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30日，武汉国民政府给程潜发去密令，让他率部以突袭

1927年3月30日，武汉国民政府给程潜发去密令，让他率部以突袭的方式活捉蒋介石，不料一向反蒋的程潜却拒绝了，说：“此事不可贸然而行，还须从长计议。”

一周前，武汉国民政府召开了一次高级人员参加的秘密会议。为了防止蒋介石以南京、上海为据点，另立政府，与武汉政府对抗，会议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派财政部长宋子文为财政特派员，前往上海，直接掌握上海这个经济中心的财权；二是命令程潜率领江右军，巩固南京的守卫，防止蒋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如果蒋介石抗命，便突袭南京将其逮捕，解至武汉处置。

密令是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亲手写在一个绸帕上，于3月30日由代表送到了程潜手里。
程潜为什么不愿意执行捉蒋密令，使计划落空呢？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从客观上看，蒋介石不在南京，而在上海，何日回南京尚不可知，就是想捉蒋也无法实现。蒋介石之所以不在南京驻足，是因为他对此事似乎已有所察觉，原来谭延闿曾向陈果夫含沙射影地透露了此事。

谭延闿是一个狡黠的旧官僚，人称“八面观音”、“药中甘草”，同蒋介石一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陈果夫原是国民党的组织部长，3月6日随同谭延闿由南昌去武汉，出席会议，会议决定改组国民党，由汪精卫任组织部长，汪精卫未回国前由吴玉章代理。陈果夫落选组织部长后就想离开武汉。

行前，陈果夫奉蒋介石之命，去向谭延闿辞行。谭延闿对陈果夫说：'我初以为武汉此间的情形不严重，到此一看，才知道严重性远出我理想之外。现在我已不能和你一样的自由了，要想离去亦不可能。但将来必定回南京，请你转告蒋先生，不久必定可在南京会面。”
陈果夫是何等聪明之人，他早已明白了谭延闿的弦外之音，立即赶到安庆，将谭延闿的一席话向蒋介石作了汇报，所以引起了蒋的警觉。

第二，程潜的反蒋态度不坚定，犹豫动摇。这与蒋介石的收买拉拢有关。南京本来是程潜率领第二、第六军经过雨花台激战后占领的，3月25日，蒋介石乘“楚同舰”来到下关，不肯上岸，程潜就随同他去了上海。不久，蒋介石正式任命程潜为南京卫戍司令，又拿出一部分江浙财团支援的军费，给了程潜，以示拉拢。程潜在上海，通过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军事会议，及与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人的接触后，渐渐开始倾向南京。

程潜很快来到武汉，他遍访要人，极力宣传与蒋介石谋求妥协，他向人表白说：“不愿与蒋合作，不合作又无钱。”

不久后，程潜接到二、六军的来电，称蒋介石调他们离开南京，渡江北上，去打张宗昌。此时，程潜才感到上了蒋介石的当，急电二、六军不要离开南京。武汉方面也怕蒋介石吞并二、六军，决定派四军和十一军速去支援，防止蒋介石进驻南京。但是，这一切都为时已晚，程潜离开南京时委派的第六军代理军长杨杰（原任十七师师长）动摇不定，在蒋介石的三道电令和两个参谋的催促下，已于4月7、8两日撤离南京。蒋介石也在4月9日来到南京，任命冯铁裴代替程潜，出任南京卫戍司令。

得知蒋介石去了南京，程潜匆忙离开武汉东下，潜赴采石矶，命令驻守该地的部分第六军，立即撤回武汉，然后，程潜来到南京。不料，程潜秘密调军的事，被蒋介石得知，程潜见形势不妙，留在南京有性命之忧，他马上到江右军总指挥部军需处取出1万元现金，带领第二军参谋长岳霖、总指挥部秘书唐菊庵、副官罗友松及卫士萧家吉等，一共七人，乘小火轮远离南京。

得知程潜离开后，蒋介石立即派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徐培根乘兵舰去追。当事人唐菊庵在回忆说：“当我们的小火轮驶到大通江面时，忽然发现后面有一只兵舰在破浪猛追，不久就逼近小火轮了。兵舰上有人在高声喊话：'停船！停船！’程潜穿的是便服，他听到追来的兵舰有人喊话，心知有异，急忙躲进火舱里匿藏下来，我们则仍然站在船面上。兵舰越靠越近，有人又在喊：'程总指挥在不在船上？’随即，兵舰靠近了小火轮，徐培根来到船上说：'总司令请程总指挥回南京去，有紧急的事和他磋商。’当时，岳霖挺身而出，回答说：'程总指挥不在这船上，只我一个人在这里，有什么事找我好了。’徐培根面带怒容，左顾右盼，问这问那，与岳霖纠缠了约半点钟，但未在船上进行搜查。大概徐培根怕对蒋介石交不了差，便将岳霖带到南京去了。”

徐培根走后，程潜立即命令丢掉行李，弃船登岸，沿着一条小路步行前进，当晚在一个农民家中躲了一夜，第二天到秋浦县城，打电报给九江的第六军参谋长唐蟒，要他派人来接。4月22日，程潜一行到了湖口，他致电武汉方面，表示要引咎辞职。

武汉方面对此事进行了讨论，认为：“这并不是程颂云（程潜）的错误。因为此前我们不肯早免蒋介石的职，所以蒋就利用总司令的地位，去解决了第六军。我们不应处分程颂云，还要去电慰劳。”

岳霖被带回南京后，见到了蒋介石，蒋见抓来的不是程潜，而是岳霖，立即回嗔作笑，连说是误会，并手令发给第二军军饷一个月，将岳霖礼送出门。蒋这样做，为的是稳住第二军，不使有变，这正是蒋介石狡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