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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樊宪雷  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参观南昌起义纪念馆 周恩来极富人格魅力，温文尔雅、谦和忍让，是人们对他的共同认知。抗战时期曾和周恩来多有交往的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谢伟思说：“周是非常熟练的、敏感的、感觉力强的、明智的人。”“我未见过周发怒、发火或心烦意乱。他总是那么平静、镇静，我没有见过他克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基辛格也认为周恩来温文尔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是他生平所遇的两三个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人之一。就连周恩来自己也说：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但人物性格是丰富的，就如东晋时期的田园诗人陶渊明，鲁迅评价他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同样，周恩来也有多次怒发冲冠甚至拍桌子的经历。透过金刚怒目的一面，我们能够看到性格更为丰富、形象更为立体的周恩来。 南昌起义前，面对张国焘的阻碍，周恩来怒拍桌子南昌起义是在国民党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血腥屠刀的关键时刻，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中国共产党面临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爆发的。 南昌起义之前，中共长期将工作重心放在组织民众和宣传工作方面，还没有独立领导军事斗争的经验。就党内来说，有军事工作经验的领导人还不多，周恩来是少数几位之一。他在国共合作时期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东征中又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和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亲身组织领导过革命斗争。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又长期分管军事工作，广州时期他就曾担任过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领导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1927年5月他又担任中央军人部（军事部）部长。因此，领导开展武装斗争的重担自然要落在周恩来等人身上。 周恩来也是党内较早认识到要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武装斗争的领导人。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他多次主张早做军事准备，以应对革命变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1927年4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特务委员会上指出，武汉的国民党左派面对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并没有积极主张，反而是一味保守退缩。因此，需要马上派得力人员准备军事活动。宁汉合流后，7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发动南昌起义，鉴于周恩来的军事工作经验和能力，决定由他担任起义的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书记。 周恩来不负重托，会后立即组织了以聂荣臻为书记的前敌军委，成员还有贺昌、颜昌颐，并安排他们马上赴江西九江开展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周恩来等人的精密组织筹划下，1927年7月下旬，南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逐步就绪。军事上，掌握了叶挺的第24师和李汉魂的第25师的大部，贺龙领导的第20军，以及朱德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卢德铭领导的国民政府警卫团、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兵、广东东江农军等，并都已部署到位。起义的领导人员也大多抵达南昌或九江。周恩来也于7月26日到达九江，向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并随后组织部队向南昌进发。 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根据中央决定，在江西大旅社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前敌一切事宜，并决定在30日晚举行起义。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29日上午，前敌委员会却收到了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发来的两份密电，要求暴动宜慎重，并且说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南昌后再作决定。 7月30日，张国焘到南昌后，就在中共前委紧急会议上提出，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也不可动，并称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 这一态度，遭到周恩来和前委其他领导成员的一致反对。应该说，此时如果推迟或停止起义，不仅我们党好不容易掌握聚拢的军队有散掉甚至被国民党军队消灭的危险，对我们党的发展前途来说，危险程度也是难以估量的。因此会上群情激愤，周恩来更是义愤填膺，他甚至以辞职相抗争，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讲话时，周恩来气得拍了桌子。正是这一怒之举，起义得以按计划实施，成就了南昌起义。 20多年后，周恩来回忆起这一场景，还对人说：“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 黎平会议后，针对李德的顽固蛮横，周恩来又一次怒拍桌子事实上，周恩来拍桌子并不止南昌起义这一次。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在长征途中，黎平会议后，周恩来针对李德的蛮横态度，也曾拍过桌子。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本是德国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兵，参加过革命军队。后来从德国越狱逃往苏联，于1928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1933年10月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 李德虽然接受过战略战术方面的训练，但他并不了解中国情况，只能根据以往在欧洲进行的正规战的经验和苏联军事院校理论学习的课本经验进行指挥，是严重的教条主义。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曾回忆：“李德在担任我党军事顾问时，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进行瞎指挥。”正是按照李德这套“短促突击”“御敌于国门之外”，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的不切实际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作战，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致使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踏上了悲壮的长征路程。应该说，中央红军的长征，跟李德有着直接关系。 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坚持两个“念念不忘”：一是不肯扔掉“坛坛罐罐”，二是不肯改变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这种不切实际的战略方针，又给中央红军的长征造成了灾难性后果。特别是湘江一役，红军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少到3万余人。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当局已经判断出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意图，又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武冈、芷江、黔阳、洪江地区构筑碉堡线，集结重兵，妄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而博古、李德仍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这使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 危急时刻，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特别是贵州空虚、兵力薄弱的现实，建议放弃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开辟新的根据地，争取主动。为此，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军路线。会上，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转兵贵州的方针，但博古、李德仍坚持到湘西去。会上发生了争吵，关键时刻，周恩来也站到了毛泽东的一边，李德感到自己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遭到了挑战，因此会没结束他就提早退场。 通道会议是在紧急状态下召开的，李德称之为“飞行会议”，因此十分仓促。12月15日，中央红军突破黔军防线，攻占黎平和老锦屏。为进一步统一思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讨论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爆发了激烈争论，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而博古仍坚持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主张。李德因为身患疟疾，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托人把坚持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了会上。 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他后来说：“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2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最终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放弃了同红2、红6军团会师和建立湘西根据地的原定计划，改为前往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 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看后大发雷霆，用英语和周恩来吵了起来。应该说，对于李德的错误领导以及由此给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造成的巨大损失，周恩来是非常生气的。通道会议时，李德的顽固蛮横态度就令周恩来很激愤。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因为他在通道会议上提前离开，会后他请周恩来给他讲述详细情况，周恩来“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 黎平会议后，对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李德不以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为重，仍然固执己见，顽固蛮横，令周恩来更为气愤。由此，周恩来对他拍桌子发火，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范金标回忆说：“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  黎平会议纪念馆 抗战时期，对于国民党的长沙纵火案，周恩来怒不可遏全国性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开展第二次合作，共同抵抗日军。周恩来因为在统战工作和合作谈判中的卓越表现，成为推动国共合作的关键人物。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等组建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中国南方的工作；同时还决定由周恩来等人组成中共外交代表团，负责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推动国共合作。周恩来由此担负起统一战线和国统区的领导工作。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周恩来是在汉口沦陷的当天，才从武汉撤离出来的。其后，他经过天门、沙市、公安、常德，一路跋涉，于10月27日抵达长沙。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各部、会都在长沙，周恩来担任着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副部长，还以此身份参加了军事委员会于11月1日至3日召开的军事会议。 11月10日，日军由武汉南下，随后湖南北部的门户岳阳沦陷，长沙一时成为抗战前线。当时，城内聚集了大量的国民党党政机构、流亡团体、灾民群众、伤兵游勇，撤离工作十分紧急。周恩来也正率领指挥政治部第三厅人员撤退，连日忙于交涉火车、汽车，帮助他们制订撤退计划，一直忙到12日深夜。劳累一天的周恩来回到长沙城内第18集团军办事处休息，准备第二天动身前往湘潭。次日凌晨2时，刚睡下不久的周恩来，突然被工作人员叫醒。原来，长沙城内发生了一场通天大火，满城烈焰映空。火势蔓延迅速，烧到了周恩来住处的院子，大门都被火焰封住了。 这场又被称为“文夕大火”的灾祸是怎么发生的呢？时至今日，因为当时错综复杂的局势和多重指挥体系，其具体责任归属仍扑朔迷离。但通过当事人的忆述和相关材料的梳理，可以略窥大貌。 张治中当时担任国民政府湖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直接负责湖南的治理工作。长沙大火发生时，他也在长沙，并指挥相关后续扑救善后工作。对于这场大火，他在《为长沙市火灾告全市民众书》中说：“此次湖南省会长沙市，突于本（11）月13日凌晨2时许起火，延烧两昼夜，全市顿成焦土。余对此次突发之不幸事件，事前毫无所知。”但他又曾说，在11月12日9时许，他曾接到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林蔚（字蔚文）的电话，被告知“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随后，张治中接到蒋介石的电报，电报内容为：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接到电报后，张治中随即进行了部署。但他同时指示，焚城“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再命令开始行动”。而后来大火发生时，连他也不知情。 当时身处长沙的国民党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负责长沙的军事工作。对于这场大火，他是怒火中烧，在其回忆录中直陈这是抗战八年中使他最痛心的两件事之一。他明确说这是张治中造成的：我的前进指挥部原设平江，11月12日乃迁设长沙南门外土地堂之章宅，部署粗定，即于是日深夜，张治中就在长沙城内放起火来。”他认为“这场火是有计划放的，非常明显，否则不会有全城一齐失慎’之理”。为了敦促蒋介石查明真相，惩治肇事者，陈诚甚至向蒋介石上书自劾，领受处分。 其时担任国民党第2兵团总司令的张发奎，在回忆录中说：“关于13日的长沙大火——当时我的司令部距离长沙只有几小时的车程（那时的汽车每小时只能行驶十公里）——突然间我看到天空变成深红色，我感到迷惑。原来这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擅自实行焦土政策。虽然这是政府的既定政策，但只限于在情况需要之时，并须最高当局下令才可以执行。” 当时身为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也亲身经历了这件事。他在1958年发表于《人民文学》上的抗日战争回忆录《洪波曲》中，描述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为此，郭沫若和张治中还打了一场笔墨官司。 不管如何，长沙大火造成的灾难后果是异常严重的。这场大火，使长沙全城尽为灰烬，受灾军民，惨不忍睹。3000多人丧生，5万多栋房屋被焚。 面对突发大火，身处其中，切实感受到火灾给百姓造成的苦难，给抗战工作带来的损害，怎不令周恩来气愤。更为甚者，还有人造谣诬陷大火是由共产党人放的！大火发生后，周恩来冒火徒步沿湘江而行，走到城外，遇到郭沫若等人。郭沫若回忆说：“周公十分愤慨。他向来是开朗愉快的脸色，对于任何人，处到任何难局，都绰有余裕的恢宏的风度，在这一次，的确是表示着怒不可遏的神气。”事后，周恩来强烈要求蒋介石一定要惩办放火首犯。由于民怨沸腾，蒋介石最后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长徐昆、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处以死刑。 未完待续 责编：王喻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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