽的米粒。在中国，人民喜欢白白的大米，旧米则不喜欢。现我国（日本）和中国对于米的鉴定，做出的一些比较对照如左所示。

《全志》十八卷依次是广东省（附香港、澳门）、广西省、云南省、山东省、四川省、甘肃省（附新疆省）、陕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江苏省、贵州省、山西省、直隶省。其内容所含区域并不是中国的全部，大致是“汉地十八省”，既中国本部。东亚同文会另编辑过《满洲通志》、《蒙古》等北方分省地志，是预谋把中国北方（特别是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

《全志》记录省份范围示意图

《全志》记载内容十分丰富，来看，主要记载各省总情、开市场、都会、贸易、交通运输、邮电、物产、商业惯习、矿产、工业、输移入品、商业组织、金融货币及度量衡等，这些内容通过调查所得，应日本之需，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全志》采用了大量摄影资料，这些摄影是东亚同文书院生在调查期间拍摄的，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全志》摄影可以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这些摄影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直观写照。

《支那省别全志》插图示例

《全志》有大量的地图，各省全图、城市市街图和各府县城图、市镇图、某地平面图等。其中各省全图采用多种颜色绘制，有精确的比例尺、图例、方向标等，还有不同层次的配色方案和文字显示方案，是当时比较精确的各省实测图。其内容有山川、河流、湖泊、矿山、城市、集镇、村落、铁路、公路、水路、行政界线和东亚同文书院生旅行调查线路。城市市街图内容表现较省图细腻，既有传统的城墙、城门、桥梁、寺庙、亭阁等，还有有新式的铁路、公路、车站、码头、工厂、洋行、学校、邮局等新的城市建制。各类府县城图、市镇图等，内容有城墙、城门、街道、公路、铁路、车站、码头、桥梁、江河、湖泊、山丘、沙洲，城市内外有公署、学校、庙宇、教堂、医院、工厂等新建筑设施。

东亚同文书院生江西调查路线图（1908-1918 ）

三、日本各色各样人等来华搜集情报，利用游记见闻录光明正大地记录中国各地和各界的情报信息。

从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文献来看，日本对华调查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日本军事调查。参谋本部派遣军官将士，以武官教员等身份潜入中国，调查中国的军事地理和军备状况等，利用职务之便收集中国地图、书籍等，利用调查收集的资料于1887年（光绪二十三年）编成《支那地志》14卷，后又刊行《蒙古地志》和《满洲地志》。

20世纪初，日本在华驻屯军司令部在北京和天津展开调查，利用调查资料1908年编纂有《北京志》，1909年编纂有《天津志》。日本军部还编纂中国各地“兵要地志”。

二是日本文化人中国游记见闻录。近代日本人撰写的大量中国游记，散见于日本各大图书馆，多达数百部。其中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支部东洋文库收藏为最，该文库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于1980 年编辑出版了《明治以降日本人的中国旅行记解题》，对该文库收藏的明治(1868一1912)、大正(1912-1926)、昭和(1926-1989)三个时期逾四百种中国游记作了简要提示。此书前言说：“这个数字与明治以来日本出版的全部中国旅行记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原日本帝国图书馆，现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日本游摩尼书房1997年出版的《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二十卷和其续编《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二十卷，收录了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游记65种，盛名的有1873年小栗栖香顶的《北京纪游》《北京纪事》、1884年井上陈政的《禹域游记》年、1900年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1904年河口慧海的《西藏旅行记》、1907年桑原骘藏的《考史游记》、1909年夏目漱石的《满韩漫游》、1911年小川爱雄的《中国印象记》、1918年宇野哲人的《中国文明记》、1925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等。

三是日本在华领事、间谍机构在华调查。如水野幸吉的《汉口》，以及各省市的事情，如《广西省事情》《宜昌事情》《重庆近情》等。

四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的中国惯行调查，特别是对中国东北三省及华北、蒙古等地展开深入调查，形成《满铁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