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挺锋的秘书郭天灏是中共地下党员，郑、郭二人虽系主官与僚属的关系，但私交很深。郭天灏平时经常利用时机巧妙地同郑一起谈论时局，甚至谈论国共两党的优劣，久而久之，使郑挺锋对战局愈来愈悲观，对蒋介石愈来愈失望。 此时东北野战军主力业已入关，平、津、塘已开始被分割，是战是逃均无前途出路 可言。正当郑挺锋处于极端苦闷的困境时，十二月十六日夜间，他意外地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他弟弟的声音： 锋哥：十月二十八日我在辽西大虎山被解放，十一月十一日到达哈尔滨解放军官团高级队学习，一切均胜于前，请放心。弟来哈后，回顾前事，感触万端。犹忆二十年前，我们都因受着大家族和地主的压迫，辍学而走广州，入黄埔参加革命工作。当时的革命军因实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主张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者联合起来，打倒军和帝国主义，所以能以少数革命军部队，战胜了北洋军集团。但以后国共合作不幸为蒋介石所破坏。蒋介石不要扶助农工的政策，反而压迫农工。蒋介石不实行联俄、联共政策，反而实行联帝反共政策，变为衰世凯第二；蒋介石使曾与共产党合作革命的国民党。变为反共的反革命党，陷国家民族于半殖民地地位。 我现在最痛心的，就是二十年来，我们竟跟着蒋介石走，做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坏事，完全和我们初入黄埔时的志愿相违背，而未能迷途知返，早日向人民请罪。现虽蒙解放军宽大待遇，未予惩处，但是自已究竟不能不受良心的责备。试想二十年来，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之下，我们哪一天不是醉生梦死？哪一天觉得了人生的意义和乐趣？但一看解放区，则一切完全相反，处处觉得光明愉快有朝气，与大革命时代的黄埔相比，确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不但工农兵学商各界人人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就连被解放的国民党军官兵，也好比恢复了生命一般。 同是一个士兵，替国民党打仗时就不爱打，而替解放军打仗就爱打了。这看来是怪事，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此次义县被解放的士兵，不到三五天的工夫，就参加了锦州攻城战，而且有许多战士立了战功。 还有被解放的军官，在军官团中那种勤学情形实为弟生平所未见，亦为吾哥所决难想象。凡此种种，均使弟对过去愧悔交集， 对将来充满希望。 弟今既亲历一切，不能不念手足之情，向吾哥沥诚倾吐，以冀吾哥勿蹈弟等在辽西之覆辙。 国民党统治的形势，如以东北为首，华北为胸，华中为腹，华南为脚，则今首已斩断，胸部惟存，平津几座孤岛，腹部之济南、郑州、开封、徐州均已先后解放，仅存汉口、蚌埠等少数据点。试问只有民心离弃，民变蜂起之华南，究竟尚能持久几时？ 国民党在全国大势已去，平津迟早是要解放，多守几天少守几天，又有什么很大的差别？长春固守几月，结果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终于六十军起义，郑洞国及新七军投诚。北平今日已处大军重围，更非长春只有几个独立师包围所可比拟。要守几个月是不可能的，北平守军之训练装备远不如辽西之新一军、新六军，但此两军作战不到六十小时即完全被歼。 在东北人民解放军今年秋季攻势中，短短五十二天，即解放了全东北，国民党四五十万部队全部覆灭。今东北人民解放军源源入关，会合华北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排山倒海之势，扫荡华北国民党军之残余，试问谁能抵抗？必欲螳臂挡车，以卵击石，不过徒作无谓牺牲，于已于人，有何神益？ 平津必然变为锦州、沈阳第二，傅作义必然变为范汉杰或卫立煌第二，大批军队投诚的投诚，被歼的被歼。到了那种地步，再回头已晚了。 蒋介石的失败已注定了，任何挣扎，均属徒劳。语云：“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蒋介石既然违背了广大人民的利益，逆天而行，终必灭亡。解放军忠实于广大人民的利益，一举一动均以国利民福为依归，顺天而行，必然胜利，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孙中山先生说：“凡事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 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这岂非今日人民解放战争之写照呀！时势如此，望吾哥明辨大局， 早日率部投诚，以免牺牲多人生命。我兄弟亦可早获团聚。弟现在确已大澈大悟。吾哥勿谓弟自丧立场，替共产党说话。实则这些话过去我不懂得说，也不想说不敢说，现在我懂得了，因此也就敢想和敢说了。现平津大战，爆发在即，时机迫切，望断然行之。为祷、为祝 此颂时绥。 庭笈弟手启 于哈市解放军官团十二月十六日 郑庭笈的话，句句撞击着郑挺锋的心弦。郑挺锋听罢，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瞻前顾后，苦辣酸甜，百味俱全。但究竟怎样行动呢？这倒使他为难了。他的胞兄郑介民，是国防部次长兼保密局局长，是蒋介石的死党。停战时期，曾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国民党代表团团长，在他同中共代表团共事期间，发现我方上至代表团团长叶剑英，下至一般工作人员，个个艰苦朴素，兢兢业业，朝气勃勃，同国民党代表团的享乐腐化，尔虞我诈，死气沉沉，形成鲜明对照。于是他曾亲口同郑庭笈讲过，国民党搞不过共产党。但他同时又是死硬的反共分子。 郑挺锋若率部投诚，一来他本人还没有这个胆量；二来困难相当多； 三则其胞兄郑介民绝不会允许他这样做。但就他自己而言，一天也不想干了，尤其听了堂弟郑庭笈的广播以后。经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托辞母亲病重，坚决辞职南归。郑介民也生怕其胞弟重蹈其堂弟的覆辙，于是急忙从南京飞到北平，亲向傅作义说项，准其弟离职而去。傅碍于情面，只好准了郑的短假。但郑挺锋却是一去不复返了。 这段并非闲话的闲话，到此尚未结束。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郑庭笈被第一批特赦释放了，同时被释放的还有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陈长捷等人。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们。他们又是高兴，又是羞愧，连称自己有罪。周总理诙谐地说：“也不能完全怪你们，我也负有教育不够之责：在黄埔，你们都是我的学生嘛！” 周总理接见后，傅作义在西单鸿宾楼宴请杜、王、宋、陈、郑等人。席间，大家频频为傅敬酒： “祝你在北平和平解放中为人民立了功！我们都是顽抗到底……” 傅先生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那要感謝谢解放军，感谢共产党！” 傅先生转身对身边的郑庭笈说：“你对郑挺锋的广播讲话，对我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当时解放军广为印发，我虽命令收缴，但我自己还是看了好几遍的呀！说得好，说得好！” 大家都是新世界的新人了，回首话当年，笑语满堂，尽欢而散。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