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爱存钱的省份,你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是谁? 浙江?上海?还是山西? 你能想象,“豪放”“大方”“粗犷”“不拘小节”的山东人也有极强的存钱能力吗? 近日,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发布了2022年前三季度山东金融数据。截至9月末,山东省本外币存款余额14.4万亿元,同比增长11.3%,比去年同期提高1.7个百分点,比全国快0.4个百分点,已连续5个月快于全国。 来源/微博@半岛都市报 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影响山东人的金钱观与储蓄观? 文 | 屈浅浅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原文首发于2022年11月10日,原标题为《山东人到底有多爱存钱?》,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黄河养育着农耕文明,代表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模式,这样规律的生活方式下,人民的生活节奏往往更趋向于稳定与安稳,心态上,也更加崇尚中庸与和平。从水文这一角度出发,山东省分属于黄、淮、海三大流域,境内主要河流除黄河横贯东西、大运河纵穿南北外,其余中小河流密布,主要湖泊有南四湖、东平湖、白云湖、青沙湖、麻大湖等;东侧又位于渤海与黄海之间,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 众多水系与湖泊滋养了农业的发展,故而山东素有“膏壤千里”的美誉。秦汉与隋唐时期,山东地区作为重要的粮食产地之一,所产之粮不断通过黄河输入当时的政治中心关中平原。因躬耕于农田,更知一粒一粟之珍贵,故而也滋养了山东人勤俭节约之品德。 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京杭大运河沿线的济宁和临清由于漕运的发展而繁荣起来,商业的繁荣也为原有的偏向朴实与平和的农耕色彩,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然,在运河开凿以前,齐鲁之地的工商业、手工业亦有悠久历史。战国时期,齐国素有“冠带衣履天下”之誉;隋唐时期,更产有兖州的镜花绫、青州的仙纹绫等全国闻名的精美织品。运河开凿之后,工商业发展也进入到新的高度,产生了如孟氏家族经营的祥字号等鲁商大贾。然而1855年,黄河在河南省决口改道,黄河的横穿造成运河河道泥沙大增,致使济宁至临清间河道淤塞,导致山东段的运河航路中断。直到晚清时期,烟台、青岛等港口城市的兴起,促使运输方式开始转向海运。 因而,山东地区兼有“大河”“运河”与“海洋”三者之特点,一方面兼容了三者之优势;另一方面又具体影响了山东内部各区域的地域性格。 就地理区域而言,山东省内主要可划分为鲁西南、鲁西北、鲁中与胶东半岛这四个部分,其中,又以中原官话的鲁西南与胶辽官话的胶东半岛最为特色鲜明。鲁西南地区,原处于黄河(改道前)与大运河的交界地带,亦是孔孟之乡,“内陆”特点更为显著,文化特色更偏向于中原文化,地域性格也更偏向于保守,其储蓄更多出自安全感的考量;胶东半岛则更具“海洋”的活跃,历史时期,其鱼盐之利长盛不衰;改革开放以来,商业发展更为活跃,消费观念也更为开放,这里的储蓄更多是伴随着较高收入与对未来“安家置业”的衡量而自然发生。 节俭是尊重人类劳动成果的最基本表现,也是儒家话语体系下,最为崇尚的良好品行的基本素质之一,而适量储蓄与遏制泛滥消费,更是“俭”之德在消费社会中的延续与传承的表现。 “俭德”之外,山东人的行事方式也带有“儒”之风与“礼”之色。譬如,在因运河而兴的鲁西南地区,当地不但是孔孟之乡,而且工商业发达,风俗上便掺杂有浓厚的“儒”的色彩,在金钱观上,也是杂糅了礼教思想和商业思维的。虽然儒家并不提倡行商作贾,但当地商人却认为,行商之时,他们会更注重“礼”,以至于将之纳入人际关系准则的范畴之内。 当地有俗语“当面点钱不薄人”,意思是,在做生意时,当着对方面查验商品和点清欠款,不会被认为是不尊重对方,这在礼教层面是必要的人际关系准则。可以看出,当地人不但不避讳谈论“钱”或“债”,反而认为,这些应该是明面之上,以一种更清晰明确的方式呈现。这也是山东人对金钱态度的侧面证明,原来,“山东大汉”的豪放下隐藏的是谨慎与细致。 清乾隆年间,山东东平府一位叫刘公瑾的进士,被分配到江南做官。江南的才子恃才傲物,看不起眼前这个木讷且土气的山东汉子,在欢迎宴会上,有个江南才子就出了个上联刁难刘公瑾:“江南多山多水多才子。”结果刘公瑾脱口而出了下联:“山东一山一水一圣人。”引得满堂喝彩。 “一山”即泰山,“一水”即黄河,“一圣人”即孔子。泰山、黄河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山东人的文化与精神象征,更是中国人的精神象征。山东之文化,可谓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缩影。 这些山水与先贤,以及长期躬耕农田的生产方式,滋养了山东人的乡土羁思。曾几何时,浩浩荡荡的山东人奔向“黑土地”的东北,而没有“下南洋”,正是源于对土地的依恋。 如果说,古代山东经济是河流与运河共同造就的,那么晚清民国时期的山东经济的发展则主要依赖于铁路。河流与运河成就了传统时期山东的农业与工商业,也成就了山东人慎重、稳定、重视土地与家庭等地域性格,纵使近代海洋与铁路的开发(如胶济铁路、津浦铁路)不断发展,山东人的性格也始终没有脱离这层历史底色。近代以来坎坷的经济建设历程,客观上为山东基础设施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也培养了山东人居安思危的意识。困难的过往使得山东人更加重视住房、存款等实物所带来的安全感,因此,在经济发展向好、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当今社会中,纵然消费主义横行,山东人也更加愿意留出一部分收入进行长期储蓄。 当然,山东近代经济史也不可忽略民族企业家的积极贡献。他们以一腔爱国之情探索着实业救国的道路,让中国的经济命脉不至于全为帝国主义列强所掌控。当时,山东的著名实业家丛良弼、尹致中、张廷阁、刘锡三等人,创造并储蓄了大量财富,大多保持着节俭的生活作风,致力于公益事业。这些实业家也代表着众多山东人的性格特点,往往有着深沉的爱国热忱,愿意将民族大义放置于个人生活享受之前;而在承平之时,也愿意将余款投入学校、医院建设等慈善事业中。可见,山东人“爱存钱”,也“能存钱”,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俭以养德”的传统基因与近代殖民刺激下的双重结合。 总而言之,存钱这一行为背后,是基于自身安全感考量出发的选择,这在中国较为普遍,而山东地区则更为突出。“山东人爱存钱”,是地理环境影响的地域性格、孔孟思想的赓续传承、近代以来经济转型等种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克己复礼”是古人一直所提倡的行为准则,无论古今,冲动型消费与铺张浪费都是不可取的,谁不想在自己漫长而美好的一生,留下一点本钱,去实现一个理想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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