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票证烙印｜史上今日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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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5期

作者：解宏乾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物资匮乏，关系民生的食品和日用品供需矛盾突出，国家在1953年11月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从此百姓进入了长达四十年的“票证时代”。那时，各类票证五花八门，粮票、肉票、布票、盐票、油票、煤票、烟票……就连买糖果糕点、火柴肥皂也要凭证凭票，票证渐渐成了城乡居民吃饱穿暖的一种保障。直至1993年，票证才结束了它的特殊身份和使命。本文根据中国文学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联合出版的《票证故事》，摘编了九段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中，那一特殊时期人们亲身经历的故事和回忆。

【200张工业券搅黄一桩姻缘

讲述者：李大惠

通过介绍人，我认识了一位相当不错的女朋友。从长相到气质，都是百里挑一，又是钢铁学院的老师，肯跟我这粗工人恋爱，更是难得。

第二次见面约在王府井东风市场门口，女友早早到了，笑容可掬地迎着我。我俩并肩而行，边走边聊，不觉走到卖缝纫机的柜台前，她驻足不前了。目光停在缝纫机上，似乎欲言又止。看她为难的样子，我不由问道：“你有什么心事吗？”

她歉然一笑，渴望地说：“我非常喜爱缝纫机，我妈妈过去是绣花好手，能绣很多图案，我很想学，可就是买不到缝纫机。”“这里不就有卖？怎么说买不到呢？”“你们男同志就是粗心，你看看标签，要收200张工业券！”“噢，原来如此。”

既然女友已经指点迷津，我也没笨到那步田地，便赶快接茬说：“那有什么可为难的，我回家给你凑点不就齐了。”女友连声感谢，拉我的手攥得更紧了。

回家后，我把为女友凑工业券的事情和妈妈说了。妈妈顿时恼了，说：“甭说200张，20张都没有！你哥哥结婚，你姐姐出嫁，哪个不需要工业券买东西？你还满世界发扬风格，一张没有！”妈妈斩钉截铁，没有一丝回旋余地。尽管我心里不乐意，也只好作罢。

我无脸再见姑娘，人家也没再找我联系。我暗忖：人家也许寻思，一个连工业券都不肯为女友奉献的人，是否值得继续去爱。可恨的工业券，竟然成了爱情天平上的砝码！

【一烧十年旺

讲述者：王玉生

1976年夏天，家里遇到一场火灾，床、桌椅连同自己做的大衣柜都付之一炬。听说我家遭了灾，朋友们纷纷慰问捐赠，有送粮票的，有送布票、棉花票、工业券的，也有送红宝书的。单位还发了救济款，碰巧该季度单位里有一张大衣柜票，领导说这次不抓阄了，照顾给老王了。我感激万分，高高兴兴到指定的家具店购买，一张票，8张工业券，交了钱分配提货第97号大衣柜。当时，我还需要一张双人床，便问售货员：“这床多少钱？”售货员同志不屑一顾地说：“结婚证。”我说：“家里遭火灾，结婚证被烧了，开个证明行不？”话未说完，售货员不耐烦了：“不烧也不行，要新婚结婚证！”

大衣柜用去我一个半月工资，成了室内的豪华装饰，双人床也买到了——开了证明，走了后门。遭火灾，损失惨重，可日子还得过下去。一位好友送我一条幅：一烧十年旺。我曾把它贴在大衣柜的正面。托条幅吉言，托大衣柜的福，十几年来，我家人丁兴旺，诸事遂心。大衣柜也为隔辈人带来许多乐趣，柜子的穿衣镜质量不好，孙子、外孙女来了，一进门就乐呵呵地在“哈哈镜”前晃来晃去。

【烟票真害人

讲述者：杨良权

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各种商品奇缺，买什么都要票。部队里也一样，吸烟的人每季度要找司务长领一份烟票，再到军人服务社凭票买烟。

我原来是最烦吸烟的，费钱、伤身，特别是抽烟人满嘴的烟袋油子味，呛得别人不敢大喘气，让人腻味。

当年军营里学习次数多，大伙围成一圈，念报纸、读语录、学雷锋。工夫一长，烟民们开始吞云吐雾。到不了季度末，烟票没了，烟民们就断了“香火”。有的烟鬼急得满地拣烟屁，有的老烟枪用茶叶末卷大炮逗咳嗽。这时，有个战友悄悄跟我说，你行个善，找司务长说也会吸烟，多给咱要份烟票吧。我本不想撒谎，可眼看这帮烟民怪可怜的，又碍着战友的情面，只需张口之劳，就算助人为乐吧。

此后，我也开始领烟票。一份烟票分三等，其中一等烟票大概可买两盒大前门或光荣牌烟，二等烟票大概可买十几盒大生产、大婴孩或恒大牌的，其余还有二三十盒次烟票。领到烟票给大伙一分，大家都十分高兴。

再开会学习的时候，出于对我的感激，有人三番五次地给我递烟，叫我试试。出于好奇又经不住别人的撺掇，一来二去接长不短地我也抽上一支。渐渐地觉得老抽别人的烟不够朋友，再发烟票我便留下两盒一等烟票，买回好烟立马给战友们散。再往后，我也上了烟瘾，谎话变成真，成了真烟民，二等烟票也留下自己享受了。

这就一发不可收拾，至今烟龄已经三十多年，恶习难改。现在，我一张嘴，也是满嘴烟袋油子味儿。烟票真害人，害了我三十年啊。

【100斤粮票成全两门亲事

讲述者：冷战方

1957年春夏之交，我收到了父母的一封来信。信上说我弟弟要成亲了，要我回去喝喜酒。看了信，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弟弟是残疾人，1947年支前时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断了一条腿。后来虽说接好了，可比另一条腿短了半截。农民家境的好坏，是由劳力的强弱和多寡决定的，像我弟弟这样一个既不能挑也不能抬的拐子，难得有人家的闺女肯嫁给他。

我和我爱人商量后，决定从银行里取出部分存款又准备一百多斤粮票，买了由北京直达青岛的火车票。我的家乡在青岛和胶县之间，虽然两边都靠城市，但当时还很穷。我到了家，四下里一点不见喜庆的景象。一问才知，原本迎亲的日子已经定了，该送的礼也都送了。临近迎亲，女方家里又给出了新难题，要100斤粮票！

我琢磨了一下，觉得女方家里肯定也有难处，便对做媒的姑姑说：“中！100斤粮票包在俺身上。不过俺也有个条件，就是先把媳妇娶过来，然后再给粮票！”第二天，俺姑回去了，把俺说的话一字不漏地向女方爹娘重复了一遍。女方的爹娘不同意，仍然坚持先给粮票后娶人。经姑姑从中周旋，最后决定让姑娘先和我弟弟把手续办了，给了粮票就把嫁娶的日期定下来，女方爹娘终于同意了。

第三天，姑姑就把俺没过门的弟媳妇领来了。她个子不高，眉眼倒还俊俏。上身穿着一件空身褂子，胳膊肘和肩膀上补了几块大补丁；下身穿了条又短又肥的丏裆裤，虽说没有补丁，可也不是新的；脚上连袜子都没有，一双解放鞋已是前露“蒜瓣”后露“鸭蛋”了。

我还没等俺娘把话说完，就领着她到胶县买了一套花衣裳，三个背心，三条裤衩，两双布鞋和三双袜子。又带她去澡堂子洗了个澡，换上新衣新鞋回家了。一进家门，全家都愣住了。她这么一装扮，面容大改观，弟弟乐滋滋的，邻居们都夸他有福分。吃完午饭，俺弟弟带着她去领结婚证，她羞答答地说：“领结婚证，中！晚上可不能同房。因为俺哥还没结婚呢……”

我问她：“那你哥哥什么时候结婚？”

她说：“那要看您什么时候把粮票凑齐了。俺实话告诉您吧，这粮票不是俺家要的，是俺哥他丈人家要的，不给粮票就不许嫂子过门。”我心里立刻明白了，赶紧从帆布提包里找出粮票，数了数共有150斤，但是其中有北京粮票20斤，当地不能用。我把130斤全国粮票全给了她，她高兴得合不拢嘴，说：“这100斤给我哥，剩下的留着我过门时再用！”

不久，她哥哥结婚了。20天后，俺兄弟媳妇也嫁过来了。

【遗恨

讲述者：黄雅琴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病魔终于夺走了妈妈的生命。我们兄妹四人围着妈哭作一团。该怎么料理妈妈的后事，爸爸还关在千里之外的牛棚里，我们身边又没有一个亲人。

直到深夜，邻居大婶悄悄溜过来，为妈穿上棉衣、棉裤，吩咐我们务必再找一条单裤罩在妈妈那条打补丁的棉裤外面，说是有讲究的。我们把箱子底都调了上来，也没找到一条像样点的裤子。可怜的妈妈，因为布票紧张，家里孩子又多，几乎没给自己做什么衣服。大哥无奈地让我脱下正穿着的一条半旧的蓝布裤子，给妈穿上了。

我们一连守了妈妈三天，才在别人的劝说下，和哥哥的一个同学把妈妈送到八宝山。告别妈妈后，快走出八宝山的大门时，哥哥的同学说：“现在布票很紧张，买一床被面要用去一人一年的布票，你们是不是把你妈身上盖的被面拿回来呢？我看太平间那一排排都没盖什么东西。”大哥犹豫了许久，终于艰难地决定回去取那条破旧的被面。

一会儿，大哥脸色苍白地走回来，问我：“小妹，刚才妈的脸是冲里吗？”“好像是。”我说。“我拿了被面走到门口，回头再看妈时，妈的脸竟冲着门口呢，妈一定是怨恨我拿走了被面！”“原谅我吧，妈，小妹马上要下乡去，家里没有多余的被面啊！……”哥一路喃喃着。我的心好沉，好沉。

【一张欠条

讲述者：刘亚铁

至今，我的笔记本中还夹着一张欠条。欠条写在一张小小的粗糙的包装纸上：“欠刘亚铁1979年9月11日上海缝纫机票壹张。”下面盖有“昌平县中越供销合作社回龙观门市部”的章。

1979年9月，我结婚了。妻和我一样，都是从黑龙江兵团回来不久的知青。我们的婚事办得很简单。那时，结婚兴“36条腿”（指家具），但我们连这也做不到，仅购买了结婚家具票上限供的几件简单的家具就成家了。妻出身工人家庭，从小就学会了做针线活儿。她当时最大的奢望就是想买一台缝纫机。买缝纫机除了钱和工业券外，缝纫机票也是“狼多肉少”，大家只能抓阄儿碰运气。

天无绝人之路，婚后的一天，姨突然兴冲冲地来了，一进门就举起一张小小的缝纫机票，还是上海缝纫机。真是太令人兴奋了！只是时间仅剩下最后一天了，购物地点在北京昌平县的回龙观门市部。

第二天一早，我和妻就骑车出了城。半路上飘起了雪花。我们顶着四五级的北风骑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回龙观。没想到卖完了。我们刚才满怀期望的心一下掉进冰窟窿里。供销社一位好心的大姐，听着我们的诉说，再看看我俩一身的雪花和失望的脸色，十分同情我们。因为缝纫机票已经到期，她便郑重地写下了那张欠条，并盖上章。她嘱咐我们经常联系，只要供销社再到了缝纫机，一定卖给我们一台……

【料子裤换烤鸭

讲述者：李思明

1970年，我是嘉峪关下酒泉钢铁公司（属于三线建设的保密单位，叫三九公司）的一名工人在首钢实习。当时全国各地商品供应匮乏，唯独首都北京保持繁荣，但买东西却要凭票凭证。我们是实习，不发票证，所以要买东西很难。

有一次，我在王府井百货大楼想买双布鞋，售货员说要购物证，我撒谎说忘带了。售货员说：“拿你工作证看看！”我拿出三九公司的工作证，售货员看后问：“三九公司在哪？”我突然灵机一动，回答说：“同志，这是保密单位，不该问的请不要问。”谁知这“保密”二字真灵，售货员二话没说就给我拿了鞋。自此，凡是要看购物证才卖的东西，我就用“三九公司”的工作证唬人，一般情况下都能蒙混过去。可是遇上工业券才卖的东西，那工作证就不起作用了。

1970年5月，我的实习期即将结束。当时北京刚出现一种叫凡立丁的布料，用它做的裤子是街头最时髦的时装，人称“料子裤”。可要买这种裤子，非得要数张工业券不可。年轻人好时髦，为了买条“料子裤”，我不得不向首钢的老师傅张口要了不多的几张工业券。

星期天，我和三位好友到大栅栏转了大半天，也没挑上一条满意的裤子。原因是价格合适的要的工业券多，要工业券少的，价格又不合适。走到大栅栏街口，看到全聚德烤鸭店，我们四人一合计：反正要离开北京了，既然买不成料子裤，干脆美美地吃顿烤鸭，算是在北京的纪念吧。于是，四人在全聚德一顿吃掉了两条裤子的钱。

【坑人的28天

讲述者：丁俊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早些年，我家住在北京南城，夫妻工作在北郊，家里就留下八十多岁的老娘和三个上学的孩子。老娘身体不好，有一天我正上夜班，家里来电话说母亲病危。我忙请假骑车往家狂奔，到家孩子说：“送医院了。”赶到医院，老人经过抢救已经安排住院。多亏了街坊段大哥，半夜起来把老太太送到医院，还代交了住院费。我真是千恩万谢。

家里有病人，经济上显着紧张，为住院费我东拼西凑到处借钱，还是不够。最后，把一件旧皮大衣卖给了信托商店，才把钱凑齐还给段大哥。

过了两天，我听老娘说，段大哥把买自行车的钱借给我们看病，我晚还了几天，可能飞鸽车票作废了，让我过去道歉。我马上去了段家，见段大哥正坐着发愣。我说：“大哥，听说自行车票作废了？”他站起来说：“咳！该咱们倒霉，自行车票到手我也没仔细看。我计算着到月底还来得及，把二月份是28天这茬儿给忘了。下班赶到商店，还差半小时关门，人家说：'你这自行车票过好几天了，早作废了！’我说了半天好话也不卖给我，还说我弄张过期废票想骑新车，应该'狠斗私字一闪念’。你说这都哪儿的事儿啊！”我连忙道歉。

段大哥说：“老人有病，花多少钱也得瞧。咱们做儿女的，在节骨眼儿上还不尽点孝心哪？自行车票作废，我回小组慢慢再排队……”几句话感动得我眼眶都湿了！

事情过去三十年了，拆迁后左邻右舍都各奔东西了，可是我每当回忆起段大哥的笑容，就深深感到内疚。

【最难忘的新大衣

讲述者：张振营

有一天，我和高中时的几个同学在一起闲聊，同学们还记得当时我那件让人羡慕的灰色小大衣。

说来让人心酸，从小学到高中，我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不是穿哥哥的旧的，就是穿姐姐的改制的。我知道家里的困难，没有争过吃穿，但有时自尊心还是受到了伤害。初中毕业时，学校要照一张毕业像，炎热的七月，看着同学们都穿着白衬衣，只有我自己还穿着一件很厚的蓝呢子上衣，最终没有勇气与大家站在一起，躲得远远地流眼泪。

我没有合影的事让娘知道了，娘说：“是该给你做一件新衣服了……”

对娘的许诺我并没有抱多大奢望，扯件新衣服谈何容易。这一年姐姐要出嫁，最少不得做两身新衣服、两床新被子？奶奶的棉袄穿了六年，表里都补过多次，没法再穿了。就那几尺布票，怎么也轮不上我用。

这年冬天，我由初中升入高中。学校在离家八里地的半山坡上，一场寒风过后，随之是飘飘扬扬的雪花，我们住校的同学都感觉这个冬天比往年来得快，也格外冷。正在发愁单薄的棉衣如何过冬时，姐姐在凛冽的寒风中走了一个多小时，给我送来一件崭新的小大衣。穿上合身的新衣服，当时我觉得就是下刀子也不用怕了。

那时只顾高兴，也没问姐姐，娘怎么会舍得给我做新衣。后来才知道，姐为省下布票，只做了一床棉被。结果，姐姐出嫁的时候，家里只陪送了一床新被子，就连她穿的那件红夹袄也是翻新的。奶奶也让娘打消了这年给她做新袄的打算。她和娘一起到已经收过了的棉花地里，摘捡了一些糟棉花，往旧袄里填了填，又打发一冬。

虽然那件衣服我不再穿了，但我依然珍藏着，因为我忘不掉我得到它时的那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